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公权，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毕生从事政治学、历史学和哲学研究，为人文学科尤其是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著作以现代西方政治理论、中西方政治思想、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其学术思想博厚精深，行文细密笃实，对史料的钩沉分析鞭辟入里。《萧公权文集》（九卷）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选自其中的《迹园文录》。萧先生的时论文章在今天看来仍振聋发聩。（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14年10月31日）

中国正害着严重复杂的政治病。一切社会的不安，人民的苦痛，都是这个病的症候和结果。最触目易见的一个病态是贫富甘苦的极度不均。富者不止是“田连阡陌”，甚至存款充于外国。贫者不只是“地无立锥”，甚至一日三餐难有把握。然而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失调症，而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腐化症。贫富不均本是私产制度下一个难于避免的自然现象。假如政治比较清明，没有特殊的势力垄断社会富源，赀财还大体上是勤劳的报酬，“公道”还可以补偿不平等的缺陷。虽然够不上家给人足的理想，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人民还可以各凭才智，自求多福。社会不但可以安定，也可以由个人竞争中得到进步。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健康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才能够有人权、民主、宪政、法治。现在的中国保持着私有制度，却不能保持资本社会的健康状态。特殊利益侵入了政治，特殊势力利用为众人办事的政治机构直接或间接地去为私家谋利益，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的精神几乎丝毫没有。巧取豪夺者往往得到最高的享受，安分勤力者往往受到意外的剥削。不但是一般的农民和公教人员勤劳清苦，就是许多守法循正的工商界人士也在“官僚资本”、“豪门资本”威胁之下而有难于生存之感。反之，与权势通声气者却能分沾余润。社会当中产生了一个有质无形的特殊权势集团。在这个集团以外的人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钻营入伙，相助为暴。二是俯首服从，静待危亡。三是大声疾呼，要求改革。走第三条路的人中不免包括一些激进分子。对于现状的愤怒，使得他们言行激烈，甚至“铤而走险”，想用暴力去打破现状。这就是一般人所谓的“左倾”。我们不要误会，以为“左倾”都是盲从或冥想的结果，有时候它是出于个人切身的体验。

特权集团独占性的富裕破坏了社会公道，增加了平民的贫困，引起了秩序的不安。他们短期内受到利益，恐怕终究难免受到社会崩溃的祸害。这个情形有点像由于饮食过度而引起的胃扩大病，由胃病而引起的全身营养不良病，由自身中毒而引起的疮疥病。这也像由局部细胞组织反常发展而引起的恶性癌病。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严重病态。照历来的表示说，政府不是没有求治的抱负。十多年来政府不乏有关抗战建国行宪裕民的决策和方案。然而按其实际，决策方案尽管是堂皇美丽，而一出高级政府的大门便辗转折扣，几乎成为废纸，甚至其中有一部分变为贪官污吏舞弊营私的新法门，抗战期间的经济管制以及复员期间的接收工作便是明显的实例。政府的用意和法令的内容并不一定是坏的，但是推行政令的条件不够，就会使美意良法变质而成为苛政稗法。要想推行建设计划，必须有健全的行政机构和公忠的大小官吏，要想有奉公守法的官吏，必须有严明平正的赏罚，这是为政的起码条件。起码的条件不去满足，却高谈建设，高唱法治，不啻是欺人自欺。

政府的用意是否完全良好，也有疑问。政府虽然不会有意去定祸国殃民的决策，然而默察近年的若干措施，似乎很有一些偏重于利国（为政府打算）而不注重利民（为小百姓打算）。若干财政的措施尤其有这样的嫌疑。“国家至上”的口号适用于抗战期间，复员以后便应当有“人民第一”的新认识。重国轻民的最大流弊是养成官吏漠视民间疾苦的心理，促成政府啬下丰上的政策。

政令不能下达，好比是瘫痪病。漠视民生，好比是麻木病。口讲民生主义，而在治事临民的时候，把“民享”的真谛抛在脑后，这好比神经衰弱的健忘病。中国政治体的百病丛生不自今日始。在清末君主专制腐败至极的时候，中国曾得着“东亚病夫”的恶名。幸而在病势垂危之际，出了一位卓绝的医学博士孙中山先生，对症下药，加以救治。他用革命的外科手术割除了专制的污毒，用建国的三民主义去培养国家的元气。这一套内外兼疗、本末并治的医道是很高明的。不幸孙先生的外科手术收了效果，而内科疗养却没有发生显著的作用。在民国十四年孙先生去世的时候，军阀势力阻挠了民权民生主义的实行。十五年的北伐可以说是割除军阀污毒的外科手术。不料在内忧外患交迫之下，不仅内科疗养未能迈进，反而发生了特权集团的新污毒。这显然又需要外科手术。

一般人也焦虑着当前的财政经济问题。这个问题也不是最后症结。经济虽是政治的基础，政治却是经济的关键。污浊混乱的政治状态不先改革，任何经济改革或建设不是利归私门便是扰及大众。即使收效于一时，也难维功于长久。我们要医治中国的经济病，必须先医治中国的政治病。

——原载汉口《华中日报》同时刊载于长沙《国民日报》及济南《山东新报》“星期论文”（民国三十六年七月十三日）

萧公权_ 幼年就读于私塾。1915年入上海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学习。1918年考入清华学校高等科。五四运动中曾参与创办《民钟日报》。1920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密苏里大学、康奈尔大学，主修政治哲学，1926年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至1948年，历任或兼任南方、国民、南开、东北、燕京、清华、北京、四川、光华、华西、政治等大学教授，讲授中外政治思想史等课程。他是“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48年秋赴台，任台湾大学教授。1949年 9月离台赴美，任华盛顿大学远东和苏联研究所客座教授，直至1968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