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持续三个多月的骚乱中，有一个乱港群体对香港的毒害极深，却因其有隐蔽性而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这个群体就是香港的一些宗教团体和神职人员。在绝大多数的骚乱活动中，我们都能找到他们或明或暗的身影。

他们动员、组织教徒上街，在多次运动中冲在暴徒前边挡警察；在利用宗教理由发起集会；在教会学校发起支持动乱、对抗警察的学生活动以及罢课；组织供应装备及街头补给；提供舆论造势和心理支持……

他们不遗余力地在香港年轻人的心里播毒。现在，是时候拔拔毒了。

以往，基督教及天主教香港分支机构很少涉足政事，但这一次，从计划到实施，香港某些基督教组织属于全方位配合，几乎无死角地参与到每一个环节。

在6月9日下午反对派民间人权阵线发起反对《逃犯条例》修订游行之前，就有基督教团体打前阵举办祈祷会，以所谓“祷告”的名义聚集示威人群。

此后，类似的祈祷会基本上在每次游行示威前后都会举行。

参加关怀团的成员分为内围、中围和外围三部分。在内围活动的牧师站在示威者和警察的中间，名义上说的是要做两者之间的调停者，但实际上他们基本都站在示威者一边，即使示威者在做暴力违法的行为，他们实际上充当了站在示威者前方拦警察的屏障作用，使得示威的暴徒更加肆无忌惮。

在中围和外围的牧师主要做的是情绪支持和物资支持的工作，所谓为示威者祈祷，怂恿他们“勇敢”向前；组织供应装备及街头补给；为街头“勇武”分子提供休息站和“庇护所”，掩护被水炮车颜料沾染的“勇武”分子。

一定程度上，他们还利用自己的宗教身份，为这些暴徒的活动提供道德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基督教為這些暴徒的活動提供道德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教会和团契聚会宣传似是而非的妖言来蛊惑青少年:

「他們的行為是犯法了，但犯的是地上的法，這不一定是錯的。耶穌潔淨聖殿，他也在當時的聖殿裏搗亂，但大家會說，當時環境不公義，要體諒耶穌。」

因为香港从殖民地时期开始政府就选择了教会作为合作团体，拨款给教会去营运学校，以此减少政府的长期行政费用。

现在香港有285所基督教和天主教小学、235所基督教和天主教中学，均占到香港中小学总数的50%以上。基督教和天主教宗教团体和神职人员就利用其在教会学校的优势地位，在教会学校发起支持动乱、对抗警察的学生活动以及罢课。

宗教场所和教会学校也成为运动中暴徒的休息处。日前《文汇报》的报道还称，基督教宣道会天颂幼儿学校为被警察围堵的暴徒提供休息场所，帮助其逃跑，学校内的家私布置被布匹所遮盖，疑藏示威物资。

在香港举办游行需要获得批准，但是宗教集会不需要经过批准，有时候在警察发布反对游行通知书的时候，一些宗教团体会利用宗教集会的特权进行集会。

提出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香港目前发生的事情，体现了美国主导颜色革命的明显特征。在颜色革命的历史上，宗教的确扮演了重要角色，或者说，宗教就是颜色革命的重要工具。

最典型的事例是上个世纪80年代发生在波兰的颜色革命。当时波兰民众运动的主导力量是“团结工会”。

这个“工人组织”之所以成为推翻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权的核心力量，一是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为其提供大量支持；二是因为美国政府与当时波兰籍的梵蒂冈教皇达成了携手对抗苏联、赢得冷战胜利的共识，梵蒂冈以及波兰天主教会因此成为“团结工会”的重要后盾。

波兰宗教氛围浓厚，即便在上个世纪80年代，波兰天主教徒的数量也超过50%。

因此，波兰之所以出现“团结工会”反对“统一工人党”的奇怪局面，关键之一就是天主教意识形态与“统一工人党”意识形态的冲突与较量。而当年波兰天主教会对“团结工会”的支持方式，几乎就是我们今天在香港看到的某些教会行为方式的母版。

整个苏东剧变、苏联解体过程中，宗教作为强大的反政府势力，是一个明晃晃的存在。上世纪80年代，时任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亲自向前苏联的教会领袖道歉。这一行为使得苏共几十年的意识形态建设在教会面前突然失去了合法性。

此后，全世界各种基督教派以及邪教蜂拥而入前苏联。戈尔巴乔夫甚至接见了邪教头目——统一教（基督教的变种）教主文鲜明。

苏联解体过程中，不仅教徒十分积极，神职人员还公开咒骂政府，倡议号召反对政府，组织街头活动，神职人员带头上街，为街头运动举性宗教仪式等等。

奥姆真理教的麻原彰晃动作慢了些。苏联解体后，立即高调访问俄罗斯，奥姆真理教在俄罗斯的信徒很快甚至超过了日本本土的信徒人数。上述种种现实及其走向，如今我们都能在香港看到复制或雏形。

香港历史与鸦片战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鸦片战争是中国永远不能忘却的耻辱，香港就是这一耻辱的标记。鸦片战争的结果除了中国被迫对鸦片敞开大门外，西方列强还同时逼迫中国敞开了传播基督教的大门。

为此，当时参与各种不平等条约谈判的西方传教士不惜采用极不光彩的欺骗手段，以图在中国快速传播基督教。因为，对于基督教会来说，信徒就是“羊”，他们是“牧羊人”，将中国人洗脑变成“羊”，就能成为乖乖听话的财源和工具。

西方宗教势力的这个梦想，从鸦片战争到今天，一直没有变。因此，鸦片战争做为中国的耻辱，准确地说，是生理鸦片与基督教精神鸦片同时涌入中国。

虽然西方教会后来也主张禁烟，但这丝毫不能否认西方传教士当初与鸦片贩子携手向中国动武的丑陋行径，中国人也不会忘记抗日战争期间西方教会号召中国教徒做日本“顺民”的历史。

香港是个弹丸之地，鸦片战争后被割让给英国时，才5000多人。进入20世纪，香港人口约28万。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大量人口逃往香港避难，香港人口一度达到160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很多人离开香港，1945年，香港人口回落至约75万。

相对于中国内地庞大的人口来说，香港不是西方教会传教的重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香港的各类基督教才有明显增长，但增长缓慢。香港教会人士较早以前指出，虽然香港自称基督徒的人不少，但固定上教堂的人数长期没有超过人口的4%。

然而，1997之后，香港基督教有了快速发展。

2019年数据显示，香港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和新教）有88.9万人。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人口比例的10%。而且，这个数字没有明确是指自称基督徒，还是指固定上教堂或领圣餐的人数。

其他报道指出，97以后，香港的基督徒与佛教、道教已处于三分天下的状态，甚至有人说香港的基督徒已占人口的一半。这个说法并非毫无根据。97以后，各种基督教会和宗教组织在香港开办了近千家中小学及幼稚园。作为对比，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在香港开办的学校及幼稚园加起来不超过200家。

几年前香港发生的“反国民教育”示威，实际上就是从少年儿童教育开始，反对国家认同。在教会中小学占据半壁江山的香港，基督教组织从幼稚园开始就向孩子们灌输宗教意识形态。以至于在这次香港动乱中，人们发现香港很多学校教材充斥丑化、抹黑祖国的内容。

这样的学校教出来的孩子，成为这次街头动乱的主力，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样的教会学校公然支持动乱，也就容易理解了。这样的教会组织亲自参与街头动乱，也让我们看到宗教在颜色革命中作用，已经在香港呈现明目张胆的态势。

当年支持“反国民教育”的香港名人，很多也是基督教徒今天香港动乱的支持者。

政教分离是当今世界的普遍原则之一。教会主导义务教育是违背政教分离原则的。

英国离开香港之前，一定程度上还奉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因此，香港基督徒的数量增长不算很快。97香港回归，英国离开香港后，美国势力大量进入香港。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人数将近千人，居然与驻北京大使馆人数相当。美国虽然也号称是政教分离的国家，但美国的政教分离与欧洲启蒙运动后的政教分离不同。

人们通常理解启蒙运动后的政教分离是指：宗教不能干预世俗社会。具体说，教会不能干预义务教育。而美国的政教分离恰好相反：世俗政治不能干预宗教。因此我们就能理解，教会反对公立学校讲授达尔文进化论，这种事情在欧洲政教分离原则下不太会发生的事情，在美国政教分离原则下就很正常。

香港今天的教育在相当大程度上违背了政教分离原则，成为向青少年灌输宗教意识形态的强大工具。基督教意识形态从冷战时期开始就与中国的执政党有尖锐的对立。

香港部分教会和宗教组织，同样违反了政教分离原则，成为街头动乱的支持者、鼓动者、参与者。

颜色革命工具的有效性，则建立在从少年儿童教育开始的宗教意识形态灌输。这就是香港回归20多年后，香港部分年轻人日益与祖国背道而驰的根本原因。

反过来说，这次香港动乱的好处之一是，它使我们更加看清了在“新冷战”背景下宗教的本质和作用，

宗教意识形态在“政教合一”背景下，必然成为反对世俗政权的力量。黎智英等很多香港动乱的主导者、支持者都是基督徒，内地一些基督徒也试图相应动员，朝香港汇聚，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