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换至摄影模板
博文
党内民主派的声音（第34辑）
|||
党内民主派的声音（第34辑）
编者按：《党内民主派的声音》是思宁编选的中共党内民主派人士的文选，供中共党内外关心民主的人士参考。文选的作者主要是中共党员，其次是与中共党内民主派观点相近的党外人士。对原文中明显的错别字和错标点，思宁进行了订正。编选的标准由思宁自行判断，但文选中他人文章的内容不代表思宁个人的观点。今日编选的是第34辑，以后还将不定期编选。
目录
一 杜导正：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中步前进了
二 柳传志：我希望改革，反对暴力革命
三 光明网评论员：薄熙来下场再证“文革”模式是一条死路
四 木然：举手不是民主
一 杜导正：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中步前进了
二 柳传志：我希望改革，反对暴力革命
三 光明网评论员：薄熙来下场再证“文革”模式是一条死路
四 木然：举手不是民主
一
杜导正：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中步前进了
最近一段时间，我与《炎黄春秋》的同仁以及一些老朋友有过多次谈话、对话，话题是当下党和国家的形势与走向，重点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切入点。一些老朋友认为我最后形成的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助于人们对当下中国的认识。这些观点不是我一个人的，而是大家讨论后所引发的思考，也算是集中了大家的意见。现在发表出来，供大家参考，一起来讨论。
碎步前进恐来不及了
很多人都非常关心当前的局势，我也非常关心。从互联网和有关资料反映出来的情况看，现在国内民怨沸沸扬扬，群体事件频发，社会上弥漫着一种不安的情绪。我不完全相信互联网上传播的每一件事，但这些现象总的说确实存在，那么，该如何看待目前形势呢？
我认为，我们党执政地位已经到了兴败的关键时期。前几年，我曾写文章提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当“碎步前进”，那是前几年的情况，在那时还来得及，但是，几年过去了，党政权力仍受不到有效制约，官员腐败加剧，与提高了的民众期待和政治参与要求尖锐冲突，党心涣散，民心一失再失，今天官民矛盾、贫富矛盾尖锐到这个程度，再“碎步前进”恐怕来不及了！因此，必须立刻切实加快政治体制改革，通俗地说必须中步前进才行，换句话说，已经到了非中步前进不可的时候了。千万不能再错过这一时机了。
我认为，我们党执政地位已经到了兴败的关键时期。前几年，我曾写文章提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当“碎步前进”，那是前几年的情况，在那时还来得及，但是，几年过去了，党政权力仍受不到有效制约，官员腐败加剧，与提高了的民众期待和政治参与要求尖锐冲突，党心涣散，民心一失再失，今天官民矛盾、贫富矛盾尖锐到这个程度，再“碎步前进”恐怕来不及了！因此，必须立刻切实加快政治体制改革，通俗地说必须中步前进才行，换句话说，已经到了非中步前进不可的时候了。千万不能再错过这一时机了。
民主宪政阶段论
目前，我们可能寻找的更好的政治体制在哪里？我和朋友以为，民主宪政是大方向，但是要分为几个阶段来进行。概括地说，就是“民主宪政阶段论”。
我们提出民主宪政阶段论是根据这几十年我们党的血泪教训。解放后毛泽东搞的乌托邦，把中国带入灾难，他的最初动机也是好的。同样，现在过激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如同一个人要跳十几米远的沟壑，你是跳不过去的。因此，我们要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民主宪政，但是要分阶段走。目前这个阶段可以先回到共同纲领去，这个共同纲领在指导思想、总体框架方面我以为总体上比较好。
我们提出民主宪政阶段论是根据这几十年我们党的血泪教训。解放后毛泽东搞的乌托邦，把中国带入灾难，他的最初动机也是好的。同样，现在过激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如同一个人要跳十几米远的沟壑，你是跳不过去的。因此，我们要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民主宪政，但是要分阶段走。目前这个阶段可以先回到共同纲领去，这个共同纲领在指导思想、总体框架方面我以为总体上比较好。
目前最重要的是正确看待来自民间的呼声
目前，最大问题是执政党如何看待有关政治改革的诉求和民间呼声，是把他们看作改革的动力，支持他们引导他们，还是把他们看作不稳定因素，作为压制打击的对象？
我们党的传统是重视民意，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把人民放在第一位。但是，在某些历史时期也有偏离这种优良传统的时候，如1959年庐山会议，如“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些年采取的“维稳”，也大体属于这种思维。
一个党，一个政府，如果对民意进行压制，不倾听民间的呼声，就很容易出大问题。因为损害人民大众根本意志和利益的行为是不可能长久的。当前，中国民间力量很活跃，民间的政改呼声也很高。各种各样的座谈会，各种各样的民间思想者都在发声。大家都在议论。全民关心政治，议论政治，这种局面中国很久没有出现过了。这些现象的出现，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社会思潮。而一种社会思潮的形成，则是社会问题的必然反映。
我们党的传统是重视民意，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把人民放在第一位。但是，在某些历史时期也有偏离这种优良传统的时候，如1959年庐山会议，如“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些年采取的“维稳”，也大体属于这种思维。
一个党，一个政府，如果对民意进行压制，不倾听民间的呼声，就很容易出大问题。因为损害人民大众根本意志和利益的行为是不可能长久的。当前，中国民间力量很活跃，民间的政改呼声也很高。各种各样的座谈会，各种各样的民间思想者都在发声。大家都在议论。全民关心政治，议论政治，这种局面中国很久没有出现过了。这些现象的出现，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社会思潮。而一种社会思潮的形成，则是社会问题的必然反映。
政治主张我以为有三大派
当然，声音是各种各样的。以中国目前的情况看，大致有这样三个派别：改革派、“革命派”、维稳派，这三派实际上代表了不同的社会主张和不同的政治诉求。改革派代表着追求公平正义的各个阶层和利益群体要求变革的政治诉求，我认为是目前中国进步的力量。
第二种力量是“革命派”，或者称之为“保守派”。这一派基本上是信奉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他们认为我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是“复辟资本主义”，主张再来一次革命，继续推行毛泽东晚年的那套“左”的主张。这一派力量，目前在中国不大，但也不可小觑，因为他们在中国贫富差距拉大、官员普通腐败的现实社会环境中，有一定的市场。这一派的主张如果实现，中国必定要陷入到极大的动荡之中。
第三种力量是维稳派。这种力量就是利用手中权力，自上而下一味压制人民呼唤改革的力量。有人说，目前中国是个“火药库”，一点就着。我觉得这个估计夸大了。不过，连续数年来的维稳，的确隐藏着危机。在维稳的高压下，整个社会就像一口高压锅，没有泄气的出口，难保某一天会爆炸。因此，在当下的中国，维稳派实际上也是一种消极的力量，是一种积累社会危机的力量。
在这三种力量中，革命派和维稳派有可能结合起来，因为这两派的总体思路是一样的，都是靠“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来推行政治主张的。目前两派还没结合起来，但是，一旦社会危机加剧，两派便可能联手在中国引发破坏性的大动荡。这是很值得大家警惕的。
第二种力量是“革命派”，或者称之为“保守派”。这一派基本上是信奉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他们认为我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是“复辟资本主义”，主张再来一次革命，继续推行毛泽东晚年的那套“左”的主张。这一派力量，目前在中国不大，但也不可小觑，因为他们在中国贫富差距拉大、官员普通腐败的现实社会环境中，有一定的市场。这一派的主张如果实现，中国必定要陷入到极大的动荡之中。
第三种力量是维稳派。这种力量就是利用手中权力，自上而下一味压制人民呼唤改革的力量。有人说，目前中国是个“火药库”，一点就着。我觉得这个估计夸大了。不过，连续数年来的维稳，的确隐藏着危机。在维稳的高压下，整个社会就像一口高压锅，没有泄气的出口，难保某一天会爆炸。因此，在当下的中国，维稳派实际上也是一种消极的力量，是一种积累社会危机的力量。
在这三种力量中，革命派和维稳派有可能结合起来，因为这两派的总体思路是一样的，都是靠“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来推行政治主张的。目前两派还没结合起来，但是，一旦社会危机加剧，两派便可能联手在中国引发破坏性的大动荡。这是很值得大家警惕的。
必须做改革派的坚定拥护者
因此，要解决中国目前的危机，寻求改革的切实有效的路径，必须做改革派的坚定拥护者，摒弃革命派和维稳派。
但是，改革派本身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主张短暂时间内中国就可以走进民主宪政体制的激进的改革派。这一派人数不少，我一些老朋友中有这种情绪的人就占相当的比例。还有一种是主张渐进式的改革，主张全面的改革，即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要齐头并进，绝对不要再出现以前的“跛足”的改革了。这种主张，我称之为稳健的改革派，或全面改革派，任仲夷说是体制内的改良主义者，有人叫我们务实派、民主派。
对于激进的改革派的主张，我能理解，因为毕竟民主宪政是历史潮流，而中国一直还没有融入到这个历史潮流当中去。但是，就像一位中央领导人所说的，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的社会基础。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经济、政治、文化基础比较落后，国情这么复杂，所面临的问题这么多，如果采取剧烈的变革方式，我以为也必然要引起大的社会动荡。在中国这样的大国，一旦引起社会大动荡，就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这在历史上是已经有过先例的。前面已说过，解放后毛泽东搞的一系列乌托邦革命的彻底失败就是一个例证。所以，我认为，不改革，尤其是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党，这个国家没有出路；全面体制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绝对没有出路。但改革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民主政治体制，最后建成宪政民主体制。我们的党中央多年来也有类似的主张和口号。
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的制度变革，常采取自下而上的形式，这样的变革我们过去称之为革命。这种暴力变革的方式，100多年前就已被恩格斯重新审视，有所扬弃。欧洲的经验、苏东的经验表明，上下互动，以和平的方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和百姓损失最小、代价最小的道路。我和一些朋友多年来坚持呼吁政改“碎步前进”，也正是希望高层领导者和广大群众都接受这条路。但是目前社会矛盾这么尖锐，再碎步前进恐怕不行了，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因此，必须要中步前进，要大刀阔斧，要有“革自己命”的勇气，才可能扭转形势，渡过目前的惊涛骇浪。
但是，改革派本身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主张短暂时间内中国就可以走进民主宪政体制的激进的改革派。这一派人数不少，我一些老朋友中有这种情绪的人就占相当的比例。还有一种是主张渐进式的改革，主张全面的改革，即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要齐头并进，绝对不要再出现以前的“跛足”的改革了。这种主张，我称之为稳健的改革派，或全面改革派，任仲夷说是体制内的改良主义者，有人叫我们务实派、民主派。
对于激进的改革派的主张，我能理解，因为毕竟民主宪政是历史潮流，而中国一直还没有融入到这个历史潮流当中去。但是，就像一位中央领导人所说的，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的社会基础。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经济、政治、文化基础比较落后，国情这么复杂，所面临的问题这么多，如果采取剧烈的变革方式，我以为也必然要引起大的社会动荡。在中国这样的大国，一旦引起社会大动荡，就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这在历史上是已经有过先例的。前面已说过，解放后毛泽东搞的一系列乌托邦革命的彻底失败就是一个例证。所以，我认为，不改革，尤其是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党，这个国家没有出路；全面体制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绝对没有出路。但改革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民主政治体制，最后建成宪政民主体制。我们的党中央多年来也有类似的主张和口号。
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的制度变革，常采取自下而上的形式，这样的变革我们过去称之为革命。这种暴力变革的方式，100多年前就已被恩格斯重新审视，有所扬弃。欧洲的经验、苏东的经验表明，上下互动，以和平的方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和百姓损失最小、代价最小的道路。我和一些朋友多年来坚持呼吁政改“碎步前进”，也正是希望高层领导者和广大群众都接受这条路。但是目前社会矛盾这么尖锐，再碎步前进恐怕不行了，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因此，必须要中步前进，要大刀阔斧，要有“革自己命”的勇气，才可能扭转形势，渡过目前的惊涛骇浪。
先真正完成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
目前，我们可能找到的政治体制改革路径在哪里？
从我们党的领导体制来说，我们建议要主动地、有意识地完成这样的几次蜕变：从革命党转到执政党，再从执政党转到宪政党。
有人说，我党已经完成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1949年以前是革命党，1949年以后，就成为中国的执政党了。这样说，从历史时期划分来看，没有多大的错误。但是，从执政的本质上来说，还不能这样说。1949年以后我党成为这个国家的执政党，这是事实，但是，从执政方针上来说，大体上依然在革命党的思维上转悠。
1949年前后，我党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的国策，又确立了《共同纲领》这样的治国方针。这样的思路，是从当时中国的现实出发，相当适合国情的国策，也是得到人民拥护的国策。如果坚持下去，就可以成为我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良好开端。可惜的是，立国不到三年，毛泽东同志就背离了这套东西，又回到了革命党的执政思路，夸大中国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采取专政的方式对待人民。从1955年肃清反革命集团到1957年反右派，再到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整套的理论，都是革命党的思维。可以说，从1949年至“文革”结束，从总的历史表现来说，我党的屁股坐在执政党的座位上，但是总体思维还是革命党的思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1976年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开始自觉纠正这种革命党的思维方式，开始具有执政党的思维。所以，我们才能结束“文革”，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数，搞改革开放。应当说，上世纪整个80年代，我们党的这个转变是主动的，有意识的，是尊重民意的。经济改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陆续进行，虽然有左一下、右一下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是沿着执政党的思路走的。但是，到1989年的“六四”风波后这种执政党的思路中断了，一些人脑子里又开始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进行，但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进行，以至于改革进入到一个我们常说的“跛足”状态。“跛足”改革进行到近几年，又发展到“维稳”了，也就形成了一个“维稳派”。维稳，我反复说这是个消极的力量，因为维稳的本质，是把人民放在党的对立面上了，这还是“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也是革命党的思维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党还远没有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激进的改革派要求短暂时间内就完成民主宪政体制的改革，就有些与国情不符了。你想啊，这个党还没有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变化，你就要求它成为宪政党，是不是超越历史阶段了？因此，一定要走民主宪政这一条路，但民主宪政要分阶段走。第一个阶段可以先回到《共同纲领》。
改革的路径就是首先要让我们党，彻底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也就是先回到《共同纲领》上来，彻底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那套思维。这就是在我们党领导下的真正联合各党派共同执政，是真正的，不是形式上的。
当年的《共同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被我们撕毁了。现在，我们应该诚心诚意地重新开始。长远的目标当然还是民主宪政。在完成这个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后，我党从执政党向宪政党的转变就有了基础。
从我们党的领导体制来说，我们建议要主动地、有意识地完成这样的几次蜕变：从革命党转到执政党，再从执政党转到宪政党。
有人说，我党已经完成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1949年以前是革命党，1949年以后，就成为中国的执政党了。这样说，从历史时期划分来看，没有多大的错误。但是，从执政的本质上来说，还不能这样说。1949年以后我党成为这个国家的执政党，这是事实，但是，从执政方针上来说，大体上依然在革命党的思维上转悠。
1949年前后，我党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的国策，又确立了《共同纲领》这样的治国方针。这样的思路，是从当时中国的现实出发，相当适合国情的国策，也是得到人民拥护的国策。如果坚持下去，就可以成为我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良好开端。可惜的是，立国不到三年，毛泽东同志就背离了这套东西，又回到了革命党的执政思路，夸大中国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采取专政的方式对待人民。从1955年肃清反革命集团到1957年反右派，再到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整套的理论，都是革命党的思维。可以说，从1949年至“文革”结束，从总的历史表现来说，我党的屁股坐在执政党的座位上，但是总体思维还是革命党的思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1976年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开始自觉纠正这种革命党的思维方式，开始具有执政党的思维。所以，我们才能结束“文革”，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数，搞改革开放。应当说，上世纪整个80年代，我们党的这个转变是主动的，有意识的，是尊重民意的。经济改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陆续进行，虽然有左一下、右一下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是沿着执政党的思路走的。但是，到1989年的“六四”风波后这种执政党的思路中断了，一些人脑子里又开始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进行，但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进行，以至于改革进入到一个我们常说的“跛足”状态。“跛足”改革进行到近几年，又发展到“维稳”了，也就形成了一个“维稳派”。维稳，我反复说这是个消极的力量，因为维稳的本质，是把人民放在党的对立面上了，这还是“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也是革命党的思维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党还远没有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激进的改革派要求短暂时间内就完成民主宪政体制的改革，就有些与国情不符了。你想啊，这个党还没有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变化，你就要求它成为宪政党，是不是超越历史阶段了？因此，一定要走民主宪政这一条路，但民主宪政要分阶段走。第一个阶段可以先回到《共同纲领》。
改革的路径就是首先要让我们党，彻底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也就是先回到《共同纲领》上来，彻底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那套思维。这就是在我们党领导下的真正联合各党派共同执政，是真正的，不是形式上的。
当年的《共同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被我们撕毁了。现在，我们应该诚心诚意地重新开始。长远的目标当然还是民主宪政。在完成这个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后，我党从执政党向宪政党的转变就有了基础。
把我党过去承诺过的民主、法治主张先执行起来就好
大家很关心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争论也往往集中在这里，目前可以把我党过去承诺过的，过去的文件拿出来落实，就是一种很好的做法，让那些不想政改的人也无话可说。现在中国处在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不光是经济一体化，政治都在一体化进程中。我们应当采取“拿来主义”，把古今中外一切好的东西都拿来。例如，选举制度改革可以借鉴越南和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越南四个“一把手”，都是差额选举的，同样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借鉴学习。再如，监督制度方面可以借鉴美国的如实公布官员个人财产的做法。我党中央上世纪90年代也有过明文规定。我们说西方国家官员是资产阶级政客，但他们在这一条上做得毫不含糊。
如何评估我们党体制改革的成就
有人说，我们党就是一个专制党，一个农民党。所以中国很难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这么多年来，改革从总体上来说，没有多少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很不错的成果；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是扭秧歌，进三步退两步，但是总的说也还是前进了些。我不同意总体是倒退的说法，但是部分倒退确实是有的。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整体上还在原地踏步，但不能说没有进展，比如说终身制没有了，家长制有明显的改进，国家有点法制了，基层政权民主建设也有一点进步，等等。
前不久，我主持召开了一次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座谈会，我注意到北京的专家学者总结出民间社会的动向，例如维权运动、因特网革命、民间社会组织活动等，可以说，这些正在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动力，不少政治改革的诉求都由这些运动表达出来。例如要求维护劳动者的最基本的权益，要求落实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这些都是非常好并且不难实现的要求。连我老家山西省村子里的年轻女工们，都很有维护自己的权利的意识，都来上访投诉。这些运动，对党的高层领导班子肯定会有所触动，有所教育，我期盼着上下互动的加强。
邓小平复出后就论述过政治改革。第一次是1980年8月18日的著名讲话，但在1981年很多民间刊物和民间组织出现时，他又觉得过头了，于是马上禁止，改革随即告终。第二次是1986年中央新班子研讨政治体制改革，还郑重其事地把政治体制改革写进了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结果，赶上了通货膨胀和政治危机，1989年政治风波后又流产了。现在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又多次大声疾呼，实际上是第三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
1986年，台湾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同一年，大陆邓小平授意起草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结果，台湾解除了党禁、报禁，而大陆经过26年大体上仍在原地踏步。
多少年来，我们都在谈政治体制改革，可是，每一次政治体制改革都困难重重，因为它遭遇了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反击，每一次政治改革流产之后，专政机器都更强化，强化的结果又造成了更大的矛盾，发现问题后又重提政治体制改革，形成恶性循环。我党作为执政党，能顺应历史潮流，就可以前进，从而创造振兴的良机；逆着潮流走，必将惹出大乱子。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孙中山先生早就说过，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有朋友认为我们党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我的看法比较乐观。理由好几条，一条是我党和国家还有一批有识之士，我们有人才。
清末，慈禧太后也感到清朝统治不下去了，逼得她也真搞改革了，打算走君主立宪之路，发布了许多改革的命令。但是，她身边没有人才。接着，辛亥革命之火渐成燎原之势，清廷求立宪而不得，皇室连个象征性的位置也没得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戴逸老先生去年底跟我说，相比清朝晚年，目前我们党还是有希望的，这希望就在于有人才，有大量的有识之士。我以为朝野能有了共识——我国政治体制非痛改不可，不改就灭亡，能认识这一点我们就有希望，只要现在痛下决心，拿出割自己肉的勇气，我党执政的国家就会再中兴。我期盼戴老的话能在最高层引起共鸣，并拿出相应的切实举措。我属于谨慎的乐观派。
目前，党的十八大就要召开，大家都非常关注。我个人更关心十八大后国家大政方针的走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能够出现重大的进步。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希望，同时也是我周围的朋友们的希望，相信也是所有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关心中国改革走向的人们的希望。
2012年7月21日
（本文由徐庆全、杜明明协助成文）
原载2012年第9期《炎黄春秋》
二
柳传志：我希望改革，反对暴力革命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很不错的成果；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是扭秧歌，进三步退两步，但是总的说也还是前进了些。我不同意总体是倒退的说法，但是部分倒退确实是有的。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整体上还在原地踏步，但不能说没有进展，比如说终身制没有了，家长制有明显的改进，国家有点法制了，基层政权民主建设也有一点进步，等等。
前不久，我主持召开了一次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座谈会，我注意到北京的专家学者总结出民间社会的动向，例如维权运动、因特网革命、民间社会组织活动等，可以说，这些正在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动力，不少政治改革的诉求都由这些运动表达出来。例如要求维护劳动者的最基本的权益，要求落实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这些都是非常好并且不难实现的要求。连我老家山西省村子里的年轻女工们，都很有维护自己的权利的意识，都来上访投诉。这些运动，对党的高层领导班子肯定会有所触动，有所教育，我期盼着上下互动的加强。
邓小平复出后就论述过政治改革。第一次是1980年8月18日的著名讲话，但在1981年很多民间刊物和民间组织出现时，他又觉得过头了，于是马上禁止，改革随即告终。第二次是1986年中央新班子研讨政治体制改革，还郑重其事地把政治体制改革写进了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结果，赶上了通货膨胀和政治危机，1989年政治风波后又流产了。现在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又多次大声疾呼，实际上是第三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
1986年，台湾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同一年，大陆邓小平授意起草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结果，台湾解除了党禁、报禁，而大陆经过26年大体上仍在原地踏步。
多少年来，我们都在谈政治体制改革，可是，每一次政治体制改革都困难重重，因为它遭遇了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反击，每一次政治改革流产之后，专政机器都更强化，强化的结果又造成了更大的矛盾，发现问题后又重提政治体制改革，形成恶性循环。我党作为执政党，能顺应历史潮流，就可以前进，从而创造振兴的良机；逆着潮流走，必将惹出大乱子。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孙中山先生早就说过，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有朋友认为我们党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我的看法比较乐观。理由好几条，一条是我党和国家还有一批有识之士，我们有人才。
清末，慈禧太后也感到清朝统治不下去了，逼得她也真搞改革了，打算走君主立宪之路，发布了许多改革的命令。但是，她身边没有人才。接着，辛亥革命之火渐成燎原之势，清廷求立宪而不得，皇室连个象征性的位置也没得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戴逸老先生去年底跟我说，相比清朝晚年，目前我们党还是有希望的，这希望就在于有人才，有大量的有识之士。我以为朝野能有了共识——我国政治体制非痛改不可，不改就灭亡，能认识这一点我们就有希望，只要现在痛下决心，拿出割自己肉的勇气，我党执政的国家就会再中兴。我期盼戴老的话能在最高层引起共鸣，并拿出相应的切实举措。我属于谨慎的乐观派。
目前，党的十八大就要召开，大家都非常关注。我个人更关心十八大后国家大政方针的走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能够出现重大的进步。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希望，同时也是我周围的朋友们的希望，相信也是所有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关心中国改革走向的人们的希望。
2012年7月21日
（本文由徐庆全、杜明明协助成文）
原载2012年第9期《炎黄春秋》
二
柳传志：我希望改革，反对暴力革命
《财经》：许多人认为，目前的中国亟需启动深层次改革。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柳传志：我原来希望，中国的经济改革的路好好走，政治上的东西不要影响经济改革。现在企业家和学者们形成了一个共识，认为经济改革到了一定的阶段，如果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不配套的话，经济改革也难以继续推进。
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承认，现在中国人的生活质量绝对比以前提高了很多。今天北京最穷的人，也比“文化大革命”期间科学院研究人员的生活水平要高。那么，为什么现在人们还有诸多不满？因为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就业机会不平等、法律面前不平等、贪污腐败蔓延等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社会就很难继续前进。
最近揭示出来的薄熙来事件说明，某些官员无法无天到令人发指的程度，这种情况不改革的话，哪一个行业的人能够安心？人心不安，社会就难以进步。
执政党早就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可这意味着要触碰到一些人的切身利益，所以难度很大。改革就是自上而下的变革，“己身不正，焉能正人”？高层领导的思想真正统一也很重要。表面一致而实际上自行其是，分歧巨大，就无法重启改革。
《财经》：随着中国新的政治周期的到来，有不少人希望中国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大刀阔斧，改变现状。可是，能否出现强势人物是个问题，即使有这种人物，他会把中国带向何处也是问题。
柳传志：我的生活经验证明，在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制度下进行改革，最好是党内民主先做起来，党内一层一层地做好监督，这样效率就有可能会高。如果做不到，就会出现可怕的强势人物，一言九鼎，随心所欲。
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浩劫应该好好地总结教训，引以为戒。在最近保卫钓鱼岛的游行中，有些人穿着“文革”式的服装，不知道是无知还是有意为之。如果现在还有人留恋“文革”，肯定是很不正常的。
“文革”中我目睹了太多悲惨的故事。我的语文教师被枪毙了，罪名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为什么不满呢？因为他太太是苏联大使馆的一个雇员，“文革”一起来就被抓来枪毙了。
我居住的院子里都是中国银行的小职员，有一个是“右派”，特别低调小心，一天红卫兵冲进来抓他的太太，理由是她解放前参加过“圣母军”。其实，“圣母军”就是一个普通的教会组织。这位太太到处跑，被抓住后剥光了毒打，后来就疯了，一到晚上就鬼哭狼嚎般地喊。还有我的一个大学同学，他女朋友的弟弟竟然被抓起来活埋了！
有些人以为“文革”打击的是当权派，错了！“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把群众都忽悠起来，遭殃的都是老百姓。为什么1976年纪念周总理的“四五运动”中，那么多的人们不顾一切，像火山爆发一样走上天安门广场？因为实在没法儿活了。
《财经》：“四五运动”一方面是怀念周总理，另一方面是表示不满。
柳传志：天安门广场上明明有大批军警，人们还敢纪念，就是因为人们已经到了无法忍耐的程度。为什么像华国锋那么谨慎的人，敢以非常手段将四人帮抓起来？因为他明白民心可用。“文革”结束的时候，人们认为这场噩梦永远不会来了。
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应该勇于纠正错误。为什么不能以史为鉴，为什么现在不能够把“文革”的真实面目抛出来给人们看？它会损害谁的利益？历史一旦被完全展示给人们看，那么薄熙来事件就不一定会发生。
《财经》：为什么个别地方领导人使用“文革”的方式搞群众运动，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支持？
柳传志：现在还拥护“文革”的有三种人：第一，是投机分子，唯恐天下不乱；第二，在“文革”中受过苦、挨过打，年龄很大的一些老同志，可能极左也是他们的信念；第三，则是无知，不知道严重后果。
有些人完全不按法律做事，用唱红歌忽悠老百姓，通过“打黑”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看起来是给老百姓做了好事，有朝一日收拾起老百姓来，同样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所以，善良的人们要警惕啊。
《财经》：您的这种担心在当下是比较普遍的。
柳传志：一说起“文化大革命”，我就义愤填膺，因为身边见过太多悲惨的场面，心情没法儿平静。在当时，几乎没有谁家里没有遭难的。如果眼见了那么多人间惨剧，还说“文革”好，那就没人性。
邓小平在反思“文革”后指出，应该建立良好的制度，使坏人没法儿再做坏事。那为什么就不能做呢？应该拿出勇气，启动改革。
《财经》：时代不同了。“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频临崩溃边缘，不改革无出路。今天中国经济实力大为增强，日子未必不可以混下去。
柳传志：当年邓小平改革，实际上也冒着巨大的风险，因为当时台上还是有一批相当强势的反对改革、维护计划经济的力量。可是邓小平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甚至废除终身制——本来他自己完全可以在最高位置一直做到底，但是他排除阻碍，解决了终身制问题。还有1992年的“南方讲话”，实际上也是矛盾冲突的表现，邓小平不顾一切要往前推动改革。
我相信，如果邓小平健在的话，改革还是会继续的。当然，邓小平也不是完人，在手段上未必为所有人接受，但他那种坚决改革的精神值得学习。他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意思是首先突破普遍贫穷的局面，让先富者带动人们走向普遍富裕。如果人们不能普遍富裕，这种生产关系就是不正确的，就需要改革。
不过，尽管改革阻力很大，我对中国的未来还是充满了希望。
《财经》：这种希望仅仅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还是有坚实的现实的理由呢？
柳传志：不仅仅是良好的愿望。老实说，像我这一代人比较保守，不敢于突破，因为我们在“文革”之前就大学毕业，基本上还是接受了“驯服工具”的思想。可是，比我们年轻的一代人，他们在“文革”中深受其害，上山下乡后在底层社会生活，认识了中国的真实状况，后来考取了大学，思想上也有突破。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充分地了解国外的发展，知道世界大势。
大家希望新的领导层可以打破现有局面。换句话说，我们还是寄希望于强有力的、有良知的领导人，不然怎么改革呢？如果真的能够将优秀人才选出来作领导，共产党的组织方式有可能效率非常高，也可能形成创新模式。当然，如果黑箱操作，又没有人可以监督，就不好说了。
《财经》：作为中国企业家的领袖，您怎么看评价中国的企业家阶层？
柳传志：中国的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企业家就和有家有口的人一样，难免有后顾之忧，我们只希望社会稳定，国家安定。就拿我本人来说，作为企业家我要为企业几万名员工负责，不可能无所顾忌。如果我真的敢站出来说话，我就去做一个学者，再有勇气就走仕途了。当年我就知道自己没这个能耐和勇气，才坚决认定了这条道路，从不动摇。
绝大多数企业家把谋取利润、增加社会财富作为最终的目标，当环境好的时候，可以更努力地工作，希望把事业做得更大；环境不好的时候，就把事业做得更小；环境更恶劣的时候，宁可离开这个国度，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绝不能说，企业家没有社会责任感。企业家是爱国的。当环境好的时候，他们希望能够在正常的环境下工作，多交税。但是如果让他们逆潮流而强动，或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我估计不太可能。
《财经》：一些人士表示，他们本来认为企业家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但是现实让他们失望了。
柳传志：不要对企业家抱有多大的希望，一切取决于政治环境——环境好，我们就会更努力，在经济方面发挥作用；当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少说话，或者是少经营业务。
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从来软弱，但是我不摇摆。
《财经》：软弱但并摇摆，这是您对中国企业家的评价吗？
柳传志：至少我自己是这样。面对政府的不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1988年中国物价“闯关”，我就在山东办了养猪场，目的是保证企业员工能够吃上猪肉。这就是我们的软弱做法。
我希望改革，反对暴力革命。当社会以改革的、渐进的方式前进的时候，我们愿意多做贡献；当你真的反着来，比如真的发生暴力革命的时候，我们会想尽办法保护企业的利益。如果实在保护不了，就只能支离破碎，远走高飞了。
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能够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以天下为己任，这不是句空话，也不仅仅是态度，在我看来，也包含了能力和对后果负责。我觉得，这代表了大部分的企业家想法。如果环境好了，就多做一点；环境不好，就少做点；环境真不好了，可能就得选择离开。一些企业家移民海外，要理解他们的苦衷，也不应太怪罪。
《财经》：这种立场可以理解，但是中国要向着好的方向转型，需要各种社会力量共同推动。
柳传志：只要中国要向着好的方向转型，政府积极改革，我们会积极支持。但是企业家不敢站出来与政府抗衡，这就是我们软弱的一面。当然，我不否认也有极个别的优秀分子。
《财经》：当前您最担心的是什么？
柳传志：我们希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最怕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无数的教训，我告诫我们员工：永远要小心，不能对政府有任何不尊敬，也绝不给任何人行贿，即使是这样心情也还是紧张。
我们在企业经营、发展战略等方面都可做得很好，但是不确定性在于，政府的政策法规制订以后，个别贪腐官员可以利用政策法规谋取不正当利益，法律的解释和执行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有人想找毛病，总能够挑出毛病来，防不胜防，太难了。
《财经》：作为一个企业家，您认为下一步中国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什么？面对当今更为复杂的经济、社会现实，中国在改革方式和路径上应该做出有哪些创新？
柳传志：我希望高层领导能够把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经济改革结合到一起，有一个总体设计。现在矛盾很多，领导层应该高度一致，把中国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中国的前途着想，按照宪法的要求对改革进行系统设计，清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第一阶段做什么，第二阶段做什么。大家对现状不满，也希望新的领导层可以打破这种局面。如果真正做到意见一致，步调一致，中国一定可以走出困境，更好更快地发展。
邓小平的改革非常现实，如果中国当年按照某些民主派的设想，先改革政治，那么中国就是今天的菲律宾，一塌糊涂。为什么呢？这就像一个企业，只有往上走的时候，才可以往下做新的布局。
1986年我访问新加坡，当时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新加坡不民主，一种认为新加坡好得不得了。实际上，持前一种观点的只有少数教授，绝大多数老百姓觉得生活不错。重要的是先改善老百姓的民生，后面的事才可以做。如果连民生也解决不了，谈不上改革，什么事都做不了。但在民生问题解决后，就必须加强政治改革。
《财经》：您所希望的未来中国是什么样的状况？或者说，中国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柳传志：还是要建立良好的政治体制，未必就是现在欧美实行的体制。美国和欧洲的政治体制，最好可以做到85分，最坏可以做到60分。坏，坏不到哪里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如果优秀的人员被选进去的话，好，有可能做到95分；坏，可以做到零分，甚至是负分。如果通过改革，中国的制度能够做到60分到95分，那就是一种更好的体制。
总之，我希望中国新一代领导层能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目标，有真正良好的追求，意见能够统一。不符合这样条件的就选不进去，选进去的人能够受到监督，这样中国的政治、经济一定会高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企业必然会很好地发展，很多事情都可以实现。
《财经》：现在中国社会阶层没有共识，但是怎样才可以形成好的共识，推动着新一代的领导人往前走，这恐怕也是一个问题。
柳传志：共识首先就是领导层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领导层有共识，才能重建公信力，引导老百姓达成共识，在实践中建立起全民的核心价值观。比如说爱国，比如说法律的严肃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比如社会诚信，等等。
尽管对核心价值观的表述有很多不同，但是建立核心价值观是达成共识的基础。核心价值观要逐渐建设，应该形成以史为鉴。领导人要想清楚，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以身作则进行宣传和普及，重塑老百姓的追求和信念。这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共识逐渐建立的过程。
《财经》：您更多地把希望寄托在高层。今天的社会中下层要求改革的力量很强烈，是不是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中下层？因为当上层缺乏改革动力的时候，需要来自中下层的力量推动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危机催生了改革。
柳传志：危机催生了改革，政治上可能是这样。在公司里面恰恰相反，凡是改革的时候都是企业的业务在往上走，有上行空间。政治家应该在审时度势，顺应人民要求，及时部署改革，这样才能更主动一些。如果被动地应对，往往千疮百孔，捉襟见肘。
我特别希望，首先，改革能够系统地设计部署；其次，改革首先应该让下层群众得到好处，先让他们分享到改革的成果。当然，分享改革成果要量力而行，不能阻碍经济的发展。其实，最好的改革措施就是国家减少一部分税收，让老百姓直接到受益。如果高层意见一致，这方面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我还是坚持精英选举，不能一人一票。一人一票的大民主，也许是未来的目标，当前我觉得火候不到，在中国肯定会乱的。我希望高层是被精英选举出来的，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又受到人民的监督，推动改革，引导中国。
中国有这样的人，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去引领中国。
原载2012年10月14日《财经》杂志（有所删节），见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12-10-14/112192349.html
三
光明网评论员：薄熙来下场再证“文革”模式是一条死路
柳传志：我原来希望，中国的经济改革的路好好走，政治上的东西不要影响经济改革。现在企业家和学者们形成了一个共识，认为经济改革到了一定的阶段，如果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不配套的话，经济改革也难以继续推进。
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承认，现在中国人的生活质量绝对比以前提高了很多。今天北京最穷的人，也比“文化大革命”期间科学院研究人员的生活水平要高。那么，为什么现在人们还有诸多不满？因为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就业机会不平等、法律面前不平等、贪污腐败蔓延等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社会就很难继续前进。
最近揭示出来的薄熙来事件说明，某些官员无法无天到令人发指的程度，这种情况不改革的话，哪一个行业的人能够安心？人心不安，社会就难以进步。
执政党早就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可这意味着要触碰到一些人的切身利益，所以难度很大。改革就是自上而下的变革，“己身不正，焉能正人”？高层领导的思想真正统一也很重要。表面一致而实际上自行其是，分歧巨大，就无法重启改革。
《财经》：随着中国新的政治周期的到来，有不少人希望中国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大刀阔斧，改变现状。可是，能否出现强势人物是个问题，即使有这种人物，他会把中国带向何处也是问题。
柳传志：我的生活经验证明，在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制度下进行改革，最好是党内民主先做起来，党内一层一层地做好监督，这样效率就有可能会高。如果做不到，就会出现可怕的强势人物，一言九鼎，随心所欲。
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浩劫应该好好地总结教训，引以为戒。在最近保卫钓鱼岛的游行中，有些人穿着“文革”式的服装，不知道是无知还是有意为之。如果现在还有人留恋“文革”，肯定是很不正常的。
“文革”中我目睹了太多悲惨的故事。我的语文教师被枪毙了，罪名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为什么不满呢？因为他太太是苏联大使馆的一个雇员，“文革”一起来就被抓来枪毙了。
我居住的院子里都是中国银行的小职员，有一个是“右派”，特别低调小心，一天红卫兵冲进来抓他的太太，理由是她解放前参加过“圣母军”。其实，“圣母军”就是一个普通的教会组织。这位太太到处跑，被抓住后剥光了毒打，后来就疯了，一到晚上就鬼哭狼嚎般地喊。还有我的一个大学同学，他女朋友的弟弟竟然被抓起来活埋了！
有些人以为“文革”打击的是当权派，错了！“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把群众都忽悠起来，遭殃的都是老百姓。为什么1976年纪念周总理的“四五运动”中，那么多的人们不顾一切，像火山爆发一样走上天安门广场？因为实在没法儿活了。
《财经》：“四五运动”一方面是怀念周总理，另一方面是表示不满。
柳传志：天安门广场上明明有大批军警，人们还敢纪念，就是因为人们已经到了无法忍耐的程度。为什么像华国锋那么谨慎的人，敢以非常手段将四人帮抓起来？因为他明白民心可用。“文革”结束的时候，人们认为这场噩梦永远不会来了。
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应该勇于纠正错误。为什么不能以史为鉴，为什么现在不能够把“文革”的真实面目抛出来给人们看？它会损害谁的利益？历史一旦被完全展示给人们看，那么薄熙来事件就不一定会发生。
《财经》：为什么个别地方领导人使用“文革”的方式搞群众运动，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支持？
柳传志：现在还拥护“文革”的有三种人：第一，是投机分子，唯恐天下不乱；第二，在“文革”中受过苦、挨过打，年龄很大的一些老同志，可能极左也是他们的信念；第三，则是无知，不知道严重后果。
有些人完全不按法律做事，用唱红歌忽悠老百姓，通过“打黑”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看起来是给老百姓做了好事，有朝一日收拾起老百姓来，同样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所以，善良的人们要警惕啊。
《财经》：您的这种担心在当下是比较普遍的。
柳传志：一说起“文化大革命”，我就义愤填膺，因为身边见过太多悲惨的场面，心情没法儿平静。在当时，几乎没有谁家里没有遭难的。如果眼见了那么多人间惨剧，还说“文革”好，那就没人性。
邓小平在反思“文革”后指出，应该建立良好的制度，使坏人没法儿再做坏事。那为什么就不能做呢？应该拿出勇气，启动改革。
《财经》：时代不同了。“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频临崩溃边缘，不改革无出路。今天中国经济实力大为增强，日子未必不可以混下去。
柳传志：当年邓小平改革，实际上也冒着巨大的风险，因为当时台上还是有一批相当强势的反对改革、维护计划经济的力量。可是邓小平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甚至废除终身制——本来他自己完全可以在最高位置一直做到底，但是他排除阻碍，解决了终身制问题。还有1992年的“南方讲话”，实际上也是矛盾冲突的表现，邓小平不顾一切要往前推动改革。
我相信，如果邓小平健在的话，改革还是会继续的。当然，邓小平也不是完人，在手段上未必为所有人接受，但他那种坚决改革的精神值得学习。他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意思是首先突破普遍贫穷的局面，让先富者带动人们走向普遍富裕。如果人们不能普遍富裕，这种生产关系就是不正确的，就需要改革。
不过，尽管改革阻力很大，我对中国的未来还是充满了希望。
《财经》：这种希望仅仅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还是有坚实的现实的理由呢？
柳传志：不仅仅是良好的愿望。老实说，像我这一代人比较保守，不敢于突破，因为我们在“文革”之前就大学毕业，基本上还是接受了“驯服工具”的思想。可是，比我们年轻的一代人，他们在“文革”中深受其害，上山下乡后在底层社会生活，认识了中国的真实状况，后来考取了大学，思想上也有突破。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充分地了解国外的发展，知道世界大势。
大家希望新的领导层可以打破现有局面。换句话说，我们还是寄希望于强有力的、有良知的领导人，不然怎么改革呢？如果真的能够将优秀人才选出来作领导，共产党的组织方式有可能效率非常高，也可能形成创新模式。当然，如果黑箱操作，又没有人可以监督，就不好说了。
《财经》：作为中国企业家的领袖，您怎么看评价中国的企业家阶层？
柳传志：中国的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企业家就和有家有口的人一样，难免有后顾之忧，我们只希望社会稳定，国家安定。就拿我本人来说，作为企业家我要为企业几万名员工负责，不可能无所顾忌。如果我真的敢站出来说话，我就去做一个学者，再有勇气就走仕途了。当年我就知道自己没这个能耐和勇气，才坚决认定了这条道路，从不动摇。
绝大多数企业家把谋取利润、增加社会财富作为最终的目标，当环境好的时候，可以更努力地工作，希望把事业做得更大；环境不好的时候，就把事业做得更小；环境更恶劣的时候，宁可离开这个国度，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绝不能说，企业家没有社会责任感。企业家是爱国的。当环境好的时候，他们希望能够在正常的环境下工作，多交税。但是如果让他们逆潮流而强动，或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我估计不太可能。
《财经》：一些人士表示，他们本来认为企业家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但是现实让他们失望了。
柳传志：不要对企业家抱有多大的希望，一切取决于政治环境——环境好，我们就会更努力，在经济方面发挥作用；当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少说话，或者是少经营业务。
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从来软弱，但是我不摇摆。
《财经》：软弱但并摇摆，这是您对中国企业家的评价吗？
柳传志：至少我自己是这样。面对政府的不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1988年中国物价“闯关”，我就在山东办了养猪场，目的是保证企业员工能够吃上猪肉。这就是我们的软弱做法。
我希望改革，反对暴力革命。当社会以改革的、渐进的方式前进的时候，我们愿意多做贡献；当你真的反着来，比如真的发生暴力革命的时候，我们会想尽办法保护企业的利益。如果实在保护不了，就只能支离破碎，远走高飞了。
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能够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以天下为己任，这不是句空话，也不仅仅是态度，在我看来，也包含了能力和对后果负责。我觉得，这代表了大部分的企业家想法。如果环境好了，就多做一点；环境不好，就少做点；环境真不好了，可能就得选择离开。一些企业家移民海外，要理解他们的苦衷，也不应太怪罪。
《财经》：这种立场可以理解，但是中国要向着好的方向转型，需要各种社会力量共同推动。
柳传志：只要中国要向着好的方向转型，政府积极改革，我们会积极支持。但是企业家不敢站出来与政府抗衡，这就是我们软弱的一面。当然，我不否认也有极个别的优秀分子。
《财经》：当前您最担心的是什么？
柳传志：我们希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最怕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无数的教训，我告诫我们员工：永远要小心，不能对政府有任何不尊敬，也绝不给任何人行贿，即使是这样心情也还是紧张。
我们在企业经营、发展战略等方面都可做得很好，但是不确定性在于，政府的政策法规制订以后，个别贪腐官员可以利用政策法规谋取不正当利益，法律的解释和执行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有人想找毛病，总能够挑出毛病来，防不胜防，太难了。
《财经》：作为一个企业家，您认为下一步中国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什么？面对当今更为复杂的经济、社会现实，中国在改革方式和路径上应该做出有哪些创新？
柳传志：我希望高层领导能够把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经济改革结合到一起，有一个总体设计。现在矛盾很多，领导层应该高度一致，把中国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中国的前途着想，按照宪法的要求对改革进行系统设计，清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第一阶段做什么，第二阶段做什么。大家对现状不满，也希望新的领导层可以打破这种局面。如果真正做到意见一致，步调一致，中国一定可以走出困境，更好更快地发展。
邓小平的改革非常现实，如果中国当年按照某些民主派的设想，先改革政治，那么中国就是今天的菲律宾，一塌糊涂。为什么呢？这就像一个企业，只有往上走的时候，才可以往下做新的布局。
1986年我访问新加坡，当时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新加坡不民主，一种认为新加坡好得不得了。实际上，持前一种观点的只有少数教授，绝大多数老百姓觉得生活不错。重要的是先改善老百姓的民生，后面的事才可以做。如果连民生也解决不了，谈不上改革，什么事都做不了。但在民生问题解决后，就必须加强政治改革。
《财经》：您所希望的未来中国是什么样的状况？或者说，中国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柳传志：还是要建立良好的政治体制，未必就是现在欧美实行的体制。美国和欧洲的政治体制，最好可以做到85分，最坏可以做到60分。坏，坏不到哪里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如果优秀的人员被选进去的话，好，有可能做到95分；坏，可以做到零分，甚至是负分。如果通过改革，中国的制度能够做到60分到95分，那就是一种更好的体制。
总之，我希望中国新一代领导层能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目标，有真正良好的追求，意见能够统一。不符合这样条件的就选不进去，选进去的人能够受到监督，这样中国的政治、经济一定会高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企业必然会很好地发展，很多事情都可以实现。
《财经》：现在中国社会阶层没有共识，但是怎样才可以形成好的共识，推动着新一代的领导人往前走，这恐怕也是一个问题。
柳传志：共识首先就是领导层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领导层有共识，才能重建公信力，引导老百姓达成共识，在实践中建立起全民的核心价值观。比如说爱国，比如说法律的严肃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比如社会诚信，等等。
尽管对核心价值观的表述有很多不同，但是建立核心价值观是达成共识的基础。核心价值观要逐渐建设，应该形成以史为鉴。领导人要想清楚，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以身作则进行宣传和普及，重塑老百姓的追求和信念。这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共识逐渐建立的过程。
《财经》：您更多地把希望寄托在高层。今天的社会中下层要求改革的力量很强烈，是不是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中下层？因为当上层缺乏改革动力的时候，需要来自中下层的力量推动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危机催生了改革。
柳传志：危机催生了改革，政治上可能是这样。在公司里面恰恰相反，凡是改革的时候都是企业的业务在往上走，有上行空间。政治家应该在审时度势，顺应人民要求，及时部署改革，这样才能更主动一些。如果被动地应对，往往千疮百孔，捉襟见肘。
我特别希望，首先，改革能够系统地设计部署；其次，改革首先应该让下层群众得到好处，先让他们分享到改革的成果。当然，分享改革成果要量力而行，不能阻碍经济的发展。其实，最好的改革措施就是国家减少一部分税收，让老百姓直接到受益。如果高层意见一致，这方面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我还是坚持精英选举，不能一人一票。一人一票的大民主，也许是未来的目标，当前我觉得火候不到，在中国肯定会乱的。我希望高层是被精英选举出来的，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又受到人民的监督，推动改革，引导中国。
中国有这样的人，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去引领中国。
原载2012年10月14日《财经》杂志（有所删节），见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12-10-14/112192349.html
三
光明网评论员：薄熙来下场再证“文革”模式是一条死路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自此，薄熙来的仕途被划上了句号，所谓的“政治生命”就此完结。薄熙来的余生如何度过，还有待未来法庭的宣布。
回观薄熙来的政治之旅，其勃其衰，可谓“玩得就是心跳”。作为众所周知的高干子女，薄熙来的人生轨迹与其父辈的政治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人生经历实可作为中国政治的一个印证。不过，也许正是“吃透”了中国政治的原因，薄熙来并没有从父辈们九死一生的政治波折中汲取教训与经验，当然也更不可能产生具有超越性的政治抱负。
薄熙来此前的仕途，如果不说是一马平川的话，那也堪称是坦途一条，绝对算得上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但是，薄熙来在仕途上打马赶路、在政坛上呼风唤雨的过程中，时刻不忘打造、包装个人的政治形象，充分而巧妙地利用其所辖之地的“党的喉舌”以及现代大众传播工具，把其应负的政治义务和必须履行的官员职责转化成个人的“政治魅力”，由此不断垫高其实现个人政治抱负所需蹬踏的台阶。这种“垒台阶”的过程，其实就是把政治人格化的过程。
而政治人格化的负面效应之登峰造极，恰恰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现代政治中，政治人格化相较于政治制度化之不可取，就在其以人格弱化和替换品格与政格，以人格抽空和虚置制度及其约束，最终借以人格的“魅力”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由此导致社会大众人格和整个政治结构的“无格”，引发社会政治灾难。按照薄熙来自述，他也是“文化大革命”这种人格化政治所引发的社会政治灾难的受害者之一。只不过，他的这个“受害者”之说，不是用来反思、警戒、清算从而超越为害国家和社会的人格化政治，反而成为其构造自己的人格化政治的一个金字招牌。
不可否认，薄熙来的从政背景坚实，个人形象上乘，可谓风流倜傥，洒脱自如。但是，薄熙来把所有这些都用来构筑他曾因其受害的人格化政治上来，希冀重拾那个给中国带来空前灾难的老套政治模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当然，这一次，在他的治下，他摆脱了受害者的地位，反以此来加害别人，为害社会。
薄熙来在其所辖范围，实行“一言堂”统治，说一不二，一言九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所在的官场，只允许他一个人的魅力存在，其他人在其眼中都是家丁，尽是蝼蚁。薄熙来设计打造自己的魅力形象，鼓励放任那些肉麻地吹嘘和“歌颂”自己的文字和歌曲，但对任何不利于自己的言词甚至哪怕仅仅是表示，都要以其不被监督和限制的权力，动用专政的力量给予最严厉的打击。《薄熙来之歌》的诞生和扩散，反感薄熙来并有所表示的人所受到的非人道迫害，就是再好不过的证明。
毫无疑问，无以制约的权力是薄熙来崛起于政坛、跌落于政坛的根本原因之一。此正所谓“成也权力，败也权力”。他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权力，利用权力为他人谋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和巨额财物，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而就是这样一个龌龊至极的人，在公众面前却是满腹治国经、满口漂亮话的正人君子。这样的人能在中国政坛上叱咤风云，一路上行，真是让已经受过“文化大革命”这茬罪的人们惊出了不止一身冷汗！
薄熙来的政治之路，再证“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模式，已是一条死路。
原载2012年9月29日光明网，见http://view.gmw.cn/2012-09/29/content_5243033.htm
自此，薄熙来的仕途被划上了句号，所谓的“政治生命”就此完结。薄熙来的余生如何度过，还有待未来法庭的宣布。
回观薄熙来的政治之旅，其勃其衰，可谓“玩得就是心跳”。作为众所周知的高干子女，薄熙来的人生轨迹与其父辈的政治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人生经历实可作为中国政治的一个印证。不过，也许正是“吃透”了中国政治的原因，薄熙来并没有从父辈们九死一生的政治波折中汲取教训与经验，当然也更不可能产生具有超越性的政治抱负。
薄熙来此前的仕途，如果不说是一马平川的话，那也堪称是坦途一条，绝对算得上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但是，薄熙来在仕途上打马赶路、在政坛上呼风唤雨的过程中，时刻不忘打造、包装个人的政治形象，充分而巧妙地利用其所辖之地的“党的喉舌”以及现代大众传播工具，把其应负的政治义务和必须履行的官员职责转化成个人的“政治魅力”，由此不断垫高其实现个人政治抱负所需蹬踏的台阶。这种“垒台阶”的过程，其实就是把政治人格化的过程。
而政治人格化的负面效应之登峰造极，恰恰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现代政治中，政治人格化相较于政治制度化之不可取，就在其以人格弱化和替换品格与政格，以人格抽空和虚置制度及其约束，最终借以人格的“魅力”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由此导致社会大众人格和整个政治结构的“无格”，引发社会政治灾难。按照薄熙来自述，他也是“文化大革命”这种人格化政治所引发的社会政治灾难的受害者之一。只不过，他的这个“受害者”之说，不是用来反思、警戒、清算从而超越为害国家和社会的人格化政治，反而成为其构造自己的人格化政治的一个金字招牌。
不可否认，薄熙来的从政背景坚实，个人形象上乘，可谓风流倜傥，洒脱自如。但是，薄熙来把所有这些都用来构筑他曾因其受害的人格化政治上来，希冀重拾那个给中国带来空前灾难的老套政治模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当然，这一次，在他的治下，他摆脱了受害者的地位，反以此来加害别人，为害社会。
薄熙来在其所辖范围，实行“一言堂”统治，说一不二，一言九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所在的官场，只允许他一个人的魅力存在，其他人在其眼中都是家丁，尽是蝼蚁。薄熙来设计打造自己的魅力形象，鼓励放任那些肉麻地吹嘘和“歌颂”自己的文字和歌曲，但对任何不利于自己的言词甚至哪怕仅仅是表示，都要以其不被监督和限制的权力，动用专政的力量给予最严厉的打击。《薄熙来之歌》的诞生和扩散，反感薄熙来并有所表示的人所受到的非人道迫害，就是再好不过的证明。
毫无疑问，无以制约的权力是薄熙来崛起于政坛、跌落于政坛的根本原因之一。此正所谓“成也权力，败也权力”。他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权力，利用权力为他人谋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和巨额财物，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而就是这样一个龌龊至极的人，在公众面前却是满腹治国经、满口漂亮话的正人君子。这样的人能在中国政坛上叱咤风云，一路上行，真是让已经受过“文化大革命”这茬罪的人们惊出了不止一身冷汗！
薄熙来的政治之路，再证“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模式，已是一条死路。
原载2012年9月29日光明网，见http://view.gmw.cn/2012-09/29/content_5243033.htm
四
木然：举手不是民主
木然：举手不是民主
中国人发明了一种民主语言，即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中国人发明了一种民主形式，即举手民主。人民群众当家做主是一个伪命题，举手民主也是一个伪民主。新发明、新概念，其实就是新瓶装旧酒，上演的仍然是封建专制的戏。但是有了新概念，有了新形式，就有了抵抗民主的新盾牌。不过因此以为就此可以高枕无忧，那就是掩耳盗铃了。专制的仍然是专制，只不过是举手的专制而已。
表面看来，举手民主节省了民主成本，省时省力省麻烦省能源很环保。在举手之前，谁是候选人没有商量和回旋的余地，权力者已经把被选人员已经定好，谁上谁下，权力者已经定下人选名单。在开会的时候，权力者把要当选的名单发给与会人员，与会者认识的也就是一个人名。权力者把人召集在一起开会，就是走个形式，玩个过场。选举过程也极其简单，基本步骤就是：第一步，主持人问同意的请举手，与会人员举手。第二步，主持人问不同意的请举手，此时如果有举手的，也是极少数或者没有。第三步，主持人问弃权的请举手，与会人员很少有弃权的。第四步，主持人说经过确认，符合法定人数，权力者划定的名单全部通过。第五步，鼓掌通过，选举会就算是结束。
举手虽然是一个形式，但形式的能量很大。当选的高兴，不当选的也没有什么不高兴，认认真真地履行了民主形式。最重要的是被选的人也就有了形式的合法性，出去的时候也可以说代表人民代表党了。被当选的人在行使权力的时候总会理直气壮地说是党和人民赋予他的权力，滥用权力也就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
支配举手的一条基本原则是恐惧。如果在应该举手的时候不举手，不应该举手的时候举了手，老大哥在看着你的感觉会油然而生。说得严重一点是在对抗组织、对抗民主，说得轻一点也是和权力者对着干。如果不按权力者的意志举手，就会有被权力者报复的可能性。如果在反对权力者意志的过程中说出反对的理由，不但受到权力者的排斥，还会受到与会者的排斥。权力者和与会者存在着基本问题上的共谋，这种共谋积攒和扩散的能量，让举手的反对者或者不举手的反对者最后不得不举手交枪投降。
举手的实质是权力者的专断甚至是专制的意志。开选举会，必须开成团结的大会，团结的大会就必须是统一意志、统一思想、统一步伐、统一举手的大会，否则就是不团结。胜利的大会就是权力者个人意志胜利的大会，权力者周围的人、亲信都当选，非权力者的亲信基本没有办法当选，即使当选的个别人，也是权力者的摆设，以示领导者的民主作风与民主胸怀。专制的本质也在这里，举手是公开的，人选是秘密的，是密谋的，是事先圈定好的。举手选举的只是人名，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举手差额是存在的，但那是摆设，差掉的基本上是权力者想要差掉的。举手是分为多数与少数的，但少数的举手也是在权力者掌控之内。选举演说是有的，但那是向权力者表忠心的演说。举手是个人的，但那是淹没在群体当中的个人，是没有私人投票空间的个人。点人头是有的，反对的人头可以在权力者数人头那一时刻按权力者的意志在与会者数量范围内进行阉割和调控。鼓掌通过之后则是权力者成功的微笑，是用举手的形式战胜民主的实质的微笑。
举手的民主否定了民主两个核心要素，一是民主本身，另一个是自由。真正的民主是自由民主，是保障自由的民主，民主是自由的手段。民主需要竞选，竞选需要一系列环节，选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举手过程。比如民主选举需要竞选者提出竞选纲领，提出政策主张，需要在选民那里演讲，争取选票。台湾的蔡英文和马英九的选举，美国在不远的将来的罗姆尼和奥巴马的选举都可为当作民主实战的样板。对于选民来说，选举谁与不选举谁那是选民的政治自由，选举不能强制或强迫，不能搞贿选。选举是自由的个人选举，选举在个人的秘密投票下进行，选举结果公开，选票多者胜，选票少者败，失败者并没有因此成为胜利者的敌人，而是忠诚的政治反对派，做宪法和宪政的忠实守卫者，而不是某个官员的守卫者。
举手的民主放纵了官员滥用的权力，也成为官员腐败的重要形式。权力者利用举手的形式对官员封官愿，拉山头，搞帮派，使权力者的意志在举手民主的伪装下进行，以举手的方式骗取合法性。举手的民主使选民的心灵受到伤害，举手的民主让选民感受不到政治的尊严，让选民的政治本性得不到释放，选民也因此成为被选民，成了实质性的臣民。
政治体制改革任重而道远，政治体制改革既要有宏观的目标，也要有中观的目标，更需要从民主的细节做起。民主的细节之一就是对举手民主进行根本性改革，最终废除举手式的伪民主形式，让公民改掉举手的恶习，让真正的选举成为公民基本的政治生活方式和政治习惯。
原载博客中国2012年9月21日，见http://zaj6622.blogchina.com/1365912.html
————————————————————————
《党内民主派的声音》第1-33辑网址：
第1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39162.html
第2辑http://club.148com.com/index.php?uid-20868-action-viewspace-itemid-10380
第3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40379.html
第4辑http://club.148com.com/?uid-20868-action-viewspace-itemid-11753
第5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50651.html
第6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54180.html
第7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54692.html
第8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58244.html
第9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60572.html
第10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63824.html
第11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67201.html
第12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67604.html
第13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69054.html
第14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71379.html
第15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72972.html
第16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75958.html
第17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76447.html
第18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77896.html
第19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79545.html
第20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1211.html
第21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1212.html
第22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1338.html
第23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3078.html
第24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3977.html
第25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4458.html
第26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4885.html
第27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6408.html
第28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7134.html
第29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7710.html
第30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8988.html
第31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9044.html
第32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9830.html
第33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90409.html
表面看来，举手民主节省了民主成本，省时省力省麻烦省能源很环保。在举手之前，谁是候选人没有商量和回旋的余地，权力者已经把被选人员已经定好，谁上谁下，权力者已经定下人选名单。在开会的时候，权力者把要当选的名单发给与会人员，与会者认识的也就是一个人名。权力者把人召集在一起开会，就是走个形式，玩个过场。选举过程也极其简单，基本步骤就是：第一步，主持人问同意的请举手，与会人员举手。第二步，主持人问不同意的请举手，此时如果有举手的，也是极少数或者没有。第三步，主持人问弃权的请举手，与会人员很少有弃权的。第四步，主持人说经过确认，符合法定人数，权力者划定的名单全部通过。第五步，鼓掌通过，选举会就算是结束。
举手虽然是一个形式，但形式的能量很大。当选的高兴，不当选的也没有什么不高兴，认认真真地履行了民主形式。最重要的是被选的人也就有了形式的合法性，出去的时候也可以说代表人民代表党了。被当选的人在行使权力的时候总会理直气壮地说是党和人民赋予他的权力，滥用权力也就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
支配举手的一条基本原则是恐惧。如果在应该举手的时候不举手，不应该举手的时候举了手，老大哥在看着你的感觉会油然而生。说得严重一点是在对抗组织、对抗民主，说得轻一点也是和权力者对着干。如果不按权力者的意志举手，就会有被权力者报复的可能性。如果在反对权力者意志的过程中说出反对的理由，不但受到权力者的排斥，还会受到与会者的排斥。权力者和与会者存在着基本问题上的共谋，这种共谋积攒和扩散的能量，让举手的反对者或者不举手的反对者最后不得不举手交枪投降。
举手的实质是权力者的专断甚至是专制的意志。开选举会，必须开成团结的大会，团结的大会就必须是统一意志、统一思想、统一步伐、统一举手的大会，否则就是不团结。胜利的大会就是权力者个人意志胜利的大会，权力者周围的人、亲信都当选，非权力者的亲信基本没有办法当选，即使当选的个别人，也是权力者的摆设，以示领导者的民主作风与民主胸怀。专制的本质也在这里，举手是公开的，人选是秘密的，是密谋的，是事先圈定好的。举手选举的只是人名，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举手差额是存在的，但那是摆设，差掉的基本上是权力者想要差掉的。举手是分为多数与少数的，但少数的举手也是在权力者掌控之内。选举演说是有的，但那是向权力者表忠心的演说。举手是个人的，但那是淹没在群体当中的个人，是没有私人投票空间的个人。点人头是有的，反对的人头可以在权力者数人头那一时刻按权力者的意志在与会者数量范围内进行阉割和调控。鼓掌通过之后则是权力者成功的微笑，是用举手的形式战胜民主的实质的微笑。
举手的民主否定了民主两个核心要素，一是民主本身，另一个是自由。真正的民主是自由民主，是保障自由的民主，民主是自由的手段。民主需要竞选，竞选需要一系列环节，选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举手过程。比如民主选举需要竞选者提出竞选纲领，提出政策主张，需要在选民那里演讲，争取选票。台湾的蔡英文和马英九的选举，美国在不远的将来的罗姆尼和奥巴马的选举都可为当作民主实战的样板。对于选民来说，选举谁与不选举谁那是选民的政治自由，选举不能强制或强迫，不能搞贿选。选举是自由的个人选举，选举在个人的秘密投票下进行，选举结果公开，选票多者胜，选票少者败，失败者并没有因此成为胜利者的敌人，而是忠诚的政治反对派，做宪法和宪政的忠实守卫者，而不是某个官员的守卫者。
举手的民主放纵了官员滥用的权力，也成为官员腐败的重要形式。权力者利用举手的形式对官员封官愿，拉山头，搞帮派，使权力者的意志在举手民主的伪装下进行，以举手的方式骗取合法性。举手的民主使选民的心灵受到伤害，举手的民主让选民感受不到政治的尊严，让选民的政治本性得不到释放，选民也因此成为被选民，成了实质性的臣民。
政治体制改革任重而道远，政治体制改革既要有宏观的目标，也要有中观的目标，更需要从民主的细节做起。民主的细节之一就是对举手民主进行根本性改革，最终废除举手式的伪民主形式，让公民改掉举手的恶习，让真正的选举成为公民基本的政治生活方式和政治习惯。
原载博客中国2012年9月21日，见http://zaj6622.blogchina.com/1365912.html
————————————————————————
《党内民主派的声音》第1-33辑网址：
第1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39162.html
第2辑http://club.148com.com/index.php?uid-20868-action-viewspace-itemid-10380
第3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40379.html
第4辑http://club.148com.com/?uid-20868-action-viewspace-itemid-11753
第5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50651.html
第6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54180.html
第7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54692.html
第8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58244.html
第9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60572.html
第10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63824.html
第11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67201.html
第12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67604.html
第13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69054.html
第14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71379.html
第15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72972.html
第16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75958.html
第17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76447.html
第18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77896.html
第19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79545.html
第20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1211.html
第21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1212.html
第22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1338.html
第23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3078.html
第24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3977.html
第25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4458.html
第26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4885.html
第27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6408.html
第28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7134.html
第29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7710.html
第30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8988.html
第31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9044.html
第32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9830.html
第33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90409.html
免责声明：本文中使用的图片均由博主自行发布，与本网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博主进行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