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民主派的声音（第21辑）　　

　　编者按：《党内民主派的声音》是思宁不定期编选的中共党内民主派人士的文选，供中共党内外关心民主的人士参考。文选的作者主要是中共党员，其次是与中共党内民主派观点相近的党外人士。对原文中明显的错别字和错标点，思宁进行了订正。编选的标准由思宁自行判断，但文选中他人文章的内容不代表思宁个人的观点。今日编选的第21辑是第20辑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三十周年座谈会有关发言等文章全文或摘要的续辑。

　　　　　　　　　目录　
　　一　马立诚：新民主主义的原点是宪政
　　二　张木生：以发展的新民主主义解决新问题
　　三　陈有西：在新的起点上思考我们的改革开放
　　四　王贵秀：“伟大历史转折”的起点应为粉碎“四人帮”　
　　五　王海光：改革的底线已发生了动摇
　　六　张胜：我们要有检讨错误的勇气
　　七　周为民：中国正处于从生路退回到死路的危险
　　八　章立凡：完成革命党――执政党――宪政党的转型
　　九　丁东：不能把《决议》当成限制学术创新的紧箍咒
　　十　蔡霞：党的历史使命在建设现代民主法治国家
　　十一　丁学良：“文革”式暴民政治除不了腐败
　　十二　王长江：改革要有那么一股精气神

　　　　　　　　一
　　马立诚：新民主主义的原点是宪政

　　【财新网】（记者 杨哲宇） 著名政论家马立诚指出，针对目前有些人主张用新民主主义理论取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他强调，新民主主义的原点是宪政。他强调，民主和宪政没有姓社姓资的区别，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宪政。在当下中国，只有用发展民主、宪政的办法解决中国的矛盾，才是惟一的出路。
　　8月27日，在纪念《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上，马立诚提出了“今天到底要举什么旗”的问题。他说，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7月1日的讲话中提出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这样的主张很好，可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却遇到冲击、挑战和质疑。
　　他指出，有人要举起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旗帜，为“文革”翻案。近年来，一直有一股政治力量要求为“文化大革命”平反，用“文革”的手段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这是人尽皆知的事。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晚年犯了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错误，“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是社会进步。但他们还是要这样做。我们尤其要警惕的是，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思想和中国社会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相结合，对改革开放造成了威胁。
　　今年上半年，这一股思潮借势而上，达到一个高潮。他警告，如果纵容这种左倾思潮发展，对中华民族未来将会造成巨大的祸害。
　　对于近来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议论。马立诚认为，新民主主义理论比毛泽东晚年思想要强很多，但是，其中还是有一些问题值得讨论和澄清。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原点，就是1945年前后，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框架。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毛泽东所说的，实现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再有一条也是毛泽东反复强调的：“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4年，毛泽东对谢伟思说，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该成为民主的活广告，应该对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3年20―21期）。毛择东说他赞成美国式的民主政治，赞成林肯主张的民有、民治、民享，以及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毛泽东和刘少奇当时还提出了军队国家化的命题。这些都是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多次报道的。以上这些就是1945年前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政治主张的概要。一句话概括起来，就是新民主主义宪政。现在提出恢复新民主主义的人，是准备回到1945年前后的新民主主义原点，还是准备实行1949年到1953年期间政府在人事方面的配置结构呢？如果这两者都不是的话，那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有什么区别呢？
　　他主张，要用发展邓小平理论的办法来坚持邓小平理论，完成邓小平的未竟事业，这就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操之过急，急了就会出乱子；但也不能过慢，那就等于停滞。我们要认识到，民主和自由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民主和自由也是人性的要求。那种认为经济上取得了成就，就获得了长期执政合法性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不能自欺欺人。所以一定要认真实施变革，顺应世界潮流，发展民主。
　　见http://policy.caing.com/2011-08-30/100296289.html

　　　　　　　　二
　　张木生：以发展的新民主主义解决新问题

　　中国税务杂志社前社长张木生的发言摘要：
　　各位上午好，我听了大家的发言有一个最大的共识，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共产党的领导要改革，要完善。我觉得《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大家所提出来的问题都是实实在在的。当时《决议》不可能彻底，小平同志也说了，把有很多问题的争论留在下一代。所以不争论。
　　马克思提出他的理论之后，160多年，他所设想经典意义的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没有实现。所有的搞社会主义都是落后国家，马克思主义没有消灭资本主义，只是为资本主义向比较好的方向发展提供了能够吸取的营养，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这种社会主义实验，所有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实验都没有超过资本主义这样超强的世界体系。它都是属于面对超强的资本主义体系的被动反应，人家为围剿者，你是居于守势，这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这是事实判断。列宁搞的延长过渡时期的新经济政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者重回我们的基点和原点的新民主主义2.0版资本主义大格局的被动反应，是一个战略守势，不是攻势。和西方的发达国家本身就不是一个二律背反，非此即彼，黑白对立的。中国要崛起，苏联也崛起过，但是它失败了。最后它实际上走上了一条帝国社会主义道路，雅尔塔协定就是帝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表现。包括把外蒙从中国划出，包括它所占的300万平方公里根本不还给我们。包括对旅顺、大连的处理，包括南满铁路，这些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以后从波斯南到匈牙利事件，到捷克、阿富汗走了这么一个过程，最后证明它是王子与贫儿，最后才败下阵来。如果我们败下来，如果我们中国要是解体了，你还没有苏联的生态底座。全球一球两制，中国也是一国两制，我们的改革开放肯定是向发达国家改革开放。不是向什么落后国家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肯定是资本导向，资本主义大发展，这是在中国的现实。我们现在外资企业、民营企业整个占GDP60%，安排了75%个劳动力，GDP占60%，税收占50%。毛泽东犯的最大错误，他要限制资本主义，但是永远找不到限制资本主义的标准和界限。
　　现在中国最大的危险就是极左，越来越表现在城市里面而不是农村。今年的“苏州事件”、“杭州事件”、“广州事件”，“大连事件”，大规模的冲突都爆发在最发达的地方。他们的目标就是广场，民粹主义和极右的，非常着急在中国搞普世价值，这和跨越式的经济发展都是一样的，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最后极左和极右都是在广场集合，人什么时候智商最低，就是在广场民主的情况下智商最低，越是极端的口号越有人接受，这在全世界都有历史教训。
　　见http://policy.caing.com/2011-09-01/100297253.html

　　　　　　　　三
　　陈有西：在新的起点上思考我们的改革开放
 　　时光飞逝，想当年我还是一个在校大学生。毕业后选派从政，见证了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三十年过去了，这个《决议》对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我想作一个简短的发言，题目是《在新的起点上思考改革开放》。
　　我看今天很多老师和专家的发言，主要是回顾当年《决议》是怎么来的？有很多思想的交锋。作为我们相对年轻一点的，我们还要考虑下一步怎么干。所以我们有一点思考，对当年4000人讨论历史问题的《决议》，小平同志、胡耀邦同志他们讨论的时候有一个背景的东西。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有一篇?黎的《〈决议〉起草的台前幕后》，介绍得比较详细，当时小平、陈云等老一辈对很多的重大问题有个宏观的把握。为了参加今天的座谈，我把决议又好好地学习了一遍。
　　我们有两个60年。当时搞《决议》的时候，中共建党60年。通过痛定思痛，通过讨论回顾，作出了一个《决议》。今天，我们纪念这个《决议》的时候，恰好又是回顾共产党掌握政权的62年。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同样有很多经验教训要回顾总结。我们需要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思考改革开放。
　　首先，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的过程。“思想解放运动”这个词比较敏感，因此我说的是现在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的“过程”。我们建党60年以后经过了一次反思，形成了决议。现在我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真正的62年执政下来，我们也需要一次新的反思。要改变我们原来的一些专政的，阶级斗争的观念，怎么样从一个革命党变成一个执政党。要改变我们的维稳的模式。我在政法机关工作了十六年，现在又从事律师执业、法学研究，从那么多年政法工作的感觉之中，觉得我们有的同志的思路是“堵”，而不是“疏”的思路。靠权力而不是靠法制，靠高压而不是靠疏导，靠封闭思想封闭言路而不是靠开启民智，靠压服而不是心悦诚服。现在维稳的思路，用的经费很多，强制拆迁，方法简单粗暴，对自杀的人还说是暴力抗法，最后人家不自杀了，杀幼儿园的孩子，开始烧政府大楼、搞爆炸。不是引导群众上法庭讲道理，而是打压诉求，抓律师，法院不受理案件，法院不是中立地断案，而是公权力联合起来一起对付人民，同人民搞对抗，拼命堵住人民群众依法救济的渠道。作为第一线的律师，我们最清楚社会矛盾的爆发点在哪里，主要这种高压的思路，封闭言论、删除微博的思路，搞得老百姓越来越敏感。我们建党60年思考过一次，现在建国60年，需要再一次思考。
　　第二点，我们今天的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全面设计。《人民日报》月初文章提出了一个“顶层设计”的概念，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我们今天的改革，要从总体的思路，全面的思路思考，不能再搞“摸着石头过河”，不能再“脚踏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三十年了，我们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有了正反面的很多的经验教训，有了很好的人才积累，有了思想库，我们应当有一个成熟的设计了。我们的前三十年，经常是一种拍脑袋决策，经济一下子要搞活，大家要高速发展，一下子又要治理整顿。“硬着陆”、“软着陆”不断。思想领域，也是风浪不断。我们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治安问题都是这样处理的。治安搞运动从来没有改变思路。包括我们的“严打”思路。我们这头三十年，小平同志提出来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白猫黑猫理论，是可以理解的。如果现在我们有了这样的经济基础，有了这样成熟的思想，包括今天这样的充分的讨论，大家都明白了，还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样是要出问题的。我觉得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顶层的设计，全面的设计，有一个总的思路和框架，让国家少走弯路。
　　第三点，要重建政治道德。现在这个问题现在已经非常关键。现在我们有些地方公权力黑社会化。像武汉的徐武案件，到广州的电视台大院绑架“被精神病”的人，公安局的人、保卫处长到那边被围堵，不敢拿出工作证，为什么？因为他根本不是依法执法，而是用黑社会的方法绑架执法。还有法院审判案件应当公开，故意搞二十个人的小法庭审理大案，安排一些托占位子，旁边四百人的大法庭空着，然后给家属二张票、所有的记者不让进，最应当讲法度讲诚信的司法机关公开撒谎，公开用谎言来违反法律的公开审判的规定，这样的做法现在全国法院争相仿效。作为一个国家的司法机器最应该讲公平正义的，也不公开。表面上是公开审判，但是实际上是秘密审判。一些地方官员骄?跋扈，被权力冲昏头脑，公开以党自居，说你反对我就是反对党。包括我们的宣传舆论，总搞那些假大空的东西，像朱槠基前总理讲的，我天天看他们怎样在那里撒谎。官媒把社会真相的话语权让给了网络，把公平正义的主导权让给了网络，最高法院也说要按舆情判案，公权的威信一落千丈。这种政治道德缺失，对社会的劣化影响是非常严重的。公权力不讲诚信，公开撒谎，把社会风气都带坏了。大家都不讲诚信了。
　　第四点，政治体制改革要从司法改革突破。为什么要从司法改革突破呢？这个是个代价最小的途径，而且是可控的、恒定的，能够用稳定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社会各个领域出了问题，都可以到法庭上来理性稳妥地释放、裁断。为平稳、理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设置一个减压阀。司法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司法改革又能够为政治体制提供保驾护航，包括民族矛盾问题，包括实体较量的问题，右的路线，左的路线的问题，选举中出现的问题、经济矛盾、政治矛盾、社会矛盾、劳资矛盾、政党问题、民族问题，都能够在法律的范围内解决好。不会出现街头政治，不会出现暴力对抗，不会导致群体性事件。只要法院是稳定、独立、权威、超脱、公允的，就能够保障国家制度和社会的基础性稳定，保障社会重大问题都有一个理性的解决机制。国家要理性地解决矛盾，健全的司法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必须重新设计我们的司法改革的目标，整治好我们的司法队伍，建立独立超脱的司法机制，让国家司法能够担当这个重任，养成政治家和全体人民都尊重司法的环境。
　　第五点，中国下一步要特别重视民营经济发展，并给其更重要的地位。有一次我与胡德平部长聊天，我谈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当书记时候的情况，我说，有两点印象深刻：一是他同历任浙江省委领导一样，对民营经济的保护，省委是非常支持的。第二个习近平在全国率先提出“依法治省”，浙江省人大还按照省委要求，通过了关于依法治省的决议。有的学者提出依法治省、依法治县，层层机械照搬不科学，但是我们浙江的实坂，这个措施是很有用的。实际上依法治省，相对于权力治省，相对于拍脑袋决策，这个是非常好的措施。可以约束权力，大家按既定的规矩办，很多事情就会比较理性。虽然浙江的问题也不少，但是法制环境相对较好，这是全国公认的。这同浙江省委当年大力抓依法治省是有关系的。另一个就是民营经济的发展，浙江省的财政税收，民营不是半壁江山，而是大半壁江山。浙江各级干部对民营经济的保护是发自内心的，这样才保障了长期健康发展的势头。所以我觉得，保护民营经济的发展，走依法治国的道路，这两条要是发展下去，是会长远地影响中国政治格局和社会发展的。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所以我说，两个60年要思考，一个是前面60年想想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党的历史教训。建国后60年的思考，是思考如何更好地执政，更好地带领全国人民建设一个富强、文明、法制的国家。还有现在我们的反思，是实质性的、认真的，还是宜粗不宜细的？特别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还有不少思想禁区，这些我们需要不需要反思，都是应当认真探讨的。这个反思，也需要思想的大解放。（作者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人权委员会副主任）
　　见http://www.hybsl.cn/zonghe/zuixinshiliao/2011-09-04/26719.html

　　　　　　　　四　　王贵秀：“伟大历史转折”的起点应为粉碎“四人帮”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的发言摘要：
　　《决议》，郑重提出一个命题――“伟大的历史转折”，并以专章作了论述。这个命题对于把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加以对比，引导人们特别珍惜和善待改革开放新时期，无疑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也需要指出，《决议》对这个命题的论述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首先是有逻辑上的毛病。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坚持把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作“伟大历史转折”的起始点，这是有违基本事实的。
　　我认为，“伟大历史转折”的起点应该确定为1976年10月一举粉碎“四人帮”。因为正是一举粉碎“四人帮”，从事实上把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粉碎“四人帮”开始实现了从僵化半僵化时期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需要特别注意的是，2008年，华国锋同志去世以后，新华社授权发布的《华国锋同志生平》，对“伟大历史转折”的起始点有了新的说法。我认为，沿着这个思路，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加深对“伟大历史转折”的理解，有助于使党史分期走向合理化，对有关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分析评价逐步趋于科学和公正。这是我所期待的，大概也是大家所期待的。
　　见http://policy.caing.com/2011-09-01/100297258.html

　　　　　　　　五　　王海光：改革的底线已发生了动摇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的发言摘要：
　　《历史决议》的形成过程不仅仅是《历史决议》一个文件的写作过程，是一个全党思想解放的过程，《历史决议》代表了全党思想解放的成果。
　　总结历史，首先要解决用什么样的观念看历史的问题。当时在胡耀邦主持下搞了一个供学员讨论的《提要》。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中央党校搞出了《提要》的第二稿，其中有一些话我们现在都说不出来。比如文件中讲：“实行民主集中制，首先是要让人民群众讲话。不仅允许讲符合各领导人口味的话，符合‘长官意志’的话，而且允许讲不同意见的话，批评的话，甚至骂人的话；不仅允许讲正确的话，而且允许讲不那么正确甚至错误的话”。我们不但要有批评下台的领导人的权利，也要有批评在台上的领导人的权利；不仅有批评林彪“四人帮”的权利，还要有批判任何领导人错误的权利。“没有这些保证，所谓民主就是一句空话。”当时党内的思想解放已经提到这个高度了。
　　关于《历史决议》的起草过程，是通过党内民主程序的。在党内，有四千人的大讨论。在党外，也吸取民主党派的意见。这些大家都知道了。也可以说在当时最高程度地发扬了党内民主的产物，有些意见提得相当尖锐。虽然很多意见反映上来了，并没有采用，但是让党内同志这么大胆地提意见，这还是有党以来的第一次。所以，《历史决议》的起草，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政治妥协的产物。
　　现在看《历史决议》，是还有很多值得重新评价和深化认识的东西。比如说，对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的罪错，不仅要看到毛泽东的个人责任，也要看到执政集团的共同责任，还要看到共产体制和共产意识形态的更深层次的问题。许多问题不是停留在谴责的层面上，更要进行理性地分析。比如说：什么是民粹主义，什么是民主主义，我们今天是否真正搞清楚了？这完全是可以打一个问号的。还有在共产意识形态下的社会主义，搞的是国家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也是可以打个问号的。还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问题，公平与效率的问题，所谓“中国模式”、“重庆模式”的问题等等，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即使对毛泽东的认识，也可以做一个更深入的分析，不仅要看到他的个人品质问题，还要看到我们民族文化的不良基因。专制主义的文化基因，我们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有些的。专制主义不仅会造就滥权的君主，也造就了崇拜权力、迷信权力的臣民，造成了奴役他人的习性。
　　尽管《历史决议》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它的历史价值是不可否认的。它是一个拨乱反正的纲领性文件，奠定了我们改革开放的政治基础。正是在它提出的彻底否定“文革”的基础上，在一些所谓社会主义政治原则问题上我们可以不管不顾，大胆试验，这就为改革开放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政治环境。
　　但是，现在有些人否定《历史决议》，说当时这个文件是党内的自由派领导人胡耀邦他们搞的，不认同它，认为是给共产党抹黑。甚至有些人还公开提出要肯定“文革”，不承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甚至还把毛泽东看做人民大救星。现在一些党政部门主导下的，闹得沸沸扬扬的“唱红打黑”，颂扬“文革”，赞颂毛时代，搞个人崇拜。被《历史决议》否定的东西又死灰复燃了，出现了历史的错乱。这些东西都是在《历史决议》基础上的倒退。说明我们的改革底线现在已经发生了动摇，改革在政治上出现了问题。这都是很值得我们反思的现象。
　　见http://policy.caing.com/2011-09-01/100297263.html

　　　　　　　　六　　张胜：我们要有检讨错误的勇气

　　军史专家张胜的发言摘要：
　　重温《决议》，从中可以受到什么启发和借鉴呢？就是对社会矛盾不回避，不退缩，尤其是在人民面前不回避自己的失误，有直面问题、检讨错误的勇气。再就是始终坚持、维护党强有力的领导，时时刻刻保持队伍不涣散。三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目标确定后，在方法手段上区分主次，分阶段、分步骤地解决各类社会矛盾。这些做法实际上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经验。
　　当然，三十年了，今天我们面临的情况，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今天出现的问题，不是《决议》当年能够预料到的，比如说市场经济，全球化，苏联解体，GDP等等。归咎于因为是当年《决议》在理论突破上不彻底造成的，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不客观嘛，我们不可能超越历史，每个历史阶段有其自身的任务和使命。小平同志当年就讲过，我们这代人就能讲到此了，二十年后，留下的问题由我们的后人去讲吧。问题是我们这些后人讲了吗？我们不要苛求前人，实事求是地说，今天我们没有讲，甚至还可能倒退了那么一点儿。那么我们三十年来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呢？不言而喻，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相伴而来的是信仰的缺失和腐败的泛滥，由此导致严重的社会矛盾。
　　政府成了公司，市长、县长成了董事长，他可以招商，发包，配发资源，名正言顺地坐收红利。公权力的异化问题，公权力的商品化、商业化、私有化，腐败一下子铺天盖地而来了。政府的职能究竟是什么？是维护一个地区公正的社会秩序和公平的竞争环境，以这样的手段促进该地区的繁荣和发展，而不是自己当董事长、当总经理。是不是这样？
　　纪念《决议》，就要拿出当年制定《决议》的勇气、责任感、使命感，以及《决议》的政治智慧。
　　见http://policy.caing.com/2011-09-01/100297264.html

　　　　　　　　七
　　周为民：中国正处于从生路退回到死路的危险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为民的发言摘要：
　　《决议》对历史问题作出结论，就为走上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础。这样，共产党从一条死路转向了一条生路，社会主义从一条死路转向了一条生路，中国的发展从一条死路转向了一条生路。但一段时间以来，使人非常忧虑的是，那种可能使共产党、社会主义和中国的发展从生路退回到死路的危险已经是现实地存在着了。这种危险一方面来自那些主张倒退的思潮和行为及其对社会的蛊惑，另一方面来自在这个问题上暧昧、摇摆、消极、无所作为的倾向。
　　因为对过去的历史，虽然在政治上做了结论了，但是对“文革”的思想基础、理论基础的清理，是没有很好地完成的。这样，就造成一个问题，就是不少人脑子里的思想资源还是旧的，“文革”中接受的那些东西影响很深，甚至脑子里只有那些东西。尽管一般地从原则上说，也会说否定“文革”，也会说不是要再搞“左”的、“文革”的东西，但是当面对现实问题时，尤其是现在这样的时候，存在很多突出问题和矛盾的时候，他们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也缺乏现代文明意识和现代政治意识，缺乏正确地提出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能力，还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用早年接受的“文革”式的、苏联教条式的思想和理论来对待问题，有的分不清 “左”的、“文革”式的做法、语言乃至思维方式与党的优良传统之间的区别，于是我们看到现实中出现的倒退思潮和一些闹剧式的乱象。这种现象亟需警觉和纠正，而不能不负责任地听其蔓延，否则就不能维护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不能维护中国发展的大局。　　　　　

　　见http://policy.caing.com/2011-09-01/100297265.html

　　　　　　　　八
　　章立凡：完成革命党――执政党――宪政党的转型

　　近代史学者章立凡 的发言摘要：
　　评价《决议》需要从两个层面来分析，一个是政治层面的，另一个是历史层面的，两者应结合起来看。
　　发现很多东西没有实现。或者是倒退了，这是历史层面的观察。
　　从政治层面观察，《决议》功不可没，也确实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但是，当年改革先贤及改革支持者们的初衷，有很多没有实现，甚至已经走样了，这是我们今天需要认真总结的。
　　《决议》在“反右”这样的历史问题上留有后遗症，虽然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并未彻底清算毛泽东的错误，导致执政理论至今无法自圆其说。总想回避执政理论的重大错误，永远维持伟大光荣正确。
　　要提高执政能力，首先得提高执政智力。非要坚持伟大光荣正确，就是缺少智慧。愚民政治，效果都是适得其反的，最终会愚弄自己。所谓“中国模式”，号称谋求长期执政，做的都是不计后果的短期行为。这种状况再不从体制上得到改变的话，不会有未来。
　　《决议》破除了旧的“凡是”，又出现了新的“凡是”，例如反省历史，官方推出小平同志 “宜粗不宜细”当大棒，把这句话绝对化了，这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歪曲。没有科学的历史观，不会有科学的发展观。
　　现在，继续“不争论”是不现实的，当前迫切需要启动反思和讨论。没有改革的可持续性，也不会有执政的可持续性；不完成革命党――执政党――宪政党的转型，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彻底丧失。
　　见http://policy.caing.com/2011-09-01/100297266.html

　　　　　　　　九　　丁东：不能把《决议》当成限制学术创新的紧箍咒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丁东的发言摘要：
　　《决议》不光是一个历史文献，还是一个党史国史研究和出版的现实尺度。把三十年前的文献当作衡量当今出版物的准绳，这是有问题的。《决议》本身否定两个“凡是”，主张解放思想，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用这个《决议》的具体结论规范和约束史学著述和个人回忆录的撰写，并上升为政治纪律和出版纪律，就会导致新的“凡是”，导致本本主义。《决议》最可贵精神的是勇于承认和反思执政党自身的失误，形成决议最可贵的经验是让参与讨论的高级干部畅所欲言，百家争鸣。今天应当弘扬的是这个精神，这种经验。
　　我认为，史学的繁荣、发展和创新，离不开百家争鸣，离不开学术自由、出版自由。中国共产党只做过两个有关历史的《决议》，一个是四十年代在延安做《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个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没有做过关于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的决议，也没有做过关于世界历史的决议。现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和世界史的言说空间都比较宽阔，有新意的学术文化成果都比较多。相比之下，对建国以来历史的研究和表达，言路最窄，创新最少。有关建国以来历史的叙述千部一腔，千人一面。这是把《决议》用错了地方，不是把它当成解放思想的加油站，而是当成了限制学术创新的紧箍咒。这样做，对国史研究的繁荣和创新是不利的，与执政党成为先进文化代表的宣示是背道而驰的。
　　见http://policy.caing.com/2011-09-01/100297267.html　

　　　　　　　　十

　　蔡霞：党的历史使命在建设现代民主法治国家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的发言摘要：　　
　　今天我们纪念《决议》30 年，恰恰是要在坚持《决议》破除思想禁锢、坚持解放思想这一根本精神的基础上，进一步打开解放思想的大门，超越《决议》，继续探索创新往前走。
　　尽管《决议》从政治上彻底否定了“文革”，但是对“文革”悲剧缺乏理论上、思想上的深刻反思、检讨与剖析。这个问题到今天为止都还没能够解决。从思想上理论上深刻的反思和剖析问题，是防止我们重犯错误非常重要的前提。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需要汲取前苏联共产党的深刻教训。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苏共党的最后垮台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各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最终结果，而不仅仅是某个个人的原因所致。因此，任何一个有高度责任感的、对党负责的党员干部，都要从苏共党的垮台中深刻吸取教训，不仅坚持《决议》在政治上彻底否定“文革”，而且要努力从理论上深刻反思，真正走出导致“文革”最终发生的体制性的问题和影响。
　　那么，既要防止“文革”重演，又要解决好当前的贫富差距、党内腐败等等社会不公现象靠什么？很重要的就是在《决议》的基础上往前走，把国家的民主政治、宪政建设进一步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没有完成，这就是如何建设一个现代的民主法治国家。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对于现代民主政治国家制度建设问题还缺乏清晰的理论认识，由此对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还没有明确地摆到日程上来。
　　要在《决议》的基础上往前走，解决好中国社会进步中面对的新问题新矛盾，对于我们党内来讲，就要认真实行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扭转和克服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一些不健康、不正常现象。 比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指出：“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是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中最根本的一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的根本思想路线，但是有的人恰恰自觉不自觉地阻挡解放思想、有意无意地压制实践探索创新。《准则》指出“要反对思想僵化，反对一切从本本出发。那种本本上有的不许改，本本上没有的不许说、不许做的思想，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巨大障碍。” 再比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第六条是指出：“发扬党内民主，首先要允许党员发表不同的意见，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也指出：“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营造党内民主讨论、民主监督环境。”《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第六条还指出：“党内在思想上理论上有不同认识、有争论是正常的。对待思想上理论上的是非，只能采取摆事实、讲道理、民主讨论的办法求得解决，决不能采取压服的办法。”
　　我觉得对于一些问题，党内应该有适当的场合进行讨论。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些的话，我们可以在今天肯定《历史问题决议》重大意义的同时，也能够真正超越当时的历史局限，继续把全党的解放思想推向前进。
　　见http://policy.caing.com/2011-09-01/100297269.html

　　　　　　　　十一
　　丁学良：“文革”式暴民政治除不了腐败

　　【财新网】（记者 杜珂）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称《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上提出，治理腐败只能用法治、公民自下而上监督的方式，“文革”那种暴民运动的方式以及新加坡高薪养廉的方式均在中国无效。
　　丁学良说，《决议》有很多了不起的闪光点，但时间越长，这些闪光点就像茫茫大海里的灯塔。到达灯塔之路有非常多的暗礁、险滩。而到达灯塔之路的办法，就是把当年留下来的闪光点同今天遇到的实际问题做参照。
　　30年前的《决议》曾经有过如此表述：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做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
　　不过，面对贪腐等问题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现状，以“文革”方式治理依然成为一些人的念头。对此，丁学良认为，造成中国老百姓在“文革”中行为激进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建国后民众自下到上的批评、建议和监督的渠道越来越窄，到1966年基本没有了。从某种角度看，‘文革’是民众在最高领导者的发动下，多年怨气的一次集中爆发。”如今有些人热衷于“文革”的办法，恰是“老百姓合法的自下而上制约、抗议、建议的渠道越来越少”的折射。
　　其实，贪腐等社会阴暗面并不独独中国所有，而是一个半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丁学良说，从100多年来各国的实践看，至少有四种大的模式来对付滥用权力和贪腐：军事政变、民权法治、开明专制、暴民运动。其中，开明专制和暴民运动在中国特别有“市场”。
　　新加坡实行的开明专制，没有民权没有真正的多党制，但又能治理腐败、限制权力、发展经济。效法于新加坡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确也取得了成功。不过，在丁学良看来，中国并不具备实行这种制度的基本条件。“这种制度对小国有效，但是，对于有着十几亿人口、8000多万党员、几千万公务员的中国来说，纵使中央书记处全天候工作，纵使‘有三头六臂’也无法实现有效的监督。”而且，“比较政治会告诉你，新加坡对本国人民采用的办法，其实就是英国统治者当年在新加坡用的办法，只不过是比英国人更严谨、全面、秩序和有效。”
　　丁学良认为，“文革”那种暴民运动有赖于集权的专制制度和当政者的“驾驭技巧”，才能够得以“高下结合，把最中间层打乱”，而今日的中国，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样的权威和操作技巧。
　　其实，人类社会过去100多年来治理腐败最为有效的办法，在丁学良看来，就是能让这个国家的公民以个人的、自主的、合法的、组织团体的方式，利用法律和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力，对机构、公司或者政府部门实施常规监督。“任何一个国家需要的不仅仅是写一部好的宪法、一个好的法律体系，而是赋予民众监督的权益，且使得法定监督渠道畅通，”这一点，没有哪一个国家能绕过。
　　“如果绕过去，一定是比法治、民权的办法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拖得时间越长，付出的代价越高。”丁学良如此警告。
　　见http://policy.caing.com/2011-08-31/100296860.html

　　　　　　　　十二　　王长江：改革要有那么一股精气神

　　听了刚才大家关于《决议》的讨论，非常受教育。对《决议》究竟应该怎么看？我持充分肯定的态度。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再去讨论三十年以前作出的一些具体结论，肯定会发现很多很多的问题和不足。最重要的恐怕是如何结合今天的发展，回过头来看当时解决这些问题给我们的启迪。从这个角度讲，我对《决议》充分肯定。概括起来有四点。
　　第一，《决议》的精、气、神值得肯定。尽管《决议》是一个很严肃的文件，不可能文采飞扬，但是通篇看起来还是有一种精气神在里面的。这种精气神，反映的是当时的组织者起草者们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责任意识。这个党要前进，遇到很多问题，人们的认识千差万别，缺乏共识。只有在改革开放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党和国家的前进才有可能。因此，作为领导者，必须要有担当。我所说的精气神，就是这种担当精神的体现。在整个文件当中，还是能充分感受到这一点的。我们今天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今天，进入深水区的改革，同样要有一种担当，需要勇气。需要有当年的这种精气神，而不是得过且过。一个小党可以这样做，一个担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职责的大党，这样做恐怕是不行的。
　　我感到比较悲哀的一点是，我们号称要长期执政，但是我们到处看到的是短期行为。而西方号称是轮流执政，每个党的所作所为却往往是他们长期战略的一部分。这说明，我们的执政体

制机制需要深刻反思。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为什么最后会造成这样的结果，这样的悖论？这样下去，恐怕不行。
　　第二，《决议》本身形成的方式值得肯定。你看那个时候，那么大的问题，有许多很可能形不成共识，我们都发动4000人参与，认认真真地讨论，民主气氛多好！光是中央党校，就有约1500名学员，用了整整一周的时间进行专门讨论。现在我们的情况如何？要开十八大了，要起草报告，不知道要不要修改党章。这样一些重大的党内问题，能不能也扩大一点讨论的范围？全党范围不行，那控制一点数量行不行？过去4000人，现在进步一些，4万人行不行？40万、400万行不行？越南党已经连续两届代表大会把这些重大问题交由全党讨论，也没出什么事啊。如果代表大会之前全党讨论报告，在人家那里叫民主，在我们这里却叫泄密，这就很成问题。
　　第三，《决议》体现的态度值得肯定。尽管如大家所说，决议中对许多问题的判断和评价没有到位，但是我认为，它对这些问题的开放态度是有价值的。譬如有不少地方，邓小平也承认另外的不同意见有道理，但他强调，今天出于政治考虑只能这样，不能那样。他并没有说以后不能讨论这个问题。看看我们今天，确实差得太远。动不动就把问题列入禁区：民主是禁区，普世价值是禁区，公民社会是禁区。你设禁区，国内的学者们是不敢讨论了，但你禁不了国外学者啊！结果，我们不研究，人家深入研究，最后等于把话语权白白送给别人了，这样做聪明吗？
　　第四，《决议》对制度建设问题的认识有价值。在《决议》中，讲到毛泽东个人的错误，特别强调的是制度问题，这都是从很宏观的、整体的角度讲的。制度从宏观着眼，强调顶层设计，这很重要。遗憾的是，到今天，我们忽然发现制度建设变得很微观，进展不大，而且变形了。一说制度建设，就把它当做一项具体任务落实到部门，于是部门成了制度建设的主体。部门的制度当然要建设，但是，让部门去设计全国的制度，那不明摆着把制度建设变成了维护和发展部门利益、既得利益的工具吗？缺乏顶层设计的理念，更缺乏顶层设计的操作，不但使制度建设陷入一种困境，而且降解着制度的权威。
　　我觉得从历史《决议》里面，应当挖掘的是这些有价值的东西。用这些价值激励我们今天的改革热情，把《决议》那个时代开创的改革事业继续下去，才是我们纪念《决议》三十周年的最好方法。谢谢大家。
　　见http://www.chinareform.net/show.php?id=2237
――――――――
　　题图为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三十周年座谈会参与者合影，见http://www.ynlawyers.org/newLawyerSite/BlogShow.aspx?itemTypeID=147b3043-95bc-4824-9f02-9bf0010d25e7&itemID=fd30b834-4eda-4ab7-9b7e-9f510105d089&user=10420
    《党内民主派的声音》第1-20辑查询网址为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79545.html和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1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