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8号上午，数十位长沙市芙蓉区的失地农民到长沙晚报大厦门前拉横幅讨伐长沙晚报报业集团。横幅内容“揭露长沙晚报记者、总编辑，作假、贪官藏腐惊现新招。讨好政府，虚报事实。芙蓉区全体失地农民。”

　　 不久前，有网友在网上发布了《中国当前职业道德和良知操守最差的10个阶级群体》一文，媒体记者被列入其中，排名第7。作为媒体记者，其本身所担负的使命，决定着媒体记者应该而且必须有良知操守。何为良知？《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是伦理实践的出发点，修身的“功夫”就在于，用自己的“良知”去拒斥自己在意志行为中的恶的意向并实施或实现自己的善的意向。然而，近些年来，不但普通人的良知操守水平下降，连媒体记者也守不住自己的良知。于是，连篇累牍的消息都是令人肉麻的吹捧之词，乃至将官场上的“烂杏”当作“仙桃”来描述；将官场上的“肥皂泡泡”当作人造卫星来吹，直吹得官员们飘然若仙、摇摇晃晃。不过，此类文章除了极少数官员受用之外，老百姓则不屑一顾、嗤之以鼻！这不，《长沙晚报》某记者昧着良心写的一篇报道，不仅仅招来了知情人的冷嘲热讽，而且惹来了一群农民的“登门”抗议――

　　 2010年10月22日，《长沙晚报》在“寸土寸金”的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一篇题为《“倒记时法”让干部跑起来》的文章，报道的是长沙市“芙蓉区政府提升群众工作实效，变等等看为马上办，一月解难题2200个”。本来，这类歌功颂德的文章在任何一家“喉舌”报，都极为平常、司空见惯。媒体记者在官员们用公款招待的酒店里打着饱嗝出来之后，写篇文章往官员的脸上贴金，为政府赞赞功德唱唱赞歌，也是现今的“人之常情”，但一定要将政府搞土地财政而跑马圈地、强征强拆，吹嘘其为了公共利益打造“民生工程”、“安居工程”，让老百姓反感就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长沙芙蓉区“让干部跑起来”，或许确实“跑”来了不少有利于百姓的好事善事，但也“跑”来了不少损害百姓利益的恶事。譬如：2010年4月29日上午，部分东牌楼居民赶至湖南省建设厅反映征收问题，未果。下午3时多，一辆白色面包车赶来，以东牌楼拆迁指挥部副部长、芙蓉区房地局局长蔡冰为首的六七人下车，蔡冰率先将居民伍坚踹倒在地，其余的人迅速围拢，对伍坚实施群殴。与伍坚同道而来的长沙市三十一中老校长、68岁的罗旭安上前劝架，被乱脚踢开。罗旭安转而扑向离事发地仅4米的芙蓉区政法委某副书记，磕头请求制止，这位副书记竟然无动于衷。5月1日，在9个月的紧张气氛与断水、断电等措施之后，东牌楼年逾七旬的文春祥老人经不住如此“高压”在家中病世。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0四四工厂的部分职工也遭遇了可怕地暴力强拆：2011年4月14日中午，该厂厂长彭德胜仗着政府的支持，组织300多个身强力壮、凶神恶煞、头戴安全帽、手持大棒的大汉，浩浩荡荡冲进四合院、独立连两住宅区进行强拆，后面跟着6台挖机，这伙人见人就打，见门就砸，将住户从房子里强行拖到楼底暴打，致使多人受伤。另有古汉城委一组村民余某所居住的房子被强拆、黄泥街社区部分居民的房子被强拆、东岸乡西华村和东屯村部分村民的房子被强拆......尤其是地处长沙城郊的几个街道和东岸乡，近年来有一批农民因遭遇强拆强征而失去了土地。在强拆中受伤的农民，需要的是我们的媒体记者主持正义，揭露官商勾结、与民争利、贪污腐败的行为，为他们讨回公道，但《长沙晚报》记者却不顾芙蓉区政府给失地农民造成的伤害，刊登《“倒记时法”让干部跑起来》这样的虚假吹捧报道，这就无异于往失地农民的伤口上撒盐，农民不骂你媒体、不骂你编辑记者才怪呢！    

        做记者首先应该是做人。新闻记者是什么？当然首先是公民，但新闻记者毕竟不是一位普通的公民，而是新闻理念的传播者、新闻道德的践行者、新闻良知的坚守者、历史和现实的记录者、事实真相的传播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正义和真理的追求者......新闻宣传工作是一项关乎责任、道德、操守的职业，记者的每一篇作品、每一个言行，都将对社会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因此，要做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首先必须做好一个人，一个具有高尚情操、具备健全人格的人。坚持从做人做起，恪守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以新闻工作者的良好形象维护新闻事业的崇高声誉，以新闻报道良好的公信力赢得人民群众和社会的信赖与尊重。”

　　 然而，现时的主流媒体，一方面天天高喊着加强舆论监督，多关爱民生，关注民声；一方面却为了迎合地方政府和某些政府官员的“口味”，只报喜不报忧，乃至报“忧”为“喜”、以“喜”代“忧”。尽管主流媒体不乏才华横溢之辈，可是如他们的才华不是建立在匡扶正义、体恤民生、关注民意的基础上的话，如果他们不敢直面惨淡人生，不敢正视问题、揭露腐败的话；不敢嫉恶如仇、为民做主的话，纵使有妙笔生花之才，也将为老百姓所唾弃，充其量只能与权贵附庸风雅而已。

　　 当然，记者有记者的苦衷。很多时候，记者辛辛苦苦采访调查，写了篇让政府官员不“感冒”的监督类新闻，结果送审时被上司一句话就否定了，所有的辛苦都白费了。而最根本的原因，是在现行体制下，政府官员就好歌功颂德这一“口”。一些官员由于没有从思想上摆正“人民公仆”的位置，加上一味追求政绩的心理作祟，便不惜给记者送红包、送广告以及请吃请喝请玩，以换取歌功颂德的报道。“上有好者，下必投之”。媒体记者写“歌功颂德”的报道不用担心有“风险”不说，还可以向政府和政府官员邀功行赏，何乐而不“歌功”、何乐而不“颂德”呢？

　　 行文至此，我想起一则故事中的主角――自诩“天津善人”的刘道原。刘氏平生以慈善为怀，多行善事，而且不畏权势，敢于直言，为穷苦人伸张正义。据说旧时一些人为了巴结权贵，常聚众给有权有势的人立“德政碑”，送“德政匾”、“万民伞”之类，用以歌功颂德。也有的家里老人死了，办丧事时，抬出以乡党名义称颂的“铭旌”或朝廷颁赐的“诰命”，借此炫耀。刘道原对这类事情必刨根问底，如发现歌颂表彰的事迹是伪造的，特别是那些附庸风雅的富豪大户，他都毫不留情地给予揭穿。现在的问题是，媒体记者可以偶尔揭一下不痛不痒的官场“疮疤”，又有谁来揭媒体和媒体记者的“疮疤”呢？

　　 《长沙晚报》刊载《“倒记时法”让干部跑起来》凸显的是媒体人士的无良。此类令人作呕的吹捧性文章“一之谓甚，岂可再乎”？但愿《长沙晚报》以此为戒，下不为例！

　　 中国法治调研中心  罗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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