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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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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是值得感触的,却也仅仅是拿来自己与自己寒暄的时间。封锁在回忆和感伤里,自己与自己较劲的日子并不多。如果失去记忆,是不是生活就变得容易?如果不曾忘记,能否让回忆依稀感动依稀?
快过年了,男人们打扫卫生,弹烟尘(上海话:拭去灰尘),擦玻璃窗;女人们准备年夜饭,摊蛋饺(上海话:煎蛋饺),做糯米圆子;合用的厨房间里,饭菜香气弥漫,人声嘈杂,佳肴纷呈。住在二楼三楼的一天不知要走多少趟楼梯,端上端下的菜肴,碗碟声,此起彼伏;弄堂里爆竹闹闹猛猛,空气中硝烟飘散;中华路上11路电车驶来驶去,传递着喜庆。
己经不用我围着她喂饭的女儿和弄堂里的孩子们,跑进跑出,尽情地玩,累了,饿了,家里都有一桌子菜等着,轧出苗头(上海话:猜准了)大人们在过年时,有的是好心情。初一的早晨是在鞭炮声中醒来的,换上新衣,响响地叫一声:“爷爷!亲娘!(无锡话:奶奶)孃孃!(无锡话:姑妈)大伯伯!大姆妈!”崭新10元一包的红纸包压岁钱收进5包,抵我一个月工资的收入。女儿臉上扬起欢乐,做独生子女真好!
当许许多多元宵兔子,鲤鱼等形状的灯笼都出来了,经过我们的街面房,朝城隍庙方向游去(下面有轮子,大多拖着走),每只灯笼都亮着一团红灿灿的光,给人以温暖的感觉,先生和女儿,大伯和侄儿也曾加入这股洪流。看到女儿红扑扑兴奋的脸颊,纯净又发光的眼睛,让我坐不住,有种想加入这元霄灯火行列的冲动。
我试图成为不同于我父母做法的人,避免我的女儿像我童年时那样被外婆抚养长大,而与父母不如与外婆亲,我宁愿再辛苦,也要把女儿带在身边。先生很赞同我的想法。
春暖花开的季节,每周日是我们三口游公园的日子,看女儿滑滑梯,陪女儿荡秋千,乐此不疲。秋千可以荡很高又很稳;可以享受最单纯却又最极致的快乐。那时的长风公园算是较大的了,先生喜欢放风筝,手中牵着根线,女儿和他跟着风筝跑。空旷之处,风筝像鹰一样在天空翺翔;有时遇到一阵风过来,摇摇晃晃,栽到了树梢上。“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
大概是复兴公园的草坪最干净,径直往大草坪上一躺,抬头朝天,先生躺着常会忆起我们谈朋友时,同样的春日下在同样的草坪上说过的春日私语,问我可记的否?
我躺着对女儿说,平时天都在我们头顶上,我们只能看到一片天,现在我们躺着,与整个天面对面了,平起平坐了,你可以和它对话了。我猜想女儿可能与天当真对过话了,不然为何她长大后居然走出国门,去看看另一片天空呢?
本科的毕业是在初夏,与受到政治运动冰封禁锢的时期相比,教授们也开始西装毕挺。记得教欧美文学的林教授,高挺而衣着称身,时尚西装更显得他彬彬儒雅。听他讲授雨果《悲惨世界》,分析冉阿让,芳汀,珂赛特等工人悲惨命运,又感情极投入,用他的诚挚之心,洗涤着我们的灵魂。
教《文心雕龙》的是背有些驼,花白两鬓的老头,当时他还要求我们自学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这老头知识广博,记忆超群,在课堂上引东证西,触类旁通,头头是道,毫无牵强之处,让人茅塞顿开;只是下课铃一响,一句闲话也没有,拿上讲义就走人,至今都不晓得(上海话:知道)他的尊姓大名。
刘勰说“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不知我如今的博文是否学以致用了呢?
毕业前夕,班上许多同学有门路的,没门路的,已另攀高枝;有的去了新闻媒体,有的去了大学(包括职大,业大,电大)任教,改革开放了,树能挪活,人更想往高处走。要回原单位的有几个像我一样恋旧,守旧之人?不多也。
夏天的午后蝉儿一个劲地聒噪,有时会哼得你想午睡的人心烦意乱,而你又不能干涉它们的自由,毕竟都相处在同一片天空下。虽然四周没有一丝风,但把竹躺椅放在厨房和店面的“穿堂风口”,背贴在阴阴凉凉的竹躺椅上,那种感觉就好像全世界的幸福都正淹进你的皮肤里。
我们居住的店面朝西,一个白天的酷热逼晒,墙壁滚滚烫(上海话:非常烫),就算有风扇,扇出来的也是热风。遇到酷夏晚上停电,更闷热难当,老城厢的人们早就在两边马路转弯的空地上准备露天乘风凉。乘风凉的道具有竹榻,躺椅,小竹椅,小板凳,大人们手中的蒲扇是少不了的。有摆开棋盘“大战”的;有凑在一起嘎三胡(上海话:闲聊),最近哪家门面开始做起生意来的;有巴结的女人们纳起鞋,钩着台布的;有小青年打牌的;有孩子们追来追去,闹着玩而又弄出一身汗的.....人们的声音已彻底地抢走了蝉的风头。
隔壁原来开竹器店的阿宝阿姨,平反后与儿子阿三头,开起了水果店,听婆婆说阿三头是山上下来的(上海话:吃过官司),文革中吃过官司的,可能冤案,假案多。现在每天凌晨,踏黄鱼车到十六铺批进水果,人倒很勤快。天热了,西瓜生意特别好,还有大麦茶卖,冷饮放在木头箱子里(那时还没有冰柜),到乘风凉时早已卖光了。阿三头的录音机里播放着邓丽君声情并茂的歌声,好像在招揽生意,又好像在与乘风凉人们的声音别苗头(上海话:比一比)。
先生这时还不忘教女儿背些唐诗,讲些童话书里的故事,女儿也常常在背诵或听故事里睡着了。那时中华路上除11路电车偶尔开过,出租车是少有踪影的,因为己经是半夜了,略有一丝凉风,有些躺着白花花赤膊光腿的家伙也开始穿起单布衫裤。
这些情景是我娘家生活在上只角(上海话:市中心地段好的地方)的弟弟们永远也不会体悟的。因此也有了我生命中为女儿所做的“孟母三迁”。
人生忙忙碌碌,无非是家长里短,一地鸡毛。我们在手忙脚乱地试图修正着生命中的偏差!不是吗?
今又是: 哇,老天爷,你复旦毕业的?我那时的朋友和王元化是彻底的哥们。王原来是上海滩的风云人物:市委宣传部的部长,很哥们的一个人。在80年代的上海,能同时听到欧美 ...
fenyan: 拜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