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放弃他们的政党制衡体制了，因为系统管理和政党制衡在哲学理念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4 用系统的历史观认识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

第一次社会大转型发生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建制社会；第二次社会大转型发生在英国中世纪末期的封建制社会。从社会结构上看，中央集权制和权力制衡制有着一个相同的起点。按照系统的历史发展观，它们还应该有一个相同的落点。这个相同的落点就是前面所讲的：全世界大大小小、各种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即将同时进入一个“君子政治”的时代。我们藐视一下今日全球社会基本形态，它多么象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190多个主权国家聚集在“联合国”的旗帜下，就象是周天子靡下有70多个诸侯国一样，不同的是今天的世界正在从战国走向春秋、从战乱走向协和，而不是从春秋走向战国。因为我们的世界正处在一个历史大回归的时代。

总之，中央集权和权利制衡两种社会形态之间并不是相互传承的关系，更象是长兄和小弟之间的关系、农民伯伯和工人叔叔之间的关系。他们同属私有制性质，都出自封建制社会，因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生产方式不同而导致社会形态的不同。擅长管理农业社会的中央集权制和擅长管理工业社会的权利制衡制，他们相互促进、相互学习、相互抗衡和相互制约，最终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作用下殊途同归。

由此看来，在20世纪出现中央集权和权力制衡两大社会形态大对垒绝非出于偶然，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同样，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也不能简单地就看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全面失败。简单地说，从十月革命到苏联解体，整个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人民尝试着用管理农业社会的方法去管理工业社会，自认为用暴力强化的公共意识就可以抑制住私有制的发展，最终却导致一个惨败的结局。可以说这是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没有学习好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果，也是俄罗斯人按照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决定自己命运的结果。正象英国作家莱斯莉・张伯伦在《祖国：俄罗斯哲学史》中所认为的那样：尽管苏联教育体系以教条的方式把辩证唯物主义强加给人们，它对苏联共产主义的理想或实际都没有起决定作用。马克思主义只是给团结、牺牲、希望和集体救赎等古老的俄罗斯观念某种现代的表达。（见《参考消息》2007.8.29日载文“俄罗斯人的思维方式”）。类似的现象同样也发生在中国，从辛亥革命到文化革命，从1919年的“五.四”到1989年的“六.四”，真正决定中国人命运的还是中国人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引发全面内战的思想根源主要还是中国人自己的“王道”思想和农民意识。正是王道思想让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还是王道思想和农民意识让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取代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而后者恰恰是从卡尔・马克思的故乡照搬过来的共产主义思想。何谓王道思想？实质上它就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形成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系统管理思想。农民意识也就是这种系统管理思想长期统治下形成的民众意识。真正让中国人饱受内战之苦的始作俑者正是中国人头脑中的这种系统管理思想。

在中央集权制的国度里、在东方传统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面前，马克思主义只能随乡入俗在最基础的思想理论上发生一系列原则性的改变。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理论“，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对暴力革命的基本态度，改变了卡尔・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定义；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更是触犯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大忌，把社会生产资料全部收为国有，把社会主义搞成了暴力加强的中央集权制，成为卡尔・马克思所预言的 “封建社会的反动”。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对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仅仅是起到了一个理想、一个灯塔和激发民众情绪的作用。而在具体的行动纲领、路线方针上仍然是东方人自己的思维方式起着决定性作用。东方集权制社会仍然在按照自己的运行轨迹前进着。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完全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去评价列宁主义、用西方人的价值观去评价东方人的社会行为。因为卡尔・马克思先生本身对中央集权制社会就缺乏足够的认识，列宁、斯大林他们从中央集权制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一些新的思想理论也未必完全都是错误的。

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或者说是改造），实质上是东、西方社会之间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差异造成的，也是东方中央集权制社会对西方权力制衡政治的一种抵制。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列宁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对西方制衡政治的抵抗，中央集权制社会恐怕早就在世界上完全消失了，现在还有谁能来制约权力制衡政治呢？他们也是在完成一个历史使命，一个让中央集权制政权延续下来和权力制衡政治结伴而行的使命。当我们在第三次社会政治结构大转型中看到正在化解中的中央集权制仍然在起着一定的历史作用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到这一点。古老的中央集权制走过了它两千多年的艰难历程，在它行将走向结束的时候突然膨胀起来，大放临终异彩，这是一个系统在走向毁灭时的常见现象。列宁、斯大林他们这一代革命家完成的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使命。一心要打倒皇帝的人最后自己却成了一个超级膨胀的皇帝，历史给他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所以应该说他们是成功的政治家和失败的思想家。他们的成功业绩和英雄气概永远值得人们颂扬；他们失败的理性和残酷的暴力永远也不会得到历史的饶恕，就象中国人对秦始皇的评价一样会表现出巨大的反差。不同的是中国人曾经适度放大了秦始皇残暴严酷的一面，而面对20世纪的革命者，中国人可能会适度放大他们英雄气概的一面。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暴力革命思想发展到了极点，让中国人对暴力强化的公有制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为随后的社会大转折培育了社会基础。也可以说，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定位和历史价值。“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具往矣，”数尽风流人物，唯文化革命积历代帝王之大成。逞英豪，现权谋，为了辛苦打下的江山永不变色，迫害文人有胜于“焚书坑儒”，谋害功臣有似于“火烧庆功楼”。社会道德底线被一次次地冲破，社会道德基础被一层层毁坏，文革十年真是中国人不堪回首的十年。历史啊历史你为什么是这样的无情，多么英明的领袖也被你戏弄于股掌之间；多么善良纯朴的人民也被你操弄的若癫若狂，直到中国和平崛起的今天，你才让人们明白了你历史的伟大。难道你就是要这样来磨炼中国人？

在今天，为了巩固政权，发展经济，我们需要讴歌革命战士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来提高我们的凝聚力、增进我们的自信心。但是，在政治上站稳了，经济上富裕了之后，我们还要向“世界的思想巨人、人类的道德楷模”迈进。历史的发展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非常沉重的任务，就是要正视暴力革命和文化革命给中国普通民众带来的巨大灾难。我们需要纪念英雄烈士；我们更需要纪念受迫害的平民百姓。不是要向谁问责，重在净化我们的灵魂，重筑我们的道德基础。建立文化革命博物馆，为所有受迫害而非正常死亡的普通平民正式道歉并建立纪念碑，这些都是我们继续发展所必须要做的事情。举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日本人不能正视“二战”就不可能在政治上站起来：中国人不能正视“文革”也不可能在思想上站立起来。

5 理性冲突是东、西方社会对峙的根本原因

人类社会是由不断发展的理性支撑起来的系统，所以，理性的发展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至关重要，科学是第一生产力。什么是科学？科学就是先进的思想和先进的技术，而先进的思想和技术都是不断发展中的理性。第一次浪潮的农业社会理性与第二次浪潮的工业社会理性发生冲突就是东、西方社会相互对峙的根本原因；现在信息社会的理性掀起了第三次浪潮又在促进东、西方社会的大聚合。系统认识这些不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理性，对我们深入认识动荡不安的今日世界是很有帮助的。

第一次浪潮的充分发展促成了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按照系统的矛盾结构关系进行分析，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家庭--国家”结构是典型的复式三位一体结构（家庭是一个三位一体结构，国家也是一个三位一体结构）。这说明中央集权制社会是一个发展成熟的稳定结构系统。在它之前，社会系统一直处在矛盾展开的过程之中，社会结构基本上是以原始族群为基础逐渐扩大，最后形成像中国商周时期的封建制国家。这是一种单一的三位一体系统结构，其中虽然已经有家庭存在，但是这时的家庭还不是法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单位。第一次社会政治结构大转型确立了个体家庭的法定地位，把单一的三位一体结构组织成复式的三位一体结构。一个国家一旦进入中央集权制这个稳定的系统结构就很难一下子走出来，必须按照系统的矛盾化解过程一步一步地从基层开始化解。中国人近一百年来的艰苦历程就告诉我们：从中央集权制社会中走出来是多么地艰难。

权力制衡制社会就是避开了这一发展环节，在社会即将进入中央集权制之前就开始了社会系统化解的过程。它从工业生产的社会需要出发，以企业为基础建立起一种只负责物资资料生产的社会系统。企业向上把国家直接化解为权力制衡结构；向下直接促进家庭的化解。从而形成了第二次社会结构大转型。人类社会在走向繁荣昌盛的同时也开始了它的系统化解过程。在第二次政治结构大转型的展开过程中，英国是直接从封建制社会中跨出来的，而法国当时已经开始走向了中央集权制，随后又被资产阶级拉了出来，这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质性区别，也是英国能实行君主立宪制而法国要实行共和制的根本原因；沙皇俄国也走向了中央集权制，资产阶级也是企图把它拉出来却没有成功，被无产阶级革命把它直接推进到中央集权制的膨胀结构状态，开始了中央集权制社会系统化解的进程，进入了中央集权制社会的运行轨道。

还有一些国家，像中东、非洲和南美洲的一些国家，他们既没有进行第一次社会政治结构大转型，也没有进行第二次社会结构大转型，现在他们也要和前面两种类型的国家一道进入第三次社会政治结构大转型的过程中来。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各自都有自己的理性发展轨迹。他们也都在按照自己的发展轨迹向着同一个目标前进。原本他们是可以相互支持、谐和共进的。可是一些权力制衡制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总是以一种胜利者的傲慢姿态出现，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强行要求其他两种类型的国家并入自己国家的理性发展轨迹。这是当今社会发生动荡的一个最基本原因。

第一次浪潮在全世界的范围全面展开的过程中，世界各地也曾经出现了多个文明古国，但是只有中国人完成了第一次政治结构大转型并建立起一个典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在随后的2000多年里也竟然没有一个国家能完全跟上来，为什么？虽然有自然环境、生产条件以及社会发展的进程等几个方面的原因，但是，我认为古代中国人理性发展的深入和完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中国人信奉天命、信奉自然规律，不仅对有矩可循的显物质世界有比较深入的认识，而且对不确定现象（随机现象）背后的潜在意识也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尽管不确定现象背后的潜意识很容易把人的思维引入到迷信的有神论中去，而中国人的思维理性让无神论一直位居社会主流意识。以此为基础，中国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形成了一个具有系统思想理念的理论体系，《易经》是其核心经典，诸子百家为其全方位的发展。第一次政治结构大转型就是在这样的理性基础上展开的。

中国人是理性的，古代的中国人有信仰但是没有宗教，没有陷入理性思维的漩涡。这也是第一次政治结构大转型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汉唐之后中国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开始出现宗教，但是中国的宗教始终是在中央集权的控制之下展开社会活动，对中央集权制起到一个辅助协同的作用。印度也是一个农业文明古国，为什么它就没有发生政治结构大转型呢？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和控制就是其主要原因。

中国的中央集权制社会不仅有稳定的社会结构，还有着严密的控制机制。细致入微的伦理道德规范，重农抑商、官营盐铁等基本国策，维护着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相对稳定地走过了2000多年。我们真应该把中央集权制看作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最伟大的历史文化遗产，没有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我们就不可能知道社会系统的稳定成熟阶段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但是，也正是这些严谨的社会道德理念制约了人们的理性创新和现代科学的发展；重农抑商、官营盐铁等基本国策抑制了工商业的发展，使第二次浪潮――工业革命浪潮很难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体制下发生，当然也不可能在走进理性思维漩涡的宗教国家发生。理性要发展，社会要前进。最终工业革命浪潮只有在封建制发展完善，既没有进入中央集权制社会，又没有被宗教所困扰的西欧发生。在系统的历史观看来，西欧国家发生的资产阶级工业革命是一次跨越性的革命。它跨过了稳定的中央集权制社会直接开始了社会系统的化解运动。

资产阶级建立的权力制衡制和地主阶级建立的中央集权制都属于私有制性质，都是通过激发人的本体性（自私性）来促进社会发展的。人们的本体性在私有制的激发下过度膨胀，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理性受到巨大的扭曲，因为，社会道德理性取决于人们的本体性和社会性的相对平衡。在两千多年前中央集权制的发展形成过程中，私欲膨胀的社会理性和新的生产方式爆发出的社会能量相结合，让秦国迅速强大起来兼并了其它六国。从鲁国的“三分公室”到秦始皇的严刑酷吏、焚书坑儒社会道德理性明显被严重扭曲，直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得以实行，社会道德理性才逐渐地有限恢复。在权力制衡政治的发展形成过程中，私欲极度膨胀的社会理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爆发出来的巨大的社会能量相结合，让英国迅速发展成日不落帝国。随后帝国主义列强形成了瓜分世界的格局。从“圈地运动”，到贩运奴隶和鸦片；从对外肆意扩张掠夺，到对殖民地人民的奴役剥削，社会道德理性也被扭曲至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公共意识被资本主义社会普遍接受，被扭曲的社会道德理性才逐渐有所恢复。

与此相反，在苏维埃社会主义阵营里也出现了社会道德理性被严重扭曲的现象，但是在这里不是私欲膨胀的原因，而是公有制被暴力加强的结果。人们的社会性、社会公共意识一旦被暴力加强同样会严重扭曲社会道德理性。斯大林时代残酷的大清洗运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斗私批修、造反有理”等都是人们的社会性被暴力加强所造成的。在历史上，奴隶制社会出现的道德危机也是原始社会的公共意识被暴力加强，人们的社会性膨胀发展的结果。

人类社会的本体性和社会性是对立同一的，二者相互制约、平衡统一维护着社会道德理性的正常发展。，任何一方过度膨胀发展都会造成社会道德理性被严重扭曲。

公元17世纪以来，第二次浪潮一直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潮流，在此期间世界上发生的一幕幕历史剧目都是由它一手导演的。作为第二次浪潮的领军人物――西欧诸国就应该是这一个历史阶段中所有恩恩怨怨的责任承担者。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首先是西方主流社会对世界的影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社会迅速发展起来，让世人瞩目。世界各国人民莫不为之振奋，纷纷尾随效仿。然而，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私有制观念极度膨胀，工业发达国家对内残酷剥削，对外暴力扩张，社会道德理性被严重扭曲。他们发动战争瓜分世界，两次世界大战让落后的农业国家饱受各种欺凌和屈辱。迫不得已，落后被动的国家只能在自己的文化基础之上另寻出路。另一方面，私有制观念的极度膨胀激发起社会公共意识的强烈抗争，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价值，在西方社会表现在二战之后社会公共意识重新恢复对社会政治理念的整体控制；在东方社会则主要表现在它把改朝换代的运动机制激发起来，把中央集权制推向了它的膨胀阶段。从以上两个方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二战后的社会主义阵营实际上是在工业发达国家的直接影响下被动形成的。记得有这样一个说法不无道理：第一次世界大战造就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促成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

从中国近代史也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一发展过程：在第二次浪潮汹涌而至的时候，尽管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冲突，中国人还是在虚心向西方国家学习，可是，当时的西方国家正处在私有制社会建立初期的膨胀阶段，对内残酷剥削，对外暴力扩张。没有招惹别人的中国很快就成为资本主义列强蚕食的对象，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纷沓而至。中国人被激怒了，他们几经努力，几经复辟，推翻了皇帝家族控制下的中央集权制，开始走向政党控制下的中央集权制。在国家这个层面上的私有制形式被打破了，下一步该怎么走？是学习苏俄，继续把家庭层面的私有制形式也消灭掉，走向公有制的膨胀？还是尾随欧美，加强家庭层面的私有制形式走向私有制的膨胀？中国人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最初，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中国人选择了前者。其原因大约有三个方面：除了前面讲的工业发达国家的两个影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苏俄的榜样作用。随后，国共两党在这个两难的选择面前决裂了，按照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和系统的社会管理理念，解决这样的政治问题只能靠战争，内战成了历史的必然。其实按照西方人的政治理念，不管是资产阶级的，还是马克思的，中国人的内战都不应该发生。经过浴血内战，中国人最终选择了苏俄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把中央集权制推向了它的膨胀阶段。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政党制衡政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中国人民总是把权力交给那些能够按照中央集权制运行规律办事的人。

6 进行中的第三次社会政治结构大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