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民主派的声音（第29辑）

　　编者按：《党内民主派的声音》是思宁编选的中共党内民主派人士的文选，供中共党内外关心民主的人士参考。文选的作者主要是中共党员，其次是与中共党内民主派观点相近的党外人士。对原文中明显的错别字和错标点，思宁进行了订正。编选的标准由思宁自行判断，但文选中他人文章的内容不代表思宁个人的观点。今日编选的是第29辑，以后还将不定期编选。

　　　　　　　　　　目录

　　一　汪洋：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
　　二　李锐：关于党内民主的五项建议
　　三　贺卫方：政改建言录
　　四　王贵秀：冲破极左阻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五　张千帆：年轻人千万别缅怀“文革”
　　六　曹思源：从三千多万人饿死中应吸取什么教训？
　　七　李泓冰：请让孩子们拜读“家丑”

　　　　　　　　　　一
　　　　汪洋：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5月9日电（记者 董宇）今天上午9时，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开幕。汪洋代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届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汪洋在报告中指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也是建设和享有幸福广东的主体。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权利；造福人民，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切实维护并发挥好人民群众建设幸福广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人民首创，让人民群众大胆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
　　摘自《人民群众是建设和享有幸福广东的主体》，原文见http://cpc.people.com.cn/GB/164113/17845031.html
　　题图为5月9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代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届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南都记者马强 冯宙锋 摄）

　　　　　　　　　　二
　　　　李锐：关于党内民主的五项建议

　　我认为我们党实际上是一个农民党，毛泽东是一个农民领袖。大家知道，胡绳最后一篇文章就是写毛泽东是个民粹主义者，他是真正研究了党的历史。这就是我们最有名的历史学家胡绳得出的结论。党继承了毛泽东的传统，一个人说了算。
　　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我都向党中央进言，要求尽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宪政。今年要开十八大了，这个意见我还得提。
　　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大步推进党内民主。关于党内民主，我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一、完善选举制度：1.党代表由党员直选，各级党委不得操纵，要让那些讲原则、有独立思考能力、党员拥护、敢发表意见的党员出任党代表；2.各级党委由差额选举产生，候选人至少应多于当选人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3.中共中央委员应当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差额选举产生。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应当由全体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产生。
　　二、实行党政分开。党政分开是邓小平同志1980年提出来的。时间已过了31年。十八大以后应当组织班子切实研究，尽快提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实施步骤和日程。
　　三、从中央到地方党组织，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许可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各级党委不得干预司法。现在由党内的机构，政法委统管国家的公、检、法执法机关，同“依法治国”的方针相抵触，其弊端日益突显，应当尽快废止各级党组织的政法委。
　　四、党内不同意见可以公开表达，党员有权公开批评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政策。
　　五、党的领导人离职以后，应当停止他在职时的特殊待遇。废止领导干部在党、政、人大、政协四大机构轮流互相转任的现象，已经离职的领导人不得干预现任领导人的工作，不应当享受原来生活、保安等方面的特殊待遇。
　　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叫中国模式，中国的经济世界第二，到底这个模式好不好？
　　我们这个模式出现了薄熙来事件，薄熙来打黑，其实是黑打。因为他有权，他就在重庆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所以我到现在，对薄熙来事件持坏事变好事的态度，大家对不改革的后果更清楚了。薄熙来事件彻底暴露，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好处，不改革党还会不断培养出薄熙来一类的人。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般的违法问题，而是企图让被全党彻底否定的“文革”路线死灰复燃的问题，是一场路线斗争。
　　曾任毛泽东兼职秘书、中组部副部长的李锐2012年4月5日在《炎黄春秋》召开的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见2012年第5期《炎黄春秋》的《上下互动，促进政治体制改革——本刊座谈会摘要》，原文出处为http://www.yhcqw.com/html/qyt/2012/55/C498.html

　　　　　　　　三　　　　　　　　　　
　　　　贺卫方：政改建言录
　　　
　　【政改建言之政党登记1】温总常谈政治改革，汪洋屡说思想解放，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究其困难，在于缺乏具体内容及其相关实施途径。鉴于此，特以微博形式，略陈管见，以为野人献芹。第一，政党注册登记，以成为社团法人。六十多年来，无论中共，抑或民主党派，均无法人身份，流弊甚多。
　　【政改建言之政党登记2】无法人资格却行使广泛权力，于法律上便是有权力无义务，受此权力影响之当事人无从提起法律上之质疑；党自身也无从以法律手段保障自己利益。党章规定党须在宪法与法律内活动，但不登记则必定在法律之外，成为超越法律之权力，变成a duty-free Party。
　　【政改建言之政党登记3】另一弊端便是党库与国库不分。民主国家，政党财政依赖成员缴费、各种形式募捐及政府拨款，各项来源均需透明公开，以便监督。然而我党及各民主党派均依赖国家财政，专职党务人员之薪俸亦由国家支付。须知纳税人之贡献所支撑者乃世俗政府而非神圣政党。
　　【回应】唉，我也是出于关心和爱护党的立场才有此建言。//@我努力做好超级奶爸: @贺卫方 你的大部分观点，我都能理解和同意。但此问题我建议你放弃。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也不是一个法律问题，更不是一个逻辑问题，这是一个历史问题，政治问题，现实问题。出于关心你，爱护你的立场，进此善言。
　　【回应】呵呵，修宪未必激进，你不也要修宪嘛！//@yanqiang82: 贺卫方书生气太重。温总理敢呼吁政改，可是老贺的政改方案太激进了——让党到民政部去登记？有点不着边际，且涉及到修改《宪法》。其实，最靠谱的方法是在《宪法》中增加一句“法官只服从法律！”无数判决，必将持续地推进中国的宪政。
　　【政改建言之走出权力斗争窠臼】法治社会特征之一是政治问题法律化。无论党内抑或党外冲突，涉及到司法审判，均应严格依法律程序，保障被告人之辩护权，司法官职位独立并政治中立，审判过程真正公开，做到温总所说，对法律与历史负责。涉及高层案件亦当如此。有之，请从重庆大员始。
　　【政改建言之人大改革/代表数量】现规模近三千，无法议事，只能听报告，分组讨论不仅相互隔绝，更如在京召开之各省干部会议。应大规模减少代表数。可考虑每个地级市（直辖市则相当人口）产生一名代表，加上跨地域代表200人，总人数在600人左右，以真正议事（同时也避免常委会权力过大）。
　　【政改建言之人大改革/代表竞选】人大代表须竞选产生。可由不同党派、行业推出候选人或个人独立参选，地域代表由本地选民选出，不分地域代表则可考虑每省划分若干大选区，由大选区选民投票确定。地域代表须本地公民，不分地域代表不限户籍。
　　【政改建言之人大改革/代表专职化】代表之职不得兼任，必须专职并全职。国家财政统一支付工资以及必要之差旅费，还要确保每一位代表在人大会堂附近以及在所属地区分别有专门办公室，并配备秘书及专业助理若干人，以帮助代表对预决算案、立法草案、官员任命案等作出专业审议。
　　【政改建言之人大改革/会期】议员乃是以开会为工作的职业。民主体制下，需要议会审议事务众多，财政、立法、任免、质询等，不一而足。故一年之中总有半年以上时间属于会期。另外尚有各专门委员会对特定事项进行听证，亦属议会行使权力之常规途径。故全国人大每年会期十天许，迹近玩笑耳。
　　【政改建言之人大改革/坐席】现坐席安排以省份纵向排列，行政主导，且不便交流。应以党派划分，如执政党方阵在最右侧，跟据拥有席次多寡依次向左排列。每个座位设代表名牌，为便有效率的辩论，每人均有话筒。宜阶梯会堂并扇面布局。楼上四面设自由旁听席和记者席。
　　【政改建言之人大改革/党在人大】政党乃现代议会政治之支柱，但政党应在议会之下和之内，而非凌驾于议会之上，否则将与人民主权原则相抵触。政党之间在议会内交涉、冲突、妥协；政党均努力将其意志提升为法律。不经过议会，则政党无从管辖和调整本党之外之事务。此谓“党在人大”原则。
　　作者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见贺卫方的博唠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8663200102dwso.html

　　　　　　　　　　四
　　　　王贵秀：冲破极左阻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作为一种新的伟大革命，其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因为它的推进特别是实质性的推进，必然会遇到种种阻力。改革前期（20世纪80和90年代），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极左思潮和极左势力。改革后期（21世纪以来），改革已进入深化阶段，由于市场经济刚初步形成，还很不规范，而政治体制改革又严重滞后，在此情况下，一个强势的权贵既得利益阶层就得以形成。此时，改革的阻力，首当其冲的就是这种权贵既得利益阶层的阻挠和压制；其次也有极左思想及其指导下构建和固化起来的集权体制的禁锢。当前，这两种阻力突出表现在阻挠（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上。对于前者，我在《同舟共进》2010年第10期的一篇短文中曾指出：政改的最大阻力来自权贵既得利益阶层。这里着重谈谈冲破极左阻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一、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关于反“左”防右的论述
　　20年前，正当“左”的东西猖獗之际，邓小平针对长期存在的只反右不反“左”的积弊及其危害，作了深刻总结。主要包括：
　　1.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左”，而不是右。“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
　　2.这种危险的具体的突出表现。“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
　　3.“左”的可怕之处在于以“革命”的名义吓唬和打击人。“‘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被他搞掉了。”
　　4.总的结论是：“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一条带有规律性的基本经验，也是长期的战略任务。
　　这些论述为我们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排除“左”右干扰，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指明了方向，为建立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这不仅对当时的改革开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其精神对当前和今后的改革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二、历史上只反右不反“左”，越反越“左”的惨痛教训
　　只反右不反“左”或名为反“左”实则反右的思想和做法，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如此这般反对错误倾向，必然会越反越“左”，以至达到登峰造极，而造成难以收拾的可怕局面。这样惨痛的历史教训，实在是太多了。仅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党开展过多次所谓路线斗争，而每一次几乎都是反右，实际上没有真正反过一次“左”。而所谓反右，往往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把正确的当作右的来批，甚至“左”右颠倒，把“左”也当作右来批。有时也不得不表示要反一下“左”，但最终变着法子还是归于反右，于是就有了一系列极左理论和做法：以反“左”开始而以反右告终（如庐山会议）；有的名为批“左”而实为批右，如“四清”中有所谓批“形左实右”；林彪事件后又批其“极右实质”；粉碎“四人帮”之后还批了一阵子“假左真右”。这就是说，明明是“左”的东西或极左的东西，往往硬要说成（当成）右的东西来批、来整，这就使人谈右色变，患上“恐右症”，而“左”和极左却成了“革命”、“进步”的代名词。在这种政治生态下，奉行“‘左’比右好”以及怕右不怕“左”，“宁‘左’勿右”，患有“恐右症”者，以往不在少数；而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也不乏其人。
　　即使是在反对极左比较得力，推进改革比较顺利的时期，由于极左势力的反扑和干扰，而造成一定的曲折和反复，也时有发生。如屡有利用所谓“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或反对“西化”、“分化”以及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原则界限等等情况，这实际上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无限夸大，拒绝借鉴资本主义中所蕴含着的合理内容。我们知道，任何“主义”或“模式”都不能照搬，但这不等于不能借鉴，汲取其中合理的东西。
　　三、“左”右概念可否弃之不用
　　近来有人认为，随着“革命”的淡出，“左”右问题可以不必管了，其概念也可以淡出，以至弃之不用了。对此，我想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首先，有人对“左”右问题上所犯错误及其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深恶痛绝，急切地期望以后不要再搞此种“斗争”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其精神应该加以肯定。然而，这绝非不再提及“左”右问题，摒弃“左”右概念所能奏效的，而且，这会对分析研究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带来很多困难。试想，把“左”右问题上所犯错误作为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不仅需要牢牢记取，而且需要结合新的情况不断深化对它们的认知。再试想，在“左”右问题上长期形成的那些似是而非的糊涂观念以及错误做法，在现实中仍然这样那样地存在于一些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这些人往往继续用这些理论工具来分析研究当今许多现实问题，并用它们来表达和争论。如果“左”右概念一旦被废弃，那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工具与他们对话、交流、沟通呢？再试想，“左”与右的问题，“左”与右的概念，西方国家也在广泛使用。虽然，他们的用法和含义与我们大不相同（在他们那里，与右相对的左不加引号；左与右都是中性词），但我们分析研究西方国家有关左与右问题的社会思潮及其变化，不能不使用左和右这类概念。
　　其次，“左”右概念或“左”右问题本身异常复杂，加之长期错误地开展反右斗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造成了许多难以厘清的混乱，至今仍然困扰着人们。基于此，当前和今后，围绕“左”右问题、反“左”反右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的课题很多，如“左”右概念的由来（为什么通常我们在“左”字上加引号，而在右字上则不加引号）；“左”倾与右倾的区别和划分标准；“左”右倾与左右派的区别和联系；反对“左”右倾向与两条战线斗争；西方国家所说的左和右（或左派和右派）与我们所说的“左”和右有何区别；等等。要研究这类问题，非使用“左”右概念不可。
　　再次，当前改革遇到来自极左方面的责难不可忽视。最近几年，改革发展到关键时期，机遇与挑战共存，矛盾和问题突显。而无论是“老左”还是“新左”，几乎都把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归之于改革开放。当前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诸如公权滥用，市场扭曲；权钱结盟，贪腐成风；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官民矛盾加剧，伦理道德沦丧；等等，在极左眼光看来，都是根源于改革开放，根源于放弃阶级斗争，背离“继续革命”，使资本主义复辟。因此，要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出路只有一条：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继续革命”，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回到“文革”时期那种极左的一套，甚至比那时更“左”。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推进实质性的改革，使改革有所深化，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确实冲破那些干扰和抵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极左阻力。
　　四、当前的极左最突出地体现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
　　“左”、极左的具体表现及其危害在不同时期是有所不同的。因此，解放思想，冲破极左阻力的干扰和阻挠在不同时期应当有不同的侧重点。当前，“左”的、极左的干扰和阻挠最突出地表现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冲破极左阻力在这方面必须特别“给力”。只有这样，才能使改革实现重点突破，取得实质性进展。
　　一个时期以来，有些习惯于拿大帽子吓唬人的“理论家、政治家”（不妨称之为“左王”、“左顽”），常常故技重演，把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用过的“姓社、姓资”的大帽子，又动辄用在了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企图以此来阻止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深入研讨。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有些人对我国政治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很适合决策者的口味，或最容易被当权者接受，因此其影响不可小视。在他们看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本来就是很好的，或者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已经变得很好了，无须进行什么改革了。今后的任务只是进一步“完善”，使之不断得到巩固和强化。其奇妙的论证方法和政治逻辑是这样的：
　　他们对我国原有（或现有）政治体制（即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给予全盘肯定和高度赞扬，认为它是当今世界上最好、最优越的政治体制，既突破和超越了我国传统的集权专制（“集中”）体制，也突破和超越了西方民主体制，美其名曰“集权（集中）与民主相结合”的体制。其基本政治逻辑和路径是：在非常时期，把党国一体化（一元化）的高度集权（极权）动员体制发挥到极致，大搞突击性的群众运动，实现全民动员，不惜在全社会范围冲击和打破（打乱）正常秩序，从而取得别的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轰动效应。以此来证明我们的体制无比优越。其“有力例证”就是抗震救灾、举办奥运会等特殊事件。有的高层领导者，为了使这种体制的“优越性”持续不断地得到充分发挥，竟然扬言要把这种特殊情况下的非常之举 “常态化”，真是匪夷所思。有的政治学者为了用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证明我国现有政治体制无比优越，竟然不顾起码的逻辑常识，硬说北京奥运会与此前和此后的奥运会“完全不同”。请问：北京奥运会与其他所有奥运会“完全不同”或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岂不是说它根本不是“奥运会”吗？！那它成了什么呢？！把这种逻辑用在我们的政治体制上，那就是说，我国的现有政治体制与古今中外的其他所有政治体制都“完全不同”，岂不是说它根本不是什么“政治体制”，而变成了别的什么东西了吗？！以如此“左”的思维方式来评估和维护原来的极左体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岂不成了无稽之谈？！
　　当前，深化改革成为热门话题，但议论的几乎都是经济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等，而对政治体制改革偶尔有人提到，也是一带而过，大都讳莫如深，避而不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正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用大帽子吓唬人的极左思潮和势力，大有死灰复燃、卷土重来甚至变本加厉之势，使得“识时务者”只好在这方面不吱声。这从个人利害关系考虑，不失为一种明智选择。但是，从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当前面临的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考虑，这就很令人担忧。因为党和国家面临的最大、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正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而且有越来越滞后之势。这已经直接影响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直接影响到各级领导机关的民主科学决策，直接影响到行政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更加严重影响到反腐败斗争的成效和深入，等等。再不从实质上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现有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必然会加剧，从而引发社会以至政治危机。
　　五、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路径
　　要从实质问题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警惕和防止由对现实不满引向自下而上的传统“政治革命”，而坚持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包含着丰富的内容。而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党内民主建设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我以为，中共作为执政党在整个政治体系中处于极端的特殊重要地位，其自身的民主改革和建设，对国家和社会的民主化改革具有巨大的驱动力；作为全社会的先锋队政治组织，其自身的改革和民主建设，理应走在前列，给国家和社会作出示范，发挥带动作用；作为有严密组织系统和严格纪律的政治组织，率先实行民主改革，易于掌控和约束，困难和风险比较小，基于这些，把党内民主改革和建设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应该是最佳选择。
　　中共十六大报告把党内民主提升到党的“生命”的高度，并强调了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还具体指出，发展党内民主，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组织和党员意志的党内民主制度。这就从“基础”、“重点”、“入手处”和“目标”诸多方面为新时期执政党民主建设描绘出了一幅宏伟而清晰的蓝图。党内民主建设的当务之急是，按照中共十六大、十七大精神，着力做好以下工作：
　　（1）建立健全有关制度，以完备的制度保障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确实体现和落实党员的主体地位。而关键是实现和保障党员的思想言论自由权利。这是贯穿于党员八项权利的灵魂。
　　（2）改革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加大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力度。关键是建立党代会执行机关的常设机构——党代会常设委员会。
　　（3）调整和理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及其领导人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改变权力授受关系模糊不清以至颠倒的倾向，把“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思路细化和具体化，逐步见诸实践。
　　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原载《探索与争鸣》2012年（4月15日出版）第4期，见http://tszm.qikan.com/ArticleView.aspx?titleid=tszm20120402
　　　　　　
　　　　　　　　　　五　
　　　　张千帆：年轻人千万别缅怀“文革”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人大会议闭幕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再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文革可能会卷土重来。但令人奇怪的是，到今天，互联网上居然还有一些人对“文革”流露恋恋不舍的情结。他们主要认为，“文革”的时候没腐败、没贪官、没污染，社会和谐得很！这让我感到难以理解，甚至有点震惊。从1981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算起，“文革”已盖棺论定30多年，怎么今天出现怀念声？
　　当然，这种现象说怪也不怪。之所以有人认同“文革”、怀念“文革”，无非是因为这些人或许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文革”。除个别“过来人”，支持“文革”的网民很多是对它没有任何经历的“80后”或“90后”，以为“文革”就是“唱红打黑”、吃吃喝喝，天下哪有这样的美事？十年“文革”期间，且不说多少冤假错案，在数不清的“武斗”和镇暴中惨死的红卫兵就有多少？如果真把今天在风调雨顺中长大的年轻人放回“文革”社会，那样的日子恐怕连一天都过不了。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青年居然缅怀起一度让这个国家几乎毁灭的“文革”呢？原因很简单，他们不知道“文革”究竟发生了什么。
　　虽然“文革”结束后一度时兴过“伤痕文学”，但是这些揭露是远远不够的。今天已很难在民间书店里看到控诉“文革”遭遇的纪实小说，至多只能看到一些经过严格筛选的平铺直叙的史料，其中大部分可能还是翻译的外文版中国历史，而大众读者一般不太关心这些内容枯涩的材料。相反，一些极左网站却利用社会对腐败、不公的不满，把“文革”打扮成莺歌燕舞、均富廉洁的清平世界。在这种不对称的话语体系下，对当今腐败现象感到不满的青年很容易对从未亲身经历过的“文革”产生幻想。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年轻一代无从了解真实的“文革”。这使称颂“文革”的言论在社会上产生扭曲的历史观，认为“文革”不可怕，甚至“好得很”。既然中国民主不完善、法治不健全，不足以整治大小贪官污吏，就只有幻想某个“救星”出来伸张正义。
　　中国一些年轻人沉湎于扭曲的历史观，对并不遥远的沉痛教训一无所知，进而在无力改变的腐败、不公和挫败面前，一厢情愿地幻想通过非民主、非法治等非常规手段治理社会。
　　要让中国远离“文革”的阴影，只有也只需要落实宪法第35条对言论和出版自由的规定。只要允许正反两种意见自由辩论，人民不难辨明真相，并对“文革”等所有重大历史或现实事件做出理性判断。
　　作者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原载2012年5月7日《环球时报》，见http://opinion.huanqiu.com/1152/2012-05/2692167.html

　　　　　　　　　　六
　　　　曹思源：从三千多万人饿死中应吸取什么教训？
　　　　　　　　　　——接受环球时报记者的采访

　　赵：曹先生您好！
　　曹：让您久等了！
　　赵：您身体不好，还打扰你！
　　曹：接受记者采访也是一项社会工作啊，这是使命所在嘛。请教您尊姓大名？
　　赵：我叫赵倩，为了尽可能少打搅您休息，我长话短说。关于三年饥荒这段历史，你也有相当的研究，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提出过，后来在“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也提到过这些，各种历史原因天灾人祸都有。最近有些学者，像您这样的学者在网上也提出了这样的事情，这是有什么样的背景呢？
　　曹：问题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没有公布这段历史真相，造成数据上的空白。长期以来都说，三面红旗是伟大的，所谓三面红旗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不承认大跃进中饿死人的事实，这个资料长期以来是保密的，1960年到现在也有五十多年了，最近已经超过了保密时限，所以中央把这些解密了，解密以后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在一定范围里放开了，于是就形成了一种矛盾，部分研究工作者知道这些历史，59、60、61前后这三四年里全国饿死人的总数3755.8万人，3755.8万人是怎么来的呢？是各个地方报上来的。周恩来总理给各个省打电话，让他们把饿死人数报上来，材料集中在周恩来这里然后转报给毛泽东，这个数据是逐级报上来的，显然会小不会大。一个县委，死了五万人，只会报三万人，两万人，不会说死了8万人。没有夸大的倾向，只有缩小的倾向，因此经过研究饿死3755.8万人作为官方统计数字，应该讲是最低限度的数字，分析结果有可能是四千多万，我们不用四千多万，我们用官方的统计数字，也就是3755.8万，这是最低限度的可靠数字，由于这个数字目前只是解密了，并没有全面公布，只有一部分人知道，大部分人还不知道。对此我有体会，我在一个小会上讲59、60年饿死人的教训，当时有个年轻人说不可能，如果死了这么多人，怎么我没听说过呢？然后我给他作了详细的解释，他还半信半疑。长期的保密数据在一定条件下解密了，多数人还不知道，难免会发生争论。这个争论是好事，不是坏事。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可以让我们对历史上重大的情况了解得更清楚，能更好地吸取教训。
　　曹：刘少奇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事实上，根据我研究的资料，据水文气象部门报告，59、60、61这三年的降雨量，成灾面积跟历史上比较，是风调雨顺，三分天灾都没有，完全是人祸，是共产风，瞎指挥，是我们集权的体制造成的。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各种灾害，包括旱灾、水灾、地震等等中国饿死的总人数是2991万。这三年比五千年饿死的人数还要多出765万。这个数字之惊人是可以看出来。不是天灾，不能冤枉老天爷，掩盖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和领导体制上的弊端。
　　赵：现在还有个问题，我手上拿了本书，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第二卷，560页到570页，是关于大跃进和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当时是以“钢”为纲，追求高指标，导致农业和轻工业的下降，也有些详细的数据，当时的农业减产额多少。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跟您说的一致？
　　曹：应该说是部分一致、部分不一致，这本书是官方出版的。据我所知，当时没有批准他们看档案，写这么大的历史著作不让看档案是很可笑的，也是不严肃的，而且这本书所提到的是只死了一千万人。
　　赵：它是1960年一年，没有说是三年的总数。它的原话是1960年比上一年人口统计减少一千万。
　　曹：这个数字我在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上也看见了，应该讲不完全是实事求是的。当时思想刚刚解放，或者说是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出版的，数字一千万显然是大大缩小了的。
　　赵：您是不是说，现在解密了，应该把所有真实的数据都公布出来，进行深入的反思，是吗?
　　曹：对，有一个前提，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所有的政府工作人员包括统计工作人员和党史工作人员都是公仆啊，应该对公民负责，应该全面地、准确地公布事实。因为只有这样公布数字才能吸取教训。我想补充两个问题。为什么在三面红旗的号召下会饿死这么多人，哪怕一千万也是够惊人了。饿死这么多人还长期保密，没有告诉老百姓，原因在于党的体制是集权制，大权掌握在毛泽东一个人手里，这样在决策中出了问题就要掩盖；而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是三权分立，党内也要三权分立。我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是中国社科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毕业的。在马克思创立第一国际的时候就提出了三权分立，决策权属于党代会，执行权属于党的中央委员会，监督权属于党的监察机关。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把三权集中到他一个人手上去了，于是三权变成一权，导致了俄共和共产国际的重大损失，当然也包括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第二个问题，如果中共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实行了三权分立，决策权属于党代会，执行权属于中央委员会，监督权属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毛泽东在三项领导职务中只能担任一项，他可以担任党代会主席，或者当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或者当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他不能把三项职位全当了，尤其不能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之下把纪律委员会的权力削弱。如果是三权分立，这个错误早就揭发了，由于毛泽东要掩盖错误，导致了三面红旗的教训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刘少奇跟毛泽东争论过，说饿死这么多人是要写上历史书的。毛泽东害怕自己身后被刘少奇揭发，所以要打倒刘少奇，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就是为了掩盖大跃进的错误、掩盖三千万条人命死亡事件。这是历史表达出来的逻辑。而为了今后避免这种错误，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要追究谁的责任，而是要检讨，在党的领导制度上进行反思，在十八大上应该对体制进行变革。这是我补充的两点。
　　赵：您是说要对中共的体制进行变革。
　　曹：对，就是要三权分立，而不能一权管三权。实际上现行党章已经写了最高权力属于全国党代会，而中央委员会受党代会的委托来执行党代会的决议，它行使的是执行权，纪律委员会行使检查权。中国共产党现在迫切需要落实党章的三权分立。
　　赵：那现在纪律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之间也是互相监督的吗？
　　曹：不是的。本来嘛，规定中央委员会和纪律委员会都是党代会选举产生的，都来源于党代会，这两权应该是平行的，但是党章另有一条说，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均受同级党委领导。在这种体制下，各级纪检委员会怎么能监督和检查中央委员会及各级党委呢？
　　赵：关于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的林社长，对他的公开道歉您有什么评论吗？
　　曹：我没有看到，请你念给我听吧。
　　赵：他就两句话，很短，“抱歉：我对大跃进那段历史缺乏研究，掌握情况不够，这两天接到网友很多信息，告知当年悲惨情况，得以了解更多事实，内心深受震撼，我的个人不当言论引发国人很多痛苦回忆，伤害了很多人的感情，为此深感歉疚，向大家道歉，感谢网友指正我的错误，并愿意和大家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曹：我的评价是，该同志能够认识错误，而且知错就改，不要追究他的责任了，应该欢迎他和大家一起客观研究党的历史教训，推动中国共产党的体制变革，最主要是推动党内民主建设，防止灾难重演，希望你们的报纸能强调这点。
　　赵：有几句话您有没有听说过：“有人为了糟蹋毛主席，竟然夸张三年时间饿死几千万人，有人为此专访了最严重的河南很多村庄，情况根本不是污蔑的那样，乡亲们只是听说过饿死人，而并没有亲眼看见饿死人，能真正见到饿死者为极少数。转发者近七千人，评论者五千余人，并没有谁告诉我他家里是谁饿死了。可只是在那里叫嚷死了几千万人。”这是之前网上的一些评价。他们错在哪呢？
　　曹：因为事情发生在五十多年前，从1960年到2010年，你要去调查的话，五十年前的人很多已经不在了，调查有限，研究不够。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大跃进饿死人的事情，已经有很多材料了，他没有研究这些材料。最大的问题在于研究调查不够。
　　赵：您提到的人为因素，就是共产风，瞎指挥，集权制这三点吧。
　　曹：对。
　　赵：就是说没有很好地深入调查研究，所以大家都在说58年大跃进，没有说58年大灾荒啊。
　　曹：这个矛盾有个暴露的过程，当年瞎指挥，大家都去砍树来炼钢，谁去管粮食的事？粮食熟了没有收，放卫星，逼着人家讲假话，我当时上小学，我看见报纸上说，河南早稻卫星越放越高，亩产22万斤。如果向国家交一半，就要交11万斤，哪里有11万斤可交呢？把家里的全交上去也不够啊，家里没有留下口粮，当然要饿死人啦。当时宣传说人民公社是天梯，共产主义是天堂。共产风的直接工作就是消灭私有制，消灭的不仅仅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且是生活资料的私有制，这不就要饿死人吗？共产风来自毛泽东的一些讲话说，现在看来共产主义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大概几年就能建设成共产主义，那就叫做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竞赛。
　　彭德怀当时是国防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在党中央会议提出问题被毛泽东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于是在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全国打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三百多万。本来庐山会议是反左的，会前已经定了是要纠正左倾风，由于要打击彭德怀，居然把反左倾改成反右倾，并推向全国，结果左上加左，饿死人就更多了。
　　赵：我明白您的观点了。
　　曹：研究这些问题也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啊，有利于推动党内的领导体制的改革。不承认历史事实，就不能吸取历史教训，那就难免让历史悲剧一再重演。
　　　　　　　2012.5.2  21:00
　　作者是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总裁、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所长，见曹思源的博客http://caosiyuan.blog.ifeng.com/article/17662044.html

　　　　　　　　　　七
　　　李泓冰：请让孩子们拜读“家丑” 
 
　　最近，关于“大跃进”继之以“大饥荒”的话题成了舆论焦点，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迄今，这还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
　　并不是没有权威的说法，比如被广泛引用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称：“1960年，中国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一千万……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最严重的后果和教训”；曾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秋瑞经过研究，认为1958年到1963年，非正常死亡是2158万……
　　这样伤惨的一段历史，对国人该是刻骨铭心之痛吧，何况距今并不遥远。但是，若从街上随手拉个路人，恐怕鲜有人对这段历史能说得明白，中学历史教科书上也一笔带过，不光是孩子们，连一些读书人也不免茫然。
　　一场灾难，并没有肃然地郑重进入国人的集体记忆。公开出版的若干权威史著说明，这并非不可碰触的禁忌，然而毕竟是家丑，能不提就不提罢。而被选择性“不提”的，还不独是这一段“家丑”。
　　据称胡适说过，历史不过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罢了——其实胡适很冤，原话并非如此，且他对历史的态度还是颇严谨的。适之先生被冤的事情并不少，也犯不上替他辩这一件。而历史被有意无意地冤枉或被现实需要打扮，确实很多。秉笔直书的史家董狐，似乎什么时候都不受待见。
　　以史为鉴，洞昔是为了知今。失了诚信的历史，有如一团模糊的镜面，照出的现实也必定走样。如果，对曾经的家丑一直讳莫如深，甚至还被一些人刻意美化，比如“文革”，那么中国改革的初衷也就成了一团模糊，必要性大打折扣，连为什么出发都忘记了，又如何继续走下去呢？事关中国发展的路径选择，兹事体大呵！
　　我向读高中的女儿借历史课本一看，她却指给我看她正在读的一部砖头厚的美国历史教科书，感叹说，这美国人写自己的历史有意思，越是他们丢脸的事儿写得越细，比如歧视黑人那一段儿，还有大萧条啊，虐待华工啊，麦卡锡啊，真是历历如绘，读了半天，也没找着几段说他们“伟大成就”的。哦？美国人这一招狠啊，家丑扬给下一代，那是为了警醒惕惧后人，绝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其实，我们也不乏这样的史观。31年前，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一份振聋发聩的文件，从政治上彻底否定了“文革”等“家丑”，让刚刚开始还有些踉跄的改革步伐走得更加坦然自信。与此同时，政治上的否定，还需要系统而翔实的真相剖白、细节呈现和深刻反思来支撑，更要严肃地进入全民族特别是下一代的集体记忆——中国不改革便危乎殆哉，也才能成为民族共识。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给历史整容，会唐突了现实，苍白了未来，弱智了后人。最可怕的，是家丑还可能重现，君不见，仍有人在为“文革”招魂么?
　　请让孩子们拜读“家丑”，而要是谁愿意回到“文革”，自己穿越便罢，别拉着13亿人陪葬……
    作者是人民日报上海分社副社长，原载2012年5月4日《新民晚报》，见http://xmwb.xinmin.cn/xmwb/html/2012-05/04/content_4_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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