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1世纪的宗教问题（续）

孔老夫子一再告戒我们：要远离“鬼神”！我在此反复讨论这个问题有触犯古训之嫌，也实属无奈。因为科学的发展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从分析思维转向综合思维，科学需要在宇宙观上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从中国古人那里借取一粒火种，来点燃科学发展的新起点，其用心良苦又有几人知晓？但愿大家能以一颗宽容之心善而待之，科学的未来或许就在其间。

中国文化是人类社会第一次浪潮建立起来的理性思维文化；西方文化是第二次浪潮建立起来的理性思维文化。两种文化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的主流文化是从自发宗教中升华出来的；西方的科学思想是从人为宗教中跳跃出来的。在第一次浪潮中，中医就相当于现代西医等自然科学思想；儒家思想就相当于马克思主义等社会科学思想。现在一些学者把儒学纳入人为宗教的范畴确实是非常幼稚和荒诞的。我真诚地希望我们的学者不要再偏执地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国文化了，历史会耻笑我们的。

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但是，影响归影响，渗透归渗透，东西方社会各自按照自己的运行轨道前进，从来没有因为对方的影响和渗透而发生改变，即使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也仍然如此。相互的影响和渗透主要起到一个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作用。

最初，中国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时也曾经向西方扩散和传播。《易经》、《道德经》和〈论语〉在中国可以抑制人为宗教的产生，到西方却没能阻止西方宗教的发展，相反的是西方宗教一直在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因为中国人的理性思维还不足以阻止人为宗教的发展。中国文化直接促进的是西方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很多历史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因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和西方科学思想同属社会理性发展范畴，而西方的人为宗教和中国的自发宗教则属于相同性质。西方宗教传入中国能够迅速扩散开来，是因为人为宗教在组织形式和社会功能上都优于自发宗教。它来到中国只能充实自发宗教的社会功能，而不可能改变中国的文化结构，因为中国的主流社会是理性的。其实，随着科学的发展，宗教在西方社会中的政治地位也逐渐下降，仅仅作为基础文化而广泛存在。单就这一点上，西方社会是逐渐在向中国看齐，中国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让鬼神远离政治了。科学民主思想传入中国，可以促使中国在政治上走向民主、公开、透明，但是它却动摇不了中国人的中央集权政治。

西方文化是人为宗教和科学思想的对立统一；中国文化是自发宗教和《易经》文化的浑然一体。进入21世纪，双方相互融合的步伐在加快。人为宗教与自发宗教相互影响在社会基层广泛深入发展；科学思想与〈易经〉文化相互影响：自然科学方面，中医和西医之间相互影响，以及即将发生的中国哲学对整个科学思想的影响；社会科学方面，儒家思想和现代人文科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政治体制方面，西方文化促使中国中央集权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中国文化也在促进欧盟迅速发展自己的中央控制政治。很多人在研究东、西方文化关系时都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层次对应关系，是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

21世纪是系统科学的时代，科学研究从分析思维转向系统思维，开始对混沌世界的不确定现象有所认识，东、西方文化之间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但是，在科学真正揭开生命与神灵的奥秘之前，理性思维仍然还不能独自支撑起一个完整的社会；宗教必然会更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的基层；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也只能处在逐渐融和的过程之中。

进入21世纪，宗教一方面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广泛发展；另一方面也会越来越远离政治，这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同时都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保持宗教政治的国家。比如象非洲一些国家仍然处在自发宗教状态；中东一些国家仍然处在人为宗教状态。对待这样的宗教国家，西方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思想可以直接削弱宗教观念，东方的儒家思想可以淡化宗教观念，它们都可以帮助这些国家从宗教政治中走出来。但是外在因素只能起到一个催化促进作用，最关键的是要靠他们自己，不能拔苗助长搞殖民文化。目前世界政治局势已经出现一个很好的发展趋势就是建立地区联盟，让政治平台上升一个台阶，从而拉开政治与宗教的距离。西方国家从政党制衡政治中走出来依靠的是建立欧洲联盟；中东国家、非洲国家从宗教政治中走出来同样也需要建立地区联盟。发展地区联盟并逐渐扩大联盟组织的政治权力，通过削弱盟国主权来实现政治与宗教的剥离是21世纪世界政治形式发展的一大基本趋势。

当今世界仍然是西方文化主导的世界，世界各地大小角落无不充满了西方文化的气息，即使是在中东地区一些宗教国家也不例外。科学与宗教之间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对立冲突，在西方国家二者相互磨合形成了一个对立统一的糅合体。当这种科学与宗教的糅合体进入到这些宗教国家的时候，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之间原本就存在的矛盾加上科学对宗教的巨大冲击力就一块表现出来，形成了剧烈的社会冲突。人类社会要发展，这样的社会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解决这样的社会冲突最基本的办法是等待和安抚。因为宗教和科学之间的磨合需要时间；出现生存危机的本土宗教需要安抚。采用打击、压制、战争等激化矛盾的作法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相信科学的力量和宗教国家人民的智慧。最终，宗教国家的人民会乘借着第三次浪潮的强劲东风，兼容东、西方文化的优势，以自己独特的文化姿态和世界人民一道进入全球一体化时代。

由此可见，美国和西欧在对待宗教国家的问题上，很多作法是不太妥当的。然而社会发展的主导权仍然在他们的手中，其他人还没有太多的发言权。我们也只能根据自己的能力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来表现中国人的智慧和中国文化的魅力。随着东方世界的崛起，社会主导权逐渐东移，人类社会将更加和谐、安定。

（7） 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主权问题

全球一体化浪潮冲击着世界各国的主权；各个国家的主权也象是堤坝上的桩柱，联合抵御着全球一体化浪潮。人类社会在这两大势力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地前进着，这就是今日世界之大势。2008年7月22日《参考消息・名家专论》刊载了日本学者中西辉政的文章。该文认为：目前世界经济形势如此混乱是一味推动全球化带来的恶果。今日世界已经进入新的大国竞争时代，一个重新突出国家作用的时代。我认真阅读该文之后认为：中西辉政先生对当今国际局势的分析还是非常深刻和精辟的，但是在最基本的历史观上却有失偏颇，值得商榷。

近两年来，世界各地贸易政策普遍趋向保守，经济壁垒正在悄然兴起。但是这仅仅是全球一体化浪潮在与国家主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周期性的低潮。没有必要惊呼：狼来了！几年之后我们或许会迎来更为高涨的一体化浪潮。从两千多年前中国人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到现代西方人的民主自由和共产主义；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十九世纪的大英日不落帝国，应该说：全球一体化是地球人永恒不懈的追求。不同的是现代人已经放弃了使用武力走向统一的道路，开始以和平民主的方式走向一体化。苏联为什么会解体？欧盟为什么会迅速发展？最根本的区别点就在于是武力统一还是和平统一。历史证明和平统一才是人类社会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我们应该以一种热切期盼的目光、高度关注欧盟国家正在进行的和平统一路线图。它有可能成为美国政治改革和联合国改革的参照模式。

以资本、商品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为标志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象其它很多客观事物一样也具有两面性，在给我们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正象中西辉政先生所讲的那样，目前世界经济形势如此混乱的确与一味推动全球化密切相关，但是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全番否定全球一体化浪潮。我们也不能因为看到主权基金和大国主权在遏制金融危机，减轻社会危害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就断言今日世界已经进入新的大国竞争时代，一个重新突出国家作用的时代。恰恰相反，目前世界经济形势混乱正是由于更高层次的主权控制功能缺失造成的。说明世界已经开始了主权控制平台向上提升的运动。国家主权之上产生区域联盟主权；区域联盟主权和大国主权之上催生出全球一体化的联合国主权，经济一体化正在促进主权一体化。我们应该看到一个全球性的、多层次的主权控制体系正在形成。识时务者为俊杰，全球范围内头脑清醒的政治家们都在积极地促进区域联盟的建立和发展，加强区域联盟的主权建设。同时他们还将积极地促进联合国的改革，加强联合国的主权建设，加强联合国对跨国金融财团的监管力度，下一步甚至还会出现联合国向跨国公司直接征收税金的可能性。总之，人类社会在飞速发展，我们必须以一种积极向上的姿态去迎接历史发展的考验，任何悲观失望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

21世纪人类社会的主权控制体系将是一个多层次的框架结构。首先是全球性的主权控制平台的建立问题。目前，联合国已经具备了某些主权特征，比如：它已经有军队、法庭和监狱，虽然其权威仍然非常有限，在经济一体化浪潮的推动下，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较大的改变。因为经济一体化浪潮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危害不是哪个、哪几个国家主权能够控制得了的，建立全球性主权控制平台势在必行。困难的是人们现在还不知道应该把多大的主权上移到联合国，因为联合国权力过大也并非全是好事，能适度控制经济一体化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即可。

区域联盟的主权控制平台正在建设之中。欧盟、非盟、阿盟、东亚联盟、南亚联盟、南美联盟、北美联盟等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中西辉政先生谈到的“大国竞争”正在加快区域联盟的建设。大国竞争越是激烈，中小国家把主权上移到区域联盟的速度就越快，一个由区域联盟主权和大国主权共同主导的联合国逐渐形成。联合国的组织改革就是要适应全球一体化发展的需要，所以，突出区域联盟在联合国中的政治地位将成为联合国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

何谓“大国”？如何把区域联盟和大国放到同一个政治平台上？唯一的方法是给联合国的席位表决权附加人口、经济和国土面积等参数。比如我们可以从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土面积三个方面考量一个国家或区域联盟进入安理会的资格，这样只有极少数大国可以直接进入安理会，而大多数中小国家就必须组织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联盟才能参与安理会的工作。一旦联合国的改革向这样一个方向迈进，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区域联盟的迅速发展。

受全球一体化浪潮的影响，增强联合国主权控制的呼声不断提高，大家都热切期盼着联合国有一个全面改革。但是，几年来经多方努力联合国改革深陷僵局，毫无进展。为什么？最根本的原因是时机不到，区域联盟发展不成熟，政治家们还没有看到区域联盟进驻安理会的重要性和必然性。我们不要太在意一些国家拿出来的联合国改革方案，站在老的思想观念上，从各自国家利益出发是不可能设计出一个成熟的改革方案来的。“大国竞争”促使区域联盟日渐成熟，其政治地位逐渐凸显出来，联合国的改革也就水到渠成。

总之，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必然推动全球政治一体化的发展。散在的国家主权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而相互聚合，区域联盟应运而生。国家主权上移集中逐渐形成全球性、多层次的社会控制结构。联合国为一级主权控制平台；大国和区域联盟是二级主权控制平台；大国的地方政府和区域联盟内的中小国家是三级主权控制平台。不管世界政治局势如何跌宕起伏，社会发展的这一基本方向不会发生改变。

中小国家主权上移的大趋势就决定了中国人台海两岸最终必然走向统一；主权和平集中的历史性转折也决定了台海问题的解决方式必然是和平协商；欧盟、非盟等区域联盟进入安理会也必然成为联合国改革的基本方向。不管什么人有多么强烈的愿望；多么美好的想法，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7 中国人最大的历史机遇和最根本的历史责任

 第一次浪潮为中国人提供了发展机遇；第二次浪潮为西方人提供了发展机遇；现在的第三次浪潮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发展机遇。各个国家所处的社会发展地位不同其获得的发展机遇也各不相同。西方国家是在强势之中进入了历史的转折阶段，虽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让他们倍感失落，输出民主的对外政策也屡屡受挫，但是这些都是表象，是第二次浪潮的强弩之末。我们应该看到，他们正在踏踏实实地建设自己的欧盟组织，而欧盟组织正是运用系统思想组建起来的中央控制平台。中央集权控制、地方民主自由――欧盟的政治形式即将成为第三次浪潮全球趋同的政治模式。随着输出民主的对外政策转变成辅助建立区域联盟的对外政策，西方国家仍然不失为引导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

在思想上，西方人已经开始了系统科学思想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兼容性提升，正在放弃“非黑即白”“非敌即友”式的简单思维；在政治上，西方人正在建设能够兼容政党制衡政治的中央控制平台[这种兼容性的提升都是随着广义相对论对牛顿三定律的兼容性否定衍生出来的]；在经济上，东方国家的崛起并不就意味着西方国家的衰落，西方国家掌握着更多的先进技术就更多地掌握着全球社会化大生产的主导权。当然，一体化的世界经济是一种相对平衡的经济发展模式，西方人失去往日那种遥遥领先，高高在上的感觉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总之，西方人仍然在引导着人类社会逐步进入第三次浪潮。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非是那么一帆风顺。系统思想与唯物主义之间一直不能够顺利衔接起来，因为在宇宙观这样深层次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严重分歧；欧盟组织这个中央控制平台的建设也不顺利，2008年6月12日，爱尔兰在全民公决中否决了《里斯本条约》，这是民主政治拒绝被中央集权政治兼容的一次交锋，尽管以后这样的事情还会多次发生，但是欧洲走向中央集权控制的步伐不会放慢，因为一体化的欧洲代表了全体欧洲人的利益，也代表了历史的发展方向。什么样的力量能促进这样的问题顺利解决呢？我们还要把眼光转向世界的东方。

中国人是引领社会前进的另一个方面军。与欧盟的组织建设相反，中国人已经有了成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现在需要的是推进地方和基层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国和欧盟正在从两个不同方向共同面对同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协调中央集权控制与地方民主自由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任务，中国人对此或许具有更丰富的政治经验，而欧盟国家在这一方面还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受一些挫折，交纳一点学费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第三次浪潮的全球一体化经济让中国人的中央集权政治焕发出新的青春；特大自然灾害，特别是这一次“5.12”汶川大地震让中国政府向世界显示出中央集中控制的巨大优势。不管人们认识与否，中国人在客观上已经成为积极推动全球区域联盟发展的重要力量，因为区域联盟是正在形成的中央集中控制平台。

从第二次浪潮进入到第三次浪潮，中国就象是从冬天来到春天，处处春光明媚，生机昂然。其发展机遇就如同阳光普照一样是不能简单地用大小、多少来形容的，如果一定要问最大的发展机遇是什么？我们说：历史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让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逐渐回归主导地位，这就是中国人最大的机遇。在第二次浪潮中，中国人曾经是进退维谷，左右为难，抬脚动手便错，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适合工业革命时代的需要。进入第三次浪潮，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能适应信息革命时代的发展也落后了，我们看到西方人近些年在国际事务中屡屡受挫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因。虽然西方人已经建立起系统科学理论，并且开始用系统整体的思维方式来认识客观世界，但是受思维习惯的影响，他们仍然是以分析思维为主导，坚守着分析思维的宇宙观，拒绝系统科学思想的宇宙观，致使当代科学思想处于一种自相矛盾之中。是西方人进一步思考，真正按照系统思想的宇宙观来建立新的思想体系呢？还是中国人按照《易经》文化的宇宙观，对当代社会散乱的主流思想进行兼容性提升呢？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后者，因为，西方人能走到系统科学思想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再向下深入恐怕会很困难。中国人不仅有《易经》这样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且还有中医、气功这样古老的基础学科，深入研究下去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社会主导思想不明确，对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还不算太大，充其量是固守冷战思维的西方人再发动几场“伊拉克战争”，社会总是要前进的；最紧要的是基础科学研究一直挣脱不了分析思维的束缚，走不出分析思维的怪圈，长此以往问题很严重。超弦理论就是分析思维制造出来的一个怪胎，它已经葬送了一代又一代科学家的毕生精力。科学家们如果不沉下心来认真思考，调整一下思维方式，类似的事情还会继续发生下去。科学研究从分析思维走向综合思维，现在虽然有了系统科学思想还远远不够，要从宇宙观的深度接受综合思维，人类社会还有一段路程要走。

要探讨中医经络、针灸、气功的实质，就如同在揭示宗教和神灵的奥秘，不可轻言立志，敬而远之才是明智的选择。因为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是深不可测的知识盲区，人类智慧不可轻易涉足，一旦陷入其中往往是两手空空、无功而返，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人对此就有所认识。但是，社会在前进，科学要发展。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产生到系统科学理论的出现，科学正在一步步逼近这一知识盲区。目前遇到的最大障碍主要是思维障碍，而不是技术障碍，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把中国哲学思想和系统科学思想结合起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中国哲学思想在其中要起到一个提纲挈领的作用，因为在系统科学内部各种理论观点犹如一盘散沙，需要有一种哲学思想来统领。

从建立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到引领科学研究深入到一个全新的未知世界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和任务，中国人是这一历史任务的必然承担者，这也是中国人最根本的历史责任。

近几十年来，为了探索人体经络、气功的实质，中国的科学家真没少下工夫，也没有少浪费国家的科研经费，就是不见有突破性的进展。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宇宙观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用分析思维的科学方法去解决综合思维的科学问题就犹如缘木求鱼，一百年也不会有收获。然而他们锲而不舍，勇于献身的科学精神，让我为之感动。我真诚地告诉大家：我们应该坐下来，把第一次浪潮的《易经》科学、第二次浪潮的经典科学和第三次浪潮的系统科学三者之间的关系认真理顺一下，用《易经》科学的宇宙观统领经典科学和系统科学，建立起一个系统的综合思维思想体系，科学研究工作才能跨上一个新台阶，进入一个新阶段。

我不否认现在大多数科学家仍然在按照分析思维的思想方法展开工作，而且科研成果也是在层出不穷，不断涌现。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基础科学研究在分析思维的引导下已经严重受挫，停滞不前，从长远发展的眼光来看，这是非常危险的。笔者从2004年开始在网络论坛上面撰写《宏观物理学基本原理》一书，最基本的目的就是想帮助那些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调整一下思维方式，让基础科学研究走出分析思维形成的思想误区，但愿能引起相关人士的重视。毋庸置疑，我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钱学森先生系统科学思想和人体科学思想的影响。我也希望有一部分科学家能沿着钱学森先生所倡导的科学之路，去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2007年7月至 2008年7月于光明论坛//河南省新乡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