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进行中的第三次社会政治结构大转型

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两次浪潮的冲击波相互撞击最终在20世纪40年代形成了东、西方社会的大对峙，双方一直僵持到20世纪80年代。第三次浪潮的理性基础是20世纪初出现的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随着这两大基础理论在社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20世纪50年代它才在社会面上逐渐显现出来。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是第三次浪潮引发的社会政治结构大转型的开始。由于第三次社会结构大转型是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大运动，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正在沿着各自不同的运动轨迹向着一个共同的历史目标前进，我们必须要从全球一体化的整体观念出发，按照系统的历史观来认识当今世界。

（1） 中央集权制的民主化解过程

其实，人类社会的第三次政治结构大转型是从中国人的改革开放开始的（是从撤销人民公社建制开始的、是从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私下里分田到户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中国人真正认识到了膨胀的公有制对社会的危害。文革一结束，中国人很快就扭转了对私有制的偏见，开始了在一党执政的前提下接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私人经济的发展，确立私人经济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膨胀的公有制巧妙地接受了膨胀的私有制，很多政治家、理论家都认为走不通的道路中国人走通了。之所以大家都认为走不通，是因为大家对第三次浪潮的哲学理念缺乏足够的认识。第二次浪潮的哲学理念是辩证的对立统一，所以在第二次浪潮中建立起来的工业国家都是政党制衡政治体制；而第三次浪潮的哲学理念是系统整体观念。从系统的科学思想到系统的宇宙观、系统的历史观，它要拥立的决不是政党制衡政治，而是系统的社会管理理念。这刚好就是中央集权制的哲学理念。按照第二次浪潮的哲学理念，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旦建立起来，其上层建筑必然会走向政党制衡政治。是第三次浪潮让中国人的社会管理理念焕发出新的青春，是信息科学技术让中国人的中央集权制驾驭工业生产取得了成功。但是，第三次浪潮所拥立的中央集权制绝非是第一次浪潮所建立的中央集权制，而是系统管理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次升华，是对第二次浪潮所建立的政党制衡政治的一次大超越。虽然目前它仍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弊端，不久的将来它会以低能耗、高效率成为全球一体化时代政治体制的主流。

2008年1月24日，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认为：在非洲，中国比西方更有竞争力。“西方对中国民主改革步伐缓慢的抱怨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要比批评它的人更有竞争力，官僚作风更少，更擅长与非洲打交道”。[文章见《参考消息》2008.1.26第8版]。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则消息。一叶知秋，它预示着中国的政治体制即将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争相效仿，西方国家在放弃政党政治后也不得不相随的一种新型的政治体制。当然，中国人的政治体制也还处在不断的建设之中。

很多人对此很不理解，思想一下子转不过弯来。换一个角度讲也或许大家更容易理解一些：第一次浪潮所建立的中央集权制是以家庭（家族）的系统控制理念来控制整个社会的，整个社会就是家的天下，农民的家庭、地主的家庭、手工业者的家庭等等，各种各样的家庭组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国家就是皇帝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而第三次浪潮所要建立的中央集权制是以企业的系统控制理念来控制整个社会的，整个世界即将成为企业的天下，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企业把整个世界网络在一起，个体工商户是企业化的家庭，国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也成为一个特殊性质的企业，一个两种生产一齐抓的大企业。人类社会从家庭的天下到企业的天下，政党制衡制仅仅是一个过渡性质的中间体。这是因为在工业浪潮催生企业迅速成长的时候，国家直接向企业化转移还存在着种种技术性和社会性的障碍，工业发达国家只能暂时应用政党制衡的方法来管理国家，是系统科学思想和信息科学技术为国家走向企业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技术保障，也使我们中国直接走向企业化的国家成为可能。运用企业的系统管理理念让不结党营私、不拉帮结派的君子政治成为世界政治体制的主流是历史赋予中国人的机遇和使命。

那么，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以后如何发展才能成为世界政治体制的主流？我们还要一步一步从头说起。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政党制衡政治决不是中国人的明天，中国人是从家庭理念的中央集权制，跨越政党制衡制，直接建立企业理念的中央集权制。不明白这一点你就读不懂中国的近代史，你会为“中国的民主道路为什么这么曲折？”而苦恼；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会看到：中国的民主进程一直是在按照自己的运行规律稳步地前进着，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工业革命的冲击下，中国人的20世纪是家庭理念逐渐退出政治舞台的过程，任何社会动荡都没能停止中国人的这一民主进程。辛亥革命把中国的第一家庭逐出了政治舞台；不管是私营企业还是国营企业，每一个企业的诞生都会把一部份家庭人转化为企业人，让家庭的性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即使是从事个体劳动的家庭，在市场流通经济的作用下、在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也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成为企业化的家庭；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对家庭的历史性作用。中国人的民主就是这样紧紧地围绕着家庭展开的。

进入21世纪，企业理念进驻政治舞台完成国家的企业化改造就成为中国人走向民主的基本方向。也就是说，中国人把国家当作一个企业来打理，企业内部所能承受的民主和自由就是国家的民主自由的标准，企业内部所不能承受的民主和自由也绝不运用到国家的政治活动中来，这就是中国式民主发展的基本原则和科学实质，不明白这一点就不知道中国的未来走向。中国人要跨越政党制衡政治走到西方国家的前面，就是要依据系统科学理论和信息科学技术，在拒绝政党制衡理念的前提下全方位向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学习。

西方国家的参、众（上、下）两院制就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因为两院制和政党制衡制在基本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首先从历史上看，它们产生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两院制要比政党制衡制古老的多，在今天人类社会大回归的时代，政党制衡制应该首先被淘汰，而两院制则需要再保留一个历史阶段；从哲学思想理念上看，两院制表达的是一种上下协调制衡理念，属于系统控制的思想范畴；而政党制衡表达的是一种左右制衡理念，属于对立统一的思想范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后者已经明显落伍，我们要顺应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滚滚浪潮，就应该坚决抵制政党制衡制，发展和完善两院制。按照国家企业化的观点，众议院就相当于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参议院则相当于企业的董事会。众议院应该以基础立法，监督检查为主；参议院以参政议政，辅佐政府工作为主。参众两院制符合国家企业化的政治理念，是一种层次清晰的民主政治结构。

中国人有自己的“人大”和“政协”两会制。目前“人大”的组织结构和社会职能发展的都比较成熟，而“政协”的发展与它应该具备的社会职能之间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是因为中国的执政党一直在担负着这一部分社会职能。随着中国社会民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执政党会逐步还政于民把“政协”的组织结构和社会职能逐渐充实起来。比如，我们可以在“政协”内设置“国家元老参议院”把甄选、培养和推荐接班人的社会职能承担起来；我们还可以在“政协”内聚集各界精英对政府工作起到一个指导和辅佐的作用。不过，从政党政治到无党派政治是需要全世界各国人民相互协调一道共同完成的历史任务，不是哪个国家可以超前跨越一蹴而就的，还需要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总而言之，把执政党内部暗箱操作的公共权力逐步转移到“政协”中来，使之公开透明、法制化、程序化是21世纪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和工作重点。

按照上述观点，中国人不仅应该踏踏实实地向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学习，也应该不断总结自己的政治经验，认认真真地走自己的路，走出一条系统管理的社会主义之路来。比如：在邓小平主席、江泽民主席的交班过程中都出现军权移交滞后的现象。按照系统科学的社会管理思想，这是一个维持社会系统稳定的好方法，在以后国家领导人交接班的过程中还可能会继续保持下去，甚至会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让军权比政权晚移交一个任期。很多人对此不能理解，认为这是封建专制遗风，其实他们错了。他们站在西方制衡政治的立场上来看待中国人的系统管理思想是一种自信心不足的表现。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认识这个问题呢？简单一点说：西方国家的制衡政治产生于工业企业大发展的历史时期。它为企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提供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对人类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全球政治体制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我们必须从人类社会一体化的角度来考虑政治体制问题。政党制衡政治是以中产阶级为社会基础的政治体制，给一个中产阶级远远没有形成的国家输入政党制衡政治，很容易激化阶级矛盾，引发族群对立，造成社会动乱和局部战争。进一步考虑，现有的世界资源又能承载几个以中产阶级为社会主体的国家呢？如果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推行政党制衡政治，必然会导致部分落后国家长期处在战乱之中。制衡政治与全球一体化之间极不协调，存在着很深的基础矛盾。全球经济、政治走向一体化的过程也是政党制衡政治走向衰落的过程，坚持制衡政治理念的政治家会处处碰壁，抬脚动手便错，给自己的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

换一个角度谈一下：政党制衡政治赋予人民的民主和自由确实非常具有魅力也最令人向往，移居西方国家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但是，这仅仅是他们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做出的一个选择，而对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来说却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民主和自由归根结底是由科学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赋予人们的权利，是依靠一定的物质资源作为支撑的。西方社会的民主和自由远远超越了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就目前的科技发展水平和世界资源还承载不了全社会实现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西方社会的民主和自由之所以能走到现在，那是历史对先进国家的褒奖，是社会发展不平衡所致，后进国家是不可以盲目追求的。搞传销的千千万，能发财的有几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也是全球经济平衡发展的过程，政党制衡政治必然会淡出政治舞台，西方的民主自由也会在某一些虚浮的方面出现萎缩，不过他们得到的将是更实惠的民主和自由。

国家走向企业化，西方的民主自由要萎缩已经成为世界潮流。美国学者惊呼世界在退步，呼吁人们要接受全球进入“国家资本主义”时代的现实。英国《金融时报》2008年1月15日刊载耶鲁大学教授杰弗里・加滕的文章：“如何承认国家资本主义的现实”。文章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自由市场时代渐行渐远，取而代之的是政府试图重新掌控经济，并利用这一控制权增强其全球影响力。文章最后说：“18世纪末，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20世纪，自由市场赢得胜利。如今，世界正在出现全球商业价值体系和规则的又一场重大变化，与过去的改变不同的是，这条新道路不代表进步”。[文章见《参考消息》2008年1月18日 第4版]。实际上，这不是人类社会在退步，而是在进行一次大调整，一次在企业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大调整。全球一体化要求国家进行企业化改造，超越企业理念的自由思想必须有一个适度回调。人类社会的这一次大调整也是为冲向更高层次的、共产主义的民主自由奠定基础。

企业内部的民主和自由，既没有超越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又和地球物质资源紧密相联系，所以，国家的政治民主水平应该与企业内的民主制度相互参照，相互协调。中国人现在正在建立的就是这样一种按照企业控制理念组织的政治体制。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将争相效仿；西方社会在放弃政党政治后也不得不接受。在基础科学理论没有出现巨大的突破之前，整个人类社会只能沿着这个方向稳定向前发展。[基础科学理论的巨大突破就是前面“第三章 时间和空间”中所讲的：在基础理论研究上要突破“数理屏障”；在科学实验研究上要突破“磁电屏障”]。只有科学技术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层次，企业内部的系统控制机制被新的科学技术所化解，人类社会才能彻底摆脱地球资源的束缚，更高层次的民主和自由才能降临人间。当然，我们还不能断定科学发展的巨大突破究竟会发生在哪一天。如果发生在近一、二十年，届时各种社会矛盾迅速化解，中国人还真的会失去展示自己政治才能的机会。不过科学发展的形势看来没有这么乐观，历史会让中国人充分发挥政治才能之后再进入共产主义。

2008年1月23日，网友范希唐先生在《光明论坛哲学栏目》上发了一个帖子，提出了“普通民众选免党员”的设想。我看到后非常高兴。这不正是一个淡化政党政治、树立君子政治的好方法吗？中国社会基层的民主制度建设就应该按照这样一个设想走下去。既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又不损失执政党的名誉和利益，大家何乐而不为呢？在哲学家的眼里，一党执政的实质就是无党政治。中国现行的“多党协商制”实质上是政党政治走向君子政治的一种过渡形式。其它任何基于西方“民主自由”观念的狂妄想法都是非常错误、不合时宜的，背离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讨论至此，我们已经思路清晰、观点明了了。中国人21世纪的民主之路，在基层就要从普通民众选免党员开始逐渐向上延伸；中央高层的民主则要从健全“政协”的组织结构开始，把执政党的政治职能逐渐转移到“政协”这个政治平台上来。当然，这也仅仅是从哲理上笼统地讲一下，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还可能是曲折的、还会演绎出许多丰富多彩的内容。

（2）今日世界之政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