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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交城的华国锋记忆：老人尤念，少年不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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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中总是弥漫着一股尘土味道，这让人有种饱经沧桑的沉重。
山西交城，一个位于太原西南60多公里、地处吕梁山区的小县城。很长一段时间，它的发展以煤焦、化工和机械加工为支柱产业，而在更加漫长的岁月中，这里的“地域名片”，始终与一位名叫华国锋的老人有关。
2014年8月20日，华国锋逝世6周年纪念日，也是他魂归故乡交城的第3年。此时，热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首次出现了他的影视形象。剧中的华国锋，站在历史转折的节点，面目愈发清晰。
这一切，足以让人们把目光再次转回交城—这片送走华国锋，又迎回他的土地。
交城县里的华国锋痕迹
8月18日晚8时，央视一套，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13集如期播出。
这一集，华国锋的镜头再次出现—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的他坐在前排中间位置，正式宣布大会开幕。
交城县梁家庄村民韩富明坐在电视机前，他扭过头对老伴儿说，“华老的交城话，可比这里面说的好呢！”
对很多上了年纪的交城人而言，华国锋是位再熟悉不过的同乡。
他本名苏铸，1921年出生交城县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1938年，17岁的他参加了山西牺盟会交城抗日游击队，并更名“华国锋”—这个名字，取自“中华民国抗日先锋队”。
走上革命道路的华国锋，始终都在家乡的关注中。
1940年，他受组织委派回交城开展工作，历任交城县牺盟会秘书，县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兼分区农民部部长，县委宣传部部长兼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华国锋担任过交城县委书记、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也被老乡们亲切地喊做“华政委”。
此后30余年，华国锋经历了南下、北上、进入中央权力核心、最终又离开的命运起伏。对交城人来说，这些“曲曲折折”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他是咱们交城出来的人。
今天的交城，并不掩饰这份骄傲。
县城的每个角落，从“天宁商城”到“交城邮政”，从“交城山水”到“山形卦象”，华国锋的题字随处可见。不过，据交城县史志研究会负责人田瑞对澎湃新闻透露，这些题字大多是拼起来的，“华老真正的手迹，在交城不超过10处”。
倒是和华国锋有过密切关联的两处农家小院，隐藏在街巷中不动声色。
它们都位于县城中心地段的永宁南路。这是一条狭窄、破落的小巷，在当地被称为“南街”。几年前，在没有铺上柏油的时候，它一下雨就泥泞不堪，也被人们喊做“难（四声，形容道路难走）街”。
华国锋住过的地方，分别是小巷的46号和29号。
山西省文物局官网显示，永宁南路46号是一处坐东朝西的四合院建筑，由清末民初南街贾姓建造。华国锋的父亲苏庆惠租住此院北房两间(由西向东第3、4间)，民国十年(1921年)夏历正月初九，华国锋诞生于此院。
如果不是实地走访，很少有人想到，这座院子没有大门、没有门牌号、也没有任何标识。院子的女主人姓张，40多岁。她的父辈曾在此居住，并将房子租给苏家。
听说来访的是记者，张女士很爽快，直接指向华国锋住过的房间—那是一间10多平米的小屋，里面有一张土炕，稍显凌乱。张女士说，房子多年都没有大修过，如果顺利，过几年他们都将住进村里新盖的单元楼。
46号院一进门处，还种着一株桃树。几年前，它曾以“华国锋出生时就有”的形象出现在报道中。张女士哭笑不得，“过去这里确实有棵桃树，不过桃树寿命短，现在这棵是我十来年前亲手种下的。”
46号院往北数百米，就是29号院。大门左侧，立了一块写着“华国锋旧居”的石碑，落款为交城县人民政府2007年10月8日公布。
据山西省文物局官网显示，永宁南路29号的四合院建于清末民初，华国锋和家人曾租住此院北房两间，一直到1938年参加革命。
81岁的老人任云峰就住在华国锋曾经睡过的屋子里。1991年，华国锋回交城时曾说，当年下学后经常哄4岁的任云峰玩—那也是任云峰第一次知道，自己和大名鼎鼎的同乡还有这番关联。
自那以后，信件像雪花一样飞到小院，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在这处小院留影、和任云峰合照。
任云峰不骄也不恼。每天一大早，他都把院子、屋子收拾地干干净净，似乎随时都准备好迎接客人。
在交城18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位于县城西北约3公里的吕梁英雄广场是一处因华国锋而新建的地方。
据《南方周末》报道，华国锋夫人韩芝俊曾转述丈夫的遗愿，“让我回卦山吧。那里树多,清净。小时候在那儿，打游击也在那儿……”
2008年9月22日，在华国锋去世一个多月后，他的儿子苏彬、苏华以及秘书曹万贵来到交城卦山，为华国锋选择墓址。
亲属提出选择墓地的“四不原则”，即“不占用耕地、不与民争地、不破坏环境、不损坏古迹”。卦山南麓的荒山石坡，最终被选作墓地。
两年多后，即将完工的陵墓遭遇了巨大争议。当时多家媒体报道称，陵墓“占地10公顷，相当于14个标准的足球场”、“总投资额大约1亿元人民币”。交城县政府随即做出辟谣，整个工程总面积为4260多平方米、总投资约为1200多万元。
2011年11月2日，华国锋的骨灰正式回到交城。人们都记得，第二天安放仪式举行时，天空下起了绵绵细雨，有人淋着雨，迎接这位同乡的回归。
2014年，华国锋骨灰回到交城的第三年，陵园已经正常开放，争议也早已烟消云散。
在官方语境中，这个地方被统称为吕梁英雄广场，但在交城老百姓来说，这儿就是“华陵”—环境好、地方大，最适合遛弯和锻炼身体。
“交城一直没有像样的公园，现在好了，咱们也算有个地方转转。”年过60的吕师傅喜欢正陪着孙子在陵园玩耍。
和大多相对肃静的陵园不同，“华陵”更像一座公园或广场，跳广场舞的大妈、谈恋爱的情侣，打闹嬉戏的孩子们……他们对陵园的修建基本都没有意见。
只有一步步走上392级台阶，才会让人感觉到庄严。H形石鼎形成的墓碑坐北朝南，它的背后有一堵高墙，华国锋骨灰安放在墙体深处。
8月18日，距离华国锋逝世纪念日还有两天，交城人陈师傅刚好带着伙计来布置现场。每年这时，他都要撤下轻微褪色的红色地毯，换上崭新的、大红色的地毯。
只不过，对华国锋的亲人来说，这些并不重要。
此前一天，也就是8月17日，华国锋的侄子、侄女以及从北京赶来的儿媳等人，一大早就带了花篮到此祭奠。
“听说今年人比较多，就稍微提前了一点。”华国锋的侄女苏凤英解释，这么做的首要原因就是避开人群。
她同时还透露，平时除了诞辰、清明、逝世等纪念日，她自己不会像其他老人一样经常去陵园锻炼，因为一走进去，心里就会难过。
在山西，华国锋的直系亲属有两个侄女、三个侄子。两个侄女苏凤仙和苏凤英，分别从太原市化肥厂和交城县供销社退休。侄子苏乡林退休前为交城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另一个侄子苏斌林开了自己的医药化工企业，最小的侄子曾过继给亲属，现居太原，也已退休。
拥有这样一位叔叔，苏凤英既敬佩，又少不了顾虑。她坦言，县城有很多人知道她，但她又不认识对方。为了避免被误会“华国锋的亲戚趾高气扬”，她常常提醒自己，要谦虚、低调、保持礼貌。
因此，苏凤英讲话总是语调缓慢、保持微笑，迎接或送别客人，要专门走到电梯口。买菜的时候，她不敢讨价还价，家里的客厅也不敢挂家人和叔叔的合影，就怕别人说高调。
2011年，陵墓修建引起巨大争议之时，苏凤英什么都没有说。她觉得那个时候说什么都不合适。3年后，苏凤英态度依然，认为话少说为妙。
苏乡林的老伴儿孙润桃也有着类似的感受。她说，身在这个家庭，做什么都很容易被注意，因此也要特别小心，不能被说三道四。
4年前，苏乡林的小儿子苏晓东成为吕梁英雄广场的一名工作人员。交城人猜想，这就算晚辈给长辈守陵了，苏晓东却否认了这样的解读。他谢绝进一步采访，仅表示，“这只是一份工作，不希望被打扰”。
同样不太希望被打扰的还有交城县的文史研究专家田瑞。
此时，他正在家中继续他的交城民歌研究，2011年陵墓修建引发的争议，让他对媒体心有余悸。
田瑞对华国锋的关注和研究，可以追溯至1976年。那一年，“四人帮”粉碎，华国锋当选中共中央主席，交城县决定成立一个领导班子，专门收集华国锋的有关资料。
当时还是交城县城关关公社副书记、团县委副书记的田瑞，参与了这项工作。此后，研究在他手上断断续续，但始终没有彻底放下。
2002年，从县志办刚刚退下来的田瑞，开始担任史交城县志研究会会长，也由此开启对华国锋史料的全面研究。
12年来，田瑞共完成《华国锋在战争年代》《华国锋在湖南》《华国锋在北京》三本书，再加上一本《华国锋年谱》，共计10卷，340万余字。目前部分著作，仍在送审阶段。
此外，他还在编写《华国锋志》，该内容属于《山西通志》的一部分。
因为涉及具体研究，田瑞与华国锋见面次数有十六、七次。谈话时间最长是一上午，短的有一两个小时。
“华老是交城人，他的这部分历史，别的地方可以不写，但是交城人非写不行。”田瑞回忆，通常情况是他把编好的书送过去，华国锋看了以后再提出修改意见。
在与华国锋的交往中，田瑞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华国峰对家乡的牵挂。他总是尽可能接待登门拜访的交城老乡，也会时常问起交城的发展近况。这份感情，在华国锋建国后三次回乡的经历中也有所体现。
据田瑞研究整理，华国锋分别在1958年、1991年和1995年回到过交城。
1958年冬天，时任湖南省副省长的华国锋前往西安参加全国财贸会议。会议结束后，他绕道交城，看望母亲和兄嫂。两天时间里，他除了和老战友见面，还与当时的县政府工作人员讨论了交城粮食产量上不去和开龙门渠引水灌溉的问题。
1991年8月25日，70岁的华国峰带着夫人韩芝俊等人再次回到交城。
据《华国锋年谱》记载，他是在当天上午9时到达交城天宁宾馆。下车后，华国锋与早已等待的100多名机关干部合影留念，之后住进宾馆北楼202房间。
上午10点以后，得知消息的人们如潮水一样涌入宾馆大院。交城西汾阳村的老吕也在其中一位—他和大家一样，站在院子中间，希望见一见这位家乡名人。
中午时分，看到人们不肯散去，华国锋走到阳台上高声问候，满院的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第一批散去后，第二批、第三排很快又都挤满了宾馆大院，华国锋又连续两次站在阳台上与大家见面。
《华国锋年谱》还记载，这天午饭以后，华国锋给全体随行人员开了一个会。中心内容是交城面临大旱，水不够用，要求大家节约用水。同时，随行人员在交城住的日子不洗澡、不洗衣服，这几点，他和夫人都带头做起。
接下来几天，华国锋先后去了县五金工具厂、母校城内学校、打游击时呆过的卦山、南街老院等地。他还特意回到老家交城县杜家庄，到父母坟前拜祭。之后，他又去了杜家庄村委会和哥哥一家人曾住过的苏家老院，与乡亲们热情攀谈。
也是这一次，韩富明有了与华国锋亲密接触的机会。他清楚记得，当华国锋迈进苏家老院时，排在第一个握手的是华国锋的大嫂石玉环，第二个是华国锋的亲家李立功。之后轮了十来位，排在后面的他终于有了握手的机会。
“华老的手软绵绵的，就像没有骨头。”韩富明激动不已。此后，华国锋和亲属们进了屋，不舍得离开的他又趴在窗户上继续围观—那天中午，华老没有回宾馆，而是和家人坐在一起，吃了一顿家常便饭。
1995年6月，华国锋最后一次回到交城。
《华国锋年谱》显示，6月25日上午，他从太原回到交城。此后几天，他去参观了化肥厂和林科所，还专门听取了交城修建龙门水库的情况汇报。
“交城的水不浇交城浇文水，华老对交城缺水一直很关心。”据田瑞介绍，此后多年，交城历届县委县政府领导登门拜望，华国锋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交城的水尽快引到交城”。
当时还有县委书记说，“华老，你回家看一看。”他回答，“你啥时候把交城水引到交城，我啥时候回交城。”
深厚感情与淡漠印象
2008年春天，这是田瑞最后一次见到华国锋。当时，他带着刚刚完成的《华国锋在湖南》赶到北京。
此时，华国锋的面色有些苍白，他从头到尾简单翻了翻，深深叹了口气，“唉，田瑞，看不完了。”
几个月后，2008年8月20日，87岁的华国锋与世长辞。
华国锋的侄女苏凤仙，今年刚刚做完膝部手术。卧床休养的她并没有参加8月17日的祭拜，说起叔叔仍然悲痛不已。
“上学时老师布置作文，让写‘心目中的英雄’，我就写了叔叔。”对于华国锋，苏凤仙既尊重、又敬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她因为出差，每年都会去北京1-2次，华国锋最常叮嘱的话，就是好好学习，把工作搞好，不要搞特殊。
82岁的交城书法家韩学武，与华国锋相差12岁，两人因为书法这个共同爱好成为了“忘年交”。
“北京那么多大书法家，他愿意找我，也是因为我肯给他提意见。”韩学武对澎湃新闻感慨，华国锋留给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为人宽厚—他愿意听取别人的看法，也会尽可能提别人着想。
2004年，韩学武个人书法展在交城开展，曾向华国锋同志求字。已经83岁的华国锋说，“体力现在不行了，已经封笔不写字了。”
此后没几天，韩学武收到一个写有“国务院”字样的信封，打开一看，竟然是华国锋给韩学武的亲笔题词—“德艺双馨”。
类似的情况几年后再次出现。2006年左右，县里有人托韩学武向华国锋求字，写一幅“卦山书画院”。华国锋有些为难，但最终还是把字写好，这也是韩学武向华国锋求的最后一幅字。
对60岁的丁保洲来说，没有求得华国锋的亲笔题字已是永远的遗憾。
这位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收集华国锋资料的玉雕厂老板，花在藏品上的费用已经超过50万元。他的这些藏品，都摆在家中二楼面积大约500平方米的五间资料室，其中有华国锋当年影像资料、年画、物品等。
华国锋去世前几年，丁保洲终于和他敬重的这位老人见面。当时，他曾希望华国锋能给他题字一幅，但是华国锋表示，已经封笔，不再写了。
不过，长辈们的惦念，是交城大多数年轻人无法理解的。
8月17日傍晚，交城沙河街头，两个少年描述了对华国锋仅有的印象：交城人、当过主席。
也是在这天，交城大胖子书店店员小武拿出一本封面上印有“怎样公正看待华国锋”的杂志—这是他试图了解这位同乡最主要的信息来源。
第二天上午，华国锋的墓碑前，5位12岁以下的孩子对“华国锋是谁”这个问题表示了疑惑。一位老人牵着孙女，不停重复，“刚刚那是华爷爷，你记住了没？”
和每一件舶来品刚刚进入市场一样，这里的年轻人崇尚品牌，热衷电子产品和流行歌曲，反而是这位家乡名人，像一个似有似无的影子。
稍显深沉的年轻人更是搬出了自己的理由，“政治上的东西我们不懂，也不敢乱说”。
对于这一切，田瑞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华国锋出现在公开报道中，也是近几年才逐渐放开的事。特别是2009年2月19日，华国锋诞辰9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一生》，给予这位前领导人非常高的评价。
不过，在书籍、影视作品中，华国锋出现的几率非常有限，这也使年轻人很难对他有直观的认识。
几个小时后，交城街头，面对“你对华国锋了解多少”这样的问题，一位“90后”年轻人匆匆搪塞，“等他在电视上多出来几次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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