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换至摄影模板
博文
党内民主派的声音（第31辑）
热度 1 |||
党内民主派的声音（第31辑）
编者按：《党内民主派的声音》是思宁编选的中共党内民主派人士的文选，供中共党内外关心民主的人士参考。文选的作者主要是中共党员，其次是与中共党内民主派观点相近的党外人士。对原文中明显的错别字和错标点，思宁进行了订正。编选的标准由思宁自行判断，但文选中他人文章的内容不代表思宁个人的观点。今日编选的是第31辑，以后还将不定期编选。
目录
一 陈有西：论党委政法委员会——党委政法委应该干什么？
二 郭道晖：警惕文革元素的复活
二 郭道晖：警惕文革元素的复活
一
陈有西：论党委政法委员会——党委政法委应该干什么？
陈有西：论党委政法委员会——党委政法委应该干什么？
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发起对党委加强和完善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和监督的调研活动，是非常必要的。党委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就中国国情而言，在政治上有执政党的依据，在法律上有宪法性规定的依据，在历史上有人民选择的依据。因此，领导权问题是一个已经解决的没有争议的问题，但在实际执行的操作模式上，则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探索和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息过。1988年期间，有的省政法委曾经收缩为政法领导小组，1989年后，又全面恢复政法委，有的地方权力扩张，开始管干部，管案件，同司法体制改革要求加强司法机关的宪法独立权力构成了直接的冲突。
政法，简单理解就是包括政治和法律。法律是政治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人类历史上也是一直无法分开的。政法工作就中国实践而言，包括行政执法、刑事司法、民事司法，都是同政治密不可分的。因此，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权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我国自从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以来，无论是政治清明时期，还是国家政治生活不正常时期，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的科学性问题，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在中国大举立法，司法权力强调独立和客观公正、强调司法的公开和透明，强调被告的程序权利，强调控辩平衡等客观背景下，形成了错位。由于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明确的依据和界线，导致一些党委政法部门该管的没有管起来，不该管的过于具体地干预，有的只好只做不说，有的自己在做而对外又让其他主体出面承担责任，导致责权利不相结合，责任制度不明。本文试图就党委政法部门、包括纪委部门的宏观职能作一建议，供领导机关参考。
一、党委加强和改进执法监督首先是要更新观念
中国经济建设连续二十多年高速增长，同政治架构的有力控制、以及同经济基础的协调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加强了对社会稳定的控制，保障了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象一些舆论所称的没有进展。只是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而言，没有轰动性的很引人注目的集中行动。在立法民主、司法改革、人权保护、依法行政、公开行政、官员问责、经济自由、民权保护、财产制度、国际规则遵守等各个方面，我国其实已经有了重大的进展。中国经济的成功反过来可以证明上层建筑是适应的、反应灵敏的、政治架构是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国情需要的。因此，党的领导的社会认可度和公信力是很强的。执政的合法基础是不可动摇的。
但是，由于没有像政党更替国家的定期矛盾释放机制，半个多世纪来，一些社会矛盾和执政党的失误长期在群众观念中积累下来，我党其实背下了很多的包袱。以致慢慢地把一些社会情绪当成了敌对力量来防范，党委政法工作有时就成了控制社会控制群众情绪的工具。有的同志慢慢地把自己的职能放到了群众的对立面，造成了不少失误。有些群众的正当的诉求，在特定的情况下只有用对抗性的方法去压制，有时甚至选择非法制的方式来加强社会的控制。使社会矛盾激化。党委政法工作在宏观观念定位上不适应执政理念的要求。
一是司法活动的公开性和党委决策的内部性的矛盾。司法活动依民事、行政、刑事三大诉讼法的要求，是必须公开进行的。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在于他的公开审判和公开听证。而党委权力体现为内部决策。一些领导同志从来不上法庭，喜欢内部听汇报作决定，签批示，好多决策是内部进行的。大多数通知、决定也是不向社会公开的，执行后果往往也是不公开的。政治学强调权力的神秘化，越神秘的权力越有威慑力。但司法活动则相反。司法排除一切暗箱操作。政法委由于是直接领导司法机关的，这种矛盾比其他党委部门就更突出地表现出来。
二是司法审查的对抗性和党委决策的单方性的矛盾。司法活动强调兼听则明，所有事实真相要在控辩双方的对抗中进行争论查明。法院审判的精髓其实就在于对抗中逼近真相，并不是法官比别人高明，是用制度来保障法庭查明真相。而党委决策往往是只听一方的汇报和一方的内部反映。绝大多数决策，被查处人和他的代言人如律师并不在场，没有任何意见反馈的机会，有时连立案查处他都不知道。这样的决策失误是必然会发生的，原因不是党委的人不够负责和圣明，也不是故意罗织罪名，而在于没有一个科学的机制保障他作出准确的决定。这个问题在纪委查处腐败问题上已经有大量的负面案例。对一个重要干部决定立案时，只听办案一方的汇报，一决定就内部宣布，撤职、停止人大代表资格、上电视上报纸，公开宣布逮捕、没有经过审判就把似是而非的案情向社会通报。等到检察院、法院发现刑讯逼供错案时，社会上已经形成既成事实，办案机关已经没有退路，检察只有硬诉，法院只有硬判。党委一元化领导成了一些错案产生的直接原因，因为法院、检察院不可以否定上级党委的决定。有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甚至明显错捕的案件，在压力下，为了维护党委威信也不得不判。许多错案就是这样形成的，而且还在不断形成。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好多人并没有认识到。
三是司法活动的程序性和党委决策的随意性的矛盾。司法活动有一句名言，程序公正重于实体公正。因为有了严格的程序，错案也可以纠正和发现。而没有程序保障，实体公正可以被随时损害。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悲剧就在于此，非常时期，并没有一套严格的程序保障他的基本的受到公开公正的审判的权利。三大诉讼法的程序规定，是国法。国法高于党纪，党要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但党委监督司法时，往往无视法律程序，无视司法程序的时效、抗辩、举证、辩护、公开、回避、合议的基本原则，按一时一地之需，作出随机性的决定。如有一个地方为了对付赴京告状的企业主，县委县府指令政法委成立专案组，要公安查偷税，偷税没有查虚开发 票；要检察查挪用公款，挪用资金，贪污，先假定他有罪，抓起来再求证，公安、检察、法院在专案组的指挥下把一个无罪的人搞成可以判十年以上的。这时，司法活动的程序保障，如立案初查、无罪推定、客观认证、平等抗辩，是完全被破坏的。
四是司法活动的民主性和党委决策的集权性的矛盾。司法活动强调在查明真相的基础上，按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来作决定。其实司法的民主性还体现在对被告权利和律师权利的保护，在被告被限制自由后24小时可以要求见律师获得法律帮助。在法庭上有充分的自我辩护权和律师辩护权。对所有证据都要经过法庭质证才能成为定案证据。可以说，民主性贯穿于司法活动的全过程。而党委的决策是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而组织的真正含义是级别最高的人最终有决定权。在经过党委讨论的案件中，法院、检察院的党组必须贯彻党委的意见。党组完全可以通过职务任免升降等控制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把听话的人安排进重要的审判和侦查岗位。因此，司法的民主性在这样的机制下是无法得到保障的。而一旦这样的案件出现失误，错案追究也是无法进行的。因为真正作决定有责任的并不是在判决书中署名的法官，你要追究他，他会把副卷中的领导批示和决议拿出来，根本无法追究法官。中国法院的错案追究制最终无法实施，搞了十多年寿终正寝，原因就在于此。
所以，要改进党委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和监督，首要的问题是要更新观念。我们党委高层领导要真正理解现代司法理念的科学性和进步性。只有文明科学的司法，才能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确保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才能使我党的领导艺术同时代的脉搏相一致，同世界潮流相一致。一味地强调控制和表面的平静，只会使社会的积患加深。
二、调整职能抓好宏观决策指导
政法委有一个生存空间的问题。在我国治安非常时期，如1983年开始的“严打”，政法委在我国司法制度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法制逐步完备、国家司法职能部门逐步健全、司法程序日益严格的今天，政法委应当管什么，已经是一个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问题。在当前人大管立法、组织部管干部、纪委管党纪、司法改革趋向司法独立、检法自我运作、各政法机关都设有直接向党负责的党组的情况下，政法委到底干什么，确实引起了好多人的长久思考。1988年取消政法委收缩为政法领导小组的原因，主要也是这样来的。有的人认为只要在省委办公厅设一个政法处，就可以代行省委协调各政法口部门的职能。
当前我国社会政治和社会情况依然复杂，党的政法工作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但同时，政法委管理的对象和其工作重点，确实需要改变。
政法委在当前的环境下，主要的任务和职能应当是：
第一，研究一个时期的社情民态重大问题，总结研究各个政法职能部门上报的情况反映，提出政法工作重点和战略步骤，为党委决策当好参谋。
第二，贯彻落实党的各个时期关于政法工作的方针政策，保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联系各司法部门党组，成为一个党委执行机构。
第三，协调各政法部门的关系和工作，指导并监督其在具体工作中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重点保障司法机关有效运作。
第四、体察民情民意，抓好执法监督，把党的执政理念和群众对司法公平的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监督政法部门和国家司法机关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司法不公问题，同纪委机关一起查处查有实据的司法腐败问题。整顿好政法队伍。
第五，抓好下级指导、调查研究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原来还有一个向政法部门考察选拨推荐领导干部的职能，随着《法官法》、《检察官法》的实施和人大选举制度的落实，这方面的职能可以由党委组织部门行使。
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是宏观上的领导，这是历任中央领导同志强调的。管得过细，会使具体职能机构特别是国家司法机关的司法效能受到影响。政法委的执法监督职能，也不能离开这一基本原则。主要是从宏观上进行指导和监督。
三、培养懂现代司法运作理念的党的政法干部
党委政法委近年来进了不少有良好法律素养的人才。为适应司法改革、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总体上说，知识结构并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政法委的干部大量来自于公安系统和部队转业干部。这些干部的优势是严格服从组织纪律，坚决贯彻党的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为完成各阶段的中心任务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这些干部往往没有司法实务方面的经验和现代司法观念的熏陶。有相当多的人对三大诉讼法的基本理念并不理解。他们对社会管理的理念是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控制”而不是建立在司法抗衡基点上“和谐”。这些干部在推进司法改革的问题上，明显地同近年来人大立法机关和高检高法两院的一些法学人士的理念不甚一致。由于对司法活动的不了解，有的地方无法进行科学有效的监督，干脆不管，有的地方则过多地干预个案乱监督，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宪法赋予的独立性。
在共产党领导的当今中国，政法委不但不能成为司法改革的旁观者和阻止者，而应当有力地指导和推进司法改革，成为其坚定的支持力量和领导力量。这是执政党的地位决定的，是中国当前的社会需求决定的，也是中国溶入国际政治和法学潮流的实际背景决定的。而要主动积极地承担起这样的重任，政法领导干部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必须更新。要精通现代司法理念，站在中国法学界的前沿。
应当从优秀法官、检察官、律师队师中选调各级党委政法委的干部。现有的年青的政法委的干部应当是法学院毕业的受过正规法学训练的人。中国的政法委是一个特殊的机构，实际上相当于有些国家的司法部，有时比司法部的控制权都要大。因此，人才结构的要求必须要按“法律共同体”的“法律人”的标准。只有懂司法，懂司法运作的规则，才有可能监督到要害问题上，起支持公正司法的作
政法，简单理解就是包括政治和法律。法律是政治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人类历史上也是一直无法分开的。政法工作就中国实践而言，包括行政执法、刑事司法、民事司法，都是同政治密不可分的。因此，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权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我国自从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以来，无论是政治清明时期，还是国家政治生活不正常时期，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的科学性问题，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在中国大举立法，司法权力强调独立和客观公正、强调司法的公开和透明，强调被告的程序权利，强调控辩平衡等客观背景下，形成了错位。由于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明确的依据和界线，导致一些党委政法部门该管的没有管起来，不该管的过于具体地干预，有的只好只做不说，有的自己在做而对外又让其他主体出面承担责任，导致责权利不相结合，责任制度不明。本文试图就党委政法部门、包括纪委部门的宏观职能作一建议，供领导机关参考。
一、党委加强和改进执法监督首先是要更新观念
中国经济建设连续二十多年高速增长，同政治架构的有力控制、以及同经济基础的协调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加强了对社会稳定的控制，保障了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象一些舆论所称的没有进展。只是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而言，没有轰动性的很引人注目的集中行动。在立法民主、司法改革、人权保护、依法行政、公开行政、官员问责、经济自由、民权保护、财产制度、国际规则遵守等各个方面，我国其实已经有了重大的进展。中国经济的成功反过来可以证明上层建筑是适应的、反应灵敏的、政治架构是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国情需要的。因此，党的领导的社会认可度和公信力是很强的。执政的合法基础是不可动摇的。
但是，由于没有像政党更替国家的定期矛盾释放机制，半个多世纪来，一些社会矛盾和执政党的失误长期在群众观念中积累下来，我党其实背下了很多的包袱。以致慢慢地把一些社会情绪当成了敌对力量来防范，党委政法工作有时就成了控制社会控制群众情绪的工具。有的同志慢慢地把自己的职能放到了群众的对立面，造成了不少失误。有些群众的正当的诉求，在特定的情况下只有用对抗性的方法去压制，有时甚至选择非法制的方式来加强社会的控制。使社会矛盾激化。党委政法工作在宏观观念定位上不适应执政理念的要求。
一是司法活动的公开性和党委决策的内部性的矛盾。司法活动依民事、行政、刑事三大诉讼法的要求，是必须公开进行的。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在于他的公开审判和公开听证。而党委权力体现为内部决策。一些领导同志从来不上法庭，喜欢内部听汇报作决定，签批示，好多决策是内部进行的。大多数通知、决定也是不向社会公开的，执行后果往往也是不公开的。政治学强调权力的神秘化，越神秘的权力越有威慑力。但司法活动则相反。司法排除一切暗箱操作。政法委由于是直接领导司法机关的，这种矛盾比其他党委部门就更突出地表现出来。
二是司法审查的对抗性和党委决策的单方性的矛盾。司法活动强调兼听则明，所有事实真相要在控辩双方的对抗中进行争论查明。法院审判的精髓其实就在于对抗中逼近真相，并不是法官比别人高明，是用制度来保障法庭查明真相。而党委决策往往是只听一方的汇报和一方的内部反映。绝大多数决策，被查处人和他的代言人如律师并不在场，没有任何意见反馈的机会，有时连立案查处他都不知道。这样的决策失误是必然会发生的，原因不是党委的人不够负责和圣明，也不是故意罗织罪名，而在于没有一个科学的机制保障他作出准确的决定。这个问题在纪委查处腐败问题上已经有大量的负面案例。对一个重要干部决定立案时，只听办案一方的汇报，一决定就内部宣布，撤职、停止人大代表资格、上电视上报纸，公开宣布逮捕、没有经过审判就把似是而非的案情向社会通报。等到检察院、法院发现刑讯逼供错案时，社会上已经形成既成事实，办案机关已经没有退路，检察只有硬诉，法院只有硬判。党委一元化领导成了一些错案产生的直接原因，因为法院、检察院不可以否定上级党委的决定。有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甚至明显错捕的案件，在压力下，为了维护党委威信也不得不判。许多错案就是这样形成的，而且还在不断形成。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好多人并没有认识到。
三是司法活动的程序性和党委决策的随意性的矛盾。司法活动有一句名言，程序公正重于实体公正。因为有了严格的程序，错案也可以纠正和发现。而没有程序保障，实体公正可以被随时损害。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悲剧就在于此，非常时期，并没有一套严格的程序保障他的基本的受到公开公正的审判的权利。三大诉讼法的程序规定，是国法。国法高于党纪，党要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但党委监督司法时，往往无视法律程序，无视司法程序的时效、抗辩、举证、辩护、公开、回避、合议的基本原则，按一时一地之需，作出随机性的决定。如有一个地方为了对付赴京告状的企业主，县委县府指令政法委成立专案组，要公安查偷税，偷税没有查虚开发 票；要检察查挪用公款，挪用资金，贪污，先假定他有罪，抓起来再求证，公安、检察、法院在专案组的指挥下把一个无罪的人搞成可以判十年以上的。这时，司法活动的程序保障，如立案初查、无罪推定、客观认证、平等抗辩，是完全被破坏的。
四是司法活动的民主性和党委决策的集权性的矛盾。司法活动强调在查明真相的基础上，按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来作决定。其实司法的民主性还体现在对被告权利和律师权利的保护，在被告被限制自由后24小时可以要求见律师获得法律帮助。在法庭上有充分的自我辩护权和律师辩护权。对所有证据都要经过法庭质证才能成为定案证据。可以说，民主性贯穿于司法活动的全过程。而党委的决策是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而组织的真正含义是级别最高的人最终有决定权。在经过党委讨论的案件中，法院、检察院的党组必须贯彻党委的意见。党组完全可以通过职务任免升降等控制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把听话的人安排进重要的审判和侦查岗位。因此，司法的民主性在这样的机制下是无法得到保障的。而一旦这样的案件出现失误，错案追究也是无法进行的。因为真正作决定有责任的并不是在判决书中署名的法官，你要追究他，他会把副卷中的领导批示和决议拿出来，根本无法追究法官。中国法院的错案追究制最终无法实施，搞了十多年寿终正寝，原因就在于此。
所以，要改进党委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和监督，首要的问题是要更新观念。我们党委高层领导要真正理解现代司法理念的科学性和进步性。只有文明科学的司法，才能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确保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才能使我党的领导艺术同时代的脉搏相一致，同世界潮流相一致。一味地强调控制和表面的平静，只会使社会的积患加深。
二、调整职能抓好宏观决策指导
政法委有一个生存空间的问题。在我国治安非常时期，如1983年开始的“严打”，政法委在我国司法制度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法制逐步完备、国家司法职能部门逐步健全、司法程序日益严格的今天，政法委应当管什么，已经是一个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问题。在当前人大管立法、组织部管干部、纪委管党纪、司法改革趋向司法独立、检法自我运作、各政法机关都设有直接向党负责的党组的情况下，政法委到底干什么，确实引起了好多人的长久思考。1988年取消政法委收缩为政法领导小组的原因，主要也是这样来的。有的人认为只要在省委办公厅设一个政法处，就可以代行省委协调各政法口部门的职能。
当前我国社会政治和社会情况依然复杂，党的政法工作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但同时，政法委管理的对象和其工作重点，确实需要改变。
政法委在当前的环境下，主要的任务和职能应当是：
第一，研究一个时期的社情民态重大问题，总结研究各个政法职能部门上报的情况反映，提出政法工作重点和战略步骤，为党委决策当好参谋。
第二，贯彻落实党的各个时期关于政法工作的方针政策，保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联系各司法部门党组，成为一个党委执行机构。
第三，协调各政法部门的关系和工作，指导并监督其在具体工作中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重点保障司法机关有效运作。
第四、体察民情民意，抓好执法监督，把党的执政理念和群众对司法公平的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监督政法部门和国家司法机关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司法不公问题，同纪委机关一起查处查有实据的司法腐败问题。整顿好政法队伍。
第五，抓好下级指导、调查研究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原来还有一个向政法部门考察选拨推荐领导干部的职能，随着《法官法》、《检察官法》的实施和人大选举制度的落实，这方面的职能可以由党委组织部门行使。
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是宏观上的领导，这是历任中央领导同志强调的。管得过细，会使具体职能机构特别是国家司法机关的司法效能受到影响。政法委的执法监督职能，也不能离开这一基本原则。主要是从宏观上进行指导和监督。
三、培养懂现代司法运作理念的党的政法干部
党委政法委近年来进了不少有良好法律素养的人才。为适应司法改革、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总体上说，知识结构并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政法委的干部大量来自于公安系统和部队转业干部。这些干部的优势是严格服从组织纪律，坚决贯彻党的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为完成各阶段的中心任务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这些干部往往没有司法实务方面的经验和现代司法观念的熏陶。有相当多的人对三大诉讼法的基本理念并不理解。他们对社会管理的理念是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控制”而不是建立在司法抗衡基点上“和谐”。这些干部在推进司法改革的问题上，明显地同近年来人大立法机关和高检高法两院的一些法学人士的理念不甚一致。由于对司法活动的不了解，有的地方无法进行科学有效的监督，干脆不管，有的地方则过多地干预个案乱监督，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宪法赋予的独立性。
在共产党领导的当今中国，政法委不但不能成为司法改革的旁观者和阻止者，而应当有力地指导和推进司法改革，成为其坚定的支持力量和领导力量。这是执政党的地位决定的，是中国当前的社会需求决定的，也是中国溶入国际政治和法学潮流的实际背景决定的。而要主动积极地承担起这样的重任，政法领导干部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必须更新。要精通现代司法理念，站在中国法学界的前沿。
应当从优秀法官、检察官、律师队师中选调各级党委政法委的干部。现有的年青的政法委的干部应当是法学院毕业的受过正规法学训练的人。中国的政法委是一个特殊的机构，实际上相当于有些国家的司法部，有时比司法部的控制权都要大。因此，人才结构的要求必须要按“法律共同体”的“法律人”的标准。只有懂司法，懂司法运作的规则，才有可能监督到要害问题上，起支持公正司法的作
用而不是损害司法科学性的作用。
四、个案监督制度要进行改革和完善
个案监督一直是政法委工作中争论很多的问题。反对者认为是干扰司法，严重损害司法独立性；支持者认为是真正体现了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对制约司法腐败实现法律公平正义起了很好的作用。有的地方很超脱，个案完全不监督；有的地方当维持会长，只协调不决定，只起公、检、法几家协调人的作用。而有的地方则抓得很细，甚至直接指挥公安如何抓、检察如何诉、法院如何判。有的地方反腐败中，这一职能党的纪委在行使，代替了政法委。各地做法各异，莫衷一是。
任何监督，如果没有实例的审查和纠正，就会落空，因此要说政法委的监督，不可能一点也不涉及个案。但是，政法委在国家法律框架内不是司法机关，他没有直接进行司法的权力。他也不能直接向社会发出司法文书。这种体制上的先天不足，是政法委监督制度长久无法给出定论的根本原因。
现代司法理念是，司法权是国家法律赋予的，是专属的。审的要有权判，有权判的必须要进行审。如果让没有参加审判的人进行监督作出决定，就会违反司法的基本要义。有的实体上虽然是对的，但法律程序上则是错的，因为没有法律上的依据。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我们的意见是监督要在法律框架内进行。
第一，个案监督的提起要有个制度。防止领导个人以党委的名义过多地干预司法。有的地方领导个人代替组织，我就是党委。我的批示就是集体决定。这在处理一些内部反映和群众来信上尤其如此。不论后期职能部门查实的情况真相是怎么样的，领导的要求必须要有个交代。有的地方法院审判监督庭专门是针对领导批示的，不去从大量的群众信访中发现问题立案复查，而是眼睛向上，专门为了查报领导的批示。法院的申诉立案程序，大量的被领导批示包了。这样的监督实际上损害了真正的司法纠错机制。
第二，落实领导监督意见要强调科学性。领导批示是监督的重要方式。在赞同“清官模式”的政治理念中，领导批示还是监督的主要方式。在中国百姓中，群众非常认可这种模式。中国的绝大多数上访和信访，群众追求的第一动机是寻找“清官”，以良性权力来制约恶性势力。他们相信级别越高的权力越公正。如果这个高级别的权力仍然实现不了他的企求，他们会转而寻求更高的权力。这就是
四、个案监督制度要进行改革和完善
个案监督一直是政法委工作中争论很多的问题。反对者认为是干扰司法，严重损害司法独立性；支持者认为是真正体现了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对制约司法腐败实现法律公平正义起了很好的作用。有的地方很超脱，个案完全不监督；有的地方当维持会长，只协调不决定，只起公、检、法几家协调人的作用。而有的地方则抓得很细，甚至直接指挥公安如何抓、检察如何诉、法院如何判。有的地方反腐败中，这一职能党的纪委在行使，代替了政法委。各地做法各异，莫衷一是。
任何监督，如果没有实例的审查和纠正，就会落空，因此要说政法委的监督，不可能一点也不涉及个案。但是，政法委在国家法律框架内不是司法机关，他没有直接进行司法的权力。他也不能直接向社会发出司法文书。这种体制上的先天不足，是政法委监督制度长久无法给出定论的根本原因。
现代司法理念是，司法权是国家法律赋予的，是专属的。审的要有权判，有权判的必须要进行审。如果让没有参加审判的人进行监督作出决定，就会违反司法的基本要义。有的实体上虽然是对的，但法律程序上则是错的，因为没有法律上的依据。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我们的意见是监督要在法律框架内进行。
第一，个案监督的提起要有个制度。防止领导个人以党委的名义过多地干预司法。有的地方领导个人代替组织，我就是党委。我的批示就是集体决定。这在处理一些内部反映和群众来信上尤其如此。不论后期职能部门查实的情况真相是怎么样的，领导的要求必须要有个交代。有的地方法院审判监督庭专门是针对领导批示的，不去从大量的群众信访中发现问题立案复查，而是眼睛向上，专门为了查报领导的批示。法院的申诉立案程序，大量的被领导批示包了。这样的监督实际上损害了真正的司法纠错机制。
第二，落实领导监督意见要强调科学性。领导批示是监督的重要方式。在赞同“清官模式”的政治理念中，领导批示还是监督的主要方式。在中国百姓中，群众非常认可这种模式。中国的绝大多数上访和信访，群众追求的第一动机是寻找“清官”，以良性权力来制约恶性势力。他们相信级别越高的权力越公正。如果这个高级别的权力仍然实现不了他的企求，他们会转而寻求更高的权力。这就是
今日中国上访不休的真正原因。因此，领导批示方式，在中国仍然是启动监督的重要手段。也符合国情。有批示就要有落实。没有落实的批示等于没有批，还会损害领导的威信。因此，如何落实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要明确一个道理，个人不可能代替一种程序性的权力。个人的批示往往是在单方反映的基础上作出的，没有经过双方抗辩和质证，批示切不可未审先定。代替司法机关事先作出结论。批示应当是一种启动功能。
第三、政法委监督应当有意图地定期组织分专题进行。集中一个专题审查若干个典型的错案，理出规律性、倾向性问题，一次监督解决一批问题；变“个案监督”为“批案监督”。浙江省委政法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自由商品经济启动时期，以“政法工作要更新观念为商品经济服务”为主题，集中到温州等地区指导调研，要求公、检、法复查了一批限制市场流通的误抓、误判案件，由法院进行了纠正和改判，一下子改变了检察、法院系统的陈旧落后的计划经济观念，解放了不适应市场经济方向的司法理念，释放了社会活力。从上层建筑角度促进了浙江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
第四，政法委监督要同具体的查处司法人员责任结合起来。执法监督不同于人大组织的“执法大检查”，不是面上文章，而是从解剖案例入手，从个案中发现问题。检查要有实际的后果。现在公检法的错案追究制并没有真正开展起来，而政法委的监督往往仅以纠正案件为目的，并没有真正落实到追究责任人。党委管干部，为责任到人提供了可能。政法委监督要有真正的作用和威慑力，不同于其他监督，必须最后追究到人。封建社会有官员反坐制度，法官的责任很重。现代由于强调集体负责和互相制约，集体负责等于无人负责，互相制约等于互相推责，具体个人的责任被分散了，反而都无法追究。党委作为可以总揽政法工作全局的实权机构，客观审查后对某些责任者作出处理决定，也许是弥补这一缺陷的有效方法。一个错案，可以是一个人为主的责任，也可能是好几个人的责任，查明了，指令具体单位进行严格的处分。或者在使用上作出调整，这种机制就能真正体现监督的作用。
第五，以特别事件调查委员会的方式进行个案审查和调查。领导要作决定，必须要召开各方意见的汇报会，特别要听取后果不利方的申辩。这就相当于行政执法的听证和法院的开庭审判。只有通过这样的程序，最后决定才会经得起检验。可以由司法职能部门去进行这项程序，作决定的人要全程听取。或者成立临时的特别事件调查委员会，在调查听证的基础上作出决定。这种委员会组成程序比较严，轻易不进行，一进行就要求有结果，让整个政法机关和社会上都把这种调查当成普遍关注的大事。调查人员可以调集各方的法律专家一起进行。这样可以弥补领导先入为主和批示片面性的问题，使每一件查处，在事实和证据上都是有相当公信力的。这样的委员会还可以避免党委主要领导直接出面进行司法听证的现象，可以按现有的中国司法体制的模式进行审查，使社会认可和接受。党委在这样的基础上作决定就会比较科学和得当。
五、党要坚持在法律框架的范围内进行执法监督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没有超越法律的职权，任何人和组织都要受国家法律的制约。党委政法委作为领导全党干部执行国家法律的机构，必须坚定地树立这样一种观念。小平同志说，“还是要讲法制，讲法制靠得住些”。这是痛定思痛之言。在中国当今社会，能够违反法制按其他规则进行管理性行为的，只能是有权的党的机构和党的实权人士。在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过程中，能够在宏观上损害法律制度的稳定和一贯的，都是握有重权的人。作为中国政治框架内的领导核心力量，对法制衡平和稳定构成损害的最大危险，也来自于党内。在当前人大权力被逐步确立、司法强调客观中立的环境下，这种权力控制的冲突早晚会产生。我们必须高度关注和研究这个问题。
从小平同志到彭真同志，对党与法的关系一直有多次的阐述。权大法大的争论，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争论的继续。比较经典的阐述，是“党领导人民制定国家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国家法律，党要模范地遵守法律”。这里涉及一个基本法理问题，即法的制定是统治意志的体现，共产党作为领导力量有权领导制订法律，但这个统治意志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既定的。一旦确定下来，包括制定人在内的党也必须严格遵守。
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法律理念经常被一些有权的人士违反。权大于法、干扰司法、法外加法、法外有法等现象，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一直存在。所有对权大于法的批评，根源都在于此。执法监督要注意的首要问题，也在这里。
在讨论纪委职能时，有的党纪理论家已经提出建立“党内法规”的问题。不但写了文章，还写出了教材书籍。这是“党就是法、法外有法”的典型思维。法是一种国家意志、党纪只是一个政党的意志和约定。党纪绝对不同于国法，党纪也不能代替国法。提出党内法规的理论，法理上不通，实践上有害。
因为一旦有法，就要保障它的实施，就要有一个护法机构。党内有法，就必须有一套执法机构。必须要有党的自己的适用机构即检察院和法院。因为国家的法院、检察院只能适用国家法律而不能适用党法。对党员适用党法，就是法外施刑，这样就形成了一群特殊标准的特殊公民。就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一种违反。无论是程序权利还是实体权利，在同一国家内，党员同普通公民是一样的，既不能法外施恩，也不能法外苛刑。
如果建立党内的党法护法机构，比如说搞党员违法听证制度，也搞听证审查，那么，势必会直接影响国家司法职能的发挥。比如一个县委书记，涉嫌受贿被“双规”，免职逮捕前进行党纪审查听证。一旦确定事实成立，作出决定，免职、逮捕、公诸社会，那么进入国家司法程序的侦查、起诉、审判只能是形式和演戏。因为公、检、法是受党领导的，党委已经作出了决定，法院和检察院的独立侦查、独立审判如何进行？只能按党内决定执行，进行有罪判决。司法程序是不可重复的，不可逆的。两套司法最终必然会有一套司法是失效的。在这样的机制下，失效的只能是国家司法机制。
有的理论家认为，对党员提出更高的要求，是执政党的地位决定的，是对人民和国家负责、是有好处的。这其实隐藏着一个基础理论的错误，那就是：特别苛刑意味着特别标准，特别标准既可以用来特别苛刑，也可以用于特别开恩。法律的统一性、平等性就会被严重破坏。苛求一个党员对于群众而言好象是好事，但对于这个党员公民而言就是法外处罚，损害了他的法律平等权。《党纪处分条例》现在实际上同《刑事诉讼法》存在严重的冲突，施行中的问题则更多。最突出的是两条：即以“双规”名义进行无期限的人身自由限制、和对律师会见权、帮助权的剥夺。用党纪的特权代替司法的侦查权，以此规避国家法律对被告基本权利的保护，将国家法律中已经扬弃的非法办案手段以党纪的方式保留下来。党是社会先进力量的代表，在这个问题上却成了落后司法理念的代表。
有的人认为这是反腐败的需要，保持执政党廉洁性的需要。认为纪委比检察院有效，没有纪委的这种办案方法，好多大案根本无法突破。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为了实现实体上的公平公正，秩序上的公平公正可以忽略不计。只要目的达到，手段是否合法可以不予注意。这就为严重违法办案大开了方便之门。另一方面，我们不妨再问一句：为什么我们的检察院对于高级党员干部犯罪无法破案？为什么非要纪委不行？其原因不难找到。根源还是法外有法，权大于法，中国有一批国家法律尚无法制约的人士，有国家司法权无法控制的特殊公民。需要党内的“家法”。这样循环往复，法制的秩序于是仍然无法建立。
党委政法委的法律监督，也要高度注意这样的恶性循环。我们的监督必须是在国家法律的范围内，标准就是国家的现行有效法律。不能在法律框架之外再建立一套特殊的制度和方法。要支持和鼓励司法机关各司其职，运用自身纠错机制灵敏有效地进行自身法律监督，只有在各机构间无法协调，互相制约和监督制度出现问题，某类案件复查确实存在系统性、集团性阻力时，才有必要启动政法委的执法监督。
六、改变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的运作方式
简单地说，就是变内部操作为公开监督。
长期以来，党委政法委是一个握有重权而不事张扬的重要机构。执法监督也都是内部进行。而国家司法刚好相反，它是一个要求高度透明和公开的系统。国家稳定有赖于司法的公信力，司法的公信力来源于人民的了解和信赖。政法委要对司法和其他政法机关进行执法监督，不能靠内部操作。否则其内部操作和司法要求公开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
党委政法委的执法监督既然客观存在并有实例操作，就没有必要向社会保密。中国共产党在和平年代要提高执政能力，要提高凝聚力，维持社会公平、坚持执政为民、解决群众关于司法领域的合理诉求是一个好途径。从监督立案阶段起，成立特别事件调查委员会，案件的调查进程，发现了哪些问题，最后如何认定，如何处理，各个阶段都可以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开。领导对某事的关注和基本意见，也可以公诸社会。这样既可以让群众知道高层对民间呼声的重视，又可以防止领导个人的不正当的错误的干预，使执法监督更加规范和公正。通过这样的方式，被查处人和办错案的人也会心服口服，其社会评价也会真实公允，对其他的可能违法办案者也是一个警告和威慑，从而进一步促进司法公平公正。
规范和加强党委政法委的执法监督工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上还有一些禁区和顾忌，因此学术界的讨论还十分少见。成了一个学术空白。进行内部调研是一个好方式。本文的一些思考是本人多年从事司法实务和法学研究后的感受和总结，就此理成内部文稿，以供领导和同志们参考。不当之处，文责自负。
————————
[1] 本文写作于2006年4月10日到5月2日。是作者受浙江省法学会委托，代表浙江法学会向中国法学会提交的一篇内部报告。为了加强和改进中国共产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解决长期存在的党的领导权和独立的司法权之间的一些争议点，其时中央政法委要求中国法学会就“规范和加强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工作”问题，对重点省区进行调查研究。此文上报后，中国法学会给予高度肯定，专门致信浙江省法学会对作者表示感谢，并告主要观点已经整理要点专报中政委。
陈有西学术网2012年5月31日发表，见http://wq.zfwlxt.com/newlawyersite/blogshow.aspx?itemtypeid=739714bb-4884-4940-8860-9ae80181c479&itemid=db7cbe50-a808-44a1-bf46-a062017ec80d&user=10420
题图为陈有西。
第三、政法委监督应当有意图地定期组织分专题进行。集中一个专题审查若干个典型的错案，理出规律性、倾向性问题，一次监督解决一批问题；变“个案监督”为“批案监督”。浙江省委政法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自由商品经济启动时期，以“政法工作要更新观念为商品经济服务”为主题，集中到温州等地区指导调研，要求公、检、法复查了一批限制市场流通的误抓、误判案件，由法院进行了纠正和改判，一下子改变了检察、法院系统的陈旧落后的计划经济观念，解放了不适应市场经济方向的司法理念，释放了社会活力。从上层建筑角度促进了浙江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
第四，政法委监督要同具体的查处司法人员责任结合起来。执法监督不同于人大组织的“执法大检查”，不是面上文章，而是从解剖案例入手，从个案中发现问题。检查要有实际的后果。现在公检法的错案追究制并没有真正开展起来，而政法委的监督往往仅以纠正案件为目的，并没有真正落实到追究责任人。党委管干部，为责任到人提供了可能。政法委监督要有真正的作用和威慑力，不同于其他监督，必须最后追究到人。封建社会有官员反坐制度，法官的责任很重。现代由于强调集体负责和互相制约，集体负责等于无人负责，互相制约等于互相推责，具体个人的责任被分散了，反而都无法追究。党委作为可以总揽政法工作全局的实权机构，客观审查后对某些责任者作出处理决定，也许是弥补这一缺陷的有效方法。一个错案，可以是一个人为主的责任，也可能是好几个人的责任，查明了，指令具体单位进行严格的处分。或者在使用上作出调整，这种机制就能真正体现监督的作用。
第五，以特别事件调查委员会的方式进行个案审查和调查。领导要作决定，必须要召开各方意见的汇报会，特别要听取后果不利方的申辩。这就相当于行政执法的听证和法院的开庭审判。只有通过这样的程序，最后决定才会经得起检验。可以由司法职能部门去进行这项程序，作决定的人要全程听取。或者成立临时的特别事件调查委员会，在调查听证的基础上作出决定。这种委员会组成程序比较严，轻易不进行，一进行就要求有结果，让整个政法机关和社会上都把这种调查当成普遍关注的大事。调查人员可以调集各方的法律专家一起进行。这样可以弥补领导先入为主和批示片面性的问题，使每一件查处，在事实和证据上都是有相当公信力的。这样的委员会还可以避免党委主要领导直接出面进行司法听证的现象，可以按现有的中国司法体制的模式进行审查，使社会认可和接受。党委在这样的基础上作决定就会比较科学和得当。
五、党要坚持在法律框架的范围内进行执法监督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没有超越法律的职权，任何人和组织都要受国家法律的制约。党委政法委作为领导全党干部执行国家法律的机构，必须坚定地树立这样一种观念。小平同志说，“还是要讲法制，讲法制靠得住些”。这是痛定思痛之言。在中国当今社会，能够违反法制按其他规则进行管理性行为的，只能是有权的党的机构和党的实权人士。在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过程中，能够在宏观上损害法律制度的稳定和一贯的，都是握有重权的人。作为中国政治框架内的领导核心力量，对法制衡平和稳定构成损害的最大危险，也来自于党内。在当前人大权力被逐步确立、司法强调客观中立的环境下，这种权力控制的冲突早晚会产生。我们必须高度关注和研究这个问题。
从小平同志到彭真同志，对党与法的关系一直有多次的阐述。权大法大的争论，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争论的继续。比较经典的阐述，是“党领导人民制定国家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国家法律，党要模范地遵守法律”。这里涉及一个基本法理问题，即法的制定是统治意志的体现，共产党作为领导力量有权领导制订法律，但这个统治意志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既定的。一旦确定下来，包括制定人在内的党也必须严格遵守。
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法律理念经常被一些有权的人士违反。权大于法、干扰司法、法外加法、法外有法等现象，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一直存在。所有对权大于法的批评，根源都在于此。执法监督要注意的首要问题，也在这里。
在讨论纪委职能时，有的党纪理论家已经提出建立“党内法规”的问题。不但写了文章，还写出了教材书籍。这是“党就是法、法外有法”的典型思维。法是一种国家意志、党纪只是一个政党的意志和约定。党纪绝对不同于国法，党纪也不能代替国法。提出党内法规的理论，法理上不通，实践上有害。
因为一旦有法，就要保障它的实施，就要有一个护法机构。党内有法，就必须有一套执法机构。必须要有党的自己的适用机构即检察院和法院。因为国家的法院、检察院只能适用国家法律而不能适用党法。对党员适用党法，就是法外施刑，这样就形成了一群特殊标准的特殊公民。就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一种违反。无论是程序权利还是实体权利，在同一国家内，党员同普通公民是一样的，既不能法外施恩，也不能法外苛刑。
如果建立党内的党法护法机构，比如说搞党员违法听证制度，也搞听证审查，那么，势必会直接影响国家司法职能的发挥。比如一个县委书记，涉嫌受贿被“双规”，免职逮捕前进行党纪审查听证。一旦确定事实成立，作出决定，免职、逮捕、公诸社会，那么进入国家司法程序的侦查、起诉、审判只能是形式和演戏。因为公、检、法是受党领导的，党委已经作出了决定，法院和检察院的独立侦查、独立审判如何进行？只能按党内决定执行，进行有罪判决。司法程序是不可重复的，不可逆的。两套司法最终必然会有一套司法是失效的。在这样的机制下，失效的只能是国家司法机制。
有的理论家认为，对党员提出更高的要求，是执政党的地位决定的，是对人民和国家负责、是有好处的。这其实隐藏着一个基础理论的错误，那就是：特别苛刑意味着特别标准，特别标准既可以用来特别苛刑，也可以用于特别开恩。法律的统一性、平等性就会被严重破坏。苛求一个党员对于群众而言好象是好事，但对于这个党员公民而言就是法外处罚，损害了他的法律平等权。《党纪处分条例》现在实际上同《刑事诉讼法》存在严重的冲突，施行中的问题则更多。最突出的是两条：即以“双规”名义进行无期限的人身自由限制、和对律师会见权、帮助权的剥夺。用党纪的特权代替司法的侦查权，以此规避国家法律对被告基本权利的保护，将国家法律中已经扬弃的非法办案手段以党纪的方式保留下来。党是社会先进力量的代表，在这个问题上却成了落后司法理念的代表。
有的人认为这是反腐败的需要，保持执政党廉洁性的需要。认为纪委比检察院有效，没有纪委的这种办案方法，好多大案根本无法突破。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为了实现实体上的公平公正，秩序上的公平公正可以忽略不计。只要目的达到，手段是否合法可以不予注意。这就为严重违法办案大开了方便之门。另一方面，我们不妨再问一句：为什么我们的检察院对于高级党员干部犯罪无法破案？为什么非要纪委不行？其原因不难找到。根源还是法外有法，权大于法，中国有一批国家法律尚无法制约的人士，有国家司法权无法控制的特殊公民。需要党内的“家法”。这样循环往复，法制的秩序于是仍然无法建立。
党委政法委的法律监督，也要高度注意这样的恶性循环。我们的监督必须是在国家法律的范围内，标准就是国家的现行有效法律。不能在法律框架之外再建立一套特殊的制度和方法。要支持和鼓励司法机关各司其职，运用自身纠错机制灵敏有效地进行自身法律监督，只有在各机构间无法协调，互相制约和监督制度出现问题，某类案件复查确实存在系统性、集团性阻力时，才有必要启动政法委的执法监督。
六、改变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的运作方式
简单地说，就是变内部操作为公开监督。
长期以来，党委政法委是一个握有重权而不事张扬的重要机构。执法监督也都是内部进行。而国家司法刚好相反，它是一个要求高度透明和公开的系统。国家稳定有赖于司法的公信力，司法的公信力来源于人民的了解和信赖。政法委要对司法和其他政法机关进行执法监督，不能靠内部操作。否则其内部操作和司法要求公开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
党委政法委的执法监督既然客观存在并有实例操作，就没有必要向社会保密。中国共产党在和平年代要提高执政能力，要提高凝聚力，维持社会公平、坚持执政为民、解决群众关于司法领域的合理诉求是一个好途径。从监督立案阶段起，成立特别事件调查委员会，案件的调查进程，发现了哪些问题，最后如何认定，如何处理，各个阶段都可以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开。领导对某事的关注和基本意见，也可以公诸社会。这样既可以让群众知道高层对民间呼声的重视，又可以防止领导个人的不正当的错误的干预，使执法监督更加规范和公正。通过这样的方式，被查处人和办错案的人也会心服口服，其社会评价也会真实公允，对其他的可能违法办案者也是一个警告和威慑，从而进一步促进司法公平公正。
规范和加强党委政法委的执法监督工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上还有一些禁区和顾忌，因此学术界的讨论还十分少见。成了一个学术空白。进行内部调研是一个好方式。本文的一些思考是本人多年从事司法实务和法学研究后的感受和总结，就此理成内部文稿，以供领导和同志们参考。不当之处，文责自负。
————————
[1] 本文写作于2006年4月10日到5月2日。是作者受浙江省法学会委托，代表浙江法学会向中国法学会提交的一篇内部报告。为了加强和改进中国共产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解决长期存在的党的领导权和独立的司法权之间的一些争议点，其时中央政法委要求中国法学会就“规范和加强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工作”问题，对重点省区进行调查研究。此文上报后，中国法学会给予高度肯定，专门致信浙江省法学会对作者表示感谢，并告主要观点已经整理要点专报中政委。
陈有西学术网2012年5月31日发表，见http://wq.zfwlxt.com/newlawyersite/blogshow.aspx?itemtypeid=739714bb-4884-4940-8860-9ae80181c479&itemid=db7cbe50-a808-44a1-bf46-a062017ec80d&user=10420
题图为陈有西。
二
郭道晖：警惕文革元素的复活
郭道晖：警惕文革元素的复活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上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他两次提到“决议”，强调：“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我认为温总理警告文革还有可能“重新发生”，绝非危言耸听。当然，历史条件不同，当前全面复辟文革的可能性不大；但文革的某些元素则事实上已在复活。这种事例几乎俯拾即是，只是我们习以为常，不以为意而已。
文革幽灵还在游荡
文革发生的基本特征，最显著的是中国特色的文革思维与制度：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质上是以阶级斗争包装起来的“以人为敌”（而不是真正“以人为本”）；二是迷信领袖的绝对权威，实质上是维护当政者个人的绝对专制；三是无法无天，踢开宪法，以党治国；四是以群治包装人治，运动治国。这可以说是文革的四要素。四者在文革后虽有所收敛，但其基本思维和制度并未清除，只是表现程度与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不能无视我们至今还在某种程度上生活在毛泽东及其文革的阴影之中，必须承认并切实清除文革遗产的现实有害影响。
1．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遗毒
毛泽东有句名言：“与人斗，其乐无穷”。他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并非真的客观存在阶级斗争，或者真的在搞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而只是以阶级斗争为包装，排除异己。
建国以来，他不断在人民内部以及共产党内找敌人，制造敌人。他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大多是先拿知识分子开刀，把他们归入“资产阶级”敌对势力；他搞“大跃进”，饿死几千万农民；直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打倒大批“走资派”老干部，最后连他钦定的接班人、“最最亲密的战友”也不放过。
毛泽东的这种思维，文革后虽有所抑止，但并未根治。如上世纪80~90年代，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遗产指引下，就进行过诸如“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以及“反和平演变”等等“对敌斗争”的运动。
如果说，文革时期对敌斗争的口号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黑帮——走资派”；前些时在重庆则是“黑打”。这些都是非法律的模糊语言，可以任意作扩大的解释。据媒体透露，重庆市几年来的打黑，不循法律程序，滥用拘捕、刑讯等非法手段，竟“破获”了600多个“黑社会组织”，抓捕成千上万人，制造了成百上千的冤假错案。他们蓄意将一些民营企业富商也当作“黑社会”头目扫除，并非法没收其资产，类似上世纪50年代对资本家的“五反”和“社会主义改造”。
近年党中央领导人虽然提出“以人为本”的正确指导理念，但一些部门和地方有些党政领导人常挂在嘴上的口头语仍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搞“分化、西化”、“和平演变阴谋”，“亡我之心不死”。这种过敏或过度反应，实际上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遗留。即使果有其事，也不能作为拒绝政治改革、打压公民和社会组织维权活动的借口。有些掌权者一遇群体性事件，往往不反思自身的过错，不尊重公民有批评建议检举控诉国家机关及其官员的宪法权利，就诬指民众是受境内外“敌对势力”挑动，以“维稳”的名义，动用警力予以打压。至于某些对国是有不同意见的所谓“异见”人士，也常被当作敌对分子予以严刑惩处。这些实际上还是阶级斗争的文革思维的体现。
2．关于维护领袖个人的权威，坚持“第一把手说了算”
文革的发生虽然有其社会基础和党的领导制度根源，但文革得以全面发动和延续十年之久不能扭转，则是基于毛泽东在党内和社会上早已牢固形成的个人绝对权威，并通过愚民政策制造了对他的绝对迷信。这是中国发生文革所特有的条件。文革后，这种条件似已随毛而逝，但其变种则还在流传。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固然否定了文革这场内乱，但只是否定了这场“革命运动”，并没有清算“文革思维”，没有彻底清理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政治路线与“党权高于一切”的高度集权的体制。相反，决议违反大多数老干部的意志，极力维护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地位与他遗留下的政治体制。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重要文章，要求改变权力过度集中和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体制和家长制特权等封建主义影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但事过30多年还未予实施。这也导致改革开放以来文革幽灵仍在天安门广场徘徊，不时左右我们的政局。
一个突出表现是，建国60周年大庆游行时出现毛泽东的方阵。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极“左”势力能在自己的网站上重新大树特树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大叫要“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而重庆的“唱红”，则一度形成覆盖全市3000万人的运动。据2011年11月25日的《重庆晨报》一篇报道称，从2008年6月份“唱红歌”运动三年半来，重庆一共举行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红歌传唱”活动23.58万场次，参与市民达2.87亿人次，总共挥霍掉几千亿元。（思宁注：原文此处失实。有关“红歌传唱”活动场次和人次的报道刊登于《重庆晨报》2011年12月19日a06版，并非2011年11月25日；报道并未提及花费的金额，更没有“几千亿元”的数字。所谓“挥霍掉几千亿元”只是网上误传的错误的计算结果。）单是2011年6月29日在重庆市奥体中心10万人唱红歌，一场就花掉了约1.0377亿元。重庆市政府还花费巨资竖立一个巨大的毛泽东铜像。这些动作，恐怕并非真心实意要学前人，而是要树立呼风唤雨的绝对权威。至于在韶山建立的毛泽东像则成为一座神像，受到善男信女的烧香跪拜。有些农村索性盖起类似土地庙的泥塑毛泽东庙，把毛泽东变为一尊可保佑众生的菩萨。
如果说，这些活动还只是蒙蔽一些善男信女，为复活对毛迷信造势；那么，各地“第一把手说了算”的现象与制度，则是毛泽东个人绝对权威体制在党内各级的潜规则和习惯思维的延伸。
文革中，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的一个著名的恶法《公安六条》，其中规定，凡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属于“恶毒攻击罪”，要给予最严厉的惩处。不少仁人志士就因此屈死于这一“恶法”。现今有的基层地方党政“一把手”在公民批评检举他们的丑行时，也滥用所谓“诽谤罪”、甚至“颠覆国家政权罪”，予以抓捕惩处。他们成了地方上的“小毛泽东”，而小民则疑似犯了文革中的“恶毒攻击罪”。
3．关于无法无天，踢开宪法，以党治国
文革是党的领袖个人发动的一场对全民实行全面专政的浩劫，当然只能是踢开宪法和法律、“砸烂公检法”、无法无天地恣意而行。
文革中，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就可以废掉一个依宪法经人大选举产生的国家主席。文革后也出现超越党章法定程序，在已退位的几位元老的“生活会”上，就可以促成废黜总书记。
文革前，国家的检察机关和律师已取消，文革中，公检法三机关合并为“公安政法部”，公安“老大哥”独断专行，制造各种冤假错案。
现今党的各级党委的政法委事实上也仍然凌驾于公检法司等国家机关之上，或取代了他们的职权。近年出现的一些错杀的冤案，其中有些就是出于上级政法委的强行非法干预所致。如河南“杀人犯”赵作海冤案，本来当地检察机关和法院人员认为证据不足而几次发回重新侦查，但迫于上级政法委的“指示”，只好硬判“死缓”。11年后，被“杀死”的人却忽然活着归来，从而宣告所谓赵作海杀人是彻头彻尾的冤案，赵作海也被无罪释放。但此前另一个情节类似的“罪犯”则没有赵作海的“幸运”，早已人头落地。
1987年中共十三大曾决定撤销中央政法委这个干涉司法独立的机构。但1989年发生“六四”政治风波后，1990年初又恢复了中央政法委员会。
公安机关和公安人员站在直面社会冲突、维护社会治安和人民权益的第一线，本应是一支勇敢战斗、为民服务的力量。长期以来他们位居“老大哥”的强势地位，受人尊敬，这自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但也由于他们手握强权，不受制约，也易于滥用权力。而各级政法委书记大多是原公安机关的首长。有的政法委领导人公然宣称司法机关是专政机关。有些地方的公检法机关成为地方贪官污吏的门丁和打手。重庆原公安局长和政法委书记王立军（思宁注：原文此处失实。重庆当时的政法委书记是刘光磊，王立军不是政法委书记。）的胡作非为就是一个恶例。他居然无视公民与媒体对公安等政府机关和人员的监督权，公然号召“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号称“双起”。再如对李庄律师的起诉和强迫犯罪嫌疑人去“检举”替他辩护的律师，在李庄刑满释放之前还企图另加新罪重审，其违反司法伦理、践踏法治的霸道，于此可见。
在民众的法治意识日益觉醒的今天，有些政法干部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无法无天，改而学会了“以法谋私”和“以法反法”的手法，即打着“依法办事”的幌子，其所依之法却是“恶法”，是为本部门本地方谋私的自定规章、红头文件。今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其第73条和第83条关于公安机关可以对他们独家认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和“恐怖活动罪”的犯罪嫌疑人予以秘密拘捕，无须通知其家属。这种只便利公安而侵犯人权的法条，就是公安部门的意志体现，它居然获得全国人大以2639票多数通过，被认为是公安部门的“胜利”！（不过也有160票反对，57票弃权。）
4．关于以“群治”包装人治，运动治国
无法无天和运动群众这两者是互为表里的文革运作方式。利用群众运动来“砸烂”宪法和法制，可“立竿见影”，而策动者可以在所谓“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旗号下，幕后操纵，而不承担个人专制和违宪的责任。不加节制的群众运动，也势必越出法制轨道。
文革的特色之一是“人治加群治”，运动治国，即以群众运动的外衣包裹起来的领袖专政，提倡所谓“群众专政”的“大民主”，纵容以群众斗群众、践踏人权。
文革后，虽然执政党宣布不再搞群众运动，但变相的运动则不因某个领导人的意志而终止。其中经常进行的所谓“专项斗争”，就是换个说法的群众运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严打”以及以后几次，虽然对维护社会治安不无效果，但由于仍然承袭过去的某些做法，举国动员，大搞运动，常越出法治轨道。运动中一些不是犯罪的行为被作为犯罪来对待，本来应该从轻处罚的却从重处罚了。有的地方还一仍旧制，规定杀人数字，产生一些冤假错案。“严打”还必然伴随着公检法三家联合办案，原有制度中的相互制约机制被搁置了。一个案件还没有经法院开庭审理，往往就提前由政法委决定了。
近年这类“专项斗争”，也形成对司法官员的政治压力，扭曲了司法公正。有的地方为了制造声势，又搞起群众大会“公审”，或押解妓女游行。最近河南省的周口项城市还举行“春季严打整治推进会”，将被拘押的41名“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疑犯反绑双手，挂黑牌，押到广场蹲下示众。
重庆的“唱红”也搞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以“传箴言”为例，据媒体报道，重庆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均被要求每人必须发n条短信，各个单位也下达了发送短信总量的任务。有的区县更成立了“红色短信研发中心”，组织专门人员创作编写“红色短信”。据《重庆日报》报道，市主要领导人2009年4月28日亲自创作并上传一条“红色短信”，这条“红信”到该年6月初已被转发了1600多万次。（见华龙网2009年6月3日报道）前些时重庆曾将15000套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光碟下发到全市所有学校。还组织千人来北京举行专题“唱红”大会。媒体报道说，从“唱红”、办“红色频道”，到现在“红色光碟”入校园，重庆可谓“全市上下‘一片红’”了。而这种红色运动的政治动机，无非是企图借恢复人们对已故领袖的膜拜，树立当地领导人的权威。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防止文革重演
上述文革某些元素的遗毒之所以还在一些地方、一些事件中表现出来，基本缘由还在于文革结束以来，我们虽然进行了经济改革和某些局部的政治改革，但产生文革的政治制度的根基基本没变。诸如“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第一把手说了算”，权力无制约，司法不独立，政法委擅权，公民无自主的选举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等等。这就是如温家宝总理所忧虑的：“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虽然历史条件已大不相同，像极“左”势力所盼望的全面复辟文革，难以如愿；但像重庆这样，特别是某些文革元素的局部乃至大面积复活，则已是可以触摸到的现实。
长期以来，人民期待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讲得口干舌烂，但政治体制改革还是难有进展。
正如今年2月23日《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所尖锐指出的：“现实中，或是囿于既得利益的阻力，或是担心不可掌控的风险，或是陷入‘不稳定幻象’，在一些人那里，改革的‘渐进’逐渐退化为‘不进’，‘积极稳妥’往往变成了‘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评论尖锐地指出：“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
现实昭告我们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已是民心所向。就连《人民日报》的子报《环球时报》所做的民意调查也显示：63%的受访者希望中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而且期待一场新革命的受访者居然占到49%以上。（见该报今年3月12日的英文版）面对这个看来使人惊心动魄的数据，不能不使人警悟，如果还依然不为所动，其后果就不是执政者所愿和所能承受得了。
且不论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必然要抵制政改；对于有心执政为民的领导人，我想也不必把政改设想为那么艰险复杂而趑趄不前。无论执政者还是社会精英，不必一想到政改，就是毕其功于一役地实行多党制，就是三权分立，就是普选……改革步骤不妨找准切入点和非改不可的急切点，然后平稳推进。以下几点，我认为是当下不难办到、也是迫切要做的：
1.通过“重庆事件”展开对文革的大讨论大反省
应当说，重庆刚刚经历了一场小文革，它已引起全民的热议。我们应当因势利导，迅速公布“重庆事件”、特别是其“唱红打黑”的真相，由此开展对文革历史真相的复原和研讨，反省文革产生的思想与制度根源，检讨其遗留的弊害，作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张本。
2.通过纪念82宪法诞生30周年，宣传宪政精神，由依法治国上升到依宪治国，落实宪法有关公民权利的立法
今年12月4日是我国1982年宪法诞生30周年。这部宪法是初步总结了文革教训的产物，它确认公民权利优先于国家权力的地位；初步摆正执政党在国家宪政体制中的地位；体现了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战略目标。在以后通过的四个修正案中，进一步确认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国家保障和尊重人权”等重要原则纳入宪法。它是四部宪法中比较好的一部。其最大缺陷是没有鲜明地明确司法独立原则，没有严格建立权力分立与制衡制度，没有确立违宪审查制度；宪法所列举的公民基本权利还有不少缺漏，宪法权利缺少或没有立法保障。
当前的首要任务，一是要在治国理念和法治建设目标上，由依法治国上升到依宪治国，建设宪政国家。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82宪法颁布20周年大会上曾指出：“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项根本任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还要特别强调吸取文革时期破坏宪法的教训：违宪、毁宪就有发生第二次文革的危险。
二是要立即落实宪法第35条的各项公民自由权利的立法。立即制定出版法、社团法、新闻法（《共同纲领》第49条曾确认“保证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以实现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这些法律早在上世纪80～90年代就已有草案，由于各种不成理由的原因而被搁置。鉴于我国宪法是“不可诉的宪法”，宪法所确认的公民权利也不是“直接有效的权利”，因为公民权利受到侵犯，不能直接适用宪法进行诉讼，必须有立法为据。在没有制定相应的法律以前，司法机关不能把宪法司法化，这样公民的权利得不到切实的保障。现今只有国务院或其部委制定的有关这些权利的行政法规或者规章，甚至红头文件，如宗教管理条例、出版印刷条例、社团管理条例、互联网的一些规定等。这一则违反了《立法法》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必须由全国人大以法律来制定的规定，是越权立法和越前立法；二则有关公民权利与自由的法律的立法主旨是要以保障公民自由为主，而现在的法规、规章、红头文件则以控制和限制自由为主。这也是违反公民权利立法精神的。
3．积极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培育公民社会的成长
上世纪80年代是文革的灾难推动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当前是两极分化和官僚腐败导致的民生危机与社会危机，引发对民权、对民主与宪政、人权与法治的需求日益增长。危机催生改革。中国从来是被灾难和危机逼上改革的“梁山”。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改革的社会动力主要来自备受文革磨难的“走资派”老干部和长期受精神压迫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的知识精英，以及被“一大二公”所掠夺、没有免于饥饿的自由的农民，那么，今后改革的动力何在？
我认为，值得重视的新兴动力是正在崛起的来自民间社会的维权力量。人民维权意识大觉醒，维权活动此起彼伏，它既是社会矛盾与危机的征兆，如能正确引导，也是推动和促进改革前行的巨大社会动力。其中一些在改革开放中被边缘化为经济上政治上受压抑的弱势群体，未能分享改革成果，反而利益受损。政治体制改革关系这些阶层的生存和自由，因而他们自发地强烈地要求实现公平正义的政治改革和司法改革。
近年来，从重庆“最牛钉子户”为房地产拆迁补偿不公而维权，到山西黑砖窑的揭露，厦门市民群起“散步”抵制有毒化工厂px的建设，以及华南“纸老虎”被网民戳穿，一些地方出租司机的罢运，等等事件此起彼伏。贵州瓮安县更爆发上万市民的抗议事件，由起初县委当局推卸是所谓“黑社会势力”的挑衅，到省委书记亲自出面问责县委领导的侵权，并予以罢官，显示出群众维权的正当性和监督力。危及百万婴儿的“三鹿奶粉事件”也是因媒体和网民的揭露，排山倒海的社会舆论，以及全国各地百位律师组成“三鹿奶粉志愿律师团”为受害者维权，迫使政府严厉追究责任人使之受到刑事制裁和民事赔偿，这些都是过去少见的。
更可靠的社会力量还是有组织的社会群体，他们正在形成能与行政权力抗衡的公民社会。现今很多社会事务和政府事务已由自愿组织起来的公民和相关社会组织运用其社会资源与社会权利来治理。他们对多样性的社会公益事业自动地自愿地做出及时的反应，有些可以比政府做得更好（汶川地震时第一个赶到现场施以救援的就是民间社会组织）。它们的崛起还可以制衡政府权力的滥用，防止权力的过分集中，使权力多元化和社会化。
去年延续至今的广东“乌坎事件”，一方是村民依法理性地抗争，抵制了基层贪腐官员的恶行，索回了部分被非法侵夺的土地，保卫了民主选举的成果；一方是党和政府由打压到理性地与村民平等对话协商，终于化解了矛盾冲突。其中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可以作为官方处理维权事件的重要参照。《人民日报》2011年12月22日发表时评《“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指出：“把握了群众利益的诉求点，也就把握了问题解决的关键点。”可以说是摸到了“乌坎事件”的脉搏。
由此，我们应当从单方面仰赖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移向关注自下而上的民间社会动力，着力研究和助推公民和社会组织依法进行维权活动，促进良性的非政府组织的建立和公民社会的形成。
最近广东省官方宣布，将逐步从行业协会商会入手推进社会组织体制改革，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表示，凡社会组织“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交给他们。广东省民政厅还表示要放宽社会组织的限制，对公益慈善类和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推行“去行政化”和“去垄断化”改革，采用登记制。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改革范围。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推广的积极举措。
只有这样依靠和发展来自民间的维权力量，并与党政内部力主改革的明智力量结合，上下互动，政治改革和法治的进步才有希望。
（作者为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博士生导师组成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责任编辑 洪振快）
见《炎黄春秋》2012年第6期
——————————————————————
《党内民主派的声音》第1-30辑网址：
第1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39162.html
第2辑http://club.148com.com/index.php?uid-20868-action-viewspace-itemid-10380
第3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40379.html
第4辑http://club.148com.com/?uid-20868-action-viewspace-itemid-11753
第5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50651.html
第6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54180.html
第7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54692.html
第8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58244.html
第9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60572.html
第10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63824.html
第11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67201.html
第12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67604.html
第13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69054.html
第14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71379.html
第15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72972.html
第16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75958.html
第17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76447.html
第18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77896.html
第19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79545.html
第20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1211.html
第21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1212.html
第22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1338.html
第23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3078.html
第24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3977.html
第25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4458.html
第26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4885.html
第27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6408.html
第28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7134.html
第29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7710.html
第30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8988.html
我认为温总理警告文革还有可能“重新发生”，绝非危言耸听。当然，历史条件不同，当前全面复辟文革的可能性不大；但文革的某些元素则事实上已在复活。这种事例几乎俯拾即是，只是我们习以为常，不以为意而已。
文革幽灵还在游荡
文革发生的基本特征，最显著的是中国特色的文革思维与制度：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质上是以阶级斗争包装起来的“以人为敌”（而不是真正“以人为本”）；二是迷信领袖的绝对权威，实质上是维护当政者个人的绝对专制；三是无法无天，踢开宪法，以党治国；四是以群治包装人治，运动治国。这可以说是文革的四要素。四者在文革后虽有所收敛，但其基本思维和制度并未清除，只是表现程度与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不能无视我们至今还在某种程度上生活在毛泽东及其文革的阴影之中，必须承认并切实清除文革遗产的现实有害影响。
1．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遗毒
毛泽东有句名言：“与人斗，其乐无穷”。他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并非真的客观存在阶级斗争，或者真的在搞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而只是以阶级斗争为包装，排除异己。
建国以来，他不断在人民内部以及共产党内找敌人，制造敌人。他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大多是先拿知识分子开刀，把他们归入“资产阶级”敌对势力；他搞“大跃进”，饿死几千万农民；直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打倒大批“走资派”老干部，最后连他钦定的接班人、“最最亲密的战友”也不放过。
毛泽东的这种思维，文革后虽有所抑止，但并未根治。如上世纪80~90年代，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遗产指引下，就进行过诸如“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以及“反和平演变”等等“对敌斗争”的运动。
如果说，文革时期对敌斗争的口号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黑帮——走资派”；前些时在重庆则是“黑打”。这些都是非法律的模糊语言，可以任意作扩大的解释。据媒体透露，重庆市几年来的打黑，不循法律程序，滥用拘捕、刑讯等非法手段，竟“破获”了600多个“黑社会组织”，抓捕成千上万人，制造了成百上千的冤假错案。他们蓄意将一些民营企业富商也当作“黑社会”头目扫除，并非法没收其资产，类似上世纪50年代对资本家的“五反”和“社会主义改造”。
近年党中央领导人虽然提出“以人为本”的正确指导理念，但一些部门和地方有些党政领导人常挂在嘴上的口头语仍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搞“分化、西化”、“和平演变阴谋”，“亡我之心不死”。这种过敏或过度反应，实际上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遗留。即使果有其事，也不能作为拒绝政治改革、打压公民和社会组织维权活动的借口。有些掌权者一遇群体性事件，往往不反思自身的过错，不尊重公民有批评建议检举控诉国家机关及其官员的宪法权利，就诬指民众是受境内外“敌对势力”挑动，以“维稳”的名义，动用警力予以打压。至于某些对国是有不同意见的所谓“异见”人士，也常被当作敌对分子予以严刑惩处。这些实际上还是阶级斗争的文革思维的体现。
2．关于维护领袖个人的权威，坚持“第一把手说了算”
文革的发生虽然有其社会基础和党的领导制度根源，但文革得以全面发动和延续十年之久不能扭转，则是基于毛泽东在党内和社会上早已牢固形成的个人绝对权威，并通过愚民政策制造了对他的绝对迷信。这是中国发生文革所特有的条件。文革后，这种条件似已随毛而逝，但其变种则还在流传。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固然否定了文革这场内乱，但只是否定了这场“革命运动”，并没有清算“文革思维”，没有彻底清理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政治路线与“党权高于一切”的高度集权的体制。相反，决议违反大多数老干部的意志，极力维护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地位与他遗留下的政治体制。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重要文章，要求改变权力过度集中和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体制和家长制特权等封建主义影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但事过30多年还未予实施。这也导致改革开放以来文革幽灵仍在天安门广场徘徊，不时左右我们的政局。
一个突出表现是，建国60周年大庆游行时出现毛泽东的方阵。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极“左”势力能在自己的网站上重新大树特树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大叫要“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而重庆的“唱红”，则一度形成覆盖全市3000万人的运动。据2011年11月25日的《重庆晨报》一篇报道称，从2008年6月份“唱红歌”运动三年半来，重庆一共举行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红歌传唱”活动23.58万场次，参与市民达2.87亿人次，总共挥霍掉几千亿元。（思宁注：原文此处失实。有关“红歌传唱”活动场次和人次的报道刊登于《重庆晨报》2011年12月19日a06版，并非2011年11月25日；报道并未提及花费的金额，更没有“几千亿元”的数字。所谓“挥霍掉几千亿元”只是网上误传的错误的计算结果。）单是2011年6月29日在重庆市奥体中心10万人唱红歌，一场就花掉了约1.0377亿元。重庆市政府还花费巨资竖立一个巨大的毛泽东铜像。这些动作，恐怕并非真心实意要学前人，而是要树立呼风唤雨的绝对权威。至于在韶山建立的毛泽东像则成为一座神像，受到善男信女的烧香跪拜。有些农村索性盖起类似土地庙的泥塑毛泽东庙，把毛泽东变为一尊可保佑众生的菩萨。
如果说，这些活动还只是蒙蔽一些善男信女，为复活对毛迷信造势；那么，各地“第一把手说了算”的现象与制度，则是毛泽东个人绝对权威体制在党内各级的潜规则和习惯思维的延伸。
文革中，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的一个著名的恶法《公安六条》，其中规定，凡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属于“恶毒攻击罪”，要给予最严厉的惩处。不少仁人志士就因此屈死于这一“恶法”。现今有的基层地方党政“一把手”在公民批评检举他们的丑行时，也滥用所谓“诽谤罪”、甚至“颠覆国家政权罪”，予以抓捕惩处。他们成了地方上的“小毛泽东”，而小民则疑似犯了文革中的“恶毒攻击罪”。
3．关于无法无天，踢开宪法，以党治国
文革是党的领袖个人发动的一场对全民实行全面专政的浩劫，当然只能是踢开宪法和法律、“砸烂公检法”、无法无天地恣意而行。
文革中，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就可以废掉一个依宪法经人大选举产生的国家主席。文革后也出现超越党章法定程序，在已退位的几位元老的“生活会”上，就可以促成废黜总书记。
文革前，国家的检察机关和律师已取消，文革中，公检法三机关合并为“公安政法部”，公安“老大哥”独断专行，制造各种冤假错案。
现今党的各级党委的政法委事实上也仍然凌驾于公检法司等国家机关之上，或取代了他们的职权。近年出现的一些错杀的冤案，其中有些就是出于上级政法委的强行非法干预所致。如河南“杀人犯”赵作海冤案，本来当地检察机关和法院人员认为证据不足而几次发回重新侦查，但迫于上级政法委的“指示”，只好硬判“死缓”。11年后，被“杀死”的人却忽然活着归来，从而宣告所谓赵作海杀人是彻头彻尾的冤案，赵作海也被无罪释放。但此前另一个情节类似的“罪犯”则没有赵作海的“幸运”，早已人头落地。
1987年中共十三大曾决定撤销中央政法委这个干涉司法独立的机构。但1989年发生“六四”政治风波后，1990年初又恢复了中央政法委员会。
公安机关和公安人员站在直面社会冲突、维护社会治安和人民权益的第一线，本应是一支勇敢战斗、为民服务的力量。长期以来他们位居“老大哥”的强势地位，受人尊敬，这自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但也由于他们手握强权，不受制约，也易于滥用权力。而各级政法委书记大多是原公安机关的首长。有的政法委领导人公然宣称司法机关是专政机关。有些地方的公检法机关成为地方贪官污吏的门丁和打手。重庆原公安局长和政法委书记王立军（思宁注：原文此处失实。重庆当时的政法委书记是刘光磊，王立军不是政法委书记。）的胡作非为就是一个恶例。他居然无视公民与媒体对公安等政府机关和人员的监督权，公然号召“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号称“双起”。再如对李庄律师的起诉和强迫犯罪嫌疑人去“检举”替他辩护的律师，在李庄刑满释放之前还企图另加新罪重审，其违反司法伦理、践踏法治的霸道，于此可见。
在民众的法治意识日益觉醒的今天，有些政法干部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无法无天，改而学会了“以法谋私”和“以法反法”的手法，即打着“依法办事”的幌子，其所依之法却是“恶法”，是为本部门本地方谋私的自定规章、红头文件。今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其第73条和第83条关于公安机关可以对他们独家认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和“恐怖活动罪”的犯罪嫌疑人予以秘密拘捕，无须通知其家属。这种只便利公安而侵犯人权的法条，就是公安部门的意志体现，它居然获得全国人大以2639票多数通过，被认为是公安部门的“胜利”！（不过也有160票反对，57票弃权。）
4．关于以“群治”包装人治，运动治国
无法无天和运动群众这两者是互为表里的文革运作方式。利用群众运动来“砸烂”宪法和法制，可“立竿见影”，而策动者可以在所谓“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旗号下，幕后操纵，而不承担个人专制和违宪的责任。不加节制的群众运动，也势必越出法制轨道。
文革的特色之一是“人治加群治”，运动治国，即以群众运动的外衣包裹起来的领袖专政，提倡所谓“群众专政”的“大民主”，纵容以群众斗群众、践踏人权。
文革后，虽然执政党宣布不再搞群众运动，但变相的运动则不因某个领导人的意志而终止。其中经常进行的所谓“专项斗争”，就是换个说法的群众运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严打”以及以后几次，虽然对维护社会治安不无效果，但由于仍然承袭过去的某些做法，举国动员，大搞运动，常越出法治轨道。运动中一些不是犯罪的行为被作为犯罪来对待，本来应该从轻处罚的却从重处罚了。有的地方还一仍旧制，规定杀人数字，产生一些冤假错案。“严打”还必然伴随着公检法三家联合办案，原有制度中的相互制约机制被搁置了。一个案件还没有经法院开庭审理，往往就提前由政法委决定了。
近年这类“专项斗争”，也形成对司法官员的政治压力，扭曲了司法公正。有的地方为了制造声势，又搞起群众大会“公审”，或押解妓女游行。最近河南省的周口项城市还举行“春季严打整治推进会”，将被拘押的41名“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疑犯反绑双手，挂黑牌，押到广场蹲下示众。
重庆的“唱红”也搞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以“传箴言”为例，据媒体报道，重庆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均被要求每人必须发n条短信，各个单位也下达了发送短信总量的任务。有的区县更成立了“红色短信研发中心”，组织专门人员创作编写“红色短信”。据《重庆日报》报道，市主要领导人2009年4月28日亲自创作并上传一条“红色短信”，这条“红信”到该年6月初已被转发了1600多万次。（见华龙网2009年6月3日报道）前些时重庆曾将15000套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光碟下发到全市所有学校。还组织千人来北京举行专题“唱红”大会。媒体报道说，从“唱红”、办“红色频道”，到现在“红色光碟”入校园，重庆可谓“全市上下‘一片红’”了。而这种红色运动的政治动机，无非是企图借恢复人们对已故领袖的膜拜，树立当地领导人的权威。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防止文革重演
上述文革某些元素的遗毒之所以还在一些地方、一些事件中表现出来，基本缘由还在于文革结束以来，我们虽然进行了经济改革和某些局部的政治改革，但产生文革的政治制度的根基基本没变。诸如“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第一把手说了算”，权力无制约，司法不独立，政法委擅权，公民无自主的选举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等等。这就是如温家宝总理所忧虑的：“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虽然历史条件已大不相同，像极“左”势力所盼望的全面复辟文革，难以如愿；但像重庆这样，特别是某些文革元素的局部乃至大面积复活，则已是可以触摸到的现实。
长期以来，人民期待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讲得口干舌烂，但政治体制改革还是难有进展。
正如今年2月23日《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所尖锐指出的：“现实中，或是囿于既得利益的阻力，或是担心不可掌控的风险，或是陷入‘不稳定幻象’，在一些人那里，改革的‘渐进’逐渐退化为‘不进’，‘积极稳妥’往往变成了‘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评论尖锐地指出：“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
现实昭告我们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已是民心所向。就连《人民日报》的子报《环球时报》所做的民意调查也显示：63%的受访者希望中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而且期待一场新革命的受访者居然占到49%以上。（见该报今年3月12日的英文版）面对这个看来使人惊心动魄的数据，不能不使人警悟，如果还依然不为所动，其后果就不是执政者所愿和所能承受得了。
且不论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必然要抵制政改；对于有心执政为民的领导人，我想也不必把政改设想为那么艰险复杂而趑趄不前。无论执政者还是社会精英，不必一想到政改，就是毕其功于一役地实行多党制，就是三权分立，就是普选……改革步骤不妨找准切入点和非改不可的急切点，然后平稳推进。以下几点，我认为是当下不难办到、也是迫切要做的：
1.通过“重庆事件”展开对文革的大讨论大反省
应当说，重庆刚刚经历了一场小文革，它已引起全民的热议。我们应当因势利导，迅速公布“重庆事件”、特别是其“唱红打黑”的真相，由此开展对文革历史真相的复原和研讨，反省文革产生的思想与制度根源，检讨其遗留的弊害，作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张本。
2.通过纪念82宪法诞生30周年，宣传宪政精神，由依法治国上升到依宪治国，落实宪法有关公民权利的立法
今年12月4日是我国1982年宪法诞生30周年。这部宪法是初步总结了文革教训的产物，它确认公民权利优先于国家权力的地位；初步摆正执政党在国家宪政体制中的地位；体现了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战略目标。在以后通过的四个修正案中，进一步确认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国家保障和尊重人权”等重要原则纳入宪法。它是四部宪法中比较好的一部。其最大缺陷是没有鲜明地明确司法独立原则，没有严格建立权力分立与制衡制度，没有确立违宪审查制度；宪法所列举的公民基本权利还有不少缺漏，宪法权利缺少或没有立法保障。
当前的首要任务，一是要在治国理念和法治建设目标上，由依法治国上升到依宪治国，建设宪政国家。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82宪法颁布20周年大会上曾指出：“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项根本任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还要特别强调吸取文革时期破坏宪法的教训：违宪、毁宪就有发生第二次文革的危险。
二是要立即落实宪法第35条的各项公民自由权利的立法。立即制定出版法、社团法、新闻法（《共同纲领》第49条曾确认“保证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以实现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这些法律早在上世纪80～90年代就已有草案，由于各种不成理由的原因而被搁置。鉴于我国宪法是“不可诉的宪法”，宪法所确认的公民权利也不是“直接有效的权利”，因为公民权利受到侵犯，不能直接适用宪法进行诉讼，必须有立法为据。在没有制定相应的法律以前，司法机关不能把宪法司法化，这样公民的权利得不到切实的保障。现今只有国务院或其部委制定的有关这些权利的行政法规或者规章，甚至红头文件，如宗教管理条例、出版印刷条例、社团管理条例、互联网的一些规定等。这一则违反了《立法法》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必须由全国人大以法律来制定的规定，是越权立法和越前立法；二则有关公民权利与自由的法律的立法主旨是要以保障公民自由为主，而现在的法规、规章、红头文件则以控制和限制自由为主。这也是违反公民权利立法精神的。
3．积极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培育公民社会的成长
上世纪80年代是文革的灾难推动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当前是两极分化和官僚腐败导致的民生危机与社会危机，引发对民权、对民主与宪政、人权与法治的需求日益增长。危机催生改革。中国从来是被灾难和危机逼上改革的“梁山”。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改革的社会动力主要来自备受文革磨难的“走资派”老干部和长期受精神压迫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的知识精英，以及被“一大二公”所掠夺、没有免于饥饿的自由的农民，那么，今后改革的动力何在？
我认为，值得重视的新兴动力是正在崛起的来自民间社会的维权力量。人民维权意识大觉醒，维权活动此起彼伏，它既是社会矛盾与危机的征兆，如能正确引导，也是推动和促进改革前行的巨大社会动力。其中一些在改革开放中被边缘化为经济上政治上受压抑的弱势群体，未能分享改革成果，反而利益受损。政治体制改革关系这些阶层的生存和自由，因而他们自发地强烈地要求实现公平正义的政治改革和司法改革。
近年来，从重庆“最牛钉子户”为房地产拆迁补偿不公而维权，到山西黑砖窑的揭露，厦门市民群起“散步”抵制有毒化工厂px的建设，以及华南“纸老虎”被网民戳穿，一些地方出租司机的罢运，等等事件此起彼伏。贵州瓮安县更爆发上万市民的抗议事件，由起初县委当局推卸是所谓“黑社会势力”的挑衅，到省委书记亲自出面问责县委领导的侵权，并予以罢官，显示出群众维权的正当性和监督力。危及百万婴儿的“三鹿奶粉事件”也是因媒体和网民的揭露，排山倒海的社会舆论，以及全国各地百位律师组成“三鹿奶粉志愿律师团”为受害者维权，迫使政府严厉追究责任人使之受到刑事制裁和民事赔偿，这些都是过去少见的。
更可靠的社会力量还是有组织的社会群体，他们正在形成能与行政权力抗衡的公民社会。现今很多社会事务和政府事务已由自愿组织起来的公民和相关社会组织运用其社会资源与社会权利来治理。他们对多样性的社会公益事业自动地自愿地做出及时的反应，有些可以比政府做得更好（汶川地震时第一个赶到现场施以救援的就是民间社会组织）。它们的崛起还可以制衡政府权力的滥用，防止权力的过分集中，使权力多元化和社会化。
去年延续至今的广东“乌坎事件”，一方是村民依法理性地抗争，抵制了基层贪腐官员的恶行，索回了部分被非法侵夺的土地，保卫了民主选举的成果；一方是党和政府由打压到理性地与村民平等对话协商，终于化解了矛盾冲突。其中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可以作为官方处理维权事件的重要参照。《人民日报》2011年12月22日发表时评《“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指出：“把握了群众利益的诉求点，也就把握了问题解决的关键点。”可以说是摸到了“乌坎事件”的脉搏。
由此，我们应当从单方面仰赖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移向关注自下而上的民间社会动力，着力研究和助推公民和社会组织依法进行维权活动，促进良性的非政府组织的建立和公民社会的形成。
最近广东省官方宣布，将逐步从行业协会商会入手推进社会组织体制改革，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表示，凡社会组织“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交给他们。广东省民政厅还表示要放宽社会组织的限制，对公益慈善类和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推行“去行政化”和“去垄断化”改革，采用登记制。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改革范围。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推广的积极举措。
只有这样依靠和发展来自民间的维权力量，并与党政内部力主改革的明智力量结合，上下互动，政治改革和法治的进步才有希望。
（作者为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博士生导师组成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责任编辑 洪振快）
见《炎黄春秋》2012年第6期
——————————————————————
《党内民主派的声音》第1-30辑网址：
第1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39162.html
第2辑http://club.148com.com/index.php?uid-20868-action-viewspace-itemid-10380
第3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40379.html
第4辑http://club.148com.com/?uid-20868-action-viewspace-itemid-11753
第5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50651.html
第6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54180.html
第7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54692.html
第8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58244.html
第9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60572.html
第10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63824.html
第11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67201.html
第12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67604.html
第13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69054.html
第14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71379.html
第15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72972.html
第16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75958.html
第17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76447.html
第18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77896.html
第19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79545.html
第20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1211.html
第21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1212.html
第22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1338.html
第23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3078.html
第24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3977.html
第25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4458.html
第26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4885.html
第27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6408.html
第28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7134.html
第29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7710.html
第30辑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8988.html
免责声明：本文中使用的图片均由博主自行发布，与本网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博主进行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