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秧田村的鹤源大道

“博士”这两个字对秧田村意味着荣誉和关注，对一个家庭意味着从乡村到城市的鱼跃，对一个博士则意味着改变命运的敲门砖以及对无法回去的故乡心怀的一份愧疚之情。

秧田村因“博士”而知名，它是寂寞的，也是幸运的。

69岁的罗建植是秧田村最特立独行的老人。

村里许多老人的一天是以打麻将或唠嗑开始的，罗建植的一天却是从举铁开始，因为他是去上海和深圳见过世面的博士的父亲。

罗建植睡的是老式雕花大木床，床边有三对哑铃，各重2.5公斤、5公斤、10公斤。清晨，罗建植都会举起它们，直到筋骨拉开微微出汗才放下。

罗建植把两个博士儿子的成绩单、录取通知书都存在Pad里

湖南省浏阳市沙市镇秧田村是远近闻名的“博士村”，村里常住村民5000多人，有大学生659人，其中博士26人、硕士128人。

“浏阳曾被划分为东南西北四个乡，东乡有林业资源，西乡有花卉产业，南乡有花炮，秧田村所在的北乡一无所有，所以人们只能重视教育。”

秧田村党总支委员汤华好一直负责统计村里博士的去向，对博士们的经历熟知于心。

罗建植两个儿子都是博士，这在“博士村”里算得上是独一份儿。

湖南唯一的村级文化馆

在以“烟花爆竹”闻名的浏阳，就算你此前并不知道秧田村以出产博士闻名，当你走进村里，在村委会附近看见那面“博士墙”，你就会被上面展示的从村里走出来的博士照片与个人简介所震撼。

毫无疑问，这面墙就是秧田村的封面。

秧田村的博士墙

耕读文化馆是秧田村里最显眼的一栋建筑，它因博士而建。这座崭新的仿古四合院，于2017年8月开建，投资600多万元，占地3000多平方米，是湖南省唯一一所村级文化馆。

秧田村曾拥有整个浏阳最大的屋场——罗家大院。上世纪60年代，罗家大院遭受破坏，年少的罗应达亲眼目睹了这一惨状。一定程度上，耕读文化馆是复原版的罗家大院。建文化馆时，设计师曾找来罗应达，让他帮助回忆旧时罗家大院的模样。

文化馆大门右边的屋子上方悬挂着四块旧式木质牌匾，上面分别写着烫金大字：进士、大学士、江左琳琅、庭兰兢秀。

“牌匾上的内容是我凭着记忆回想出来的。”罗应达还花了十多天时间查族谱，找出了明代至民国时期从秧田村走出的220名大学生和官员的名字——这些名字以罗姓和屈姓为主（目前，秧田村90%左右为罗姓），其中，罗杖棭为乾隆年间大学士，罗重熙为乾隆年间进士，多人官至正九品。

秧田大屋 

“历史上，‘知识改变命运’被秧田村祖祖辈辈奉为真理，民国期间曾有学费全包的习俗。”

罗应达家里虽没有博士，但他自豪地说：“我的孙女正在成都念大学，将来说不定会读到博士。”在罗氏祖训里也可以看到勤耕重读的传统：敬师长，信朋友。力耕种，勤诵读。存忠厚，尚勤俭。习礼仪，戒为非。

大门左边的屋子则是一个陈列馆，墙上有村里所有教授、博士生的大幅宣传简介卡。恢复高考后，所有考上大学的秧田村人的名字都被制成木质名牌挂在最里面的墙上，墙下是木质的桌子、椅子，是一个尚未出现学生的“私塾课堂”。

在这样一个复古的房子里，看到如此场景，容易让人联想到招聘会现场晾晒的简历，或者古时科举发榜时的榜单。

按照文化馆宣传栏里的介绍，设立耕读文化馆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传承祖辈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弘扬优良传统。同时，乡村的管理者们也希望通过此举发展旅游业，助推乡村振兴。

被知识改变了命运的罗家三代人

虽然罗建植两个儿子的大幅照片和简介在博士墙上可以看到，在耕读文化馆也能看到，老人家却表现得很低调，并未对此给予过多赞誉。

罗建植的家在村里的一处高地上，他的大儿子罗洪涛和小儿子罗洪浪都曾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博士生。

一栋白瓷砖两层小楼，楼前有一棵罗汉松，还有一棵罗建植幼年时种下的方言名为“鸡爪麟”、一到春天就开满花的树，树高已经超过楼房。

罗家客厅保持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风格，水泥地板、木质窗框，简洁朴素。罗家三代人的求学故事，就是一个中国农村家庭如何通过知识积累完成从乡村到城市、从国内到国外的跃进的故事，知识带给这个家庭的，更多是看不见的财富。

二儿子罗洪浪的高考成绩单，今天看来依然秒杀众人。

罗建植至今仍保留着自己17岁初中毕业时的成绩单：政治82分，作文74分，数学88分，物理90分，化学100分。在当时，这份成绩单称得上优秀。

然而，因为历史原因，念完初中的罗建植已没有高中可读，后来参与到轰轰烈烈的农业生产劳动之中。十年之后，高考恢复，罗建植已结婚生子，大学梦再难实现。

罗建植在学业上对两个儿子要求严格。“我没有读大学是遗憾，所以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读出去。”

1987年，大儿子罗洪涛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1991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读硕士，后攻读博士。哥哥的成才为弟弟树立了榜样，罗洪浪本科在东北大学，研究生在杭州大学，相比哥哥，他的求学之路更为辛苦，但一路读到博士在家人看来也是顺其自然的事。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家里出了博士，就意味着走上了一条可以预见的康庄大道。事实也是如此：罗洪涛在深圳成家立业，拥有自己的创业公司，女儿远赴美国读大学；罗洪浪则定居上海，是一家大型保险公司的高管。

读书这条路，并不是罗家儿女的唯一选择。罗建植的女儿罗新朝并未读到博士，但也通过做生意在大城市安居，过上了体面生活。

“老漂族”的日常

罗建植夫妇2017年才开始在村里长住，之前的六七年时间，夫妻二人分别奔赴深圳和上海，为两个儿子带孩子，成为“老漂族”一员。

“大儿媳怀孕了，我老伴儿去深圳，我去上海。小儿媳怀孕了，我俩就换过来。”

在照顾孙子孙女的年月里，罗建植也观察到博士儿子们生活的另一面：大儿子经常加班到深夜，创业后更辛苦；小儿子每天早晨从上海市中心搭40分钟地铁去浦东上班，晚上10点以后才能归家。

“博士更多只是一个称呼、一个名号而已，好的生活还是要靠奋斗，个中辛苦只有自己知道。”

“老漂族”的生活，更像一种为儿女服务的工作，要接送孙子、孙女上学放学，买菜做饭，打扫卫生。

如今回到乡村，罗建植夫妇的日子过得清闲自在，每天看看电视、拾掇菜地、锻炼身体。相比在大城市儿孙绕膝的生活，罗建植更喜欢眼下有些孤独但自由的乡村日子。

罗建植感叹，当他看到村里有的年轻人不去工作而沉迷于游戏和麻将桌，他感到很难过。他在孙女佳贝10岁生日时，给她写了一封信，他告诉孙女：“1981年，你爸爸才12岁，就只身一人到浏阳一中读寄宿，要自己独立生活，多么不容易啊！”

因博士而成名的秧田村

没有一个博士留在村里

在秧田村，活生生的历史就在眼前。

村中保留着明代青石桥“佛延桥”遗址，四座长满野草和青苔的青石桥墩静静坐落在捞刀河中，凝望着与它相隔80米的新桥，它们之间流淌着700多年的光阴。

明朝罗家大院老青砖墙遗址紧靠着一户村民房屋的外墙，与烟火气紧紧依偎。

春节回乡，博士们会在罗家大院石头厅门厅遗址“老槽门”处为村里的孩子们上“开学第一课”。

村边的古井“老龙井”至今仍源源不断吐出明亮的井水为村民所用——这是一个从当下能真实触摸到历史的乡村。

秧田村风景

在秧田村，随处可以感受到乡村管理者试图将“勤耕重教”的文化传统传承下来的美好愿望。

村里成立了助学基金会，照顾家庭困难学生，对考取本科的大学生奖励1000元。标语及宣传画在村中随处可见，有一户路边人家的外墙也被画上了涂鸦，上面写有“悦读尚学、书香秧田”口号，墙边的草地上立着鲁迅的铜质雕塑。

然而，当穿过秧田村路边的楼房往村子深处走，便会发现乡村荒芜的一面。坍塌的老房子红砖墙上布满青苔，熟透的黄色柚子落在地上无人捡拾，泥巴路上，一只黑色小狗正在追逐家养的鸡群，一阵鸡鸣划过村庄上空。

秧田村是寂静的，不得不承认，在“博士村”光鲜的外表背后，这个村庄所面对的依然是当下大多数中国乡村要面对的现实——空心化与老龄化。

在我国，农村老龄化比城市要严重。

65岁的罗碧波是恢复高考后从秧田村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他在东莞理工学院给本科生上了20多年的英语课，2016年退休后，一直在东莞过着隐居生活。

“因为已经离开家乡，也未对家乡作出什么大的贡献，不好多说什么。”谈及家乡，罗碧波说，他已不再熟悉这个生养自己的地方。

因博士而成名的秧田村，没有一个博士留在村里，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在大学任教，有人成了企业高管，有人是律师，还有人是医生……

毫不例外，他们都在大城市工作生活。最有可能在秧田村碰到博士的时间，是春节。

村里的“老槽门”

2017年春节，罗家两兄弟曾在村中的“老槽门”前为村中的学弟学妹们做了一次演讲。

“一个人能否健康成长，能否有出息，能否未来给社会给家乡作出贡献，恰恰是我们从小养成的奋发向上和吃苦耐劳等品质而非物质条件起了决定作用。”

他们回忆了自己在乡村上学的时光：“80年代我们上学的时候，那时候非常穷，校舍的墙是土筑的，冬天四处漏风，手脚冻得不行，生冻疮，每人从家里带一个火箱烤火。村里还是用水电，很不稳定，灯光时暗时明，常常做着作业突然断电。”

“寒冷的冬夜，半夜醒来发现有电了，又要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坐在冰冷的房间里完成作业。夏天，没有鞋子穿，经常光脚被晒热的石板烫得不行。”

今天的秧田村已不是历史上一无所有的北乡。出租车一路驶进秧田村边界，一排排两三层的独栋楼房矗立在马路边。在村子里走一圈，随处可见有巨大落地窗的小洋楼，洋楼前是花园和池塘。

罗定江家的欧式别墅是新盖的，门口摆满了各种花草盆栽，在一排楼房中，他家的房子是最气派的。也因此，他的家常常成为村民口中的谈资。

64岁的罗定江在一路之隔的旧房子里劈柴，他的儿子在广州做生意，并未走读书这条路。这栋别墅在村民眼中就是子女“有能力”的象征。如同村中大多数漂亮房子一样，罗定江家的别墅平时也只有老两口居住，春节时才会热闹起来。

但在村民眼中，家拥百万别墅的罗定江却是一个俭朴之人，不知享受，总是闲不住，每天忙忙碌碌，甚至自己在家里熬制白酒来卖。“人总要做点事，光玩怎么行？”面对村民们打趣，罗定江不好意思地笑了。

“不读博士，也照样能赚到钱，也能过上好生活。”

这样的观点在秧田村也同时存在。汤华好说：“至少目前来看，尚未明显看出博士对乡村的回馈。村中大部分年轻人依然选择外出打工，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往珠三角流动不同，现在的年轻人留在省内的居多。”

社会学家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一书中阐释：“乡土社会是亚普罗式的，即人只要接受一个完善、被验证过的秩序并安于其位，维持它，就能生活。而现代社会是浮士德式的，它把人生看成无尽的创造过程，生命在创造中克服阻碍而有意义，因此不断地变是现代文化生命的主脉。”

一直致力于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武汉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贺雪峰认为，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博士进城并不是非得再返回乡村和建设家乡，农村空心化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

博士们念了书，掌握了许多知识，反而没办法回到“秧田”上了。

贺雪峰说，村庄的豪华建筑，更多是一种故土难舍的情感体现，相比中国大多数村庄，秧田村是幸运的，至少它有博士。

“农村恢复活力并非村村恢复活力。绝大多数村庄必然衰落甚至消失，唯其如此，才会有村庄更具有活力。”

被博士们留在身后的秧田村静默在一片烟雨中，草色青青，绿树红花，像一个被遗忘的田园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