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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民主派的声音（第3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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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民主派的声音（第33辑）
编者按：《党内民主派的声音》是思宁编选的中共党内民主派人士的文选，供中共党内外关心民主的人士参考。文选的作者主要是中共党员，其次是与中共党内民主派观点相近的党外人士。对原文中明显的错别字和错标点，思宁进行了订正。编选的标准由思宁自行判断，但文选中他人文章的内容不代表思宁个人的观点。今日编选的是第33辑，以后还将不定期编选。
目录
一 温家宝：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自由平等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和目标
二 汪洋：改革有困难 不改革会更困难
三 吴敬琏：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一 温家宝：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自由平等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和目标
二 汪洋：改革有困难 不改革会更困难
三 吴敬琏：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一
温家宝：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自由平等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和目标
温家宝：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自由平等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和目标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除了生产力仍不发达外，还存在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协调、上层建筑的许多方面与经济基础不适应的问题。在经济快速发展中又出现一些如收入差距扩大、司法不公、贪污腐败和环境污染等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新问题。要彻底改变中国的面貌，真正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不但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继续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而且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人的自由平等。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自由平等，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其内涵、形式、途径都不尽相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为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进行了深入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一定基础。必须继续前进，而不能倒退。这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也关系到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是时代的潮流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成功的根本保障。要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保障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是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任何政府如果不加以监督，任何权力如果不加以制约，都会蜕变和腐化，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我们之所以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就是要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保障宪法赋予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建立有效制约权力、并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的制度。人民是国家一切权力的源泉，领导者应该恭敬人民，相信人民的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从而依靠人民。
我们党从革命到执政，所处的地位和环境以及所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党的职能和领导方法就要相应地转变，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坚持依法执政、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宪法和法律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具有任何人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是执政和治国的基石。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坚持司法独立和公正，是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根本要求。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为大众所分享，那么它在道义上是不得人心的，而且势必威胁社会稳定。必须毫不动摇地改善民生，改革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使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还要看到，我们追求的目标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人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是整个社会的进步。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需求，保障每个公民的自由平等和发展权利，让每个人生活得有乐趣、有尊严、有安全感。面对社会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只要我们坚持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并通过不懈的努力而取得明显成效，大家对国家的未来就会充满信心。我希望，在我们的社会，有对人心、人道和人本身的尊重，每个人都有其尊严、选择和发展机会，确保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提倡人间的同情和关爱，让公平正义的阳光普照社会的每个角落，让人间永远充满青春、奋斗和自由的气息。这是公平正义的真正内涵之所在。
自由平等是对每个人人格和权利的尊重。人生而平等，每个人在尊严和权利方面都是平等的，享有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权利。自由是人全面发展的前提，也是人类进行创造的基础和源泉。自由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言论、信仰等基本权利的实现。人类的进步就是在各种不同的思想的争鸣中萌发的。中国要有一个真正光明的未来，必须发挥全体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特别要鼓励人民的创造精神，提倡独立思想和批判思维。社会活力和凝聚力来自社会成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来自社会文化的“个性化”，来自崇尚理性、尊重科学的精神，来自国民教育的普及。要创造更加平等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更加自由的学术氛围，让人民追求真理、探索自然的奥秘、社会的法则和人生的真谛。
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秩序地逐步推进，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民主道路。我们相信，只要全党和全国人民不懈地奋斗，一个繁荣富强民主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一定会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摘自2012年9月14日温家宝《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原文见http://www.chinanews.com/gn/2012/09-15/4185677.shtml
题图为温家宝总理在清华大学演讲。记者 郭海军 摄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自由平等，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其内涵、形式、途径都不尽相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为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进行了深入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一定基础。必须继续前进，而不能倒退。这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也关系到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是时代的潮流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成功的根本保障。要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保障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是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任何政府如果不加以监督，任何权力如果不加以制约，都会蜕变和腐化，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我们之所以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就是要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保障宪法赋予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建立有效制约权力、并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的制度。人民是国家一切权力的源泉，领导者应该恭敬人民，相信人民的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从而依靠人民。
我们党从革命到执政，所处的地位和环境以及所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党的职能和领导方法就要相应地转变，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坚持依法执政、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宪法和法律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具有任何人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是执政和治国的基石。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坚持司法独立和公正，是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根本要求。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为大众所分享，那么它在道义上是不得人心的，而且势必威胁社会稳定。必须毫不动摇地改善民生，改革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使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还要看到，我们追求的目标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人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是整个社会的进步。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需求，保障每个公民的自由平等和发展权利，让每个人生活得有乐趣、有尊严、有安全感。面对社会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只要我们坚持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并通过不懈的努力而取得明显成效，大家对国家的未来就会充满信心。我希望，在我们的社会，有对人心、人道和人本身的尊重，每个人都有其尊严、选择和发展机会，确保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提倡人间的同情和关爱，让公平正义的阳光普照社会的每个角落，让人间永远充满青春、奋斗和自由的气息。这是公平正义的真正内涵之所在。
自由平等是对每个人人格和权利的尊重。人生而平等，每个人在尊严和权利方面都是平等的，享有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权利。自由是人全面发展的前提，也是人类进行创造的基础和源泉。自由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言论、信仰等基本权利的实现。人类的进步就是在各种不同的思想的争鸣中萌发的。中国要有一个真正光明的未来，必须发挥全体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特别要鼓励人民的创造精神，提倡独立思想和批判思维。社会活力和凝聚力来自社会成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来自社会文化的“个性化”，来自崇尚理性、尊重科学的精神，来自国民教育的普及。要创造更加平等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更加自由的学术氛围，让人民追求真理、探索自然的奥秘、社会的法则和人生的真谛。
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秩序地逐步推进，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民主道路。我们相信，只要全党和全国人民不懈地奋斗，一个繁荣富强民主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一定会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摘自2012年9月14日温家宝《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原文见http://www.chinanews.com/gn/2012/09-15/4185677.shtml
题图为温家宝总理在清华大学演讲。记者 郭海军 摄
二
汪洋：改革有困难 不改革会更困难
汪洋：改革有困难 不改革会更困难
9月11、12日，全省推广顺德南海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现场会在佛山举行……
汪洋总结了广东近几年改革的成就、经验，并展望改革前景与路径。他表示，改革任重道远、不进则退，改革要毫不动摇、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克服“改革疲劳症”，防止“精神懈怠症”，彻底消除“不愿改、不敢改”等畏难情绪和求稳怕乱思想，提高驾驭改革的领导能力。
汪洋说，省委召开此次高规格的改革试点现场会，就是要进一步凝聚共识，交流经验，努力开创改革的新局面。
谈成果：改革顺应民心顺应潮流
“广东改革最鲜明的特色是，改革试点工作全面统筹、系统配套，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汪洋总结说，广东改革已经过了“单兵突进”的阶段，不是为了解决某一个问题而进行单项改革、单边改革，而是注重系统设计、统筹推进。如顺德区的综合改革、南海区的农村综合改革都是如此。
汪洋表示，近年各地开展的综合改革，大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为全省的改革探索了新路，积累了经验。顺德的大部制改革，得到中编办的充分肯定；南海区农村综合改革，被中农办确定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联系点；云浮市也被确定为国家级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
前不久，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先行先试。汪洋表示，待文件下发后，省政府还要开会专门作部署。希望大家下定决心，改出成效。“实践证明，改革顺应民心、顺应潮流，改革大有可为，前途光明”，汪洋总结道。
谈阻力：改革已进入“深水区”
汪洋谈到，当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打破现有利益格局制约的攻坚阶段，触及矛盾越来越复杂，遇到困难越来越大。“面对新一轮改革，有些领导干部担心改革风险大、难度大，会激化矛盾，在思想上求稳怕乱；有的部门担心改革会削弱自己手中的权力，对改革敷衍了事；有些地方担心改革会触动现有的利益格局，怕得罪人，怕惹火烧身，既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无所作为”。
汪洋以顺德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例，清理出1000多项审批或类审批的事项。“现在确实有些部门，明转暗不转，转了一些涉及部门利益不大的，涉及利益比较大的，还是用各种方式藏了下来，缺乏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汪洋说，将来要逐步加强社会监督，督促这些单位不断把改革推向深入。
汪洋强调，改革有困难，不改革会更困难，许多困难不是因为改革造成，恰恰是因为改革不深入、不系统、不配套造成的。继续改革，将克服困难走向辉煌，而不改革，就会在困难面前走向衰落。
汪洋说，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当水的温度不高，大家谁也不愿尝试，谁也不愿意做这样惊险的一跃。等到清醒过来，已经没有出路。汪洋强调，改革是根本出路。面对改革中的困难，我们要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继续以大无畏的勇气，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毫不动摇地推进各项改革，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谈未来：不该管的事坚决转移出去
改革往何处去？汪洋举例说，过去吸引投资，比的是谁的政策优惠，谁的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低廉，今后，竞争的将是政府服务是否高效、法律体系是否完善、市场环境是否公平。“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各项改革，营造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才能使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类生产要素顺畅地流入广东”。
汪洋要求，政府要改变过去大包大揽的做法，将不该管的事坚决转移出去，将工作重点放在制定政策、提供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管上。“广东要努力成为全国‘行政审批项目最少，行政效率最高，行政成本最低，行政过程最透明’的先行区”。
他说道，当务之急是，要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加快企业投资体制改革。政府只审批或核准关系经济安全和影响资源环境的项目，其他都由投资者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坚决杜绝对企业自主投资搞变相审批。
“不要以为我们占有的数据比企业多，我们的判断最准，能比企业做出更正确的决定。”汪洋说，不要老是为市场担忧，老想用计划经济的思维去替代。多年实践证明，很多当初“想栽的花”最后都没栽起来。企业投资，尤其民营企业投资，愿意干都要让他干。
热点改革
1.谈政经分离：不推进农村综改，会有更多“乌坎事件”
汪洋说，这几年农村基层社会矛盾和纠纷加剧，特别是珠三角农村基层。如不及时化解，矛盾越积越多，就会影响社会稳定，甚至演变成群体性事件。
汪洋说，根源在于传统农村基层管理体制已不适应市场化、城镇化发展要求。党组织、自治组织、经济组织的负责人，书记、主任、董事长集于一身，权力高度集中，矛盾也高度集中，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陷入利益矛盾纠纷的漩涡。汪洋说，如果不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那就会出现更多的“乌坎事件”。
汪洋表示，对于“政经分离”，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干部还有不少疑虑，但南海等地农村实践表明，只要处理得好，改革后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不仅没有削弱，反而进一步加强，更为重要的是，村民利益得到有效保障，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汪洋表示，下一步要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分步实施原则，坚定不移推进以“政经分离”为重点的农村综合改革，对符合条件的村居党支部可按程序升格为党总支或党委，把党组织延伸至所有经济组织，实现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管理服务全覆盖。
2.谈审批改革：当务之急是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
汪洋谈到，要把“大部门”制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真正使政府转变职能。“现在政府还是管得太多，管了很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往往是吃力不讨好”。汪洋要求，要坚决地、毫不犹豫地放权。
根据省里出台的《关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升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汪洋强调，各地要抓好落实，务必于今年底分批分期出台转变政府职能目录和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目录，努力成为全国“行政审批项目最少、行政效率最高、行政成本最低、行政过程最透明”的先行区。
“只要下定决心，我们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汪洋表示，当务之急是要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加快企业投资体制改革。政府只审批或核准关系经济安全和影响资源环境的项目，其他都由投资者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坚决杜绝对企业自主投资搞变相审批。
3.谈财政改革：各个部门手里的钱该“晒晒太阳”
在讲话中，汪洋赞许了顺德行政服务中心的做法：把每一个政府所有的权限、流程都理了一遍，再去规范这个流程。“企业经常考虑生产的流程，因为涉及成本，政府往往不注重流程，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
谈到清理工作，汪洋讲到，包括各个部门的钱，都值得理一理。这些年改革开放，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有些事以前给钱的时候是重要的，慢慢不重要了，原来没有信息技术的时候，办一件事可能要花那么多钱，现在已经不需要。这些都需要作出清理。
汪洋说，在没有实行零基预算的情况下，有的部门的钱是“货到地头死”，只要给了(预算基数)，再抠出来就很困难。
“各个部门能不能把手里的钱有哪几笔，都清理出来，晒晒太阳，看当时是干什么用的，还需不需要这么多钱(来办这个事)？”
4.谈培育社会组织：社会矛盾激化，付出成本会更高
谈到培育社会组织，汪洋昨日表示，自己最近看了萧功秦所著的《超越左右激进主义》一本书，得到一些启发。他特地挑选了书中的几个论述，念给与会人员。
书中认为，从治本的意义上来说，需要不失时机地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如果社会矛盾不能通过“高频率、低强度”爆发的方式来“化整为零”地解决，那么，它们就会通过“积零为整”的方式爆发，社会将陷入“低频率、高强度”爆发的危机与困境。
汪洋引述上述观点后说，大家从实际工作中，也会有这样的体会。如果不这样(培育社会组织)，社会矛盾会激化，付出的成本会更高。做得好了，不仅是成本问题，还可以造就体制竞争力。
汪洋表示，下一步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改革的精神，大力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也可以借鉴新加坡、香港等的做法，依法成立相应法定机构，代表政府实施公共管理服务职能，实行企业架构运作，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但是要注意不能办成“二政府”，要防止其行政化。
摘自2012年9月13日《南方都市报》报道《汪洋：改革有困难不改革会更困难》，原文见http://gcontent.oeeee.com/f/fc/ffc7ad29e9362b82/Blog/961/52a376.html
汪洋总结了广东近几年改革的成就、经验，并展望改革前景与路径。他表示，改革任重道远、不进则退，改革要毫不动摇、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克服“改革疲劳症”，防止“精神懈怠症”，彻底消除“不愿改、不敢改”等畏难情绪和求稳怕乱思想，提高驾驭改革的领导能力。
汪洋说，省委召开此次高规格的改革试点现场会，就是要进一步凝聚共识，交流经验，努力开创改革的新局面。
谈成果：改革顺应民心顺应潮流
“广东改革最鲜明的特色是，改革试点工作全面统筹、系统配套，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汪洋总结说，广东改革已经过了“单兵突进”的阶段，不是为了解决某一个问题而进行单项改革、单边改革，而是注重系统设计、统筹推进。如顺德区的综合改革、南海区的农村综合改革都是如此。
汪洋表示，近年各地开展的综合改革，大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为全省的改革探索了新路，积累了经验。顺德的大部制改革，得到中编办的充分肯定；南海区农村综合改革，被中农办确定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联系点；云浮市也被确定为国家级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
前不久，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先行先试。汪洋表示，待文件下发后，省政府还要开会专门作部署。希望大家下定决心，改出成效。“实践证明，改革顺应民心、顺应潮流，改革大有可为，前途光明”，汪洋总结道。
谈阻力：改革已进入“深水区”
汪洋谈到，当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打破现有利益格局制约的攻坚阶段，触及矛盾越来越复杂，遇到困难越来越大。“面对新一轮改革，有些领导干部担心改革风险大、难度大，会激化矛盾，在思想上求稳怕乱；有的部门担心改革会削弱自己手中的权力，对改革敷衍了事；有些地方担心改革会触动现有的利益格局，怕得罪人，怕惹火烧身，既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无所作为”。
汪洋以顺德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例，清理出1000多项审批或类审批的事项。“现在确实有些部门，明转暗不转，转了一些涉及部门利益不大的，涉及利益比较大的，还是用各种方式藏了下来，缺乏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汪洋说，将来要逐步加强社会监督，督促这些单位不断把改革推向深入。
汪洋强调，改革有困难，不改革会更困难，许多困难不是因为改革造成，恰恰是因为改革不深入、不系统、不配套造成的。继续改革，将克服困难走向辉煌，而不改革，就会在困难面前走向衰落。
汪洋说，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当水的温度不高，大家谁也不愿尝试，谁也不愿意做这样惊险的一跃。等到清醒过来，已经没有出路。汪洋强调，改革是根本出路。面对改革中的困难，我们要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继续以大无畏的勇气，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毫不动摇地推进各项改革，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谈未来：不该管的事坚决转移出去
改革往何处去？汪洋举例说，过去吸引投资，比的是谁的政策优惠，谁的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低廉，今后，竞争的将是政府服务是否高效、法律体系是否完善、市场环境是否公平。“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各项改革，营造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才能使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类生产要素顺畅地流入广东”。
汪洋要求，政府要改变过去大包大揽的做法，将不该管的事坚决转移出去，将工作重点放在制定政策、提供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管上。“广东要努力成为全国‘行政审批项目最少，行政效率最高，行政成本最低，行政过程最透明’的先行区”。
他说道，当务之急是，要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加快企业投资体制改革。政府只审批或核准关系经济安全和影响资源环境的项目，其他都由投资者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坚决杜绝对企业自主投资搞变相审批。
“不要以为我们占有的数据比企业多，我们的判断最准，能比企业做出更正确的决定。”汪洋说，不要老是为市场担忧，老想用计划经济的思维去替代。多年实践证明，很多当初“想栽的花”最后都没栽起来。企业投资，尤其民营企业投资，愿意干都要让他干。
热点改革
1.谈政经分离：不推进农村综改，会有更多“乌坎事件”
汪洋说，这几年农村基层社会矛盾和纠纷加剧，特别是珠三角农村基层。如不及时化解，矛盾越积越多，就会影响社会稳定，甚至演变成群体性事件。
汪洋说，根源在于传统农村基层管理体制已不适应市场化、城镇化发展要求。党组织、自治组织、经济组织的负责人，书记、主任、董事长集于一身，权力高度集中，矛盾也高度集中，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陷入利益矛盾纠纷的漩涡。汪洋说，如果不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那就会出现更多的“乌坎事件”。
汪洋表示，对于“政经分离”，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干部还有不少疑虑，但南海等地农村实践表明，只要处理得好，改革后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不仅没有削弱，反而进一步加强，更为重要的是，村民利益得到有效保障，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汪洋表示，下一步要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分步实施原则，坚定不移推进以“政经分离”为重点的农村综合改革，对符合条件的村居党支部可按程序升格为党总支或党委，把党组织延伸至所有经济组织，实现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管理服务全覆盖。
2.谈审批改革：当务之急是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
汪洋谈到，要把“大部门”制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真正使政府转变职能。“现在政府还是管得太多，管了很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往往是吃力不讨好”。汪洋要求，要坚决地、毫不犹豫地放权。
根据省里出台的《关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升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汪洋强调，各地要抓好落实，务必于今年底分批分期出台转变政府职能目录和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目录，努力成为全国“行政审批项目最少、行政效率最高、行政成本最低、行政过程最透明”的先行区。
“只要下定决心，我们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汪洋表示，当务之急是要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加快企业投资体制改革。政府只审批或核准关系经济安全和影响资源环境的项目，其他都由投资者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坚决杜绝对企业自主投资搞变相审批。
3.谈财政改革：各个部门手里的钱该“晒晒太阳”
在讲话中，汪洋赞许了顺德行政服务中心的做法：把每一个政府所有的权限、流程都理了一遍，再去规范这个流程。“企业经常考虑生产的流程，因为涉及成本，政府往往不注重流程，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
谈到清理工作，汪洋讲到，包括各个部门的钱，都值得理一理。这些年改革开放，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有些事以前给钱的时候是重要的，慢慢不重要了，原来没有信息技术的时候，办一件事可能要花那么多钱，现在已经不需要。这些都需要作出清理。
汪洋说，在没有实行零基预算的情况下，有的部门的钱是“货到地头死”，只要给了(预算基数)，再抠出来就很困难。
“各个部门能不能把手里的钱有哪几笔，都清理出来，晒晒太阳，看当时是干什么用的，还需不需要这么多钱(来办这个事)？”
4.谈培育社会组织：社会矛盾激化，付出成本会更高
谈到培育社会组织，汪洋昨日表示，自己最近看了萧功秦所著的《超越左右激进主义》一本书，得到一些启发。他特地挑选了书中的几个论述，念给与会人员。
书中认为，从治本的意义上来说，需要不失时机地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如果社会矛盾不能通过“高频率、低强度”爆发的方式来“化整为零”地解决，那么，它们就会通过“积零为整”的方式爆发，社会将陷入“低频率、高强度”爆发的危机与困境。
汪洋引述上述观点后说，大家从实际工作中，也会有这样的体会。如果不这样(培育社会组织)，社会矛盾会激化，付出的成本会更高。做得好了，不仅是成本问题，还可以造就体制竞争力。
汪洋表示，下一步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改革的精神，大力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也可以借鉴新加坡、香港等的做法，依法成立相应法定机构，代表政府实施公共管理服务职能，实行企业架构运作，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但是要注意不能办成“二政府”，要防止其行政化。
摘自2012年9月13日《南方都市报》报道《汪洋：改革有困难不改革会更困难》，原文见http://gcontent.oeeee.com/f/fc/ffc7ad29e9362b82/Blog/961/52a376.html
三
吴敬琏：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上篇：“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吴敬琏：我在上世纪末期多次说过，在这种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双重体制下，中国社会一直存在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谁跑得更快的竞赛。
在此基础上，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大体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取向：
第一种观点主张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逐步消除旧体制的遗产，建立基于规则的市场经济体制，或者称“法治的市场经济”。
第二种观点把“半统制、半市场”的体制看作一种可能的体制目标。2008年以来被炒得很热的“中国模式”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它宣称，中国经济能够在近二三十年中创造世界公认的优异成绩，根本原因正在于中国拥有一个强势的政府和具有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这种体制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国家战略，不但中国应该继续坚持现有体制，世界各国也应该学习借鉴。而一些代表寻租活动特殊既得利益的人们，不但积极维护现有体制，还力求进一步增强各级政府不受约束的权力，以便扩大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
在前面两种社会力量展开对战、而社会实际生活中权贵资本主义的影响日益显化的情况下，第三种社会力量公开亮出了回到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主张。他们极力要让人们相信，目前中国遇到的种种问题，不管是腐败猖獗、分配不公，还是看病贵、上学难，甚至国有资产流失、矿难频发都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扩张政府的权力，加强行政机关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工商业实行“国进民退”，实现再国有化；农业重新“归大堆”，实现再集体化。甚至要求重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再来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事实上，当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大众对这些丑恶现象的正当不满，正可以成为推动改革继续前行、填平陷阱、扫除腐败的重要动力。
然而，在舆论导向出现偏差、理性的讨论受到压制的情况下，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利用腐败日益猖獗、弱势群体受损害感日益强烈的情势蒙蔽和迷惑大众， 把反对的目标从权贵既得利益者转向市场化改革，试图把大众引向歧途。
吴敬琏：这是最值得人们警惕的。如果任由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发展，中国社会就有可能走向一个极端，中断现代化的进程，陷入新的混乱状态。从人类在20世纪进行的将近100年改造社会的历史大试验中看得很清楚：如同先贤顾准所说，不管立意多么真诚美好，沿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917年（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够获得的决不会是人们曾经许诺过的地上天国，而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后又回到了原处。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直在“起义——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义”的历史怪圈里轮回。到了近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更确切地说，给我们带来了顾准所说的“1789-1870-1917这股潮流”。在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我们许多人都认为，问题已经得到彻底的解决，历史的“周期律”将不再重复。但是事与愿违，革命取得胜利18年后，中国又卷入“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中。用顾准的话说，“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
为什么激进的革命道路没能带来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进步，相反却转化成了雅各宾式的或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顾准的回答是：这一潮流的领导者设定了建立地上天国的终极目标，自认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专制独裁、恐怖杀戮等来实现这一目标。
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不论是“左”的极端主义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中国改革虽然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但是，中国离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一些重要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迟滞，一些社会矛盾变得尖锐起来。人们由于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往往对于这些矛盾的由来做出不同的解读，提出不同的解救之策。在这种社会矛盾凸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防止各种极端派的思潮撕裂社会，造成两端对立，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
吴敬琏：正如波兰改革派经济学家科尔奈所言，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如果目前各种社会思潮能够在理性的平台上充分争论，对于推动中国实行平稳的社会转型，将是很有帮助的。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不同诉求都趋于极端化的情况呢？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在中国社会中积累起许多社会矛盾。中国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可是近年来靠的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力”的加强，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如果不能靠稳健有序的改革主动消弭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各种极端的解决方案就会赢得愈来愈多人的支持。
所以，中国克服社会弊病、避免历史悲剧的正道，在于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说，要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扰，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的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因为近年来中国改革处于停滞状态，所以当务之急是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中篇：“建立和健全竞争性的市场体系”
吴敬琏：在经济体制方面，进一步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建立和健全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基础性的作用。
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对平等竞争市场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国有经济对一些重要产业的垄断；第二，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改革也要从这两个方面着手进行。
吴敬琏：对第一种类型的垄断，治本之策是继续推进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目前，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着过多的经济资源，特别是土地和资本资源，并且把其中大部分投入到盈利性的企业中去，与民争利。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应当坚持1997年中共十五大决定的方针，国有经济逐步从一般性的竞争性部门退出。
政府的基本职责是提供公共品。目前许多公共品供给出现了严重的短缺。例如，社会保障基金、公租房建设都有很大缺口。这些正是据称为“全民所有”的国有资本用得其所的地方。多年前就有过这样的建议，应当将万亿元的国有公司股权划拨到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用以归还国家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欠账，“做实”他们的个人账户。
近年来，经济学家还提出了一些值得认真研究、择优采纳的好建议。例如陈清泰教授建议实行国有资产的资本化，并将现在滞留于一般产业的国有资本的30%、或许50%划转到社会保障和其他公益性基金，使国有资产回归到全民所有、全民分享的本性。我赞成陈清泰教授的建议。为了实施该建议，可以建立特殊的法定机构来配置和管理国有资本。这一机构负责制定所属基金的运营规则，并对它们的运营状态进行监督。
吴敬琏：对于（驻留在盈利性的领域的）这部分国有企业，除极少数属于特殊行业的企业可以作为特别法人由国家垄断经营外，绝大多数企业都应当改革为股权多元化的公司。它们作为企业，仍应努力做强做大，但它们应当与其他经济成分平等竞争，而不应享有任何特殊权力和得到政府的任何政策优惠。
对于执政党来说，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才是共产党执政的可靠基础，应更加注意不要按照所有制的性质把企业分成三六九等，而要对它们一视同仁。
吴敬琏：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要消除国有企业以及某些得到政府官员青睐的非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特权；另一方面，要实行“非禁即入”的原则，取消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规定。还要教育和支持民营企业家群体抵制个别人结交官府、靠依附权力、依附国企寻租的不良行为。
吴敬琏：完善反垄断立法和加强反垄断执法，是改善中国市场制度必须解决的一个紧迫问题。
公平竞争秩序遭到行政垄断的破坏，的确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这方面的问题变得如此严重，既是由于现有体制存在重大缺陷，也有反垄断不力方面的原因。从反垄断立法方面说，200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虽然保留了有关行政垄断的章节，即第五章《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但是它只把违法行为的范围限定在“滥用行政权力”，又把“滥用”的范围限定在“妨碍商品在地区之间的自由流通”，这就意味着承认一切不涉及地区保护的行政垄断行为的合法性。
与此同时，对于违反《反垄断法》的经济性行政垄断行为，是由国家商务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反垄断执法机构进行调查处理的，而对“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等违法行为的处理办法，却是“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
众所周知，在中国有关行政机关和组织（包括企业）的行政性垄断，通常都是由依据党政主管机关的法规或指令设立的。要这类行政机关“责令”自己管辖的企业去“改正”由自己制定的规章或自己发布的指令所导致的违法行为，岂非与虎谋皮？所以，在中国行政性垄断泛滥成灾，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吴敬琏：为了制止垄断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除了坚定不移地进行国有资本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外，还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反垄断的司法改革：第一，修改《反垄断法》或另立针对造成行政性垄断的党政机关的《反行政垄断法》；第二，设立超越于党政机关之上的反垄断执法机关，不但负责处理经济性垄断案件，还应负责处理行政性垄断案件；第三，由于行政性垄断通常与行政机关的不当行为有关，因此应当修订行政法，授予法院监督政府行为，纠正不当行政作为的权力。
吴敬琏：这方面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用行政命令的个案干预取代合规性监管，这也为寻租提供了方便之门。例如，在证券市场的监管中用实质性审批取代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的严格执行，滋生了种种弊端。在这方面，也要通过积极而稳妥的改革来加以解决。
下篇：“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和实行宪政”
吴敬琏：首先应该明确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我认为，这里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和实行宪政。
法治 (the rule of law)，即法的统治，是一种源于古代、到近代才逐步完备起来的治理理念和治理制度安排。它最基本的内容有以下三点：（1）法律是决定对人进行惩罚的唯一依据；（2）没有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3）法庭的决定是维护个人权利的最后防线。它和中国人通常所说的法制或者古代法家所说的“任法而治” (rule by law)有根本的区别。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者不过把法律作为自己意志的体现和统治臣民的工具，而现代社会的法治是以体现公认基本正义为依据的法律的统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历史上，法治和民主二者的进程是有先有后的。以英国为例，1216年的《大宪章》开始了法治的进程，而1688年的“光荣革命”才是建立民主制度的开端。但是更重要的是，二者相互依存，确立民主制度才是实行法治的根本保障。
吴敬琏：中国所要选择的民主，只能是宪政民主。我们知道，宪法是一个国家权力配置的基本章程，而宪政的要义在于，要求每一个行使权力的主体都要受到一定的制约，不允许任何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主体存在。因此，和名义上主权归于大众，而实际上主权归于少数“克利斯玛”（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的所谓“激进的人民民主制”不同，宪政民主要求权力制衡，因而比较容易防止个别人篡夺公共权力，保证主权在民真正得到实现。
吴敬琏：从世界各国实施宪政民主的经验看，结合中国实际，我认为从法治入手进行现代民主制度的建设，也许是最容易取得成效的。而且，当前人们对于建立法治的要求非常迫切。
中国市场已经从以人格化交换为主的“熟人市场”发展为以非人格化交换为主的“生人市场”，双边和多边声誉与惩罚机制难以发挥作用，需要建立一个以正式法庭为主的第三方执法体系来保证合同的实施。
可是，由于这一体系极不完善，“司法地方化”成为合同执行的一个严重问题。在世界银行编制的各国法治指数排名中，中国的得分一直偏低，况且还从1998年的52.4分降到2004年的40.6分。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家不能依靠正当途径保护自己的权益。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与相关政府官员相勾结，以便获取权力对自己的荫庇和自己的竞争优势。
吴敬琏：为了建立法治，需要在以下三方面加强工作。
第一，要在全体公民特别是各级官员中树立法治观念。法治观念是当代先进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社会核心价值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不仅与中国“君权高于一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类传统的专制皇权思想相对立，也与“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一类自称的“革命意识形态”有根本原则的区别。它要求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一切组织和个人，包括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领导成员，都必须和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而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在这方面，完全有必要进行“一次比较彻底的思想启蒙运动，以解除意识形态的束缚，真正建立起现代核心价值观”。
第二，建立符合公认的基本正义的法律体系。首先，法律和行政机构的政令都必须符合宪法。宪法的主要内容和功能则是进行权力的配置：它一方面要确立公民的基本权利，保证这些权利不受侵犯；另一方面要划定政府的权限范围，防止政府侵犯公民权利。其次，在法治的条件下，法律必须具有透明性。透明性有以下的基本要求：一是立法过程要有公众的广泛参与；二是法律要为公众所周知。按照现代法治观念，不为公众所周知的法律，是不生效的法律。现在有些政府官员无视人民的知情权，把反映公共事务处理过程并与民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当做党政机关的“内部文件”，并加以“保密”，或者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政府内部寻求处理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不法官员很容易上下其手，枉法害民。三是法律应当适用于全社会的一切行为主体，保持稳定和不追溯既往，这样才能使公民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有稳定的预期，从而安心发展自己的事业。否则行为主体就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而只能靠找关系、送贿赂等办法央求具有很大自由裁量权的官员帮忙开特例，才能办成自己的事情。
三，实现法官的独立审判和公正执法。独立审判和公正执法是建立法治的一项基本要求，而司法人员的腐败和行政干预是实现这一基本要求的主要障碍。为了消除这种障碍，除了完善制度，主要要靠提高法官的素质和加强人民群众的监督。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要通过自己的党员干部对党组织严格遵纪守法和司法工作的合宪性和合规性起监督保证作用。但是，这种监督保证作用只针对人员任命和审判程序的公正性，而不是直接任命官员、干预具体案件的审判和决定审判结果。
吴敬琏：130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曾经反复申论，最重要的事情是全力“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由列宁的“国家的辛迪加”发展而来的“全能政府”体制，其最大弊病，就是颠倒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主仆关系。
政府改革就是要把这种被颠倒了的主仆关系重新颠倒过来，建立起符合现代政治文明要求的政府体制。邓小平曾经根据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历史教训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由于政府既是政治改革的对象，又是政治改革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成为推进政治改革的关键。
吴敬琏：在我看来，政府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建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所谓有限政府，是和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无限政府）相反的政府形态。从经济方面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范围是有限的，它所掌握的资源限于与公共物品的提供有关的资源，而不能任意扩张。稀缺资源的基本配置者的角色应当由市场去担当。所谓有效政府，则是政府应当在纳税人的监督之下，改善政府的管理，杜绝贪污和浪费，做到低成本、高效率地为公众提供服务。
吴敬琏：一个好的政府，就是一个既能谨守自己的职责，又能为民众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政府。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显然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从当前看，政府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政府签署的《世界人权公约》对人的基本权利有明确的规定。人民群众的这些基本权利，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人身权利以及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必须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受任何侵犯。
公民对政府公务活动的知情权，也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因此，现代国家都有信息公开、“阳光政府”的立法。除了由于涉及国家安全并经法定程序得到豁免的公共信息，都要公之于众。只有建立起信息透明的制度，公民才能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政府和政府官员才能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所以，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异常发达的现代社会中，各级政府必须支持而不是限制公民行使《宪法》赋予自己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把它作为自己的一项基本职责。
第二，政府要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实现依法行政。在目前的中国，各级政府在配置土地、资金等资源方面拥有过大的权力，对政府活动边界又往往不够明确，这样就使官员掌握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和寻租机会。针对这种情况，必须在削减各级政府支配经济资源权力的同时，切实保证所有政府官员在执行自己的职能时严格遵纪守法，防止他们以国家的名义侵犯公民的基本权益。近年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制定了一系列限制政府行政权力的法律法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证这些法律法规得到切实的执行。
在依法行政问题上，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中国共产党党章》所规定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员必须“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法规”。
邓小平根据自己担任国家领导工作数十年的体验以及针对过去在“左”的路线下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等情况，反复重申要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实现“党政分开”。他还提出过一系列实现这一原则的具体办法。其中一部分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后的一段时间中曾经得到过实施。它们的实施经验需要认真总结，存利去弊，加以推广。
第三，完善基层选举制度，逐步扩展民主。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从基层选举做起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明确提出了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农业“包产到户”以后，创立了村民委员会自治组织，在1982年的《宪法》中明确肯定了这种基层自治制度。1987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1998年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改进了直接选举的程序。
截至2010年，全国农村村委会普遍进行了六次换届选举，数百万名“村官”实现了由任命制到直接选举的转换。有些地方还开展了乡镇直选的试验。但是，目前基层选举的选举文化还有待培育，选举被操纵乃至贿选舞弊也时有发生。此外，村自治体的领导体制问题也有待解决。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在基层选举上，还有许多工作需要进一步完善。
第四，培育公民社会，提升社会的自组织能力。现代社会利益多元，社会活动五彩缤纷，公共事务不能仅仅靠党政机关和行政官员来处理，还要发展民间社会，广泛实行各种社群的自治。然而，传统的“大政府、小社会”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家权力的充分扩张和民间社会活动空间的尽量压缩，因此在1956年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1958年实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以后，除了独立性岌岌可危的家庭，其他的社群组织都已不复存在。整个社会的三百六十行，不论属于什么行业或领域，都被整合到一个以官职为本位的统一单调的行政科层体系中去。
这是一种缺乏生机与活力的“纤维化的硬结”，或者叫做“没有社会的国家”。如果政府领导做出决策和下达命令，这种组织体系可以运用国家的权威动员一切能够调动的资源去实现特定的国家目标。但是，这样的体系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社群缺乏自组织能力，遇事只能依赖于政府官员的命令，任何非国家规定的项目或未经官员允许的活动都只能停顿下来，或者举步维艰。在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中，必须提高民间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放手让社群组织自行处理各种各样的公共事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出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繁荣。
吴敬琏：确实，作为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治传统很少的国家，中国建立实行宪政、民主和法治的市场经济，是一项十分伟大然而极其艰巨的任务。100多年以来，好几代中国人为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过，然而屡屡遭遇挫折。最近30年，中国在正确的方向上有了历史性进步，但是改革仍未过大关，未来的道路也不会平坦。“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继续完成市场经济改革任务的同时，积极而慎重地推进政治改革，既是未来中国改革的主题，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每个公民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问题上，容不得有半点犹疑。只有打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实现几代中国人的梦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现代国家。
摘自2012年第22期（9月3日）《财经》杂志，主要略去记者提问部分。《财经》网站已经删除了原文，原文改见http://wq.zfwlxt.com/newlawyersite/BlogShow.aspx?itemTypeID=1ececc40-ecc1-40af-8aeb-9bf500a55d56&itemID=aa5f60b4-0cf6-42ed-aead-a0c100fe60c0&user=1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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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上篇：“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吴敬琏：我在上世纪末期多次说过，在这种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双重体制下，中国社会一直存在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谁跑得更快的竞赛。
在此基础上，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大体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取向：
第一种观点主张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逐步消除旧体制的遗产，建立基于规则的市场经济体制，或者称“法治的市场经济”。
第二种观点把“半统制、半市场”的体制看作一种可能的体制目标。2008年以来被炒得很热的“中国模式”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它宣称，中国经济能够在近二三十年中创造世界公认的优异成绩，根本原因正在于中国拥有一个强势的政府和具有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这种体制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国家战略，不但中国应该继续坚持现有体制，世界各国也应该学习借鉴。而一些代表寻租活动特殊既得利益的人们，不但积极维护现有体制，还力求进一步增强各级政府不受约束的权力，以便扩大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
在前面两种社会力量展开对战、而社会实际生活中权贵资本主义的影响日益显化的情况下，第三种社会力量公开亮出了回到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主张。他们极力要让人们相信，目前中国遇到的种种问题，不管是腐败猖獗、分配不公，还是看病贵、上学难，甚至国有资产流失、矿难频发都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扩张政府的权力，加强行政机关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工商业实行“国进民退”，实现再国有化；农业重新“归大堆”，实现再集体化。甚至要求重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再来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事实上，当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大众对这些丑恶现象的正当不满，正可以成为推动改革继续前行、填平陷阱、扫除腐败的重要动力。
然而，在舆论导向出现偏差、理性的讨论受到压制的情况下，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利用腐败日益猖獗、弱势群体受损害感日益强烈的情势蒙蔽和迷惑大众， 把反对的目标从权贵既得利益者转向市场化改革，试图把大众引向歧途。
吴敬琏：这是最值得人们警惕的。如果任由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发展，中国社会就有可能走向一个极端，中断现代化的进程，陷入新的混乱状态。从人类在20世纪进行的将近100年改造社会的历史大试验中看得很清楚：如同先贤顾准所说，不管立意多么真诚美好，沿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917年（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够获得的决不会是人们曾经许诺过的地上天国，而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后又回到了原处。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直在“起义——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义”的历史怪圈里轮回。到了近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更确切地说，给我们带来了顾准所说的“1789-1870-1917这股潮流”。在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我们许多人都认为，问题已经得到彻底的解决，历史的“周期律”将不再重复。但是事与愿违，革命取得胜利18年后，中国又卷入“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中。用顾准的话说，“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
为什么激进的革命道路没能带来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进步，相反却转化成了雅各宾式的或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顾准的回答是：这一潮流的领导者设定了建立地上天国的终极目标，自认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专制独裁、恐怖杀戮等来实现这一目标。
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不论是“左”的极端主义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中国改革虽然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但是，中国离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一些重要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迟滞，一些社会矛盾变得尖锐起来。人们由于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往往对于这些矛盾的由来做出不同的解读，提出不同的解救之策。在这种社会矛盾凸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防止各种极端派的思潮撕裂社会，造成两端对立，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
吴敬琏：正如波兰改革派经济学家科尔奈所言，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如果目前各种社会思潮能够在理性的平台上充分争论，对于推动中国实行平稳的社会转型，将是很有帮助的。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不同诉求都趋于极端化的情况呢？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在中国社会中积累起许多社会矛盾。中国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可是近年来靠的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力”的加强，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如果不能靠稳健有序的改革主动消弭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各种极端的解决方案就会赢得愈来愈多人的支持。
所以，中国克服社会弊病、避免历史悲剧的正道，在于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说，要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扰，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的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因为近年来中国改革处于停滞状态，所以当务之急是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中篇：“建立和健全竞争性的市场体系”
吴敬琏：在经济体制方面，进一步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建立和健全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基础性的作用。
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对平等竞争市场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国有经济对一些重要产业的垄断；第二，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改革也要从这两个方面着手进行。
吴敬琏：对第一种类型的垄断，治本之策是继续推进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目前，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着过多的经济资源，特别是土地和资本资源，并且把其中大部分投入到盈利性的企业中去，与民争利。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应当坚持1997年中共十五大决定的方针，国有经济逐步从一般性的竞争性部门退出。
政府的基本职责是提供公共品。目前许多公共品供给出现了严重的短缺。例如，社会保障基金、公租房建设都有很大缺口。这些正是据称为“全民所有”的国有资本用得其所的地方。多年前就有过这样的建议，应当将万亿元的国有公司股权划拨到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用以归还国家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欠账，“做实”他们的个人账户。
近年来，经济学家还提出了一些值得认真研究、择优采纳的好建议。例如陈清泰教授建议实行国有资产的资本化，并将现在滞留于一般产业的国有资本的30%、或许50%划转到社会保障和其他公益性基金，使国有资产回归到全民所有、全民分享的本性。我赞成陈清泰教授的建议。为了实施该建议，可以建立特殊的法定机构来配置和管理国有资本。这一机构负责制定所属基金的运营规则，并对它们的运营状态进行监督。
吴敬琏：对于（驻留在盈利性的领域的）这部分国有企业，除极少数属于特殊行业的企业可以作为特别法人由国家垄断经营外，绝大多数企业都应当改革为股权多元化的公司。它们作为企业，仍应努力做强做大，但它们应当与其他经济成分平等竞争，而不应享有任何特殊权力和得到政府的任何政策优惠。
对于执政党来说，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才是共产党执政的可靠基础，应更加注意不要按照所有制的性质把企业分成三六九等，而要对它们一视同仁。
吴敬琏：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要消除国有企业以及某些得到政府官员青睐的非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特权；另一方面，要实行“非禁即入”的原则，取消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规定。还要教育和支持民营企业家群体抵制个别人结交官府、靠依附权力、依附国企寻租的不良行为。
吴敬琏：完善反垄断立法和加强反垄断执法，是改善中国市场制度必须解决的一个紧迫问题。
公平竞争秩序遭到行政垄断的破坏，的确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这方面的问题变得如此严重，既是由于现有体制存在重大缺陷，也有反垄断不力方面的原因。从反垄断立法方面说，200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虽然保留了有关行政垄断的章节，即第五章《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但是它只把违法行为的范围限定在“滥用行政权力”，又把“滥用”的范围限定在“妨碍商品在地区之间的自由流通”，这就意味着承认一切不涉及地区保护的行政垄断行为的合法性。
与此同时，对于违反《反垄断法》的经济性行政垄断行为，是由国家商务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反垄断执法机构进行调查处理的，而对“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等违法行为的处理办法，却是“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
众所周知，在中国有关行政机关和组织（包括企业）的行政性垄断，通常都是由依据党政主管机关的法规或指令设立的。要这类行政机关“责令”自己管辖的企业去“改正”由自己制定的规章或自己发布的指令所导致的违法行为，岂非与虎谋皮？所以，在中国行政性垄断泛滥成灾，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吴敬琏：为了制止垄断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除了坚定不移地进行国有资本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外，还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反垄断的司法改革：第一，修改《反垄断法》或另立针对造成行政性垄断的党政机关的《反行政垄断法》；第二，设立超越于党政机关之上的反垄断执法机关，不但负责处理经济性垄断案件，还应负责处理行政性垄断案件；第三，由于行政性垄断通常与行政机关的不当行为有关，因此应当修订行政法，授予法院监督政府行为，纠正不当行政作为的权力。
吴敬琏：这方面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用行政命令的个案干预取代合规性监管，这也为寻租提供了方便之门。例如，在证券市场的监管中用实质性审批取代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的严格执行，滋生了种种弊端。在这方面，也要通过积极而稳妥的改革来加以解决。
下篇：“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和实行宪政”
吴敬琏：首先应该明确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我认为，这里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和实行宪政。
法治 (the rule of law)，即法的统治，是一种源于古代、到近代才逐步完备起来的治理理念和治理制度安排。它最基本的内容有以下三点：（1）法律是决定对人进行惩罚的唯一依据；（2）没有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3）法庭的决定是维护个人权利的最后防线。它和中国人通常所说的法制或者古代法家所说的“任法而治” (rule by law)有根本的区别。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者不过把法律作为自己意志的体现和统治臣民的工具，而现代社会的法治是以体现公认基本正义为依据的法律的统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历史上，法治和民主二者的进程是有先有后的。以英国为例，1216年的《大宪章》开始了法治的进程，而1688年的“光荣革命”才是建立民主制度的开端。但是更重要的是，二者相互依存，确立民主制度才是实行法治的根本保障。
吴敬琏：中国所要选择的民主，只能是宪政民主。我们知道，宪法是一个国家权力配置的基本章程，而宪政的要义在于，要求每一个行使权力的主体都要受到一定的制约，不允许任何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主体存在。因此，和名义上主权归于大众，而实际上主权归于少数“克利斯玛”（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的所谓“激进的人民民主制”不同，宪政民主要求权力制衡，因而比较容易防止个别人篡夺公共权力，保证主权在民真正得到实现。
吴敬琏：从世界各国实施宪政民主的经验看，结合中国实际，我认为从法治入手进行现代民主制度的建设，也许是最容易取得成效的。而且，当前人们对于建立法治的要求非常迫切。
中国市场已经从以人格化交换为主的“熟人市场”发展为以非人格化交换为主的“生人市场”，双边和多边声誉与惩罚机制难以发挥作用，需要建立一个以正式法庭为主的第三方执法体系来保证合同的实施。
可是，由于这一体系极不完善，“司法地方化”成为合同执行的一个严重问题。在世界银行编制的各国法治指数排名中，中国的得分一直偏低，况且还从1998年的52.4分降到2004年的40.6分。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家不能依靠正当途径保护自己的权益。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与相关政府官员相勾结，以便获取权力对自己的荫庇和自己的竞争优势。
吴敬琏：为了建立法治，需要在以下三方面加强工作。
第一，要在全体公民特别是各级官员中树立法治观念。法治观念是当代先进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社会核心价值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不仅与中国“君权高于一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类传统的专制皇权思想相对立，也与“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一类自称的“革命意识形态”有根本原则的区别。它要求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一切组织和个人，包括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领导成员，都必须和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而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在这方面，完全有必要进行“一次比较彻底的思想启蒙运动，以解除意识形态的束缚，真正建立起现代核心价值观”。
第二，建立符合公认的基本正义的法律体系。首先，法律和行政机构的政令都必须符合宪法。宪法的主要内容和功能则是进行权力的配置：它一方面要确立公民的基本权利，保证这些权利不受侵犯；另一方面要划定政府的权限范围，防止政府侵犯公民权利。其次，在法治的条件下，法律必须具有透明性。透明性有以下的基本要求：一是立法过程要有公众的广泛参与；二是法律要为公众所周知。按照现代法治观念，不为公众所周知的法律，是不生效的法律。现在有些政府官员无视人民的知情权，把反映公共事务处理过程并与民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当做党政机关的“内部文件”，并加以“保密”，或者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政府内部寻求处理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不法官员很容易上下其手，枉法害民。三是法律应当适用于全社会的一切行为主体，保持稳定和不追溯既往，这样才能使公民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有稳定的预期，从而安心发展自己的事业。否则行为主体就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而只能靠找关系、送贿赂等办法央求具有很大自由裁量权的官员帮忙开特例，才能办成自己的事情。
三，实现法官的独立审判和公正执法。独立审判和公正执法是建立法治的一项基本要求，而司法人员的腐败和行政干预是实现这一基本要求的主要障碍。为了消除这种障碍，除了完善制度，主要要靠提高法官的素质和加强人民群众的监督。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要通过自己的党员干部对党组织严格遵纪守法和司法工作的合宪性和合规性起监督保证作用。但是，这种监督保证作用只针对人员任命和审判程序的公正性，而不是直接任命官员、干预具体案件的审判和决定审判结果。
吴敬琏：130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曾经反复申论，最重要的事情是全力“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由列宁的“国家的辛迪加”发展而来的“全能政府”体制，其最大弊病，就是颠倒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主仆关系。
政府改革就是要把这种被颠倒了的主仆关系重新颠倒过来，建立起符合现代政治文明要求的政府体制。邓小平曾经根据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历史教训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由于政府既是政治改革的对象，又是政治改革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成为推进政治改革的关键。
吴敬琏：在我看来，政府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建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所谓有限政府，是和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无限政府）相反的政府形态。从经济方面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范围是有限的，它所掌握的资源限于与公共物品的提供有关的资源，而不能任意扩张。稀缺资源的基本配置者的角色应当由市场去担当。所谓有效政府，则是政府应当在纳税人的监督之下，改善政府的管理，杜绝贪污和浪费，做到低成本、高效率地为公众提供服务。
吴敬琏：一个好的政府，就是一个既能谨守自己的职责，又能为民众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政府。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显然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从当前看，政府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政府签署的《世界人权公约》对人的基本权利有明确的规定。人民群众的这些基本权利，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人身权利以及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必须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受任何侵犯。
公民对政府公务活动的知情权，也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因此，现代国家都有信息公开、“阳光政府”的立法。除了由于涉及国家安全并经法定程序得到豁免的公共信息，都要公之于众。只有建立起信息透明的制度，公民才能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政府和政府官员才能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所以，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异常发达的现代社会中，各级政府必须支持而不是限制公民行使《宪法》赋予自己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把它作为自己的一项基本职责。
第二，政府要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实现依法行政。在目前的中国，各级政府在配置土地、资金等资源方面拥有过大的权力，对政府活动边界又往往不够明确，这样就使官员掌握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和寻租机会。针对这种情况，必须在削减各级政府支配经济资源权力的同时，切实保证所有政府官员在执行自己的职能时严格遵纪守法，防止他们以国家的名义侵犯公民的基本权益。近年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制定了一系列限制政府行政权力的法律法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证这些法律法规得到切实的执行。
在依法行政问题上，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中国共产党党章》所规定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员必须“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法规”。
邓小平根据自己担任国家领导工作数十年的体验以及针对过去在“左”的路线下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等情况，反复重申要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实现“党政分开”。他还提出过一系列实现这一原则的具体办法。其中一部分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后的一段时间中曾经得到过实施。它们的实施经验需要认真总结，存利去弊，加以推广。
第三，完善基层选举制度，逐步扩展民主。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从基层选举做起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明确提出了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农业“包产到户”以后，创立了村民委员会自治组织，在1982年的《宪法》中明确肯定了这种基层自治制度。1987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1998年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改进了直接选举的程序。
截至2010年，全国农村村委会普遍进行了六次换届选举，数百万名“村官”实现了由任命制到直接选举的转换。有些地方还开展了乡镇直选的试验。但是，目前基层选举的选举文化还有待培育，选举被操纵乃至贿选舞弊也时有发生。此外，村自治体的领导体制问题也有待解决。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在基层选举上，还有许多工作需要进一步完善。
第四，培育公民社会，提升社会的自组织能力。现代社会利益多元，社会活动五彩缤纷，公共事务不能仅仅靠党政机关和行政官员来处理，还要发展民间社会，广泛实行各种社群的自治。然而，传统的“大政府、小社会”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家权力的充分扩张和民间社会活动空间的尽量压缩，因此在1956年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1958年实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以后，除了独立性岌岌可危的家庭，其他的社群组织都已不复存在。整个社会的三百六十行，不论属于什么行业或领域，都被整合到一个以官职为本位的统一单调的行政科层体系中去。
这是一种缺乏生机与活力的“纤维化的硬结”，或者叫做“没有社会的国家”。如果政府领导做出决策和下达命令，这种组织体系可以运用国家的权威动员一切能够调动的资源去实现特定的国家目标。但是，这样的体系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社群缺乏自组织能力，遇事只能依赖于政府官员的命令，任何非国家规定的项目或未经官员允许的活动都只能停顿下来，或者举步维艰。在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中，必须提高民间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放手让社群组织自行处理各种各样的公共事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出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繁荣。
吴敬琏：确实，作为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治传统很少的国家，中国建立实行宪政、民主和法治的市场经济，是一项十分伟大然而极其艰巨的任务。100多年以来，好几代中国人为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过，然而屡屡遭遇挫折。最近30年，中国在正确的方向上有了历史性进步，但是改革仍未过大关，未来的道路也不会平坦。“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继续完成市场经济改革任务的同时，积极而慎重地推进政治改革，既是未来中国改革的主题，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每个公民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问题上，容不得有半点犹疑。只有打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实现几代中国人的梦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现代国家。
摘自2012年第22期（9月3日）《财经》杂志，主要略去记者提问部分。《财经》网站已经删除了原文，原文改见http://wq.zfwlxt.com/newlawyersite/BlogShow.aspx?itemTypeID=1ececc40-ecc1-40af-8aeb-9bf500a55d56&itemID=aa5f60b4-0cf6-42ed-aead-a0c100fe60c0&user=1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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