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迪网友ere今天在猫眼发表的《[原创]方舟子的父亲到底是谁？》明显是断章取义的恶作剧。
　　思宁知道，ere意图借此讽刺方舟子质疑韩寒的方式。但是，ere的手法相当拙劣，只能蒙那些容易偏听偏信、缺乏考证搜索能力的网友。其实，只要查阅原文，就知道方舟子的生父肯定不是张局长。因为，方舟子“母亲在那里藏了一夜”之前，就“怀着”方舟子“已有八九个月的身孕”了。
　　思宁认为，方舟子有权质疑韩寒，但涉及代笔问题应注意署名权的私权性质，不能意气用事地贸然下结论，以免涉嫌侵害名誉权。对方舟子质疑韩寒的方式当然可以批评，但不能采用ere这种下作的涉嫌侵害名誉权的手法。
　　当然，从句群和句子语法表达的角度看，方舟子这句“母亲在那里藏了一夜，第二天由张局长护送到祖母家，因此才有了我”确实属于因果关系表达有缺陷的句子。如果改成“母亲在那里藏了一夜，第二天由张局长护送到祖母家。母亲安然脱险，因此才有了我”，就可以理顺因果关系，说明怀孕的母亲躲过了造反派的袭击，因此正常产下了方舟子。
　　思宁关于质疑韩寒的有关文章《就质疑韩寒答凯迪网友问》请见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8086840&boardid=1&replyID=2065105&page=1&1=1#2065105网页。
　　ere的帖子和新语丝网站方舟子的原文均附在后面，供网友明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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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8090080&page=1&uid=&usernames=&userids=&action=
[原创]方舟子的父亲到底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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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次转到微评 ere 于 2012/2/5 12:46:07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方舟子的父亲是谁？这个问题在方舟子的文章中有提及，方的父亲是一名法院院长，在家里办大小案件，每天上门求办事的人络绎不绝，很是威风。
但，在方舟子所写的文章中，我们发现了另一条线索。
方舟子发表于《中央日报》国际版1994年4月26日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结果父亲走后第二天，便有一队人马团团围住我家大院，把紧闭的三寸厚大门砸得砰砰响。母亲慌得六神无主，在那堵墙边高喊“张局长救命”。隔壁的张局长闻讯，在另一头架了个梯子，使母亲得以翻墙而过。当时的公安局虽然已经瘫痪，但余威犹在，还无人敢去围攻。母亲在那里藏了一夜，第二天由张局长护送到祖母家，因此才有了我。

从上文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方舟子的母亲是在张局长那儿过了一夜后，才有了方舟子的。
这就叫人很矛盾了。
到底方舟子的父亲是法院院长，抑或是公安局局长？
我们所有的分析都来自方舟子自己所写的文字，如果排除代笔或者团队创作的可能的话，那么，其文字应该是方舟子自己内心的表达。从作者的文字进而分析作者的生活环境、家庭状况，乃至内心世界，这是合理的学术分析，相信方舟子自己，也不会对这种分析说三道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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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xys.liruqi.info/fang/doc/prose/wusheng/gongan.txt

　　　　公安局长与父亲

　　　　　 .方舟子.

　　我小时候我家住在一家大院里。这座大院是原来当地首富的住宅，三层的楼房，非常的气派，当街的墙上有守卫用的枪眼，护家的大门则足足有三寸厚。一九四九年当地首富全家乘自己的汽船逃到台湾，房子便充了公，分给三户干部，每户一层，我家住二楼。
　　大院的隔壁即是公安局。二楼廊道紧靠公安局的那堵墙不知为何只砌了半人高，上半部全空着，宛如一个很大的望窗，从那望下去，即可以看到公安局的天井。我小时候，常常借助椅子爬上这堵半墙，为的是能俯视公安局大院。公安大院我从未去过，未免有一种神秘感。母亲在房里见到，总是赶快过来抱我下来，有时会对我说，她当年为了逃命翻过这堵墙，是隔壁的张局长救了我们母子。
　　那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父亲作为一个小官僚，免不了要受到造反派的围攻批斗。文攻武卫欲演欲烈，象父亲这类有枪的官更是成为造反派抄家抢劫的目标，眼看形势不妙，父亲便躲到乡下祖母家。母亲当时怀着我，已有八九个月的身孕，行动不便，想生产后再去。结果父亲走后第二天，便有一队人马团团围住我家大院，把紧闭的三寸厚大门砸得砰砰响。母亲慌得六神无主，在那堵墙边高喊“张局长救命”。隔壁的张局长闻讯，在另一头架了个梯子，使母亲得以翻墙而过。当时的公安局虽然已经瘫痪，但余威犹在，还无人敢去围攻。母亲在那里藏了一夜，第二天由张局长护送到祖母家，因此才有了我。好几年过去了，母亲回想此事，仍心有余悸：“要不是张局长……”，而我则象听故事一样不停地追问结局：那些人后来冲进来了没有，抢了咱家了吗?
　　张局长和我父亲年轻时一起在上海的政法学校受训，算是同窗；回到家乡一个当了公安局长，一个负责法院工作，中共公检法一家，也可说是同僚，交情非同寻常。张局长当了十几年局长，政绩自然不少，最为脍炙人口的是破除迷信时胆大包天，亲自砸了当地百姓所膜拜的明朝太师公的祠堂。此事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张局长的儿子碰巧不久出麻疹夭折，信徒们便都说是太师公显灵，闹得满城风雨。张局长的另一大政绩是据史书的记载制造了一个“刺笼子”。这个铁笼子只有半人高，仅能供一人立足，前后左右上下全布满了倒钩铁刺，犯人关进去，不能站不能动不能坐甚至不能蹲，只能弯腰拱背半立半蹲，不到半个时辰，肯定什么都招了，那种就要被刺着的滋味实在要比已被刺着恐怖得多。
　　到了一九七六年，“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一朝皇帝一朝臣，张局长和其他几个曾权倾一时的旧朝红人被打成了“四人帮”的小爪牙，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十五年徒刑。在审讯期间，张局长据说也尝到了刺笼子的滋味，演出了一幕现代请君入瓮。中共的法院，在当时是没有一点独立性的。五年以下的徒刑，由县委常委讨论决定；五年以上的，则报市委常委审核。张局长的十五年徒刑，便是他过去的政敌现在的常委公报私仇的结果。作为法院院长，其权力就只是能参加定罪量刑的讨论，以及担当万人宣判大会的宣判长。当时的法院院长，一位原籍山东的南下干部，因为“四人帮”爪牙的嫌疑而被迫告老还乡，作为第二把手的父亲便责无旁贷地成了宣判长。这种万人宣判大会，学校照例要组织学生参加以接受教育。看着一排反革命五花大绑在台上示众，对于我们是一件很刺激的事，而最刺激的莫过于当宣判长宣布：“现在宣判如下”，反革命分子齐齐被按跪在台上的那一瞬间，人群涌动，大家都站起来踮起脚根想看清反革命分子被按跪时的丑态。当父亲以铿锵有力的闽南话宣布：“判处现行反革命犯张××有期徒刑十五年”时，十岁的我，在小伙伴的羡慕目光的包围下，骄傲得就象做宣判的就是我自己。真的，我当时一点都记不得母亲曾经告诉我，张局长可算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无法推测父亲当时的心情。那次宣判会后不久，有了新的院长，不必再由他出头露面了。他转而主管民事诉讼案件，房地产纠纷、财产继承之类与平民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大问题。处理民事纠纷，对于贪官，是一项油水十足的肥差，所以当时的民事审判庭庭长乃是当地的一霸，上街买菜从不用带钱夹；而对于清官，却是一项得罪人的苦差。以父亲有口皆碑的廉洁奉公，软硬不吃的作风，上上下下得罪的人一定不少。当时我家已搬到法院大院，来求父亲的人，早晚络绎不绝，父亲也就只好在家里办公，从此我家争吵怒骂之声不绝于耳。父亲也从此除了一大清早到郊外散步一圈，以及偶尔坐上吉普去开会外，几乎是足不出户了，大约怕的是有人拦在街头纠缠。
　　进入八十年代，邓小平上台，拨乱反正收买人心，张局长和他的难友们一起被提前释放，官复原职自然是不可能了，便用闲职安置。张局长在农村政策研究办公室挂了个副主任的虚名，除了领工资的那天去一趟办公室，便在家赋闲了。他是闲不住的人，所以便广交朋友。我就常常看他笑迷迷地在街上走。张局长已不是局长，但虎落平阳，雄风不减当年，熟人碰见，依然毕恭毕敬地叫“张局长”，他便大声地寒喧，说笑，在满脸堆笑的脸上再也见不到一丝当年局长的威仪。
　　张局长当年要树立艰苦朴素的形象，居家破旧得与其身分很不相符。这回没官一身轻，便可以明目张胆地大兴土木了，当然其新屋气派，是远不如当今公安局长的住宅的。新屋落成之后，厅里整日高朋满座，座上宾客已无达官显贵，都是三教九流的平民百姓，而尤以青年人为多。
　　我们两家，自从张局长入狱后，便再无来往。现在呢，父亲闭门不出，倒免了在路上遇见老朋友的尴尬。母亲是常在外面走动的，肯定有与张局长碰面的时候，她如何应付，从未听她谈起。我因为与张局长的小儿子是高中同班同学，虽然关系一般，逢年过节，也会上他家玩玩。张局长因我是稀客，总是拿出好茶招待，问寒问暖，但从不问及我的父母。在他看来，我只是他儿子的同学，而不是我父亲的儿子。在他面前，我总想：他是否还记得他曾经救过我？过了这么多年，经过了这许多事，他大概早已忘了。
　　三年多前，父亲退休赋闲了。但凡曾经显赫一时的贪官污吏一旦失去了权力，从此就门可罗雀，而清官退休后却会反而门庭若市。我家据说依然热闹如故，只是上门的不再是求情的当事人，而是串门的亲朋好友了；所听到的不再是争吵，而是欢笑声了。这也许是作为清官的唯一安慰了。而父亲也开始问心无愧地四处走动，并且筹建新房。在世风日下的今天，人们更加怀念正直清廉的好处，而已跳出了是非之地的父亲，便成了人们心目中清官的典范。只是我已远隔重洋，无法恭逢其盛。在来访的客人中，会不会有张局长？父亲会不会成为张局长的座上客？我想不会的，虽然我很希望父亲和张局长这对老朋友能够“相逢一笑泯恩仇”，因为他们已历尽劫波，殊途同归了。
　　　　　　 1993.5.
　　（发表于《中央日报》国际版１９９４年４月２６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