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大队和居民大队

记忆中，小城里的居民分为两种，一种是农业户，一种是市民户。农业户属城内大队管，市民户属居民大队管。它们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演变的？由于年龄小没有亲历其中，还真难一下子说清楚。

据幼时所闻所见，结合后来所知的共和国历史，大概是在统购统销之后，小城人的身份逐渐被分为农业户和市民户两种。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每家每户可以自由选择其中的一种加入，两种身份并无高低贵贱之分。选择当市民的，大多是那些开杂货铺、饭铺、铁匠铺、裁缝铺、纸折铺、澡堂的小业主〔注〕以及从事油漆雨伞、修理洋车、拔牙镶牙、说书唱唱儿、剃头修脚等等行业的家户；选择入农业社的，大多是种地种菜的家户和那些思想陈旧的人家，其中多有地主、富农家庭，认为土地是根本，人没了土地就是没了根本。对那些从事手工业、小商业和服务业为生的市民户，他们还真有点看不起。

但是，后来的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令选择加入农业社的人家，后悔得顿足捶胸。用一句当时的时髦话来说，就是“颠倒的历史被颠倒过来了”。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史家三表大娘，用她那特有的高声大气，对祖母说：“你说说，你说说！咱后悔不后悔啊！亏不亏啊！当时我还劝你：‘咱都加入农业社吧，你看多好，又有地又有牲口，可饿不着咱！’你瞧瞧仰望（土语，“现在”的意思），要吃没吃的，要喝没喝的，哪像人家市民户，月月都供应白米净面。后悔死我了！”

从史家三表大娘的话里可以推测出两点，一，入不入农业社，当时小城的居民是可以选择的；二，当时一定有干部在动员居民加入农业社，并且，以苏联老大哥的集体农庄为榜样，把农业社说得天花乱坠，诸如“犁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之类的话，肯定说了不少。

记得小时候，人民币上有一幅画，描绘新农村的景象：一群年轻人扛着新农具去上工，旁边开着拖拉机，后面是两层的小别墅，很是令人向往。那时候，到处都有宣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图画：中间是一条一条的田野，上面跑着拖拉机和康拜因；远处地平线上，是半个太阳放射着光芒；左边是大型水电站的大坝，右边是厂房和烟囱。当时这是很时髦很典型的图案设计，大街上的宣传画，机关学校的黑板报、壁报上，中小学生用的书本上、商品的包装上等等，目之所及，比比皆是。幼时在本子上胡写乱画，一画就画此类图案，很老练。可见宣传力量之巨大。那些向往着幸福美满明天新生活的、如三表大娘和祖母等等之类的人们，正是受了这种宣传的蛊惑，从而做出了让她（他）们后悔终生、甚至以付出生命为代价的选择的。

三表大娘说这话的时候，大概是1960年的秋天，食堂刚散，生产队分的一点粮食几天就吃完了，家家都在四处寻找能代替粮食填肚的东西，还不知道有更严重的饥饿在后面等着。因为，三表大娘说这话的时候，底气还比较足，还没有饿得少气无力。

市民户的日子可能要好过一些，但也不尽然。市民户的成分比较复杂，除了那些小工商户和公职人员的家属之外，还有一些三教九流，其中也不乏没有正经职业、旧时在街面上混吃混喝的游手好闲之徒。记得有一个拔牙的，人称老高，留八字胡，长头发上扣着一顶日本破军帽，披一件破军大氅，穿着黄马裤和反毛皮鞋，脚下铺一条破被单，上面摆着一些令人作呕的人牙和一个摆放着拔牙工具的破皮箱，无论严冬酷夏，每天往街头一站，手里拿一根小铁棍比划着，宣传他精湛的军医拔牙技巧，和那些剃头挑子、换糖人儿挑子、绒线摊儿、估衣摊儿一起，成为南关街头一景。我自今仍记得老高穿着他那一套破军事行头，站在瑟瑟寒风里，挥舞着他的小铁棍，一会儿醒一下鼻涕，向着路人滔滔不绝的样子。

公私合营以后，政府把小工商户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些生产和经营性组织，诸如铁木社、白铁社、百货公司、理发店、浴池、饭店、戏院剧团等等。这些店铺和厂子门口挂的牌子上，单位名称前面都冠有国营或公私合营的字样，有的店铺还把“国营”或“公私合营”字样，用红漆大大地写在门或窗的玻璃上。当时年龄小，不理解那是什么意思，以为凡是商店就应该如此。现在想起来，那是一种荣耀，一种自豪，标明在里面工作的人都是公家人了。既然是公家人了，就得靠公家，公家发工资不管多少吧，总是有稳定的收入。统购统销之后，还由公家供应他们的工资所买得起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市民户的家里如果有人在这些组织里工作，生活肯定要相对好一些。

但当时生产力低下，这些生产经营组织的规模都不大，容量有限。参加公私合营单位，自己得是私营者或被私营者所雇；参加国营如百货公司之类的单位，光干部家属都解决不完。因此，如老高者之流就没能加入其中。不知他们如何生活，想来不会比农业户好多少。后来的居民大队可能就是为他们而成立的，相当于大城市的街道居委会。记得居民大队曾组织过诸如缝纫组、洗衣组、运输队等等之类的组织。在我们后院一间小屋里住过的老马――一个脚裹得极小的孤老婆子，可能就是洗衣组的一员。老马有很严重的洁癖，一天到晚都在洗衣服，洗自己的，也给别人洗。

农业大队和居民大队的由来大体如此。但有其中一点至今没完全弄明白，农业大队的土地是怎么来的？城里的地主富农倒是不少，但他们的土地大多置买在乡下，土改时肯定分给当地的农民了。这样想来，可能当时小城中有一些家户祖传就是农民，或自种或租种小城周边的一些田地为生。因此，城内大队的耕地很少，大概人均两三分地的样子。因此，城内农业户的生活更苦。记得低标准（见另条）之后家里曾吃过返销粮。返销粮都是粗粮原粮，诸如玉米和红薯干之类，数量与质量远不及市民户的商品粮。购粮地点也不在一起，市民户在县粮食局，农业户在公社粮站。

市民户和农业户最大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市民户吃国家计划供应的商品粮，农业户呢，是被国家计划着吃自产粮。自古及今，民以食为天，谁控制了吃食，谁就控制住了一切，谁就是天。至此，犹如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就被组织了起来，人们的自由人身份逐渐被单位人身份所代替。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围绕着那象征着身份的户口本，上演了多少人间悲喜剧。细究之，以后那参军招工上大学走后门，以及改革开放后日见浑浊的社会风气，无不源及于此。统购统销威力之巨，影响之大，令人难以想象。

注：小业主――土改时，城市家庭划定阶级成分之一种，地位高于资本家，低于工人和城市贫民，相当于农村的中农。参军、招工皆受影响。在工人阶级、城市贫民和贫下中农面前，显得不那么根正苗红、理直气壮，但在资本家和地主富农面前，却可以扬眉吐气。据记忆作如此解释，如觉不准确或不相信，请查词典或点击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