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佳：冰冷的社达式城镇化

2017年11月29日 星期三 03:30 AM文/李佳佳

来自/联合早报

Sina Weibo

  Email

中国聚焦

常听郭德纲相声的人大概都记得这么一个包袱：于谦的父亲是个心地善良富甲一方的大户，放出话来“天下穷人全管管不过来，在我住宅方圆二十里之内不允许有穷人”。在听到父母双亡幼子生病的寡妇哭诉后，他眼泪哗哗：“快把她赶走，我的心都碎了！”于是，方圆二十里地之内，再没有穷人。

关心科幻小说的读者大概也都知道《北京折叠》想象的场景：北京城被分为三个空间，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相互隔离分享时空。第一空间住着权贵，500万人，能够享受24小时。大地另一面是拥有2500万中产阶层的第二空间和5000万底层劳动者的第三空间，只分别拥有16小时和8小时。

很多相声和科幻爱好者可能没有想到的是，2017年11月的北京，这些竟然成为了现实。在一场大火夺去19个生命之后，没有看到加强保障、关怀弱势的举措，我们却目瞪口呆地见证了一场驱逐外来者的雷霆行动。“紧急请退，限期五天”“强制断水断电断气，全体居住人员在26号之前全部撤离”“逾期不撤离者将被采取强制措施，后果自负”。这些冷冰冰的命令和威胁，伴随着大限到来时毫无悲悯的砸、踢和赶，在零下五度的寒夜把几万人逼得走投无路、四散奔逃。

网络上，新词“低端人口”被疯狂转发，就当人们都以为这不过是网民嘲讽的玩笑时，一份份北京区县一级的官方文件曝光，“整治低端人口”“疏解低端人口”“严格控制低端人口”“减少低端人口无序聚居”“避免大量外来低端人口涌入”等等提法赫然白纸黑字，让人触目惊心。

“低端人口”，真的是城市发展的负担和隐患，应该被弃之如敝履吗？

过去40年，中国在城镇化发展道路上突飞猛进。1978年改革开发之初，城镇居民只占中国总人口的16%。到了2012年，这一数字首次超过50%——这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分水岭，意味着从这一时刻起，在城镇生活的人口超过了在农村生活的人口，过往人们津津乐道的“中国是个拥有八亿农民的大国”正式作古。

到了2016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创纪录的57.35%，13.8亿人口中有7.93亿居住在城镇，当年人们耳熟能详的“八亿农民”被倒转过来了。尽管仍然远低于发达国家普遍80%以上的城镇化水平，但一个城镇占主导的现代化中国，是这个长久以来依赖农耕的泱泱大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前所未有的。

城镇化由此提供了过去40年帮助中国经济高歌猛进的最大驱动引擎——在外贸、投资之外，这是拉动内需、促进消费的最主要力量。它促进了全方位的需求增长，从钢筋水泥到日常用品，从食物衣服到房子汽车，从公共服务到基础设施，从教育到医疗，从经济到社会。

同时，大量外来务工者提供了城镇发展所最为急需的劳动力红利，在户籍制度“一本定终身”和房价十年翻十倍的背景下，中国的社会阶层板结化日益清晰，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大城市“本地土著”出生便拥有了可以变现的红利，再不会去从事最为辛苦、危险、收入最低且最缺乏保障的职业。

而这些职业又往往是大城市高速扩张发展过程必不可少的——从清洁工人、建筑工人到移动互联时代的“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不幸的是，在清除“低端人口”的运动式战役中，他们都成了受害者。

有人或许会说，资源就那么多，“北京容不下这么多人”“上海不欢迎外地的”“广州深圳饱和了”，为什么他们不回农村建设自己的家乡呢？

这话在我看来，颇有些“何不食肉糜”的意味。

随着过去40年中国经济结构由农业驱动向工业化转型，再到一二线大中城市进一步向服务业升级，大量的农村人口事实上被迫远离农田、进城务工，首要的驱动力当然源于城乡之间日益加宽的收入鸿沟。当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常年处于0.46的高位时，当农民在家务农一整年赚到的钱，买不起王思聪给自己的爱犬新添置的一个iPhone时，进城打工似乎就是理性人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了。

事实上，看看每年春运时令人心酸的迁移大军，看看农村留守儿童令人心焦的安全、教育和缺乏关爱的问题，就会明白，这种候鸟式生活是一种万般无奈的选择。

那么，居住在城镇里就一切美好，变成“城里人”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人们在出生时便被打上了命运的阶层烙印。即使技术革命和交通发展带来了迁徙的便利，“户口”仍然犹如符咒一样伴随人的一生乃至延续到下一代。

当下处于劳动力最佳时期的第二代农民工多是80后和90后，从来没有过任何务农经验的他们进入城市，与父辈们进城打工多怀揣挣钱回乡的目的不同，这些年轻人还希望在社会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过上更加公平、体面、受尊重的生活。而残酷的是，他们是城市的“他者”，不但高昂的生活成本使他们时刻处于生活重压之下，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基本福利也因与户籍挂钩、城乡迥然相异而难以享受，而一场大火的惨剧之后，他们，又成了最先需要被“清除”的“安全隐患”。

事实上，这并不是北京第一次驱逐“低端人口”。在地价房价、生活成本火箭式上涨的过程中，这些处于经济链条最底层的人们，由于无法承担而群组、住地下室等等造成各种安全隐患被关注之后，受到一刀切式的粗暴清理早有先例。

20世纪90年代，北京曾经驱逐浙江村温州小商贩；2010年前后，随着“蚁族”“鼠族”的恶劣租住状况被媒体曝光，唐家岭等等群组地被清理、大量外地务工者不得不“逃离北上广”。

此时，北半球凛冬已至。全世界或许到处都有“低端人口”，他们的命运却并不相同。在法国，从11月1日起到3月15日止，是冬季禁止驱逐房客时期；在美国，由政府和民间组织设立的无家可归者旅馆，会给街头的无家可归者提供温暖的栖身之处，防止有人冻死街头。

真正可持续的城镇化是硬件与软件的同时提升，建设者不会因为户籍、收入、肤色和阶层的差异，而被他们建设与依赖的城市歧视乃至驱逐。而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城镇化，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丛林法则——收割了劳动力红利之后将城市的大门重重关闭：对不起。北京，不欢迎你。

作者是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学者

事实上，这并不是北京第一次驱逐“低端人口”。在地价房价、生活成本火箭式上涨的过程中，这些处于经济链条最底层的人们，由于无法承担而群组、住地下室等等造成各种安全隐患被关注之后，受到一刀切式的粗暴清理早有先例。20世纪90年代，北京曾经驱逐浙江村温州小商贩；2010年前后，随着“蚁族”“鼠族”的恶劣租住状况被媒体曝光，唐家岭等等群组地被清理、大量外地务工者不得不“逃离北上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