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是我国唐朝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同时也是颇有建树的政治家。他出生于一个累世官宦的书香之家，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服膺孔孟，崇信儒经，并以儒家“道统”继承者和捍卫者自居，年少时便立下欲“自振于一代” 的鸿鹄大志。思想上，他“抵排异端，攘斥佛老” 希望通过恢复儒家的正统地位，维护唐王朝的统治秩序；政治上，他提倡“仁政”，反对暴虐，抵制藩镇割据，坚决维护国家政权的统一；文学上，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反对华而不实的六朝以来骈偶文风，主张“文以载道”“不平则鸣”，其“以文为诗”诗歌体裁的创新形式，对宋诗创作的影响极大。韩愈无论是作为“抵排异端，攘斥佛老”的卫道者，或是被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的千古名人。他的一生，始终践行着其“志欲干霸王” 远大志向。正是他所具有的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精神和气质，使得他在权居高位时，能在同一时代的臣僚中放射出独特耀眼的光芒。

一、攘斥佛老，抵排异端，捍卫儒道

“攘斥佛老，抵排异端” 是韩愈复兴儒家正统思想的指导思想，他认为佛老是“夷狄”之教，主张力排盛行的佛老二教，希望通过捍卫积极入世的儒家文化，来维护国家的统治秩序。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宪宗递迎佛骨入宫，掀起了京城的佞佛狂潮。“王公士人奔走膜拜，至为夷法灼体肤，委珍贝，腾沓系路”，民众亦是“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 ，甚至欲“以身供养”来表示对佛的虔诚。大规模的事佛活动，不仅使得百业废弛、人心涣散，更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影响到国计民生，这对于大乱刚过亟需拨乱反正、休养生息的政治经济局面更是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面对唐王朝 “官吏不之制，纷纷听其然” 的态度，韩愈却毅然挺身而出、逆流而上，高揭排佛卫道的大旗，冒死呈上《佛骨表》，犯颜谏阻宪宗佞佛。文中他痛斥了佛之不可信，更列举了自东汉以来，帝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事佛求福，乃更得祸” 等事例，希望宪宗能引以为戒。由于《佛骨表》过于尖锐的措辞，不但未能说服宪宗，反而因批逆龙鳞惹来杀身之祸，幸裴度等众臣求情援救，才免于一死，改贬为潮州刺史。虽然，韩愈忠言直谏的义举，是以其远贬蛮荒海隅而告终，但他以儒家的学术渊源来化解佛教对儒家文化的蚕食的思想，为后世开辟了以道排佛的先河，对后来宋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解决藩镇割据问题绝不苟且，誓死捍卫中央集权的统一

唐王朝经历安史之乱过后，朝廷内部宦官乱政，藩镇势力恶性膨胀，政治上内忧外患，中央集权进一步被削弱，这个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是国家统一的中央集权同割据的地方势力之间的斗争，韩愈作为一名官员所日思夜虑，并力图解决的问题，即是维护中央集权统治，确保社会安定，使人民免除灾祸的侵袭。其宦途生涯中，奋不顾身抵制藩镇割据的事例比比皆是。

元和五年（810），河北四镇节度使在洛阳都设有留邸，邸内多潜藏兵卒和罪犯。当时的节度使独揽一方军政财权，不受中央政令管辖，对国家统一、社会安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而各级官员畏惧藩镇势力，都不敢过问，姑息放任。韩愈任河南县令时，注意到藩镇拥兵自重、骄扬跋扈问题的严重，便暗中部署，准备用强制手段予以取缔，并呈报上司，不料竟因上司胆怯阻挠而中止。四年后，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果然策动留邸潜藏的数百名武士在东都洛阳肆行烧杀，发动暴乱，幸为防御使吕元膺及时镇压，方未酿成更大祸乱。

元和十年（815），淮西吴元济反叛，韩愈始终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安定为旨归，坚持讨伐叛军，建议招募义军、彰明赏罚等建议。然而执政者的态度与韩愈相左，韩愈的许多具有长远眼光的建议不但不被采纳，反而被降职为太子右庶子。穆宗长庆元年（821），镇州兵变的危机形势下，唐穆宗“择廷臣往谕，众粟缩，先生勇行”，只有韩愈勇敢受命，欣然收诏上道，“衔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自嫌迟” ，兼程而进，急赴镇州，亲自到镇州叛军军营进行调停，孤身直入镇州叛营，“勇夺三军之帅” ，不仅说服了叛军听命朝廷，还解了“深州之围”，令举国震惊！

三、审时度势，提倡“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的施政理念

中唐时期，由于政治腐败、时局动荡，因战乱无家可归而流离失所的、因食不果腹被迫弃子逐妻的、因社会动乱而沦为偷夺抢掠的比比皆是，一派民不聊生的景象。严峻的社会现实下，迫使具有“自振一代”精神的韩愈意识到，不得不对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模式进行认真反思。韩愈深知乱世之中国家的复兴有时光靠仁义说教是苍白无力的，客观上更需要有强硬的政令刑罚来平乱抑暴，因此，在《潮州请置乡校牒》中，韩愈提出了“不如以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也”的观点，表达了他对德治、法治关系的新见解：治理国家，政刑是不可少的，可使民众免于罪罚，从而保证社会的安定。他希望透过这种道德至上的约束与政刑上的威慑，使社会建立起以仁义道德为引导、以礼乐政刑为规范的治理机制，以此维护社会安定、国家统一。这一思想较之儒家“道德至上”的传统德治观念，可以说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在韩愈治潮过程中，其“以德礼为先辅以政刑”的思想已有所体现。以“为民驱鳄除害”为例，对于残暴的鳄鱼，韩愈并没有立即采取强硬的手段进行捕杀，而是设坛祭鳄，宣《鳄鱼文》劝戒鳄鱼“南徙于海”，还给予了七天的期限，如果鳄鱼仍然“冥顽不灵”，韩愈才将“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其中也表达了韩愈对恶势力的一种态度，即德治为先，法治为辅，刑罚则是德治失效后的最后一道防线 。

此外，韩愈在潮州释奴一事，也尽显其以德为先的风范。唐律明确规定不准贩卖奴婢，没良为贱。早在元和四年，李绛、白居易就曾向朝廷上奏“岭南、黔中、福建风俗，多掠良人卖为奴隶，乞严禁止”。但地处边远的潮州，贩卖奴婢的陋习仍相当突出，韩愈在潮州也解决了人口贩卖的陋习，据他的学生皇甫湜在《韩文公神道碑》中就介绍了：“贬潮州刺史……掠卖之口，计庸免之，未相计值，辄以钱赎。及还，著之赦令”。即人质为债主做工，当工钱和债款相当时，人质便应放归，当两者差距太大时，则由官府“以钱赎”，及至人质归还了，便立以正式的契约文书为证，毋使反悔。韩愈此举，比起其他地方官佐对奴隶问题采取“乞严禁止”的断然措施的做法，又尽显其德治为先法制为辅的风范。

四、突破选官制度瓶颈，以“惟器是适者”为用人准则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古往今来，不论是历经哪个朝代的历史更新、社会进步的进程中，都离不开人民，更离不开人才。引才纳贤一直都是国家获得强盛的根本，古有刘备“三顾茅庐”而请诸葛亮出山的典故，直射出人才对国家、社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韩愈毕其一生，都以无比的热情和深邃的思考对人才问题以加探索。

一方面，他提出了千里马和常马应该分别对待的观点，“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间，且欲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指出千里马在获得适当的待遇后即能千里腾跃，人才就像千里马，在得到展现才华的平台时就能千里腾跃。

另一方面，韩愈认为用人者应“校短量长，惟器是适者”。正如他在《进学解》中所打的比方，既生动又有趣“大木为杗，细木为桷，欂栌、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通过打比方的句式， 形象地指出建造房子需要用到的各类构建，他们有大小之分，作用不同之分；药剂由各种成分的药材组成，不同药材起到各自的调和作用。通过打比方的方式很好诠释了“故凡贫贱之士，必有侍然后能有所立”这句话。用人者若能广纳贤才，兼收并蓄，只要给人才安排适当的官职和位置，使之能充分展现自己的才华。自然能使社会上的每个人，在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恪守自己的社会定位。

韩愈破格录用赵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唐朝时期，考中进士，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但还不能直接为官。要想步入仕途，还得通过吏部主持的博学宏词科的选官考试。相传赵德是唐代宗大历十三年进士，然而当韩愈刺潮时，赵德只是“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 的一介草民。韩愈刺潮后，发现了“沉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可以为师矣！” 的赵德，便毅然举荐他为海阳县尉，专主持州学，以督学风，以此改变州学停办已久，致百余年来无士人赴京考取功名的落后状态。韩愈敢于突破当时的选官制度，启用当地有识之人来主持州学，使得潮州的文教事业不因主管官员的变迁而受到不应有的影响。此举足以证明，量才录用、唯器是适的用人方法更有利于地方文化的长久发展。

五、 恪尽职守，居其位思死其官

元和四年，韩愈任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员外郎期间，独自主持祠部工作，“先生按六典尽索之以归，诛其无良，时其出入，禁哗众以正浮屠” 。可新上任的上司东都留守郑余庆却不敢得罪朝廷派来的“功德使”，反而避之唯恐不及，这跟位居卑职的韩愈“独判祠部二年，日与宦者为敌” 的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又如元和五年，韩愈任河南县令，他得知河北四镇节度使在洛阳都设有留邸，邸内有潜藏兵卒和罪犯，韩愈担心他们拥兵自重，威胁朝廷政权，便暗中部署，准备用强制手段予以取缔，当他将其计划呈报上司时，胆怯的上司因畏惧藩镇势力，并不支持韩愈的计划。果然四年后，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策动留邸潜藏的数百名武士在东都洛阳肆行烧杀，发动暴乱，幸为防御使吕元膺及时镇压，方未酿成更大祸乱。韩愈以其“居其位思死其官”的从政风格，忠于职守，敢作敢当，这和居高位却胆小怕事、不敢担当的上司相比，更加突出他英勇无畏，居位死官。

韩愈坚守“居其位思死其官”的从政准则，还表现在无论是位居高官还是沦为贬官，仍能恪尽职守，以民为本，造福地方。这与“大官谪为州县，薄不治务，先生临之，若以资迁”的其他贬官又形成鲜明的对比。

贞元九年，关中大旱，京兆尹李实为了讨好唐德宗，一味压下谄上，封锁消息，报喜不报忧。而现实是天灾加人祸，人民生活困苦万状。韩愈向德宗递交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说明事实真相，请求朝廷减免赋税。却被佞臣反诬，被贬至“天下穷处”阳山，韩愈任阳山县令后，以爱民之心施政，“有惠于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命其子” 。又如元和十四年，“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焚顶烧指老少奔波” 之际，他冒死上奏《论佛骨表》，却因招罪被远贬潮州，在潮州短短八个月内，有驱鳄、释奴、劝农、兴学之贡献，至今为潮州老百姓所津津乐道。后来，韩愈在袁州任职期间，也大力兴办书院，倡导务实文风，使袁州学风日盛，遂赢得了“江西进士半袁州”的美誉。

韩愈在其仅有20余年的仕宦中，曾贬谪阳山、迁江陵法曹参军、改授东都员外郎、任河南县令，刺潮州、移袁州，仕宦三番五次沉浮，但始终不泯其“自振一代”之志，终于以其忠诚和才智傲立于朝野，成为后人推崇备至的集大成者。作为朝廷高官，他既能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为维护大唐统一而鞠躬尽瘁，作为地方父母官，他又能置身社会，维护社会底层人们的利益，他的为人之德、从政之风、都值我们学习和效仿。此外，其坚定的爱国主义情怀、英勇无畏的奉献精神、爱才护才的用人观点、德礼为先的施政理念、他崇高的形象和巨人般的思想，都是需要后人继续深入研究和学习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