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智慧是人类诞生就存在的自然本能，随着人类进化智慧商数也在不断提高。人的智慧在社会化生活中完善了人性，又在社会化博弈中丰富了理性。智慧使人类社会与动物社会产生的根本区别是：有道，有德，有礼，有法。有道，使人类脱离了原始动物的生存方式，实现了物质文明；有德，使人类脱离了动物的原始生性，实现了精神文明；有礼，使人类改变了动物间那样的相互关系，产生了尊重与自尊；有法，使人类走出了动物群生态境界，建立了人类社会秩序。这一切的改变，都源于人类的智慧。什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非英雄，非奴隶，非其它外力，人类社会进步的真正动力就是人的智慧。
    是大自然创了人类的智慧，而人类却用智慧这把利剑反将自然劈开了一个缺口，创造了一个人类生存的局部环境。或许是大自然的精心安排，以体现大自然的宽厚仁慈，为人类示范着天地之大德。为了保证人类这把智慧的利剑不至于无度地挥舞，大自然同时还创造了人类的理性，这正是自然的大智。自然的大智大德和无限的创造力都给它的骄子----人类做出了表率，面对自然，每一位有智慧的人无不感恩与崇拜，顺天理是有智慧人的必然选择。智慧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发动机,理性则是制动器，二者控制着人类社会在人性的轨道上从远古驶来，又载着我们向人类社会的未来驶去。
    智慧毕竟是一把双刃剑，用之不当则伤人伤己，在人类还没有认识这一点时曾经对智慧有过错误的理解，把智慧看成是机巧，心术之类的东西，例如我国早期的大思想家老子所说的“智慧出，有大伪”。智慧本来是中性的，不存在真伪，用于真则真，勇于伪则伪。智慧以理性相左才能显示出真善美的光芒，与欲望为伍必然暴露其假恶丑的本质。
    智慧让我们懂得如何去做，理性却告诉我们其中是非利害的天理判断，欲望则只能牵着我们趋向邪恶。
    天理即正义。智慧左理性，正义的事当做，非正义不当做。正义且于自己有利，很容易去做。正义而于己有害，是否肯做，要看人性如何。人性健全，自然会做，人性有缺陷----缺乏勇气，不能做（复杂原因暂且不论）。智慧伍欲望，见利则上，不会顾及天理。
    在人类社会中，一般来说，那里有智慧，哪里就不缺乏理性。那里的智慧缺乏理性，那里必然出现邪恶。
    智慧，非文化，非思想，很少有人将其置于社会层面予以研究。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智慧的进化具有时代性，地域性。通过诸多远古人类的文明遗迹可以看到那些时代人类智慧的光辉，它们在历史的长夜中曾闪亮地划过夜空。在可接续的文明史中，东方古代文明相对其它地域古代文明还算幸运，还能让我们触到“易经”“中医”的外壳。（之所以称为外壳，是因为其中的智慧之光今天很少有人领悟到，只能在古籍里藏着。）相比之下那些古人的灿烂思想使所谓四大发明黯淡无光。在那个时代的东方人其智慧直指宇宙，将生命与宇宙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完全不同于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感悟生命，领悟天理，人文思想倾向于人与自然。遗憾的是，在一个以自然农耕为基本社会生存方式的东方古国，智慧群体相对过小，（并非从事农耕的人缺乏智慧，而是术业不同）。参与社会活动的人为极少数，如先秦的《击壤歌》所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因此疏于对权力的监督。再加上附庸权势的文人墨客为帝王涂脂抹粉，这种智慧与欲望的不良结合，使社会权力彻底失控。而晚些发展的西方人智慧则更多地指向社会现实，人文思想倾向于人与社会。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转需要权利协调，西方人的现实性使他们对人性在权力作用下扩张的恶早有认识，这种理性认识与其智慧的结合，使得西方一些国家最早走向人间正道。原始资本形态的社会决定了会有更多的人关注社会问题，所以西方人很早就试图将权力这个恶魔装进笼子里，从君主立宪开始，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终于实现了民主政体的建立。
    智慧与欲望结合的典型当数日耳曼民族，高度发达的机器化工业和统治全球的梦想，使整个民族都处于癫疯状态。类似的还有意大利、日本，这股邪恶势力给全人类造成的灾难人们永远都不会忘记。
    有统治全球欲望的民族并非以上所例举，因为有理性的制约才避免了更多邪恶的膨胀。不过，制约邪恶膨胀的还有一个更有效的因素----条件。比如中国，中国的封建皇帝早有一统天下的欲望，总是以天朝自居，武力不及之处称外夷。想不想把外夷化为王土呢？何曾不想，只是没有条件。
    西方人的智慧首先涉入利用条件来抑制人性恶这一领域的探索，并应用于社会实践。所以才不象东方人那样频繁地改朝换代。人为地创造一个能抑制人性恶的条件是人类的一个大智慧，是人类理性的制高点，这个制高点也就是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