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倒了八百里，老百姓的眼泪也还可能是大规模的杀伤武器，公安要注意收缴了，不单是小孩玩的弹弓是武器，要被收缴。

    “防火墙”即便成为长城能抵挡住飞机的入侵吗？院墙头上树立的玻璃碴子，只不过告诉你翻墙的时侯注意不要弄伤了手指头。

翻译过来的文字文章看不明、听不懂那是运用了编码技术的原因造成的。但是，你看不懂不等于解码员看不懂，这又是一堵墙。“防范于未然”虽然好，那就失去了翻译普及思想的意义了，谁有能力天天带着解码员过日子呢？不过那确实政府可以做到，官员们一定是具有超乎寻常的后天练成的异乎与老百姓的是非判断力，他们可以看被他们称之为“大毒草”的东西，即事实真相的新闻和事件，这是指社会方面；就另外一些方面呢，就是《金瓶梅》是禁书，为什么是禁书呢？它能使你学坏，为了不使你变坏，所以就禁止了它。不过专家教授可以看。为什么呢？他们是异类，可以免除它对他们的侵害和攻击。一本是工具的死书，为什么说他是死的呢？它能不能使人变换思想，完全是看看它的人采取何种态度以及如何汲取从而改变自己的行为。为什么害怕与一本书呢？是因为你虚弱，不堪以抵抗由此生发的攻击。

蒙古人侵略占领中国，实行连坐法，十二家用一把菜刀，菜刀平日里还要放在鞑子的库府里，民要用时，去打条借出，按期使用。日本人攻占了安阳，如若他们军用的飞机场出了安全问题的话，就要拿周围的家户人家开刀，以惩罚他们失职于约定的防范暨官僚和麻痹；不注意有害信息的及时通报和处理之过。

古人怎么说来着的？“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投鞭断流”时的“小天下”苻坚的“炸大”，在东晋八万子弟兵的越河攻击下，早就作“鸟兽散”。

老子说，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历来治国的书不是儒家的，而是老子的“五千言”。老子要政府“无为”而治，俺们就是不听，就是要“有为”而苛政，以至于连上个“公共”厕所都得交个费，娶个老婆也要打个报告，这还不算最为严厉的治理，董卓当家的时候，他时不时的带着他的衣服光鲜的长枪大马西凉卫队，到眉妩去娱乐，当他看到民还可以无视他的路过在官修的大路上，依然故我的种着庄稼时，不免对藐视他存在的民大发雷霆，不光是光打雷，还要真的下雨，他指挥着他的手下，纵马驰骋在人群里，屠戮。他一定是私心痛快而至于生发咱如是高大，咱就是“老天爷”，他仰天长啸。

    古文就是编码的符号，不用费神劳力、花钱使气，搞什么“网盾工程”，“红头文件”就是摊在百姓你得面前你也看不出事实的真相，这叫使你睁眼瞎，虽然你也可以看得懂什么“三国”里“大耳贼”的刘备是皇家一脉，最后不也是自立了山头，插上了自己变换了的五彩旗的吗？充什么大尾巴狼――非要扛着正义的为了咱汉家正统的黑白相间的旗帜叫嚷着，确实捏着AK47苏制半自动步枪乌洞洞的枪口抵在你得腰眼儿上说咱这是“为人民服务”。    

    看我们大陆人所受的教育以及靠着这个教育所翻译过来的相关于社会学的政治经济类表达思想的书时，第一印象是比读远古人所作的文还要令人生畏，你得带上一副想象力的头脑――不是《康熙字典》吖！去揣摩或是度猜，译者要说什么――就像下级拍马屁不是拍在马的屁股上而是拍在马蹄子上，那时获得的不是利益的增长或是预期的前途奖赏，却是马的一蹶子，捂着自己的伤痕独自躲在某一个角落里自艾自伤去了，所谓打破门牙往肚子咽。我在翻译的书上也遇到了类似的尴尬。

“五四”以来以至于以前的留洋归来的那一辈人，为什么要大力讨伐古文并身替力行变革到白话文上来的呢？

是源于古文是御用的专用的政治宣传工具，是用来愚弄不识字的或是识字的头脑被洗得不健全人的统治工具。

他们学贯中西，可以从西洋文里相比较的看过来，于是明白了中国的文字语法并不足以能可以很好的表达人的思想需要和要求；可以使自己的意思说的更为明确直白，这对于只是识别一种语种的读者而言，确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这是专从技术的角度来谈的。

排除以上两种直接的原因以外，但若是译者的水平不够好的原因造成了看不懂呢？我不打算说什么。为什什么呢？

这是中国人的秉性决定的；急功近利，不知道责任是个什么玩意儿，更没有执著缜密一探究底的科学精神；只是弄个模糊出来，就像“一气、二汽”谁说我们不会造汽车啊！谁说我跟他急，美媒体的“脱口秀”说“大宇”汽车叫汽车吗？下坡的时候还要推一把，哈哈！和那个竞争？！我们不需要竞争，我们可以关起门来自我沉醉、自我麻醉；自我销售、自我消化。于是乎谁说我是在手淫还是在吸食鸦片，我就跟谁急！他姥姥的！不是奶奶的！

靠我们的政府组织翻译的西方自由开放的政治思想的书，逐字逐段的手指头捣着显它太粗，找来削尖头的铅笔划着还要念着的时候也难能通晓的时候，则这个时候，只能怨自己“皮粗”就像徐志摩批评他人听不到不发声的他可听到声音一样，怨不得人家不愿意揭露自家的家丑，它不想让你看到它腋下的那个肿瘤，那可确然不是美人脸上的瘊子，以病态的残缺美的例子来做挡箭搪塞的盾牌和开脱。

他们与其这么煞费苦心，翻译个不明不白――那我就不明白了，那你还费力耗神，冒着、忍着和爱姬少睡多少觉惹她生气高挂性器官免战牌的痛苦和风险，打熬着自己的器官使它不快，还来做这翻译事干吗呢？不翻译它不是更利于思想的稳定，更有利于“诛心”的“统战”的需要吗？不是？我们不要大兴”文字“监狱，我们要容纳不同的声音，说明我们是开放的可以容纳异己的思想，我们的胸怀不是王朝“家天下”者可以比拟的，我们是“先进的”，不单是思想还有衣服也是光鲜的面子也是光鲜的――啊――啊――啊――这可不是充面子，就像编纂“四库全书”，布面装裱再配上黄花梨的刷上大漆的书柜，放在大堂里，透着古香古色，像马未都说的：“那个漂亮！”――有什么用？不必有什么用！

是不是市面上现在正在流通和以后也将流通的都是此类的翻译的书都是一个看不明白吗？并不是，还有可看得懂的，由此一比较，也就明白了现翻译者是有问题的，什么问题？感染上了眼下的时髦和过去的历史积淀的问题。那个给钱，给地位它就为谁服务，站在予钱予权的阵营里，我又在瞎说，不瞎说，看看它的“出版序言、译者的话”吧，不知羞耻的留下自己的狗尾续在貂皮上，不是权利就可以能拔高你自己的思想在光辉的行列熠熠再生辉的。人之愚蠢，也就在此，当官的发表一篇诗文在官办的老部下做书记的《诗刊》杂志上，他就以为他就是“屎人”，就像马玉涛一生就是唱了一首歌“马儿你慢些跑”，就是人民的歌唱家就可一生受之不尽。可以题诗在黄鹤楼上，也就以为自己的作品就是可以和诗人的作品比肩了，那是尚在台子上，有些烧的糊涂；“北大”女学生送给“流泪总理”四个字，就像老师给学生下的评语，只不过这仿佛是民送的“万民伞”：“仰望星空”。温总理觉到官导演马屁的太过恶心，也就回批了四个字：“脚踏实地”，一语双关。至于李肇星前大人，赋闲在家里无聊透顶了，突发奇想，写了一首“诗”关于玉树地震的，就是什么呢？“曲高和寡”，连个拍“马比”的人也没有了，他是不是很落寞，是不是看透了人走茶凉的道理了呢？我想他是参不透的，透了，他就不会不合时宜的跳出来，显摆自己权利落空时的孤寂和无知了，搞他不懂的行业去了，这个行业不认金钱地位，只认你的独创思想。

鲁迅公说“八股”应制考到官，于是可以治水，成水利专家；可以写《金瓶梅》，成性学专家。当然前期是成长的不确定性是“敲门砖”，后期结啥果子得看个人的兴趣爱好以及毅力执著不懈进取，这是与金钱地位不成比例，能一同增长的，“诗有别才”这是天赋；“愤怒出诗作”是“集体无意识”只要“阶级斗争”乃翁马克思说的，倒是合乎我此番的心情，不合乎在玉树地震中使用，那里只要哀伤。鲁迅不就是由学医救肉体转到学文救灵魂上来的吗？

我们可以翻开不太久远的历史记忆，看看一百万红卫兵齐聚在天安门广场里，毛泽东立在天安门的城楼上，接受山呼万岁，他觉其重，摘下他头上的这顶帽子挥舞着，减负，在麦克风、扩音机、高音喇叭的通力合作下，回应道：“人民万岁！”他的失真的声音回荡在空旷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上方，尽管一波波的发也是尽管一波波的回，也遏止不住流逝的云彩，三十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就像说书人说的，台上的万岁已作古，台下的万岁也还是奴隶，一代接一代传承下去，不遗余力。

那个时刻民叫“小人书”官叫“连环画”的出版物里头版显著的位置都是留给“语录”的和事实最新政治动向的，倘若政府愿意让你知道的话，这不就有“工贼、内奸”，告诉你党内的权利争夺正处在白热化阶段，这样说好失道义的号召力，太直白，太苍白不符合“曲线救国”的策略，于是改口，我们是在演化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暴力反抗美学理论在现实里。当时谁人不说对？现在呢？“平反”以后呢？谁人会再说对呢？

“此一时、彼一时”也，在为自己开脱的同时，也就看清了文人的无耻行径，他们以及他们手中的笔，只不过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宣传需要的一个工具而已，不是“便壶”就是“夜壶”，也就是坐在中南海的炕头上“领袖”手指头间夹的一枚黑色的棋子而已。

他们出于政治上的立场以及意识形态的需要，原本就不打算让咱老百姓寻到解决现实所能有的“惑”以及造成生成这“惑”的深层原因。我要想主动的尽而要行走下去寻觅到一个解决的答案，想在西方相关的思想，载体书里看能不能淘个明白，我于是很在意的网上现实中购买着。浮到眼前的就是这――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打着“西方现代思想”旗帜，计划出版了一套丛书，头版“出版说明”“译者的话”，和相关于社会主义批判的翻译无不是梦遗了还要立时擦去痕迹的做法，想使一些人舒服，但却失去了做人的思想的自由，不过这道符合“集合体”“整体论”，统一无意识，唯长官意识牛马走的社会要求。

                                    孙小雷1234写两天后日子 2010.0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