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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来了，留给武汉“封城”的时间不多了，重点是如何“开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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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来袭，武汉封城。在和平时代，如此大规模的封城举措并无先例。疫情进入新的阶段，各地新增病例还在增加，预期的拐点还未到来，已经蔓延全国的疫情需要我们郑重地面对。
1月23日10时起，武汉进入“封城”阶段
应该说，武汉当时果断封城，安抚了当时蔓延全国的恐慌情绪。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疫情蔓延。但确实也是“史无前例”，很多问题和困难，不是当时所能预估的。
如今，封城后的困难局面，很让国人牵挂。是否应提前解封，也已经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一座人口千万以上的超大城市采取封城措施，显然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封城后的困难局面也超过了想象。
尤其是医疗救治上，困难很大。最近湖北红十字会和武汉红十字会都被舆论批评，各地捐赠的医疗防护用品的分配情况混乱，一线医护人员的防护物资严重短缺。
公众关注的是分配不合理，不只是关注背后是否存在“黑幕”，到底有没有可以今后查证。但是，无论是不是存在“黑幕”，红会都不可能及时处理那么多物资。武汉做不到，其他地方也做不到。把红会的人都累死也做不到的。
城市正常运营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政府只是其中之一，大量满足市民日常基本需要的工作要靠商业系统的支撑。进入封城模式后，这些基础运作很多都转移到了政府各部门，再加上疫情防控新增的工作，真是压力山大。
红会分配物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封城中的武汉遭遇的现实困难也超乎想象。医院人满为患，急需治疗的危重疾病患者得不到及时治疗。癌症患者、血栓患者、临盆孕妇……都是一刻不得耽误的。机动车不能通行，救护车辆又严重短缺，让人特别忧心：这些病人该怎么办？
1月23日下午，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诊室门口，走廊里不少人正在输液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确实需要高度重视，但是九百万留在武汉的市民并非百病不生。无论是被劝回家“居家隔离”的疑似病患、还是得不到及时治疗的“普通肺炎”，还有堵在医院诊室外的危重病人，都是人命关天。
城市里有那么多商场、有那么多道路、交通、学校等等的设施、机构，都是有其功能的。义务教育怎么继续，大爷大妈们总不能把做家务代替身体锻炼，人们的休闲娱乐不能总是白天看电视、晚上数星星。封城不能封闭正常的城市生活，长时间地“家里蹲”并不符合正常人的习惯。
1月27日，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专访时表示，一个超千万人口的城市，采取封城、在人类史上是从没有过的。
现阶段，武汉面临的问题不是要不要解封，而是怎么解封。一直封下去显然不可能，但是骤然全开也不现实。合理的方式是设定科学标准，先内后外、由近及远、分步骤、有条件地慎重开放。
必须强调的是，武汉的解封不应该机械地时间设限，而是应该设置合理的技术标准，与加大力度隔离、治疗相结合，逐步开放。
解封的步骤首先是强化隔离措施、加大收治力度。武汉封城后，一些被安排居家隔离的病人，生活居住环境很差，让人揪心、忧心。这个课一定要补。加大收治力度，既是安定市民情绪、解决隔离医治困难的必要措施，也是逐步实施解封的必要条件。
其次，强化社区管理、网格化管理。现阶段市民的防控意识已经得到了加强，“能不出门就不出门”的自我隔离是到位的，再辅以深入到基层社区管理，在一定范围内恢复正常的公共生活是可以的。这可以参考SARS疫情中的北京，以及这次受到疫情波及后的上海。
其三，武汉的疫情如果得到基本控制，那么根据各区域的疫情情况，可以先近后远次序渐次开放。集中隔离落实到位后，市内的公共交通应该渐次开放,市民正常出行逐步恢复。支离破碎的公共交通体系，为市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从城市生活正常化的角度考虑业不能长期关闭。以此为起点，才能考虑安全区域内的市民在必要情况下的出市域活动。继而结合全国疫情的状况，逐步走向全面解封。
除了上述步骤外，提高武汉政府信息发布的公信力尤为关键。当前情况下，要取信于民，重建政府信息的公信力。否则“好消息没人信、坏消息到处传”的情况下，解封措施会引发外界恐慌。今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焦点都在武汉，这一点非常必要。
逐步解封的同时，要加强市场力量的支持。九百万在城人口的生活保障，慈善、行政调拨物资只能作为补充，主要还是依靠市场机制。武汉的对外经济联系不能断，市场机制不能乱，要吸引大量资源进入武汉市场。
政府应该转变工作方式和工作思路，做好对商业渠道的扶持和保障。要鼓励和保护商业机构的运作，积极对外联系增加商品供给，而不是消极地价格管制。
这种特殊情况下，出现物价上涨并非意外。以口罩供应为例，控制名义价格非常容易，结果是有价无货也是枉然。搞政府配发也不能没有货源，靠慈善渠道能力也很有限。因此,即便是政府采购，也要随行就市，以增加全国物资进入武汉市场的动力。物资供应不充足更不能取消市场机制，武汉不能成为全国市场中的孤岛。
政府分配只能是针对生活困难人群、医疗一线的重点实施，行政系统能把这个做好就很不错了。
当然，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不等于政府就可以不管了。只是管的思路要变，政府职能定位要从管制转到保障和服务。政府的政策措施也要及时到位。对企业、个人大幅减税费是必要的，这类措施要早出台、力度要大，并延续到疫情结束后，以对冲企业经营成本增加和个人家庭支出的增加。必要时采取商品补贴、市民补助等托底措施也是必须的。
一定要保企业和保个人并重，两者其实是相通的，保不住企业也就保不住市民的正常生活。
著名餐饮企业西贝前几天公开告急，引发了舆论关注，对武汉当下的经济工作更有启发。“工资照发”的政策把疫情造成的社会成本全部转嫁给企业，如果现在的封城状态继续下去，企业倒贴工资能维持多久？餐饮企业的人工成本还只占总成本20%-30%，部分高新制造业、IT产业的人工成本可以高达50%以上。
休克的城市经济正在让这些企业陷入窒息。经历疫情的打击，武汉经济上受了内伤，现在一定要想办法给广大中小企业留下一点生机，才有未来疗伤的机会。抓紧时间恢复部分正常城市生活，纾解企业困难，是维持城市经济活力的重要课题，政府是要拿出办法来的。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制造业中心，在疫情防控的资金和物资保障方面，我们没有理由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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