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奥巴马对话：上海学生的提问为何令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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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麟：这次奥巴马总统在亚洲是旋风式的访华，一到上海就进行一次旋风式的头脑风暴，在和上海学生对话的时候，他也是用上海话“侬好”，是你好的意思，和上海的学生拉近了距离，提供给上海青年八次提问的机会。不过大家的提问好像是有点客气，对于这位“话篓子总统”，没有激发他演讲的激情，总统先生也是只表扬了一个提问。那就是上海交大的一个学生提问，问他关于获得了诺贝尔奖之后的心情，他也当面承认了，自己并不配得这个奖。另外七次提问可以说是缺少了火花和迸发，相关话题我们请邱先生来点评分析。邱先生这次来上海，我们也关注到一个细节，就是当时上海是大雨的天气，奥巴马总统独自一个人打着黑伞走出了机舱，很多记者都惊呼，这是奥巴马吗？都觉得他好像是一个随从，后面的随从还才是真正的奥巴马，你觉得他这个举动折射出了什么东西？

与奥巴马对话：上海学生何以令人失望

邱震海：奥巴马在上海机场，下旋梯的时候，上海机场正好在下雨，他一个人打着伞下来，在照片上感到是一个非常孤独、可怜的奥巴马，这当然是玩笑了。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放在我们东方的文化环境和政治文化当中，他这个伞一定是有随从替他打的，他后面一定是前呼后拥，不是说总统自己打着伞下来的。这当然是个非常小的细节，但是我想说的是，折射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习惯的不同，尤其是政治文化的不同。

王若麟：怎么不同？

邱震海：他那种领导人不是那种前呼后拥的，包括打伞可以是自己打的等等，我想说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大家一方面不要做过多的引申，但是另一方面也注意这个细节本身。包括在我们东方人可能吃饭的时候，比如主宾非常明显的，主人一定坐在那儿，客人一定坐在那儿，但西方人有人就不一定明白，在他们那里相对来说那种平等的氛围，我觉得某种程度至少是有我们，如果我们用比较委婉的语气来说，让我们东方人有参考的价值、参考的必要。包括很多称呼上面也是这样的，称呼上面比如说我们往往是家庭称呼社会化。

比如说另外一个人，明明不是你的叔叔，一定要叫他叔叔，一定要叫他姐姐，一定要叫他奶奶等等，家庭称呼社会化这是我们东方人的一个传统。在西方人那里，所有人都是先生，所有人都是女士，当一个小孩子他知道那个人明明不是我的叔叔，但要称他为叔叔的时候，他脑子中潜在那种挑战的意识就没有了了。当他知道所有人，父亲、母亲、叔叔、爷爷只是在我严格小家庭的范围之内，外面所有的人不管他多么伟大，他也是一个先生奥巴马先生，等等等等，或者多崇高的人也是某某女士的话，那个时候他潜在的那种小孩子的敏锐，小孩子由于他的好奇而与生俱来的那种对权威的挑战。注意这种权威挑战不是说锋芒毕露，不是说完全没有礼貌，一个人彬彬有礼跟思想上的锋芒毕露，其实我认为是可以合二为一的。我们千万不要说一个人思想敏锐就是行动粗鲁，一个人如果是彬彬有礼，就一定是思想谨慎、思想保守这两回事情。所以我想说的事情就是在我们东方文化当中，从一个细节，我们至少西方文化当中，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人与人之间没有那种等级的森严。由于平等、由于没有等级森严，而造成你对权威或者权贵的一种天然的蔑视，乃至于一种挑战，这种在年轻人身上，与生俱来的这种敏锐就容易被保留下来。

王若麟：就像之前有一个小记者提问奥巴马那种感觉是一样的，这次这个平等也体现了奥巴马和中国之间的对话是一种开放式的提问，你是不也觉得中国青年的提问有点过于婉约呢？

邱震海：应该说这次上海大学生的提问令人非常失望，如果不说恶评如潮的话，因为这几天很多的网上舆论、平面媒体都有很多评论，基本上都是遗憾，甚至于批评居多。但是我在思考几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到底哪里？是在学生本身吗？还是学生背后的老师和学校？还是社会本身？你看他问的问题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无法展开，都是那些乖乖孩子问的问题。

王若麟：中规中矩。

邱震海：中规中矩的问题，而且他并不是说在里面把里面话题的张力给引发出来，因为中国跟美国之间确实有太多可以互相讨论的东西，那种逻辑上的悖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同时也是国际上世界上最大的霸权国家，美国和中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美国他的双重标准，在许多问题上，你都可以把逻辑悖论那些内部的张力给引发出来，而这种东西跟你尊敬一个总统，根本是没有关系的。你可以对他是彬彬有礼，可以在逻辑上、在思想上挑战他，所以我想说的是这种东西是对一个年轻人，尤其我们现在倡导中国要成为一个创新型的国家，创新型不是简单的模仿，创新型国家对于一个年轻人是非常重要的。

但非常遗憾的是，其实在这次地跟奥巴马对话的过程当中，其实最敏锐的问题不是上海大学生提出来的，而是美国驻华大使自己提出来的，自己他借了网民的一个问题提出来了，因为他可能看着实在是，这是一个温文尔雅的问题，但是还是回到最后原因到底在哪里。到底是学生本身？还是学校？还是社会？当然现在有些网上的舆论认为，可能是学生本身，90后的学生现在被商业大潮等等，我认为看年轻人一定要看到，任何一代的成年人看下面的年轻人都会有所不满，但是社会永远是在往前走的，所以每一代年轻人都有他不同的特点，但是始终他的敏锐，他的挑战，我想是自古到今任何一代的年轻人都会具备的，这不是说90后的年轻人，所以我认为本身不在年轻人，而在年轻人成长的环境。环境是什么呢？无非是两个，一个是学校，一个是社会。一个学校我们看看，据说这次上海的大学高校，他是有一个集中培训的，培训我认为当然这很好，本身一个国家总统来临当然需要培训，但是培训不是说帮孩子们，帮大学生们准备好问题，或者你本来尖锐的问题就给你筛选掉。我不知道在上海的培训当中，有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以我们过去的一些经验来看。

王若麟：很可能有。

邱震海：我认为是很有可能的，而且这次如果说你过去很多问题都是设计好的，主持人一定要提这个人，这次奥巴马自己点名的，但是如果说大学生本来已经被训练成不敢提出尖锐的问题，哪怕是奥巴马提100个人，100个问题全都是乖乖孩子的问题。所以说最后其实如果说学生是在学校里面，学校是置身于整个的环境。所以我还要提出另外一个问题，我本身也是上海人，但是我对这个城市一方面是有一种热爱，一方面也是对它的经济成就有一种自豪。但是我必须指出上海的舆论氛围、上海思想的敏锐，包括上海新闻界的沉闷、舆论环境的压抑、知识界的谨慎，我想这一方面，是不是我们从这次上海大学生的沉闷上面，我们大家可以有点反思。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的上海，是不是它在作为另外一个创新精神，非常重要的元素之一，之一的那种思想敏锐上，大家更加应该有一点反思的空间。

王若麟：好的，谢谢邱先生的点评和分析。大家也可能去怀念北京大学，当时对于总统克林顿和总统布什那种炮轰式的提问，大家可能更怀念那个时刻。但是可能从这次的这个事件，更加折射出中国青年需要更加自信，或者是更加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