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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该向“全面实现公平正义”方向转型了。——人们对于现实中什么是不公正的共识远远高于理论上什么是公正的共识。在现实层面，可以找到许多共识。

2017，国内经济无可避免地继续低迷，社会矛盾亦必将进一步加剧......我们一方面要警惕中国社会的分裂与溃败，另一方面要对未来充满信心，因为中国百姓异乎寻常的“忍耐性”使得中国具有一次次度过危机的“不竭动力”。

——题记

去年沪上雪晓通先生组织的“秋季读书会”，邀请清华大学博导孙立平教授作题为《中国的经济转型及其前景》的主题讲演，阿呆应邀参加读书会并在主题讲演之后与先生对谈、共同与观众交流。——近来微信推送文章审查力度加大，删帖力度加强，索性修订重发此文，也是我对2017年的一个展望吧。

一、“国家的方向感”缘何缺失？

先生坦陈当下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让人困惑的时期，尤其需要国家的方向感、上层的安全感、民众的希望感。最重要的，乃是国家的方向感。——阿呆评曰：先生用平实的语言，再次提出“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几十年来社会所始终普遍关注与迷茫的问题。尤其近来至少形式上的“抑邓崇毛”、“国进民退”，对外抦弃“韬光养晦”、强调“有所作为”、广泛援（S）助（B）——只要夸中国（政府）几句好话......社会深刻变革之际，国家将向何处去？社会如何避免撕裂？不久前，阿呆注意到深改组日前出台的规定，被相关人士解读为“赦免民企原罪”。如果这种所谓“赦免”能够成立，则类似思路可否运用于解决“政治呆坏账”问题以增强上层的安全感？（所谓“政治呆坏账”，是前些年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先生提出有条件地对所谓贪官进行某种形式的“赦免”时，阿呆提出可否比照国企改制过程中对于“经济呆坏账”的方式进行处置而提出的一个特定名词。——阿呆注）此外，在统一“前后两个三十年”这种注定容易造成撕裂的美好愿望之下，如何在左、中、右间形成社会共识、找到社会发展新动力，进而增强“民众的希望感”？——对此先生引用阿马蒂亚森的说法回复我：人们对于现实中什么是不公正的共识远远高于理论上什么是公正的共识。在现实的层面，可以找到许多共识。

二、公平正义何在？——关于社会财富的产出与分配

社会财富的产出与分配，是社会最为核心的问题。阿呆素来以为：经济关注社会财富的有效产出与再生产；法治负责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与再分配。先生用房地产做载体，讲清楚了社会财富的宏观供给与社会性再分配。——原本地段、价格类似的商品房A与B，为何门前开通地铁的A价格猛涨？因为修建地铁的这部分社会投入，被再分配到离地铁近的A房地产里了。而且，即使是仅有的一套住房这种财产再分配也是有意义的，例如你可以卖掉A房购置B房或更便宜的房屋，同时你手里多出货币做其他的事情。

先生的讲座同时澄清了阿呆一个困惑：政府通过超发货币、提高税收、高房价和高物价、高收费等方式所集中起来的社会资源，都花到哪去了？看来还是有相当部分通过社会公共设施建设等方式，沉淀在全社会。——在“内需拉动”的时代，房地产似乎是接受大规模政府投资红利的最佳载体。只是，这种沉淀性财富的分配，可能因整体地域、身份乃至个体实力、眼光的差别，社会成员所获差异极大。当下社会则充满着太多的不确定性，立平先生即坦言：前些年我时常建议人买房，现在那些买了房的人都得到大实惠。内需拉动时代，房地产无疑是接受大规模政府投资红利的最佳载体。当下也时常有人咨询要不要买房，要不要换美元，要不要出国移民。对此，我实在不敢提供意见。——阿呆早些年在与茅于轼先生一起演讲时，也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改革开放的成果，被谁享受了？这种利益再分配是否符合基本的公平正义原则？

三、“供给侧改革”背后真正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如何判断经济前景

先生提出中国经济正经历两个转型：一是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变；一是从大规模集中置业时代向后置业时代的转变。此种背景下，关于2017年之后面时间呈“L型”甚至更糟糕的宏观经济走势，先生提出“短期看政策、中期看趋势、长期看文化，而体制贯穿始终”的基本审视标准及两个前提：一是当前的坎能过得去；二是今后不折腾。在此前提下，中国未来二三十年间争取一个不错的发展前景，是完全有可能的。——请教先生何为“文化”，先生答曰：国民性。至于何为体制贯彻始终，先生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提到了他著名的“包子论”以及他对中国为何不会崩溃的深刻见解。

1、“包子”的启示：问题在两侧，症结在中间

关于供给侧改革，先生的“包子论”曾在网络上极为流行（文章附后），文章的结论是：即使质量、口味都上去了（供给侧），爱吃包子的人也足够多（需求侧），包子恐怕依然卖不动。为什么？因为太贵了！为什么会那么贵？因为国家税收、金融成本、社会管理费用太高了！吃“公家饭”的人太多了、需要纳税人承担的明面上的和暗底下的负担太重了！近期曹德旺先生关于中美企业税赋及负担问题的讲话引起极大关注也正因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个残酷的事实。所以，问题在两侧，症结在中间。那么，为什么“中间”问题这么大？先生关于权力掠夺性与经济寄生性的论断倒是与阿呆高度一致。

2、寄生性：体制贯穿始终

中国政府规模之“大”，吃“公家饭”的人员之多，古今中外，绝无仅有。先生提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源动力，相当程度上是通过刺激人们的欲望而产生出来的。也这就很根本地解释了当下中国社会经济中的诸多“礼崩乐坏”、“老人变坏、坏人变老”的问题。先生还有两个问题没有明说：

一是政府的欲望被刺激起来了怎么办？答案很明显：利用权力“强行参与财富分配”。

一是官员的欲望被刺激起来了怎么办？答案很清楚：利用权力“强行推行权钱交易”。

所以，中国的政府机构“管理”优于“服务”。首先，政府可以通过超发货币、提高税收、高房价和高物价、高收费等方式，将民间或民众的社会资源集中起来成为公共资产；其次，除却沉淀在社会的公共投入以外，相当部分通过瞎投资、国际撒币以及黑色腐败（贪污受贿）、灰色腐败（其他违法违规收入）、白色腐败（“合法”的高待遇）等方式“消费”掉了。——究其根本原因，因为我们这个政权建立的最重要理论基础是“阶段斗争常理论”。

更为负面的影响，是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当下一方面始终保持“权力主导、政府推动型”社会，另一方面社会发展又已经陷入“贿赂拉动型”状态。一旦贿赂风险加大，则社会发展动力不足。

此外，当下实体经济之困难，无论作为律师还是大型公司董事、顾问都有切身感受。除却“中间层”，金融资本成本的高昂，也是相当重的负担。

四、为什么说中国再艰难也不会崩溃？

阿呆注意到，几千年来中国的王朝似乎始终呈现出某种历史性规律：

1、王朝初期，往往“轻关易道，重商宽农”，注重休养生息；

2、待得社会财富有相当积累，统治者往往开始膨胀，“本能”地希望对外称雄于世，而中国的体制又使得领袖的此等意愿为臣下所察知与逢迎；

3、对外争雄，往往容易快速消耗内部财富积累；而为加强进一步财富聚集又必然对内加重税负与镇压，最终耗尽社会积累使王朝走向没落。

阿呆注意到：中国的改革就是“变法”，几千年莫不如此。历史上的变革，商鞅变法的成功在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同步变革，王安石的失败在于只做经济改革而不触及体制问题，戊戌变法的深刻教训则似乎在于单纯地试图体制变革。

中国为何不会崩溃？先生提到，“中国崩溃论”时常被提到，但中国却却始终没有崩溃，这是中国社会特有的“弹性”。这种“弹性”说到底，是中国老百姓超出其他民族的“忍耐性”，阿呆称之为“韧性”。中国老百姓太能吃苦了，所以再大的艰难付出也都忍过来了，这样忍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这种忍耐性或称韧性，造就了中国特有的发展道路：即牺牲个体的权利成就“集体”的强大（中国人“一盘散沙”的另一个极端是49以来以所谓集体主义彻底限制和剥夺个体利益和私人空间）；牺牲部分人的权利成就整体的发展积累（例如剥夺农民、农村成就工业化、城市化）。

结语：转型时期的困惑与期待

先生提到了近期内的几条信息：
1）清华一位教授被骗1760多万。旋即有传言说这是该教授的卖房款。无论传言是否属实，在北京一套好一些的房子卖1000多万并不稀奇。

2）一位地方领导告诉我，当地一位曾拥有四辆劳斯莱斯的企业主因为资金链断裂，自杀了。

3）在一些地方走的时候，多次听到人们反映，去年农民收入在下降，主要是粮食价格在下降。如河北，前年玉米每斤将近一块二，去年七毛多不到八毛。

4）有地方领导告诉我，一些农民工失业，但并没有回到农村，有的滞留在小城镇，没有正当的收入来源。

我在对话中也提到几则事件：

1）前几日出现的退伍老冰维权事件；

2）滴滴专车的迅猛发展与传言被限制事件；

3）携程改变我的出行，改变我的生活方式；

4）我所担任董事、顾问的两家企业手机销售近千亿；

2016岁末，聂SB案平反了，贾JL们被枪毙了，“雨田”案终于“和谐”了，天津摆摊的大妈“被非法持有枪支”了......

改革开放三十年，相对有效地解决了社会财富的供给问题，中国经济总量雄居“全球第二”。但这种辉煌背后，是中国人均GDP排名的落后甚至持续下降，是教育、社保、医疗投入占比的过低，说到底是社会的公共资源如何公平分配的问题，核心则是公共权力如何有效制约的问题。喊了几十年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应当向着“全面实现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了。

似乎，“移动互联”正改变着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现在各种思潮都容易出现并且时常交锋，“统一思想”不那么容易了；现在大家对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和曾经发生的历史事件越来越多元、越来越真实地掌握基本信息，“统一事实”不那么容易了；大家越来越容易约在一起听讲座，越来越容易一起就某些社会公共事务表达意见，“统一口径”似乎也几乎不大可能了。——2017，事情正在不断起变化，而这点滴之间的东西或许恰恰正是未来中国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