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满清入主中原，东北作为“龙兴之地”，被清廷封禁。以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作为分界线，便有了关中、关外之别。

关外的东北地区由于位居山海关东北方向，故又称“关东”。

自实施封禁政策以后，关内百姓迫于生计，与清廷展开了坚韧不拔的斗争，持续达300年之久。尤其是进入近代，一批批人纷至沓来，一代代人前仆后继，千千万万的关内人变成了关外人，不计其数的艰难险阻塑造了“闯关东精神”。

1855年，咸丰五年，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洪水席卷山东、河南等地，运河被毁，漕运改道，田地被淹，饿殍遍野，加之捻军揭竿而起，北方战火纷飞，百姓流离失所，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远走他乡。

哪里才有容身之地呢？

数百年来，东北地区不仅幅员辽阔，人口稀少，而且土地肥沃，盛产人参、鹿茸、貂皮、黄金等贵重物品，对关内百姓极具吸引力。山东又与关东毗邻，仅以山海关为界，不论徒步前往还是泛海而行，都极为便利，因此闯关东成为山东受灾百姓的首选。

当时流行“富走南，穷进京，死逼梁山下关东”的谚语，可见山东流民闯关东是逼上梁山的无奈之举，而齐鲁文化中特有的精神气质为山东流民落地关东提供了可能--粗犷豪放的性格给了他们闯荡关东的勇气，勤劳节俭的作风为他们争取到了更多的生存空间，吃苦耐劳的品质更是他们落地生根的关键。

（闯关东的一家人）

自古流落异乡，实在是难上加难。山东百姓初入关东，只能选择最危险、最艰苦或者最底层的工作，如此才能勉强养家糊口，最常见的是放山、挖金和垦荒。

所谓放山，就是挖参，又称“走山”或“棒槌”。不要以为挖参只要带上工具，随便在山里走上一两圈就能满载而归。当时东北地区地广人稀，荒山野岭之中常有野兽出没，通常要组建一个至少三五人的队伍，才有机会找到人参并且活着走出深山。为了赢得一线生机，这些闯关东的异乡人，衣衫褴褛，食不果腹，或头顶烈日，或脚踏积雪，行走在荒野和丛林之中，不计其数的人倒在了山中，再也没能回到家人身边。明末清初的孙良被尊为放山人的祖师爷，人称“孙良爷”，又称“长白山神”。据吉林省通化县的古迹志记载，孙良是关东历史上第一个放山人，他忠厚守信、吃苦耐劳、不畏艰险，在挖参过程中为了拯救同伴而英勇牺牲。因此，后人不仅纪念他，而且效仿他，放山也因而成为闯关东的首选行当之一。

挖金，顾名思义就是淘金，这是一条迅速致富的捷径，但是困难与凶险与收获是成正比的。挖金组织通常以结拜的方式组成，首领都由德才兼备、素有威望的人担任。挖金之难自不必说，即便挖到金子，能否安然无恙地带着金子走出深山老林，尚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大自然这个天生的敌人就给挖金人制造了数不胜数的艰难险阻，清廷的一纸禁令更是给所有挖金人的头顶悬挂了一把屠刀，此外还有心狠手辣的匪徒躲在暗处虎视眈眈。电视剧《闯关东》中有一个片段，真实描述了挖金人抓阄吞金赴死的情景--当金子难以带出时，只能通过抓阄的方式，牺牲队伍中的一员，吞下挖到的金子，利用尸体将金子带出！悲壮至此，令人动容！

不论是获取人参鹿茸还是寻得金山银山，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填饱肚子，因此除了放山和挖金，更多人选择了垦荒。垦荒是一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大事，清廷中部分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

因此，经过早期的打压之后，进入19世纪下半叶，清廷采取了部分鼓励的措施。例如同治五年（1866年），吉林将军富明阿奏准朝廷，将部分未开荒地拨给原籍山东登州的流民韩宪宗领种，约定三年免租。韩宗宪为了招民垦荒，挂出“与民同居”的牌子，不论来自关内还是关外，有无劳动能力，一律予以善待，鼓励人们抱团垦荒。

1897年，清廷对垦荒悉数弛禁，更多的流民加入到垦荒的大军中。一片片荒地开辟成良田，用几代人的时间将“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一群群流民汇聚成村落，不论来自黑龙江、吉林、辽宁还是山东，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人。

统计资料显示，1873年时关东耕地面积仅有2400万亩，1913年时已经达到1.23亿亩，1932年更是进一步猛增到3.06亿亩，短短半个多世纪，耕地面积增加了近12倍！

（引资《闯关东》剧照）

究竟有多少山东人闯关东变成了东北人？

根据已有资料估计，宣统三年（1911年），东北共有1840万人，约有1000万人是由山东、河北、河南涌入的，其中又以山东数量最多，约占70%～80%。

换言之，截止清朝灭亡，至少有700万山东人进入关东。进入民国时期，这一数据有增无减。据统计，民国时期，山东每年有超过48万人进入关东，截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有超过1800万人涌入关东，其中落地生根成为东北人的约有800万。结合两个时期的统计数据，可知有超过1500万山东人变成了东北人。

闯关东是一部移民史，更是一部奋斗史，是一部以生命写就的历史，更是一首悲怆的历史赞歌，由此凝聚而成的“闯关东精神”--进取精神+拼搏精神+科学精神+人文精神，至今仍在影响着东北人民乃至全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