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物理学基本原理》

第十章 中国人在21世纪的机遇和责任

庄建西

（0373-2366496）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当我们对中国人在21世纪的机遇和责任有所认识的时候，我们会对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国人不堪回首的艰难历程产生一个更深刻、更系统的认识。是谁应该对中国人沉重的付出负责？是慈熹、袁世凯还是孙中山、北洋政府：是外国人的侵犯还是历届政府的抵抗不力；是蒋总统还是毛主席？为此我们曾经辱骂、声讨和讨伐，曾经抗战、内战和牺牲。然而，当我们看到中国人在世界上迅速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并担负起一定的历史责任时一切都明白了，这是历史使然、这是自然规律，这就是中国人的天命。我们只有抓住机遇和平崛起，在全球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充分展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价值，担负起历史的重托，才能对得起中华民族这一百多年来所遭受的磨难。

中国的崛起和复兴仅仅是世界文明回归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世界文明的回归则是一个系统的历史大转折。一百年前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产生，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物质层次。自然科学以这两大理论为基石迅速发展，系统科学思想由此应运而生。系统科学思想是在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的思想方法，当这种新的思想方法进入政治文化艺术领域的时候形成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文化。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背后必然有一个新的宇宙观、一个新的哲学体系。现在当这一新的思想体系开始影响社会政治体制的时候，整个世界文化回归的图景逐渐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人类社会的这一次历史性的大转折是随着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产生而开始启动的，并不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出现而开始的，也不是象美国社会思想家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讲的那样是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开始的。

从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产生，到系统科学思想的形成，到后现代思想的出现，现在已经到了系统科学思想影响政治体制的时代。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大转折似乎就要顺利完成，可是问题出现了：自然科学在基础理论研究上踏步不前，超弦理论似乎已经陷入一种思维误区不可自拔；系统科学理论如同一盘散沙，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超循环理论、混沌学、同态学……等等，它们好象是同一个理论体系又各自为政、相互独立怎么也统一不起来；在社会科学方面，虽然后现代文化在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文化，但是在政治思想方面还是有那么多人热衷于政党政治、冷战思维，对全球反恐战争充满激情。系统科学思想在西方哲学思想主导的政治体制面前表现的还是那样的软弱无力。人类社会似乎遇到了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其实跨越这道门槛并不难，难以跨越的仅仅是一种思维障碍。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西方人的哲学观念把人类社会阻挡在自由王国的大门之外。我们只要把中国哲学思想引入到系统科学理论中来，把一个个松散联系的理论紧密串联起来，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随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很多难题都能够比较容易地得到解决。历史的发展在呼唤中国哲学思想，这就是中国人在21世纪最大的机遇。中国人用智慧为自己选择了一条顺利崛起的道路，为中国哲学思想走向世界奠定了经济基础，同时对强制推行西方“政党政治”也是一种最好的遏制。中国人正在用智慧为全世界步入和谐自由的新阶段作出贡献，这就是中国人在21世纪的历史责任。

1 从“对理性的侵犯”谈起

2007年5月30日《参考消息》以“美国民主面临被掏空的危险”为题目，节选了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新书《对理性的侵犯》。该书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在系统思想和信息技术的时代、在‘铅字共和国’被‘电视帝国’侵略并占领的今天，美国的民主体制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在西方哲学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权利制衡体制在系统复杂的现代社会面前表现出她的无能和无奈。文章最后说：“因此，我们的民主正面临被掏空的危险。为了收回我们与生惧来的权利，我们美国人必须决心修复公共论坛遭受的系统性破坏。我们必须创造新的方式就我们的未来开展真实的而非被人操纵的讨论”。

创造新的民主方式，聪明的美国人正在行动。2007年6月23日《参考消息》以“美国政坛浮现‘中间主义’”为题目，摘要转载了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6月22日报导。介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和加利福尼亚州长施瓦辛格抨击政党政治，努力在美国政治中建立中间主义的情况。由此我们看到“非党派领导”的民主政治正在蓄积力量准备取代“政党政治”。君子不党，走出政党政治的美国人必将进入一种“君子政治”的时代。这并不是一个小问题，从政治思想、价值观念到国家宪法、政府结构都将发生一系列根本性的改变。“政党政治”能够就这样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吗？习惯于权利制衡思想的西方人能够顺利地接受系统管理思想吗？方向是正确的，道路是曲折的。不知道美国人会如何带领西方发达国家顺利走完“政党政治”的最后这一段路程。

在西方社会即将走出“政党政治”的时候，一些保守的政治家仍然在诱导、胁迫一些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向“政党政治”快速前进，岂能不引起这些国家的社会动乱。他们总以为自己给第三世界人民送去的是自由民主，实际上他们送去的是战争。深刻反省、猛然醒悟，让第三世界国家直接进入“政党后政治”的时代，是历史派送给这些政治家的紧急任务。

 “政党后政治”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政治形态？美国人或许并不十分明白，而中国人对此并不陌生。几千年来，中国的仁人君子所向往的不正是这样一种不结党、不营私，襟怀坦白的“君子政治”吗？所以“政党后政治”即“非党政治”是以中国哲学系统管理思想为基础的一种政治形态，中国人对此是轻车熟路很容易进入角色，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直接走向“非党政治”的引路人。

全世界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国家同时开始向“非党政治”迈进，这是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相协调的一次世界性的政治体制大转型。从历史上看，这样的社会大转型一共发生过三次。为了更好地认识当今世界上正在进行的这一次社会大转型，下面我们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三次社会大转型系统地认识一下。

2 第一次社会大转型与儒家思想

在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类社会发展史概括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样几个发展阶段。这是马克思主义按照辨证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提出来的，无疑是科学的，永远也不会过时。但是，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一历史观仅仅阐明了一个粗略的基本线条，很多具体的社会历史事件得不到很好的理论概括。比如，一谈到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就会引起许多无谓的争论；一谈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我们的思维几乎会陷入停顿。从根本上讲这还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存在着先天不足，直到系统科学思想逐渐进入社会科学领域之后，美国社会思想家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系统地阐述了一种系统的历史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发展观是一个系统的发展和完善。

《第三次浪潮》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展开讨论的，所以对人类社会三次浪潮中的政治体制大转型研究的还不够深入。现在我们从哲学的层次，以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发展观为基本框架，运用系统科学思想侧重认识一下这三次浪潮中的政治体制大转型。

人类社会是由人的主观理性支撑起来的一种特殊的能量和物质的运转过程，可以说这是对人类社会的最彻底的定义。 能量和物质的运转就是社会的主体，而理性的发展才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所以，每当最基础的科学理论有一个重大突破（亦即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认识的主观理性进入一个新的层次），随后都必然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大发展和政治结构的大转型。

按照阿尔文・托夫勒先生的说法：“第一次浪潮产生于约公元１万年以前，人类进入了农业时代，其划时代的意义在于人类从此脱离了游牧，定居生活把人们的生活范围固定下来，开始发展城镇和自己的文化”。在第一次浪潮之中，人类社会由原始人群走向母系、父系社会，然后由部落联盟走向奴隶制国家，最后再走向封建制国家。卡尔・马克思先生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对这一个历史阶段的研究是比较深入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就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阿尔文・托夫勒三位先生都是西方人，他们对中国社会在这一个历史阶段的发展深度认识不足。中国与西欧的封建社会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形成第一次浪潮的社会主流是农耕文化，农耕文化和与之并存的游牧文化之间并不是十分的协调。在农耕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第一次浪潮的推进速度就比较快，也比较深入；而在游牧文化比较兴旺的地区则相对缓慢和肤浅。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社会，第一次浪潮在中国的发展就特别顺利，很快就形成一种非常成熟的社会形态。中国汉武帝以后的中央集权制社会就是在农耕文化上建立起来的最系统、最完善的社会形态，其他国家（包括西欧国家）的封建社会与之相比根本就没有达到同一发展水平，最多发展到相当于中国周朝时期的社会形态就停止了。为什么西欧几个国家在中世纪战争频发，就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形态一直处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状态。还有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私有制的神圣，在中国是在2500多年前由地主阶级实现的；而西欧国家是在200多年前才由资产阶级宣布的。因此，中国社会在春秋战国至汉武帝时期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大变革是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生过的一次社会政治结构大转型。从公元前562年鲁国三分公室开始，到汉武帝接受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基本结束，历时430年左右的这一次历史大转折，让中国从封建制社会进入到中央集权制社会，后者是一种结构稳定的社会系统。

人类从原始人群走过来，经过母系、父系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社会政治结构一直是处在一个自然的系统膨胀过程之中，系统内部的层次不断增加。原始社会的公共经济和公共意识迅速膨胀、暴力加强形成了国家，而私有制经济和私有制观念也在个体家庭的基础上迅速发展，最后两种运动趋势相互融合形成了私有制社会的稳定结构，即：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家庭”结构。从系统思想的观点来看，这是社会控制系统发展完善进入稳定结构的一个过程。很明显西欧国家的封建制社会并没有进入到私有制的这种稳定结构状态。

第一次浪潮是在全世界范围展开的，但是并不是所有地方的农耕文化都能发展到成熟状态，只有中国社会在经历了第一次社会政治结构大转型之后成为一个发展成熟的、结构稳定的社会系统。研究社会发展史的专家们往往是把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套用在中国历史研究上，导致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认识不足，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认识缺乏系统性。

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代仍然是一种部族国家，其政治制度带有浓厚的部族色彩。原始社会的血缘、宗亲结构基本上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禹传位于启标志着私有制观念开始操纵公共权利，原始的公共意识开始膨胀起来走向极端。但是，从社会形态上讲，人是国人、地是国土，原始社会的基本形态仅仅是发生了自然膨胀，而没有发生结构性改变。

到春秋时期，最早在鲁国出现初税制 “土地私有、自由经营”的生产方式出现。三分公室的政治事件发生，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由此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政治结构大转型拉开了序幕。这一次政治结构大转型就是在土地私有、自由经营的基础上，建立起相应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体制。

毋庸置疑，第一次社会结构大转型的主导思想是法家思想，领军人物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如商鞅、韩非子等。这是因为私有制社会的利益集团非常小，每一个个体家庭都是一个利益集团，如同一盘散沙。个体家庭既是社会经济的生产单位又是人们的生活婚育单位。要管理这样一个由个体家庭堆砌起来的社会就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法制体系。第一次社会政治结构大转型的顺利完成是法家思想取得的胜利。然而，孔子和他的儒家思想在这一次社会大转型中的重要作用也丝毫不容忽视。最初，孔子是极力反对社会变革的，但是到了汉武帝以后，封建统治者出于社会治理的需要又把他抬了出来奉为圣人。这其中存在着怎样的道理呢？

第一次社会大转型是确立私有制观念的一场社会大变革。土地私有、自由经营必然导致地主对佃农在经济上的盘剥；要维护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就必然会导致阶级压迫。私有制对人的最基本的理性造成了严重扭曲。孔子不接受对理性的这种扭曲，他厚古薄今，崇尚在原始公共意识下形成的礼仪制度，倡导仁、义、礼、志、信、忠、孝等，企图从唤醒人的社会性出发，来维护社会公共财产不被分割。然而他错了，他不明白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通过激发人的本体性（自私性）来促进社会生产，土地私有、自由经营是最好的生产方式。为了整个社会的发展，人们在理性上不得不作出一定的牺牲。最终，一个中央集权的、强权法制的国家还是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来了。

秦王朝的迅速覆亡告诉人们：单纯依靠法家思想、严刑酷吏治理不好一个国家。为了纠正秦王朝的失误，最初，人们选择了老子〈道德经〉“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也曾创造了“文景之治”时期的盛世。但是“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与土地私有、自由经营的生产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强权法制并不协调。最终，中国人还是选择了孔子的儒家思想。是儒家思想在被私有制扭曲的社会理性与人们最原本的理性之间搭起一座相互沟通的桥梁。激励起人们的社会性把私有制激发起来的自私性包裹起来，弥补了强权法制的不足，在土地私有、自由经营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结构稳定的社会形态。从系统科学的思想方法来说，法家思想属于主观控制理念在社会控制系统中应该位于主导地位；儒家思想属于客观控制理念应该处于辅助协同地位。法家和儒家结合起来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的主客观协同控制系统。

3 第二次社会结构大转型和马克思主义

第二次浪潮引发的第二次社会结构大转型主要发生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原子论、牛顿三定律、热学三定律、元素周期表等科学发现是它的理性基础。科学理性支撑起工业生产，工业生产造就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把西欧诸国从封建制王国推进到现代资本主义。

第一次浪潮是在全球范围展开的，而真正发生社会大转型的国家只有中国，其他国家都在进入中央集权制之前迎来了第二次浪潮。象俄罗斯这样的国家，虽然也已经出现了类似的中央集权制，但是和中国社会政治结构比较起来仍然还有较多的封建制社会的成分，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实现“土地私有化”；第二次浪潮也是在全球范围展开的，而真正促成社会大转型的国家也就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发达国家，许多国家都还没有来得及进入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就迎来第三次浪潮。这里面可能存在着一个社会生态分布的问题，各个国家由于历史的、经济的原因不可能发展的得特别整齐。而第三次浪潮引发的社会结构大转型将是一个全球的同步行动，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都将同时走向无党派的民主政治。这是因为整个社会系统进入到了一个全面大回归的历史阶段所致，也可以说这正是马克思所预言的：全世界人民将同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第二次社会结构大转型最早发生在英国，从1688年的光荣革命开始，到1948年英国工党政府宣布建成福利国家，经过了大约260年左右，资本主义政党政治才基本发展成熟。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尾随其后，也大致都是在这个时间发展成熟。

第二次社会大转型和第一次社会大转型都是确立私有制的社会大变革，二者之间有很大差异，也有很多相同之处。我们可以通过对比的方法来认识它们。

它们的理性基础不同，第一次社会大转型的理性基础是一万年以来人类积累的农业知识和文化；而第二次社会大转型发生在其后近2000年，其理性基础是近几百年来出现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工业文化。前者的哲学思想以《易经》及阴阳五行理论为代表是系统的综合思维；后者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在“原子论”、牛顿三定律的基础上形成的辩证唯物主义，到后来量子力学对辩证唯物主义提出挑战之后，实用主义思想又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思想。

第一次社会大转型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土地私有、自由经营，而第二次社会大转型的社会经济基础是把土地私有进一步扩展到包括土地在内的所有的生产资料。前者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治体制是按照系统管理理念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的强权法制，而后者是按照矛盾对立统一思想建立起来的多党派相互制衡的民主法制。

它们都是以私有制的神圣为社会基本理念，但是第一次社会大转型建立起来的私有制观念是家庭所有制观念，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实体来承载它；而第二次社会大转型建立起来的私有制观念是冲破家庭走向个人，私有制观念走向了它的极端形式。物极必反。在私欲膨胀的表象之下，社会公共意识也在蓬勃发展。所以，第一次社会结构大转型建立起来的是真真正正的结构稳定的私有制社会；而第二次社会结构大转型建立起来的是一个不断在向公有制转化的社会形式。

在两次社会大转型开始启动之初，都有一种社会势力从社会公共意识出发站出来极力反对，而后在新的社会政治体制建立起来之后又被社会奉为至高之政治理念，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伦理道德基础。孔子及其儒家思想曾经就是第一次社会大转型的极力反对者，而后他成了中国中央集权制社会至高无上的孔圣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是第二次社会大转型的极力反对者，而后到了英国工党政府宣布建成福利国家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公共意识实际上已经成为最高的社会政治理念。从这一点上看，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我们不能不承认：以英国工党为代表的一些社会党人，他们秉承着“第二国际”的共产主义思想为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不承认这一点，也就没有办法理解我们伟大的邓小平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完善。

马克思主义和孔子的儒家思想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就是维护社会公共意识。不同的是孔子立足于维护原始的社会公共意识，在私有制观念开始成为社会主导意识的时候，他企图把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性呼唤起来，来维护已经极度膨胀的、即将崩溃的原始公有制社会形式。他维护的是一种原始的系统管理体制，让人看起来好象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实际上他代表的是一股维持社会平衡发展的重要力量。而马克思主义是在私有制刚刚开始走向膨胀的时候，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提出了人类即将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理想，理想毕竟是对未来的设想，和孔子的儒家思想相比他缺乏扎实具体的社会实践基础。以致随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严重的分裂：第二国际主张和平过渡，组织工会，建立工党（社会党），积极参与政党制衡政治，获取执政党地位，推动社会公共意识的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制衡政治的发展和完善；第三国际主张暴力革命，组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以暴力强化的社会公共意识去组织社会生产，阻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以期达到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其不知当社会公共意识被暴力加强后反而会形成一种现代化的奴隶制。随着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暴力革命的政治目标基本落空，才不得不重新开始接受和吸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之，尽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今日世界各国都大量存在，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主体，而卡尔・马克思所倡导的社会公共意识也早已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建立起来的社会公共经济和社会公共意识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团团包裹起来，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范围的伟大胜利。中国人不会忘记孔子；全世界人民，特别是西欧发达国家的人民更不应该忘记卡尔・马克思。孔子和卡尔・马克思在两次社会大转型中分别扮演了相同的角色。

 然而历史发展的现实情况是：尽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纳了马克思主义一些最基本的核心内容，但是他们却不愿意提及这样一个事实。好象是与东方阵营一直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有关，不愿意与东方阵营合流，其实真正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缺陷。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他的阶级斗争学说、暴力革命理论和它背后的哲学思想都偏离了正确的社会发展理性。这和历史发展的局限性有关，因为当时还没有系统科学理论，甚至连系统论产生的基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也还没有出现。实际上，西方的政党制衡思想和阶级斗争学说、暴力革命理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哲学基础――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我们不是说对立统一规律是错误的，而是说它缺乏一个更深层次上的思想――系统科学思想，这是一个巨大的思维缺陷。现在东方阵营已经运用东方哲学的系统整体思想和现代系统科学思想放弃了他们原来坚持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下一步就看西方阵营该如何放弃他们的政党制衡体制了，因为系统管理和政党制衡在哲学理念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