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苏剑认为，如果不立即放弃计划生育政策，同时如果没有鼓励生育的措施，最晚2019年中国人口将到达峰值，此后中国总人口数将下降。

1、我国人口将于2019年到达峰值

我国最近公布了2017年人口出生情况数据，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见下表）：（1）一孩减少159万。一孩的生育主体是80后、90后，这说明中国新生代的生育愿望已经很弱，同时这一类育龄妇女人口数也在大幅度下降。这意味着在目前的人口政策下，中国人口出生基本上不具备可持续性，未来中国的出生人口还将继续快速下降。（2）二孩增加161万，占比达51.2%。这说明这两年如果没有放开二胎，中国的人口出生状况将惨不忍睹。目前的二胎主要是70后、80后妇女抢生的，这类抢生应该集中在二胎政策放开后的两三年，此后这类生育行为将消失。因此，2018年或者最晚2019年二孩数将大幅度减少。

因此，一方面以80后、90后为生育主体的一孩数将继续减少，另一方面以70后、80后为生育主体的二孩很可能在2017年已经到达峰值，所以，如果不立即放弃计划生育政策，同时如果没有鼓励生育的措施，最晚2019年中国人口将到达峰值，此后中国总人口数将下降。实际上，现在中国家庭没有几个愿意生两个以上孩子的，所以放开二胎与全面放开生育的效果差不多。因此，要想保证中国的人口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不仅应该立即彻底废除计划生育政策，还必须立即大力度鼓励生育。

2、中国面临严峻的经济安全形势

从日本和其他国家的经验看，人口减少、劳动力减少、老龄化对经济发展都有强烈的抑制作用。最近40多年日本的经济趋势跟日本的人口和劳动力形势非常吻合。比较多项人口参数，可以发现中国目前的人口结构和趋势已经非常接近日本1992年的情况。而日本在1992年就陷入经济危机，从此停滞二十多年，直到现在依然无法走出停滞状态。

日本的人口形势还是自发形成的，而我国的人口形势是自发叠加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形成的，所以我国的人口和老龄化形势比日本等所有国家都来得更早、更凶猛。按照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看，中国人口到达峰值之时，可能就是中国经济出现系统性经济、金融危机的开始。如果日本的经济形势在中国重演，中国的经济、金融危机将会非常迅猛、非常惨烈，甚至危及政权安全。

3、如何鼓励生育？

我国必须立即实施大幅度、大规模的鼓励生育的措施，才能保证人口的可持续性，进而为经济、社会、政权的可持续性提供人口方面的保障。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1）立即彻底废除计划生育政策。现在有一种说法，说“计划生育”并没有说一定是抑制生育，也可以是刺激生育，因此“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还可以继续坚持。这是完全错误的。“计划生育”如果被用于刺激生育，为了实现计划，会再度导致粗暴执行，引发社会紧张局面。而且这种政策逆转会引发民间对政府政策公信力的怀疑。

（2）转变人口观念，调整宣传口径。要破除“人口是负担”的观念，树立“人口是资源”的观念。人口就是市场，就是需求，有人才有市场需求，才能扩大内需，没有人啥都没有。同时，劳动力就是供给，有劳动力才有生产，没有劳动力同样啥都没有。所以，人口和劳动力同时是需求和供给的主要源泉。

在宣传方面，加强对鼓励生育的宣传，要将生育跟社会公益联系起来，号召人们多生孩子，“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份希望，对社会多一份贡献”。台湾目前的口号“孩子是我们最好的传家宝”我们也可以借用。

另外，国情所限，中国家长不光要养大孩子，还要管他成家立业。所以很多人抚养几个孩子相应的还要考虑留多少家产给他们。比如对男孩就要准备一个房子才好结婚。之所以会构成这样的现状，一方面是观念所致，另一方面还是福利制度不完善，个人的生存状态过于依赖个人财富。倘若大家最基础的生活、住房、受教育的权利都很容易得到保证，就会愿意而且具有足够的财力多生孩子。这就需要一方面通过宣传改变老百姓的观念，使其父母和孩子都形成孩子应该自食其力的观念，另一方面要进行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改革。

（3）在人口问题上，不要寄希望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技术。现在有人说，这些技术会缓和中国劳动力和人口减少带来的问题，甚至有人说，这些技术未来将导致巨量的失业。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恰恰相反，历史经验表明，技术进步是增加劳动力需求的，不是降低劳动力需求的。最近30多年，世界科技发展天翻地覆，同时人口大幅度增加，但失业率总体上并没有上升，就业人数和人口基本上是同步上升，这足以说明技术并不是排斥劳动力的，恰恰是促进就业的。信息技术就是突出的例子，信息技术的发展虽然消灭了传统的邮政通讯，但却创造了庞大的信息产业，创造了巨量的就业机会。因此，可以预见，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同样会导致大量的劳动力需求；在我国劳动力大规模减少的情况下，这将进一步加剧我国劳动力短缺的局面。

（4）降低法定结婚年龄。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比较，我国的法定婚龄确实也有降低的空间和必要，可以将目前的男22周岁，女20周岁分别降低到20和18周岁。这个政策估计效果不大，但有这个政策总比没有强。

（5）延长产假、陪护假和哺乳假。女职工应享受全额带薪产假。我国目前妇女休产假各地标准不同，基本假期128天至188天不等，最长可休至子女一周岁（重庆），男方陪护假7天至一个月不等。《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难产的应增加产假15天”。哺乳假目前规定，生育第一个子女并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哺乳假6个月；符合计生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哺乳假3个月。建议全面取消一二胎假期差别，实施产假不低于180天，陪护假不低于30天，哺乳假不低于6个月的政策。同时，应该发展单位育儿托管、哺乳室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女职工产假后安心工作提供帮助，形成支持生育的氛围环境。

（6）实施生育、养育补助计划，降低生养成本。实行免费生育，或国家提供全额生育保险。可以给每个孩子每月补贴一定数额的生活费，并增加医疗补助。加拿大的“牛奶金”就是一例。有些国家给与的支持力度之大，养几个孩子得到的补贴就足以养活一家人。我国应该向这些国家学习。

（7）大力发展托儿服务业。现在好多夫妇不敢生孩子的原因之一是没人带孩子。建议全面放开对这一行业的管制，鼓励民间资本自由进入这一行业，并全面免税以及取消其他各种行政性成本，同时由政府对这些机构按接收婴幼儿数量发放补贴并免费提供免疫及一些婴幼儿常见病的基本医疗服务等服务。

（8）放宽父母投靠子女落户政策。育有多子女的父母，可选择任一子女投靠落户，并转移相关的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解除帮助子女照看孩子的老人异地养老制度障碍。

（9）教育体制改革。逐步将托儿和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围，由财政拨款资助，完善幼儿园的基础设施和师资配置，解决年轻人养不起所以不敢生的问题。最终实现从幼儿园直到高中均实行免费教育，同时放开民间办学，有特殊需要的小孩可以在民办学校就读。认真改革教育制度，在正规课堂上提供学生需要的教育和培训，以免学生课后参加各种培训班而大幅度增加教育成本。增加少年宫、博物馆、科技馆、儿童游乐场及社区儿童游乐设施等，为学生课外学习、游戏提供便利。在学校提供课后带孩子服务，可以是带孩子游戏或者仅仅是看管孩子。由于学校放学时间跟家长下班时间往往不一致，导致接送孩子不便，增加养育成本。也可以鼓励由私人企业或个人提供这种市场化服务。

（10）严厉打击拐卖、伤害儿童的犯罪行为。现在的孩子上学即使在同一个社区内都需要家长接送，甚至孩子在本社区内玩耍都需要大人看护，这大幅度增加了养育成本。对于没有老人带孩子的家庭来说，这几乎是一个不可克服的困难。这就需要提高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力度。

（11）税收改革。为多生孩子的家庭减税。按照生育孩子的情况进行家庭个人所得税的适当扣除，以减轻养育孩子的负担。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是按个人征税，以后可以按家庭征税，按养育人数设置家庭起征点，或者在个人所得税中以其他方式考虑养育人数。比如，按照现行起征点，假定每个人的起征点为每月3500元，那么一个四口之家的起征点就可以是14000元。

（12）取消对非婚生子女的任何限制和歧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进步，家庭的重要性越来越低，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婚生活，这是一个世界性潮流。可以预见的是，以后的社会中，婚姻将衰落，单身生活将崛起，因此，以后的生育将主要是非婚生育，必须尽早出台鼓励非婚生育的政策。目前，许多人选择不婚，但希望有孩子，对非婚生子女的限制和歧视比如户口登记、孩子入托上学等等方面的限制使得这些人不敢生孩子。目前的社会价值取向下，可以先取消对非婚生子女的任何限制和歧视，比如在户口登记中可以由家长自愿选择只登记父母一方的信息。

（13）降低机会成本。在现代社会中，妇女生养孩子的机会成本很大。女的生孩子的话，平均一个孩子就要消耗两到三年的时间。工作的机会和职业发展都会受到较大影响，如果是生三个孩子的话，那就相当于快10年。有些单位机关的女性员工如果要二胎，休假回来后很多都调岗到一线了。企业也有很多办法让员工不敢随意生育。所以，用人单位的态度也很重要，必须设法给用人单位施加压力，保证妇女的职业安全和职业权益，降低其生育的机会成本。

孩子在母亲腹内近10个月及产后恢复更长时间，没有保障女性不愿意生（现在观念不一样了），生养过程女性付出更多无法用货币衡量，要给女性经济保障与贡献荣誉，否则女性尤其是高学历女性不会愿意多生。母亲的素质决定孩子的素质，所以要给女性看得见的物质和精神支持。

（14）限制并最终禁止堕胎。未出生的婴儿也是人，要尊重生命，珍爱生命，政府、父母、医院等任何人或机构都无权杀死未出生的婴儿。

（15）健全收养制度，建立更多孤儿院。禁止堕胎、取消对非婚生子女的限制和歧视之后，可能会出现大量生、养需求不匹配的情况，这就需要健全收养制度，并建立更多孤儿院。

必须警惕！中国的少子老龄化问题或比日本严重

日本一位育龄女性的生育率目前是1.4，而我们中国是1.2，比日本还低。

中国某日本问题研究中心近日连续发表了几篇评论日本的文章，指出日本少子老龄化问题将决定日本走向衰退，并为此指出方向：日本要走出国运衰退的困境，必须与中国友好合作。

在微信群里，几位群友跟我讨论这一个问题，我是觉得，研究中心的这几篇文章写的很不错，但是有一种光着屁股笑别人的疑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少子老龄化”问题上，我们中国的日子也不好过。

我跟大家聊了以下数据：

日本一位育龄女性的生育率目前是1.4，而我们中国是1.2，比日本还低。2017年，中国新出生人口比2016年减少了60万，而原来预期放开二胎政策后，是可以增加300万。

总体来看，生二胎的大多是80后，而“90后”大多不愿意生。

“90后”为什么不太愿意生孩子？他们的说法有二：一是，我自己好不容易一个月挣了1万元钱，为啥还要给别人花？二是，现在有房是因为有父母，而自己生了孩子之后，根本无力在将来买一套房子送给孩子。

以此下去的话，中国生育率有可能会跌破1.0。

日本政府为了提高生育率，正在制定特殊的政策，一是改革劳动制度，修改劳动法，限制加班时间，让更多的人有时间去谈情说爱、去早早回家照顾妻子孩子。二是对生孩子和孩子成长提供更多的现金补助。

如果日本政府这些措施有效的话，日本生育率至少还能维持住1.4。

所以，中国政府如果不能像日本政府那样，对于生孩子不实行补助（日本女性每次生产，现金补贴42万日元，约2.5万元人民币）、对于孩子成长不提供纳税优惠和奶粉钱（日本从婴儿到初中毕业为止，每月均有政府补贴奶粉钱），那么，“90后”、“00后”生育的积极性会更低，出生率还会走下坡路，中国面临的“少子化”问题比日本还会更严重，中国也会和日本一样走向衰退。

再说老龄化问题。中国现在政府公布的60岁以上老人的比例为17%（上海市在2017年已经达到31.6%）。而日本政府公布的60岁以上老人的比例为34%。虽然中日两国还有一半的距离，但是，国家背负的社保负担，却完全不是一个等级。日本2017年度国家预算，用于社保的比例高达32%，而中国国家预算中用于社保的比例有多少？目前查不到官方数据，有学者透露说只有7%左右。如果中国今后的社保国库负担比例也被迫达到日本现在的水准的话，国家财政是不是撑得住？

所以，我们在担忧日本的同时，也必须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自己。我觉得，中国已经到了必须采取坚定有力的措施，来应对“少子老龄化”问题的时候了。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少子老龄化”问题称之为当头“国难”。我们即使不把它当作“国难”，至少也应该视为“家难”，尽早制定国策采取有效措施，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让“90后”、“00后”们愿意做爸爸妈妈，让老年人个个老有所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