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深入认识第二次浪潮的临终膨胀期

第二次浪潮的临终膨胀期是从冷战结束开始的。冷战时期东方阵营处于第一次浪潮的临终膨胀期；西方阵营处于第二次浪潮的发展成熟期。双方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那么大规模的对峙关系是因为他们各有其是，也各有所非。表面上看东方阵营是被军备竞赛，不堪重负的军费拖垮的，实质上是中国人自己从第一次浪潮的临终膨胀期中走了出来，主动出击，改革开放，积极向西方阵营学习引发的，是中国人1989年的政治风波把东方阵营震垮的。冷战结束以后，中国人集第一和第二次浪潮双方的优势于一身，兼顾“系统管理”与“民主自由”，东风西韵，左右逢源，和平崛起迅速成为主导第三次浪潮的中坚势力。而西方阵营却让胜利冲昏了头脑，自我膨胀起来，顽固地坚持第二次浪潮的思想理念，坚持冷战思维。“北约组织”大肆扩张，“颜色革命”此起彼伏，看似“民主自由”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其实是西方国家主导的第二次浪潮进入了临终膨胀期。

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之间并不是传承衔接关系，而是一前一后的相互并列关系。第三次浪潮同时承接前两次浪潮双方的优点、屏弃双方的缺点，把人类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不管是从第一次浪潮中走出来的国家，还是从第二次浪潮中走出来的国家，谁能够充分发挥自身长处，全方位向对方学习，谁就能够在第三次浪潮中占据主动位置。那些思想意识保守僵化，总是指责对方的政治家自然会屡屡受挫，如果他们再刚愎自用死不悔改，必然会给自己的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

从1948年英国工党政府宣布建成福利国家到现在，仅仅几十年的时间第二次浪潮如此迅速地走向衰落，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第二次浪潮存在着巨大的理性缺陷，缺乏系统的思想意识。早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就系统地揭示了这一问题，虽然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曾经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念，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系统科学思想和信息科学技术在当时才刚刚出现，还没有开始影响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

正是由于第二次浪潮存在着巨大的理性缺陷，在其主导世界发展的这一个多世纪里，非理性的事物充斥人间。随着现代科学思想和技术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社会的理性缺陷也被相应放大，比如：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对理性的侵犯》一书中就谈到：在‘铅字共和国’被‘电视帝国’侵略并占领的今天，美国的民主体制遇到了巨大的挑战。讲的就是‘电视帝国’让资本更容易操纵民主政治，强化并放大了民主政治原本就存在的这一非理性缺陷。现在这些非理性的事物已经危及到了整个社会的安危，第二次浪潮的迅速衰落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正象我在《全球政治体制发展趋势和我们的应对策略》一文中论述的那样，西方政党制衡体制产生的历史原因是：工业革命从私有制家庭中孕育出企业，私有制社会的经济单位膨胀起来了，私有制观念也走向了极端，君主集权专制政治控制不了膨胀的私有经济和极端的私有制观念，需要运用强大的政党制衡的力量来钳制膨胀的私有制，制衡政治由此应运而生。但是，从社会发展的另一个侧面来讲，企业是一个集体劳动的社会单位，具有明显的社会公共属性。随着企业的发展整个社会的公共意识也在迅速发展，社会公共意识逐渐超越膨胀的私有制观念成为社会主流意识。我们可以看到越是经济发达国家普通民众的社会公共意识就越强烈；膨胀的，极端的私有制观念越来越减弱，政党制衡力量的正面效应就越来越小，而负面效应却越来越大。目前，政党制衡政治的负面效应已经影响到了全世界的稳定和发展，淡化和放弃政党制衡政治是大家唯一的选择。

政党制衡政治的负面影响俯拾即是，最显而易见的是巨额的竞选经费给社会财富造成了巨大的浪费；政治献金又为资本操控政治铺平了道路；更为荒唐是军工产业竟然能成为某些国家的支柱产业，这和制毒贩毒一样是极不道德的事情。没有哪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依靠制毒贩毒富强起来；依靠军工产业富强起来的国家也必然会受到历史的惩罚。如果说冷战结束是东方阵营被巨额军费压垮的，那么现在巨额军费也同样将成为结束西方阵营的重要因素。21世纪是和平发展的世纪，到了21世纪的中后期军火工业会象现在的制毒贩毒一样受到道德和法律上的制约。

对恐怖活动的过度反应也是西方政治走向临终膨胀期的一种表现。站在一个负责任的主导世界潮流的大国立场上，恐怖活动说到底也只是一个世界性的社会治安问题。它涉及到民族宗教、政治经济以及历史发展状态等等多方面因素，因而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采取综合治理的方法，从思想意识、行政法制到经济手段，军事行动只能作为后手万不得已而为之。简单的以暴制暴只能事与愿违把问题搞得更复杂，稍微有一点头脑的政治家都不会干这样的傻事儿。然而，当代主导世界潮流的政治家就这么干了，难道他们都是低能儿，非也，是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让他们头脑膨胀丧失正常理智的，谁站在他们的位置上也很难不犯类似的错误。我们看到把维护社会治安的反恐怖行动上升为“反恐怖战争”其具体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思想僵化，没有从全球一体化的高度来认识问题。看似从本国人民最高利益出发，到头来却极大地伤害了本国人民的利益，也同时伤害了世界人民的利益。而导致他们思想僵化跟不上世界形势变化的主要原因就是冷战的胜利冲昏了他们的头脑，冷战思维惯性在作怪。其二，在政党制衡的政治体制下他们摆脱不了军工产业利益集团的操控，尤其是在一个军工产业已经成为支柱产业的国家。在诸多历史的、现实的具体因素影响下，一些政治家出现弱智行为也属于正常现象。第二次浪潮在膨胀，处在浪头上的政治家不可能不头脑膨胀。

目前，第二次浪潮的临终膨胀明显受挫，膨胀速度已经有所减缓，但是它还不可能一下子就走出来转入到第三次浪潮中去。任何事物都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都存在着一个运动惯性和相应的运动轨迹。不是几个精英人物看出问题、想出办法就很快可以转化过来的。

（4）静观西方社会政治形式的变化

第一次浪潮的政治形式是中央集权，其社会基础是整个东方文化体系；第二次浪潮的政治形式是政党制衡，其社会基础是整个西方文化体系。第一次浪潮的衰落暴露出东方文化的弱点；第二次浪潮的衰落暴露出西方文化的弱点。第三次浪潮是东西方文化大汇合形成的，其政治形式也应该是中央集权与制衡政治的大汇通。我们看到东方社会从第一次浪潮中走出来经过了太多的磨难。因为第一次浪潮确实落后于第二次浪潮，东方社会在走出来的过程中，既要接受来自西方的凌辱，还得虚心向西方学习，最后还要跨越第二次浪潮直接进入第三次浪潮，历史交给他们的功课也确实太重了。现在西方社会要从第二次浪潮中走出来就轻松多了，毕竟现在的西方社会仍然处在世界发展的前列，没有人能居高临下地来“教导”他们；第三次浪潮的基础思想――系统科学理论就产生在西方社会，也不需要毕恭毕敬地向别人学习新思想。沉睡的东方文化还是被西方的系统科学思想、信息科学技术唤醒的。所以西方社会从第二次浪潮中走出来完全是一种非常坦然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否定过程。

系统就是整体，就是综合。系统思想就是综合思维、整体观念。系统科学思想在深层次上与东方哲学是相互沟通的，它们都是用系统的观念去认识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把矛盾的同一性放在第一位；它们都重视整体利益而相对忽视个体利益。因而他们在基础理论上都不支持政党制衡政治。

系统科学思想自从上世纪50年代出现，首先在比较敏感的文化艺术领域引发了“后现代主义”新潮；相继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广泛深入地发展。现在的西方社会，系统思想、整体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他们的综合思维意识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远远超越了中国人；他们甚至比东方人更喜欢东方文化。然而在今天的中国，一些人忙忙碌碌埋头研究传统文化，一些人孜孜汲汲消化吸收西方文化，两方面相互脱节，真正能站到一个更高层次上把两种文化融会贯通起来的人几乎没有。虽然我们中国人有着无比深厚的文化基础，现在也不能不承认西方社会在哲学思维上仍然是略胜一筹。

随着西方社会文化基础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其政治形式最终也必然出现相应的变化。虽然我们看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全球独立国家中约60%实行了政党制衡的民主制，近年来的“颜色革命”更是把民主转型浪潮推向颠峰，但是这仅仅是事物发展的一个方面、一个表象，在民主政治的核心地区，一场弱化、放弃政党制衡的运动正在悄然发生。在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运动迅速发展正在逐渐架空各成员国的政党制衡政治；在美国，“非党派”领导的民主政治正在抨击政党政治，并在积极地蓄积力量准备把“政党政治”逐出政治舞台。在走出政党政治的道路上，欧洲人和美国人他们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采用了不同的路线图。我们只要把这两个不同的路线图结合起来研究，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欧美国家未来政治形式的发展趋向。

欧洲路线图的基本思路是建立欧洲联盟把政党制衡政治包裹起来逐渐消化吸收。欧盟内部的政治议席是固定分配给各个成员国的，这样就把政党之间的激烈竞争制约在了成员国内部，形成了欧盟中央和地方两大结构层次。当然，目前欧盟和各成员国都还不愿意用中央和地方这样的称谓来表达他们之间的关系，而事实上他们一直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在欧盟中央，举荐制、轮值制和小范围的选举制取代了政党制衡制，以后或许还会出现一些禅让制的迹象。也就是说：欧盟正在按照系统控制的哲学理念建立一个中央控制系统。各种不同的政治形式，如：议席固定分配，议员地方举荐，主席轮值或禅让，高层圈内选举和有限的政党制衡等杂和在一起共同簇拥起一个中央控制系统。现在欧盟中央控制能力正在不断增强，各成员国的主权在一步步被削弱，政党制衡的政治舞台也逐渐在缩小。未来的欧洲将走向何方？现在还有点雾里看花，不过有两点是可以确定的：其一它不可能发展成美国模式的联邦制，因为美式联邦制已经有点过时，美国人也正在蓄积力量准备改革。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二、三十年前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走出了一条和平崛起之路，现在我相信欧洲人也能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其二它必将走向“高层高度集中，基层充分民主，放弃政党制衡”这样一个基本方向。这是历史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欧洲人可能有点不太情愿，但是全球一体化浪潮和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他们必须这样走下去。最终，一个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欧洲以一种新的政治形式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其它地区联盟，如“非盟”、“阿盟”、“东盟”等学习的楷模。这也可以说是历史赋予欧洲人的光荣使命。

美国人的路线图是直接放弃政党制衡走中间路线。这一条路线看似简单，大家都放弃党派争执就可以了，而真正实施起来就麻烦多了。首先，放弃政党制衡后国家总统直选也将失去意义，势必会形成民众选举议员，议员选举总统的间接选举制度；还会出现政治议席区域分配的制度。目前的美国人还可能接受不了这样一个他们必须接受的现实，然而历史的发展是无情的，拖延下去受损失的是他们自己。我们把欧盟和美国两条路线图结合起来看，欧洲人已经在一体化的道路上走了50多年，现在走向一体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他们走的是一条踏实稳健的道路；而美国人走的“中间道路”则必须进行大幅度的社会政治制度改革，会遇到较大的社会阻力，需要有一个社会能量蓄积的过程。二者会在前进的道路上相互影响、相互参照、相互促进，最后携手进入到第三次浪潮中来。

（5）21世纪的两极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