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16日，中纪委官网宣布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越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藏身于河北省石家庄市西二环某招待所的豪华游泳馆，也就此再也难见到它的主人了。这座由张越指示拨款建造的游泳馆，服务员均按空姐级别招聘。酷爱游泳的张越为此设置了准入门槛，只有河北公安系统副厅级以上领导才有资格进馆。一位曾去过一次的干部不敢再去，“太奢靡了，心里不踏实。”

在一位河北官场内部人士看来，张越的落马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拉锯战”，“张越从2014年就多次被中央纪委人员带走问话，中间还缺席了几次重要的会议，但一般隔段时间张越就回来了。有几位官场人士曾私下说，和张越见面时很尴尬。”

同样尴尬的还有京畿重地河北官场。在张越被查之前，河北已有原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原河北省委秘书长景春华、原河北省委组织部长梁斌三位常委被查，共计四位常委落马。知情人士告诉网易《路标》，张越与上级周本顺、山东老乡景春华私交甚密。

回顾张越的政治仕途，在北京公安系统二十多年的历练，是极为重要的一环，影响其日后发展的“朋友圈”在此形成。

网易《路标》调查获悉，2001年任职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后，张越通过任职中央电视台的妻子攀附了上司周永康，随后实现了从副厅级干部跨至副省级高官的快速升迁。调任河北任政法委书记后，张越集公检法大权于一身。轰动全国的聂树斌案之所以十年未能翻案，也可以看到张越干涉的痕迹。

也是在京期间，张越先后结识了权贵资本家车峰、国安部原副部长马建、北京著名地产项目盘古大观实际拥有者郭文贵。

因共同利益驱使，郭文贵与马建、张越迅速结盟，加之车峰的暗中助力，以低价拿下市值百亿的民族证券股权、推动民族证券与方正证券（601901.SH）合并为标志性事件，张越联手马建动用公检法部门、安全部门的力量，逼退对手低价收购民族证券，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但郭文贵野心的扩张，也使得这一并不牢固的利益联盟在合并完成后被打破，最终分崩离析。

网易《路标》获知，郭文贵实名举报方正集团CEO李友后，也连锁误伤了自己曾经的政治盟友马建——预感不祥的李友被有关部门带走协查前曾留下实名举报信，披露马建向其索取巨额贿赂之事，因此在李友被带走的短短12天后，马建也接受组织调查。

接近中央纪委的人士向网易《路标》透露，张越的问题“一箩筐”，但此番被调查与其参与非法收购民族证券直接相关，其他事情还待官方公布。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有杰、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及李友、马建、车峰、赵大建，因郭文贵牵连入狱或协查的众多高官巨贾名单中，张越成为最新的那一名。

攀附周永康

公开简历显示，张越1961年出生，现年54岁，山东广饶人。即便不再升职，按照一般副省级干部60岁退休的年龄标准，在官场上本可仍有一番作为。

张越仕途起于北京公安系统。按照官方简介，1979年10月到1980年8月，张越在北京市公安学校（现北京市警察学院）学习，毕业后从北京市公安局一名普通民警做起，后在负责政治侦查、维护政治稳定的北京市公安局一处工作多年，历任北京市公安局一处副处长、处长，局长助理、国内安全保卫处处长、国内安全保卫总队队长（副厅级）。一名曾与张越有过接触的北京公安内部人士不愿多谈，只表示张越“很机警”。

2001年4月至2003年11月，张越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党委委员。两个独立信源向网易《路标》透露，在此期间，张越通过自己的第二任妻子孟莉结识时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部长周永康，获得了日后快速升职的重要资本。

仅有的公开资料显示，孟莉曾为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曾主持一套《人民子弟兵》、二套《商务电视》、二套《经济与法》栏目。网易《路标》获悉，孟莉曾转型为央视二套制片人，管理主持人团队，平常上班开着挂了军牌的奥迪车。搜索发现，2014年6月，孟莉在央视理论刊物《电视研究》上发表了名为《浅谈专业频道主持人队伍建设——以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为例》的文章。

央视内部人士向网易《路标》透露，孟莉和周永康的第二任妻子贾晓烨曾是中央财经频道的同事，关系非常要好。2001年周永康与贾晓烨结婚之后，张越便通过引荐结识了周永康。

权贵“朋友圈”

除了周永康外，在京期间，还有三位重量级人物进入了张越的“朋友圈”，按照先后顺序为投资界大佬车峰、原国安部副部长马建、北京著名地产项目盘古大观的实际拥有者郭文贵。

接近上述圈子的一位商人向网易《路标》透露，在上述三人中，张越与车峰相识最早，时间不晚于2003年。彼时，车峰经营着一家与卫生部合作的全国卫技人员远程医疗培训公司——北京沃和赛腾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在位于北京东三环附近的黄光裕旗下鹏润大厦租了半层楼办公。

上述人士透露，车峰和黄光裕一度产生了纠纷，起因是有一天鹏润大厦的玻璃突然掉落，将车峰的车给砸了。车峰找到黄光裕索赔，黄光裕认为车峰不应该找他，而是走保险公司程序，二人均不肯让步，最后由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张越出面调停，最后仍由保险公司理赔。直到2008年黄光裕被捕，车峰也未与其和好。

而说起马建、张越的交情，香港护照不得不提。与马建、张越均有接触的一位人士告诉网易《路标》，由于马建、张越二人均在相对特殊的部门工作，二人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香港护照的审批权，经由特殊渠道办理。该人士称，二人常年通过半公开地卖护照牟利。据该人士了解的市场行情价，一个护照一般在150万-200万港元，但“也不是有钱就能拿到，要有很硬的关系才行。”

网易《路标》获悉。也是在北京期间，张越通过车峰介绍与郭文贵结识，郭文贵也将马建介绍给了车峰。郭文贵拥有的著名地产项目盘古大观成为据点，郭文贵、马建、张越经常在此聚会，车峰也在盘古大观拥有并未过户的房产。另外，周本顺、张越到北京开会也经常下榻于此。

河北“政法王”

攀附周永康、结交权贵后，张越得到快速升迁，仅用5年时间实现从副厅级干部跃至副部级高官的越级升职。

2003年11月，张越由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调至时任公安部部长周永康直接管辖的公安部二十六局（反邪教局）局长；2007年12月，张越调任京畿重地河北任省公安厅党委书记；2008年1月任河北省省长助理、省委政法委委员，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2008年6月任河北省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2008年12月，张越进入河北省委常委班子，同时身兼省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2013年8月不再担任省公安厅厅长，2015年3月不再担任省公安厅党委书记），统揽公检法系统大权于一身。

接近张越的知情人士向网易《路标》表示，刚来河北时，张越自觉“上头有人”，到河北只是镀层金，用不了多久就会重返北京高升，所以自视甚高，脾气很大，经常在工作中爆粗口，一般领导私下找他办事连门都进不去。

对张越更大的非难来自于公检法系统。网易《路标》接触到的几位法院系统中层干部表示，张越做事很独断，不按章法，法院重要案件的判决往往受到河北政法委干预；张越到河北不到一年就引起了法院系统的不满。“如果遇到向我们私下质疑的案件当事人或律师，我们通常会说管不了，想翻案找张越去吧。”这一说法得到了一位曾办理河北案件的律师的证实。

在2014年12月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参加指导的第二次河北省委常委民主生活会上，时任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杨崇勇直接批评，“张越同志也要检查在政法部门是否有一言堂的问题，这样也容易滋生个人说了算的倾向。”

而轰动全国的河北“聂树斌案”至今未能翻案，也可以看到张越干预的痕迹。2005年，王书金承认自己为1995年被判死刑的聂树斌案的真凶，当时的河北省政法委因“一案两凶”组成工作组，对聂树斌案进行重新调查，承诺尽快公布调查结果，在2008年张越接管河北政法委后也未能兑现。同时，2013年9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称河北省高院）二审裁定王书金非聂树斌案真凶，驳回王书金上诉、维持原判。

王书金的辩护律师朱爱民告诉网易《路标》，在2013年二审期间，河北政法委的一个工作组非法接入该案核查，将王书金非法外提，劝王书金“别蹚聂树斌案的浑水”，如果照办会给王书金被抓前的同居女友和孩子办低保。在遭到拒绝后，工作组人员进行了刑讯逼供，“在卫生间用木板抽打王书金的脚心，在讯问室的铁椅子上让王书金坐了半个月之久”。

2014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下称山东省高院）对聂树斌案进行复查，开启了中国异地复审的先河。2015年9月16日，山东省高院对外宣布，聂树斌案因案情复杂，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再次延长聂树斌案复查期限三个月。知情人士告诉网易《路标》，河北省政法系统个别人士在配合复查时依然态度强硬，称“这个案子就别想翻”。

不仅如此，网易《路标》调查获悉，张越在河北公检法系统打造了一只听命于自己的“张家军”，动用国家机器为私人服务。在合谋低价收购民族证券的过程中，“张家军”表现卖力，手段狠辣。

低价收购民族证券

知情人士透露，早在2008年，郭文贵、马建、张越即制定了进军金融业的计划，民族证券成为他们看中的“猎物”。而过程正如此前媒体所言，“颇为诡异”。

民族证券前身是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下称中民信)，2002年4月，中民信整体转制为中国民族证券，成为证监会直接管理、任命的三大券商之一。

经股权变更，2007年12月，大型国企首都机场集团以8.54亿出资额成为民族证券第一大股东，占股61.25%；石家庄市商业银行（现更名为河北银行）9500万元入股，占股6.81%，为第四大股东；东方集团（600811，SH）占股15%，为第二大股东。

2009年12月，石家庄市商业银行在北京产权交易所（下称北交所）挂牌出让其所持股权，挂牌价2.91亿元，交易的市净率为2.75倍。挂牌通告明确提到了有3家民族证券股东没有放弃优先受让权。但直至时隔半年后的2010年6月，证监会批复郭文贵控制的北京证泉控股有限公司（时名政泉置业，下称证泉控股）受让股权，民族证券其它股东期间未见动静。

熟悉河北银行界的相关人士告诉网易《路标》，当时民族证券处于上升态势，石家庄商业银行本无意转让股权，但张越出面与河北银监局交涉，并威胁该行某主要领导，称掌握有足让该领导入狱的证据，逼其强行出让给证泉控股。

更受质疑的则是首都机场的股权转让。2010年12月，民族证券第一大股东首都机场对外宣布转让61.25%的民族证券国有股权。

知情人士告诉网易《路标》，转让是不得已的结果。起初首都机场方面对郭文贵收购股权并不买账。按照证监会“一参一控”（同一机构不能同时控股或参股两家证券公司）的政策要求，2010年初，时任首都机场董事长张志忠还发起了由首都机场旗下另一控股证券公司金元证券合并民族证券的要求。不过，合并方案遭到时任民族证券董事长赵大健否决。

2010年3月17日，首都机场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长张志忠已辞去董事长职务。两个月后，张志忠被刑拘。2011年12月7日，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对张志忠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网易《路标》获悉，马建、中纪委相关人员曾向首都机场派工作人员劝说转让股权，并出具国家安全部公函，称证泉控股为安全部重点保护企业，希望“转让价格低些，以后绝不亏待。”

2011年1月13日，首都机场正式于北交所挂牌转让民族证券股权，挂牌价为16亿元。这一价格因明显低于公允价格，在当时引起广泛质疑。有媒体指出，未上市券商股权转让市场中，普遍的转让价为市净率的2-3倍。按2009年证泉控股受让石家庄商业银行股权时2.75倍的市净率计算，此次转让与原有估值34亿相差18亿元。

另外，首都机场还设置了苛刻的转让条件，即须三家以上国有独资企业（非金融机构）组成联合受让体，每家企业实收资本不低于500亿元，2009年末净资产不低于2000亿元。最终民族证券挂牌期满，无人摘牌。具有优先受让权的五家股东中，只有郭文贵的证泉控股提交了受让申请，2011年6月3日获证监会批复。

经过上述转让，证泉控股出资不到19亿，一跃成为民族证券第一大股东，合计持股68.07%。面宴请北交所相关人员，仍表示证泉控股为国家安全部重点保护的特殊企业，任何人不得干涉，要求北交所设置排他条件。

北京砸车抓捕举报收购者

然而，2011年初，在郭文贵收购民族证券行将收尾之际，郭文贵曾经的好兄弟、得力助手曲龙向中央纪委举报股权转让疑点，并将情况告知包括《经济观察报》在内的几家媒体，引起外界对证泉控及郭文贵本人的广泛质疑。

曲龙系黑龙江商人，1998年即与郭文贵相识，关系一度十分密切。2005年曲龙帮助郭文贵的盘古大观在湖南融资1亿多元，但郭文贵迟迟未能还款，曲龙被债主逼债，3月被湖南公安刑拘，6月被逮捕后，后经曲龙家人多方筹措，在支付一定款项后，曲龙于9月取保候审。2008年，扳倒刘志华后自觉不方便露面的郭文贵请求曲龙帮忙管理公司，当年6月曲龙被任命为证泉控股的执行董事，代行董事长的权力。不过，2008年，郭文贵介入了天津环渤海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天津环渤海）的一次内部纷争，成为日后与曲龙闹翻的导火索，也是马建、张越不得不为郭文贵不断“擦屁股”的重要原因。

据财新网报道，2006年，时任天津环渤海旗集团董事赵云安瞒过董事会，通过私刻公章、伪造签字等手段，最终将天津环渤海旗下北京世纪泰和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世纪泰和）70%股权转为个人所有，由其弟弟赵克安担任法人代表的北京和达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和达创新）控制。世纪泰和为天津环渤海另一家下属公司—天津华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华泰）的大股东，占股61.5%。而天津华泰最重要的资产持有“津滨发展”（000897.SZ）1.8亿股可流通A股，2006年时候的市值约5亿元。

实际上，为了借款缓急，天津环渤海董事局主席郑介甫已将持有世纪泰和60%股份的北京银邦伟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银邦伟业），质押给了河南焦作商人、焦作凯莱大酒店董事长谢建升。换句话说，郑介甫已将大部分“津滨发展”的股票质押。2008年6月，发现银邦伟业被掏空的郑介甫向天津市公安局报案，以涉嫌挪用资金罪将赵云安抓获。

随后，赵云安妻子找到郭文贵，请求帮忙“捞人”。郭文贵成功将赵云安救出后，赵为表示感谢答应借郭文贵3亿元。此后郭赵合计，通过达成一笔并购：政泉控股以不超过3亿元的价格，收购赵云安持旗下达和创新全部股份，主要资产是其控股的天津华泰，股票套现加现金资产约4亿元。

作为郭文贵的重要合作伙伴，北京中垠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中垠公司）董事长曲龙成为郭文贵执行上述计划的主要操盘手，郭文贵顺利拿到4亿元“借款”。

但关于和达创新和天津华泰的归属，二人产生严重冲突。此前的媒体报道称，郭文贵指责曲龙利用担任政泉置业执行董事的便利条件，通过伪造签名、制造虚假股权转让协议、变更公司名称地址等方式，将和达创新和天津华泰划拨中垠公司名下占为己有，并更名为源润控股；曲龙矢口否认，称和达创新和天津华泰是因为郭文贵无法支付对价款而转让给他，并且要求郭文贵归还天津华泰的4亿元现金。

到了2011年，曲龙、郭文贵的关系已势同水火，便有了上述曲龙对郭文贵收购民族证券的举报。据网易《路标》拿到的曲龙日后在狱中所写的另一封举报信所述，曲龙2011年初的举报信在交给有关部门后，很快被郭文贵得知。郭文贵电话威胁曲龙，“你敢告我，找死，倒数时日吧！”

行动很快到来。2011年3月31日下午5时许，马建下属安全部某处处长高辉、河北承德市公安局相关警官、郭文贵保镖赵广东等十几人乘坐四辆车，将曲龙围堵到北京东四环的颂江南酒店院内，用院内石头、酒店桌椅将前置挡风玻璃砸破，并用铁棍撬开车门将曲龙强行带走。期间，曲龙及周边围观群众均拨打110报警，但电话一直无法拨通。据曲龙律师后来赴承德了解，曲龙被抓走的理由是涉嫌“非法持有枪支”。

曲龙家属及中垠公司员工向网易《路标》透露，曲龙被带走的几天后，承德公安局刑侦部门一领导赴曲龙的中垠公司，冻结公司及曲龙本人、妻子的账户，将公司的5辆车全部开走。

举报者的入狱噩梦

而对于被带到河北的曲龙来说，噩梦刚刚开始。从北京被抓走的第二天，即2011年4月1日，高辉以及承德市公安局相关警官将曲龙带至承德市看守所办理了入所手续，随后开始频繁外提审问。网易《路标》了解到，曲龙曾告知探监的家属，其曾被外提到承德市北京军区疗养院7天，当时的状态是“坐铁椅戴手铐，连续7天几乎没有睡觉。”

不甘心的曲龙在承德市看守所期间给承德市检察院出具了一封质疑材料，指出承德市公安局并没有案件管辖权，持枪罪也无证据。时任承德市公安局一位领导知道此事后上报张越。5月6日，承德市检察院更换罪名，以涉嫌职务侵占罪批捕曲龙，并将曲龙转移到更为隐蔽的承德县看守所。

据曲龙一封狱中举报信中的自述，在5月中旬去承德县看守所的车上，押解者将黑塑料袋戴在曲龙的头上，威胁要闷死曲龙。并在承德县看守所期间，对曲龙进行了一次长达10小时的逼供，致曲龙身体多部位受伤，昏死数次。当时押解者亲口告诉曲龙，民族证券涉及河北重大利益，由上头交办，董事长（张越）亲自盯办，要求曲龙对民族证券的事闭嘴。

2011年9月，曲龙再次被转移到承德市下辖的围场县看守所。2012年1月，围场县检察院提起公诉，同年4月，围场县人民法院判决曲龙15年，这是职务侵占罪类别的最高年限。曲龙不服判决上诉，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承德中院）在一周内作出维持原判决的判决。

网易《路标》通过河北法院系统获悉，当时张越直接打电话给时任承德市中院某主要领导，要求将曲龙按照职务侵占罪最高限15年量刑，并指令其逐级开会交代。尽管曲龙不服再次上诉至河北高院，但案件未获受理。曲龙被判刑后，被临时押送到承德市上板城监狱，一天后转到承德市第五监狱。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过程中为张越效力的承德市公安局某领导、承德市公安局刑侦部门某领导、承德中院某领导，在曲龙被判刑后均获得升迁。其中，其中一位现为河北某地级市副市长。

河南河北公安“抢人大战”

更为夸张的是，曲龙这样一个小人物，在河北服刑期间，引发了河南、河北公安系统以及国家安全部的旷日持久的“抢人大战”。双方你来我往多次，最终以河北“胜利”告终。

谢建升告诉网易《路标》，其发现郑介甫借款所质押的银邦伟业主要资产被掏空后，于2012年8月，以赵云安、郑介甫、郭文贵、曲龙等人合同诈骗向焦作市公安局报案，并获得公安部对案件办理的批示。

网易《路标》拿到的焦作市公安局内部资料显示，2012年12月18日至2013年3月11日，焦作市公安局为了对曲龙涉案情况取证，两次赴围场县调案件卷宗，两次赴承德市监狱交涉，但遭到刁难。围场县法院两次均称卷宗被承德市公安局借走；承德市公安局第一次称卷宗已归还法院，第二次称需经领导同意才能调卷，之后不再接焦作公安方面的电话。

知情人士称，在焦作市公安局仅有的一次对曲龙的提审中，房间被安装有多个摄像头，桌子底下安装有录音机，曲龙要求将其押往河南，才敢讲实情。

不过，据谢建升供述他本人所做的调查：案件在马建的直接干预下，通过河南政法系领导的批示，很快终止。

2014年6月，在谢建升向河南政法委的施压下，案件重新启动。此时的郭文贵已避往海外数月，曲龙也被张越从承德市监狱秘密转至河北保定监狱。

焦作市公安局内部材料显示，8月12日，焦作市公安局持有公安部、司法部手续，赴保定要求押解曲龙。并不清楚个中内情的时任河北司法厅许姓领导、监狱局管理局宋姓领导同意放人，张越并不知情。

在焦作市公安局，曲龙将华泰股权纷争及民族证券转让的事情和盘托出。很快，焦作市公安局对已远逃海外的郭文贵立案，并赴盘古大观将传票送至郭文贵律师手中。据许宋二人后来对焦作市公安局的讲述，张越得知曲龙已被押往河南后，对许姓领导、宋姓领导破口大骂，并称“谁把人放了，谁把人要回来。”

2014年9月6日，宋姓领导持有河北司法厅手续赴焦作要人。宋对焦作市公安局表示，目前发现曲龙还有余案，要带其回河北审问，“过几天就送回来”。但河南焦作方面要求其出具合法押解文书，并拒绝放人。

网易《路标》多方了解得知，2014年9月12日，许姓领导、宋姓领导持有国家安全部十七局函件和张越的手谕，再赴焦作。函件中称，曲龙案件涉及国家安全，需要国家安全部及河北政法委联合办案。加之张越托时任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给当时河南省某主要领导打电话求情。在该领导的直接过问下，9月13日凌晨，曲龙重新被押至河北。

此时正值中央巡视组巡视河北期间（2014年7月30日-9月29日），为避免闪失，曲龙被从焦作秘密直接押送河北邯郸监狱，期间一直关禁闭，不允许与任何人联系，后被转至张越亲信王某更方便控制的张家口监狱。

而后，焦作方面也发生戏剧性逆转。2014年9月30日，负责谢建升案的专案组组长、焦作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绍政以涉嫌受贿遭到调查。谢建升也因涉嫌行贿王绍政遭到通缉，不得不逃往海外。

郭文贵“反水”下的民族证券合并

在举报满天飞的同时，已成民族证券大股东（占股84.41%）的郭文贵与马建、张越盘算了最后一步资本运作：推动民族证券上市，尽快将利益变现。

知情者透露，大约在2013年春，郭文贵找到北大方正集团CEO李友，双方决定将民族证券与李友执掌的北大方正旗下上市公司方正证券合并。此前的媒体报道显示，李友起家于河南，上世纪90年代即与郭文贵相识。另外，李友被曝与令计划关系匪浅。

但关于合并一事，一位接近车峰的人士对网易《路标》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在方正证券与民族证券合并过程中，真正的幕后主导者的正是在金融领域有广泛人脉的车峰。方正证券合并一事单靠李友无法决定，必须报告北京大学校委会通过；且合并要经过证监会、教育部、审计部门、税务部门等多项审查，仅靠郭文贵与马建、张越也无法完成，车峰的作用此时完全体现出来。

该人士称，其实在推动合并前，有关民族证券上市后利益分配已被划定，相较而言车峰占有最大比例股权收益，站在前台的郭文贵大概占有15%-20%的收益，马建、张越等权力帮手都分得一杯羹。

无论如何，2013年8月方正证券首次对外宣布将收购合并民族证券，随后公告将通过发行股份购买民族证券100%股权，民族证券成为方正证券子公司。2014年8月证监会批复合并交易，前后历时一年。合并后，方正证券第一大股东北大方正占股下降至30.55%，第二大股东政泉控股占股21.86%。按照当年12月31日方正证券的收盘价计算，郭文贵持股市值近253亿元。

合并后不久，郭文贵、李友就因公司控制权等问题决裂，郭文贵威胁曝出李友的“把柄”。知情人士告诉网易《路标》，郭文贵的做法出乎马建、张越意料，李友找到马建居中调和。打包票称可以搞定郭文贵的马建，在2014年8月通过身边人分两次从李友处拿走上亿元现金。网易《路标》无法联系上事件当事人核实此细节。

居中调和的还有张越。上述知情人士称，2014年9月，马越持有化名香港护照，与北大方正集团CEO李友同天赶赴香港，试图劝和。不过，此时的郭文贵已经不受控制，当面拒绝和解。不想卷入斗争的马建、张越曾询问郭文贵是否可以拿到他们该得的利益，也被一口回绝。至此，利益联盟崩塌。

郭文贵的行动很快到来。2014年11月，证泉控股连发5份爆炸性公告，举报方正集团CEO李友在操作北大医药（000788.SH）股票时涉嫌内幕交易。2015年1月4日，包括CEO李友在内的多位方正集团领导被带走接受协助调查。紧接着的1月16日，中央纪委通报国安部副部长马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

网易《路标》多方核实获知，李友在被带走调查前夕曾写过一封针对马建的举报信，将马建向其索贿的情况反映给中央纪委，这成为马建落马的直接原因。针对此说法，网易《路标》未能联系上当事人核实。与此相关的一个细节是，2015年1月1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宣布，马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这一时间点是在李友被带走协查的12天以后。

上述与车峰有交情的人士如此分析郭文贵的做法，“郭文贵是‘能挣一千亿让他赚一百亿就不舒服’的人，其对合并前商定的利益分配格局不满，要求重新划分，甚至不惜与马建、张越反目；选择与李友对抗也是想给李友背后更高层的大人物看。但这次郭文贵低估了中央反腐能力，误以为马建不会倒台，最终把自己也拖下水。如今，后悔也来不及了。”

2015年8月31日，方正证券公告，公司第二大股东证泉控股所持近18亿股票被全部冻结，冻结期限至2017年8月10日。而据香港媒体报道，中央政法系统高层在2015年9月访美时，曾要求美国遣返郭文贵。9月27日晚间，方正证券公告称，被称为北大方正、政泉控股之争背后的“关键人”、民族证券名誉董事长赵大建失联。

如果算上2014年7月落马的老上司周永康，2015年6月被抓的好友车峰，张越的“朋友圈”在其被调查之前，几乎被一网打尽。

执掌河北政法委系统逾7年的张越，曾在一次公开露面讲话中，强调要让“法治成为普遍的公民信仰，成为基本的治理方式，扫清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环境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