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既然拿着为人的文学作为创作的招牌，那就是说文学是为人的不是为“纲常”和“政治”的。周作人先生是投靠了日本人的，莫言呢?是投靠了我们可爱的政府的。作人先生可以获刑入老虎监狱，民国人说他是汉奸的缘故，莫言可不是汉奸,但他是铁杆的什么呢？我不知道。历史上有个秦桧大人，还是朱夫子的老师，影响到了他为孔夫子的道德理想《论语》作注了吗？不知道。秦大人的学问书法艺术如何的高超，它都无法掩盖他在政治上的题人背黑锅所招来的唾骂。颜真卿的字不入晋规，被米芾讥木头，徒留下品，但不能掩盖他视死如归的气概，成为读书人心目中的神，还有一个心存大义的文天祥。再来翻翻看卢梭和克鲁泡特金，他们决绝领政府给他们的年薪，他们的行为是与自己思想保持一致的，从思想到行为可为人师表，成为一种榜样的力量，使人景仰，景仰与他们的道、德和节烈。司马相如的骗得卓文君归，他的无操守就为那时代人所诟病，他的赋值千金也难能掩盖这个污点啊？我们的古人为什么会这么看重人品和作品的关系的呢？

你想知道吗？

他左手拿着他的小说，右手拿着他的社会活动，这是一个完整的人，它们难道不能割裂开来分别来看待吗？我们的脑袋左半球管着右手，右半球管着我们的左手，如果我们可以割裂我们的一个脑袋为两半头还能分别活动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单单的拿出他的小说来看，可以与他的社会活动不相干。能这样吗？不能吗？若能，那不是精神分裂了吗？如果这个是正常人的话，那无疑是说我们大家也是和他一样的患者精神分裂的了。所以我们的古人在评论一个人的艺术成就的时候，也就一定会把他的社会活动的实践放到第一位来参量了。秦桧并没有里通外国，为什么他的书法文艺就成了不齿于人的东西了呢？钱谦益，王觉斯他们是开城门迎降新主子的人，为什么就会见辱于傅真主了呢？《桃花扇》里到底说了些什么？为艺术就不问了你的世界观了吗？如果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他们当时投降的行为，在“五族共和”的新观念下，自然不成为问题。但在当时，明末清初，就像当年的日本人侵略我们，我们汉人若投身为靠的话，是一样的会获得不齿于汉人的口水。因为他们是汉奸，当我们不骂他们投身清朝的时候，因为现在我们是“五族共和”了嘛。如果日本人统治我们到现在，我们还会骂他们吗？是不是就是“六族共和”呢？谁知道呢？扯球这么远想要干什么呢？人家获个奖，能这么上纲上线的到这么严重的程度吗？

不是的。

小说是由人来创作完成的吧？说他的小说是理想主义，至少应该是他的人也是理想主义的吧，不会是死的说教者就可以创作出理想主义的小说的吧。所以不能离开了人去谈小说吧？是的。那他的人是理想主义者吗？这个理想主义应该就是他的立场吗？是的。可是他以官员的身份，在社会上活动实践着，那他就站在统治民人的立场那一面上去了。有什么影响吗？当然有，与人民为敌！由于专制黑暗只会把民人的血来涂抹并染红他们的顶戴花翎，专制黑暗还会染黑他的双眸使他不再有光芒，不单拉他他也自甘与黑暗一路下沉。所以莫言的理想主义只能存活在他的小说里，他在社会活动中的时候，不得不撕下这个面甲，他说他的创作是为人的，你还信吗？它能是我们前进路上的榜样吗？不能。言行不一的人，隐含着欺诈，隐含着精神的分裂。H、布兰查的在《革命的道德里关于革命者的精神分析》里说，独裁者是孤独的，他有自虐时的精神崩溃，也有施虐时的精神痛快，他的奴才呢？则有让主子施虐时的痛苦和施虐在他下级时的舒服，从上到下就是这么一个样子，主子虐待奴才，奴才虐待民人，民人只有骂家里畜生的娘——它不是这个奴才的娘就是那个主子的妈，有什么办法呢？当他揭竿而起的时候，就是他施加虐在原来主子身上的痛快了。看看我们身边的这些个大小的官员们，是不是在这种状态下苟延残喘的呢？我想身在江湖的莫言能够幸免与此吗？他能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比一比吗？能不为官府给予的浮华身外名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吗？

一个人的世界观，到底和他的创作有关系吗？我正好手头里有契可夫在《札记》里的话“我们都是民人。我们做的最好的工作都是为人民的事业。”他是这么说的，他的小说也是这么表现的，这就是契可夫。他的《第六病室》可以折射出他对在一个独裁专制的阵营里获得利益的可耻。我们的莫言可以在黑夜里对自己的私心说，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汉是哪里呢？我看他即便是眯起眼睛来聚焦，也还是一片模糊，怎么看那个汉就是芝麻糊。

那么既然是为人的文学，他的文学创作也就一定是来源人间的生活，他的为官难道不是他生活的一个部分吗？如果他的为官只是虚以委蛇的话，那他就是更是累倒在假的工作真的利益之下的人啊，理想主义的写小说和实际的工作的两张皮，这种真、假两个脸面，怎么不可能不影响到他的创作上来呢？就是说他的言行不一的操守一定会在他的小说中有所表现，俗话说字如其人，文也一定如其人。他是一个啥样的人呢？披着华丽的官衔外衣，拿它扑获势利这个东西，晃动着纱翅，好招摇在市上，名利一并来满足他畸变的心理需求，他的这种认识不会在他的小说中有所表现吗？专制独裁者是自绝与民人的一个群体，它会是好家伙吗？什么是官的表现呢？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媒体的表现就知道了他和什么样的人站在一起还不以为耻反于为荣了。

官里的人，原是很可笑的。充其量不过一个跳梁小丑，竭尽所能意图能为官所用的，恨不得自己割掉男根变身一个女人可以以身投靠。政治意识形态指向哪里他们就咬向哪里——他们于是跳踉呐喊；相反的，他们就挖苦中伤；在我们官府的制下获得诺奖的已经不是他一位的了，还有三位呢？高行健也是文学奖的获得者，可是你见到他们宣传过吗？没有啊。那为什么这次脱了裤子这么卖力的为莫言做宣传呢？这就是投靠者，所能捞到的所谓名和利了。我们的官媒体是如何的变成一会儿是婊子一会儿又是贞节男的呢？精神分裂症吗？网上看看他们的不同时期就一个事比如诺奖的言论，就知道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大义什么是价值什么是为人的文学，更不用说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了，他们不过是临时拼凑起来的一群摇尾乞怜的哈巴狗而已，他们除了为主子邀功以外，手里还剩下了什么呢？是思想吗？是一记思想的躯壳还是一面大旗？他们知道吗？他们是在脱了裤子露着他们干瘪的爬满了皱纹的的屁股硬说这是“丰臀肥乳”的吗？——在他们手所握的机构里现眼，龇着牙，他们在叫嚣着什么呢？是在吠着影子吗？他们能看到什么是真实的东西吗？看看另三位同样获得的了诺奖的人他们是如何对待的，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嘴脸，是如何的善变。

那个诺奖的委员会，本着去政治化的目的，以为作品和人品可以分开来看，他们以为吃饭和信仰可以与小说单列开来，那也不过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弘扬而已，不单是小说是理想主义的化身。这是他们西方人看问题的方法，谁说他们的敌人会是一无是处的呢？谁说抵抗北方军去解放南方人的农奴战争的敌手就是没有可敬的地方的人呢？但我看不出官的可敬在那里，一点也看不到，我甚至与用放大镜来看依旧看不到。我是盲人了吗？

身体上的触动到底和思想上的感激有没有关系呢？就是肉体上的快感到底是不是灵魂上震动的原因呢？是不是可以思想上的学术追求与生活中的肉体上快感，可以一分为二的不相干涉的来看待呢？

唐德刚教授的《胡适杂忆》之《夏志清先生序》七里说，韦莲司要和胡适做身体上的“放浪形骸”，但思想上却可以“思无邪”，这是个可以两相不干涉的议论，可行吗？她让我看到了和多少女人性交的经历和他的思想的建设高下并无冲突，也不会造成思想的由此而或高尚或是猥猥琐。也就是私生活和工作是分开的，就是思想和生活是可以不一致的。思想的高尚和卑微并不是和性交的多寡有着直接的前因和后果的关系吧？是这样的吗？胡适博士止乎礼，但他并不以朱理学为当然，这是不是就是明朝人说的假道学呢？那么，由此也可以看当年的周作人先生只是吃着日本人的饭，娶了日本人的妻，并不与他的思想也是与日本人的侵略行径相一致的来看待吧。如是我们看一个人他的思想是什么，而不再看他的日常生活在怎样的。是吧？这么剥离思想和人体是合适的吗？如果是对的，民国政府为什么还要判他入老虎桥监狱坐牢了呢？做日本人占领下的顺民的人是很多的啊，为什么单单判了他去坐牢了呢？做顺民和为日本人傀儡政府做事，这个行为是有区别的，因为它是在为虎做伥的吗？是在和侵略者媾和一同侵略者来压制我们的同袍的吗？如果如是评判，投靠一个和民人为敌的专制政府的行为，那他是不是个帮凶了呢？一个有罪与民人的人了呢？

有人说书法是表情达意，但又说这个线条必须在一个框框内来运作，就是在汉字的结构之内来表情达意，既要出这个框框又要依着这个框框，这还是一体的事。小说的框框是生活，人的思想是主题，这也是一体的事，不是分裂的事。

                                                                                                              小雷

                                                                                                         16日10月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