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民主派的声音（第26辑）

　　编者按：《党内民主派的声音》是思宁编选的中共党内民主派人士的文选，供中共党内外关心民主的人士参考。文选的作者主要是中共党员，其次是与中共党内民主派观点相近的党外人士。对原文中明显的错别字和错标点，思宁进行了订正。编选的标准由思宁自行判断，但文选中他人文章的内容不代表思宁个人的观点。今日编选的是第26辑，以后还将不定期编选。

　　　　　　　　　　目录

　　一　温家宝：尊重人民要求变革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
　　二　俞可平：不进行竞争性选举，选举可能变成推举
　　三　中共广东省委：“裸官”原则上不得担任党政正职
　　四　木然：民主素质论可以休矣
　　五　程敏：中国改革论坛会议综述
　
　　　　　　　　　　一
　　　　温家宝：尊重人民要求变革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
  
　　凤凰卫视：您访问中多次讲到西亚北非问题，并说要回应人民的诉求。作为中国的总理，对于中国人民的诉求怎么回应？怎么避免出现动荡？
　　温家宝：我确实是在同各国领导人会谈当中，多次就西亚北非局势以及当前海湾和中东的局势进行过深入探讨。我明确表示，要尊重各国人民要求变革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我认为历史归根结底是人民创造的。任何政府的责任都是为人民谋利益，除了这一点以外，它不应该有任何特权。
　　在信息化的条件下，国家的管理、政策和规划的协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对政府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之所以一再强调改革，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还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政府要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改善政府的工作，以更好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造福人民。任何动荡都有其内因和外因，但我以为，内因还是主要的。对于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来说，就是要坚定、勇敢地担当起责任，而且不谋私利。
　　摘自2012年1月18日《温家宝在结束对海湾三国正式访问前夕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实录》，题图为温家宝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原文见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16917021.html
　　

　　　　　　　　　　二
　　　　俞可平：不进行竞争性选举，选举可能变成推举

　　关于竞争性选举，俞可平认为过去十年这方面进展很少。他说，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没有竞争性选举，选举就可能变成推举。但竞争性选举也有相当大的困境：不进行竞争性选举，民主政治就难有突破性的发展，若推进竞争性选举，则有可能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
　　他指出，民主选举解决权力产生的问题，民主决策解决权力的运用问题，对于民主政治而言，这是两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在民主选举方面，我国现行法律的制度授权相对不足，但在民主决策方面现行的制度空间则相当广阔，但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可忽视，主要体现在决策民主的制度化程度不高，一些好的做法得不到更大范围的推广，形式主义现象在各种协商民主和决策民主尝试中比较普遍存在。
　　过去10年，中央屡屡强调要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的渠道，但俞可平认为，这方面的探索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求，渠道严重短缺，政府对公民参与处于被动应付的局面。
　　俞可平还列举了其他方面的不足，如在权力监督方面的突破性举措不多，主要局限于体制内的自身监督，体制外的公民监督严重缺乏。维稳方面，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机制尚未建立，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机制正在积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政府自身建设的重点之一是增加公信力，但在俞可平看来，政府的公信力正在严重流失，依法行政的程度还不高，离法治政府的目标还有遥远的距离，科学的政府绩效和国家治理评估体系急需建立。
　　摘自2012年1月12日《南方周末》钱昊平的报道《“不进行竞争性选举，选举可能变成推举”》，原文见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16917021.html

　　　　　　　　　　三
　　　　中共广东省委：“裸官”原则上不得担任党政正职

　　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积极探索加强监督党政正职的有效途径，落实党政正职不直接分管人、财、物和行政审批等制度。进一步健全关键岗位领导干部交流轮岗制度。不断完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及重要问题核查制度，防止隐瞒不报、只报不查。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原则上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敏感岗位的领导职务。探索建立党员领导干部个人财产报告制度。建立防止利益冲突机制，探索领导干部利益回避声明承诺制。充分发挥党的纪律监督、人大依法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政府行政执法监督和司法监督的职能作用，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功能，综合运用巡视、审计、信访等监督手段，构建立体监督体系。建立案件查处情况分析研究制度，做到查处一个案件，解决一批问题，教育一批干部，完善一套制度。
　　摘自2012年1月20日《南方日报》文章《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加强市、县领导班子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摘要）》，原文见http://news.southcn.com/g/2012-01/20/content_36742133.htm

　　　　　　　　　　四
　　　　木然：民主素质论可以休矣

　　台湾大选让民主不适合国情论破产，让素质论破产，让先锋队论破产，让中国模式论破产，让经济决定论破产，让中国特色论破产，让普世价值顺产。国情论、先锋队论、中国模式论、经济决定论都与素质论有关，那就谈谈素质论，看看素质论是个什么论。
　　素质论就是中国人的素质低，素质低第一不能搞民主，第二不会搞民主，第三搞民主一定会乱，第四搞民主一定会大倒退，第五，搞民主一定会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只有在将来的某一天，中国人的素质提高了，中国人才可以搞民主。简言之，中国人在目前是搞民主的劣等人，什么时候变成优等人了，中国才可以搞民主。素质论绑架了中国的民主，素质论绑架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权力绑架了素质论。
　　素质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只要不讲民主，中华民族文化就源远流长，中华民族文化就可以走向世界，中华民族就是一个有素质的民族，每一个中国人都为中华文明五千年感到骄傲，中国民族文化在面向世界文明中，包容、理性，善于吸取外来的文化。只要讲民主，中华民族文化一下子就如同得了阳萎一样，不能勃起，素质不行，能力不足，没做好民主的准备，这也不能搞，那也不能做。见着西方文明阳萎，见着自己文化如同吃了春药，坚韧挺拔，走自己的路，走专制的路，一路走下去，一直走到死胡同，仍然坚持着说，中国的春药就是好，中国的素质一定要伴着中国的春药一起吃，这样才威风凛凛，威武有力。
　　素质是精英的堡垒。素质是精英挡枪眼的地方。在过去，一出事故，官员们就找阶级敌人，找地富反坏右，他们素质低，只有破坏，没有建设，且亡我之心不死。在现在，一出事故，官员们就找农民工，因为农民工素质低，农民工没文化，没教养，不懂技术，在他们身上出事故是正常的。一出现群体性事件，就找敌对势力，敌对势力素质差，不看中国发展的主流，只看事物发展的支流。素质差，成为官员躲避责任、推卸责任的理由，也成为不搞民主的理由。中国人素质真差，所以中国人不能搞民主。
　　逻辑分为两种，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逻辑，中国逻辑就是不讲逻辑，中国逻辑也是不攻自破的逻辑。素质低不能搞民主，素质高的总是可以搞民主了吧？中国的民主，没有从素质高的地方搞起来，城市是文化中心，城市没有搞民主，大学是文化中心的中心，倒成了权力者的应声虫，各种社会科学院所，没有搞民主，臣教授、臣研究员、臣专家随处可见，位高权重的人素质高吧，可政客充斥于上层、中层、下层，上层官员的随意一句话，都成了重要讲话，成为重要指示。这些人的素质如果不高，那就没有高素质的人了。高素质的地方，高素质的人群，却没有看见民主的影子，反而看到专制的影子到处游荡。
　　搞民主是这么简单，它与素质高低没有什么关系。素质高的可以搞民主，素质低的可以搞民主，即使承认素质低，也是权力惹的祸，因为权力总是把他的臣民当成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孩子素质总是低的，孩子也总是没有经验的，而权力是成年人，成年人总是素质高的，素质高的总得要看住，要管住素质低的人。权力这样做，就是想充当国家的大家长，把臣民当成自己的孩子，好打，好骂，好管理，权力运用好自由，听话的给块糖，不听话的看棍棒。权力把国当成家，把家当成国，国与家不分，权力者越老，孩子越大，也是孩子。
　　我们以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没有素质，搞不了民主，结果社会主义国家搞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胜了。解体之后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走了民主的道路。于是我们把眼光放在非洲，以为非洲人素质低，缺衣少药，物质不发达，精神也贫困，结果非洲人也搞了民主，埃及、突尼斯、也门、利比亚也在摇晃中走向民主。我们以为亚洲人素质低，生活低搞不了民主，生活高也搞不了民主，结果日本在二战之后就搞了民主，韩国搞了民主。我们以为中国人素质最低，中国人搞不了民主，结果新加坡人搞了民主，台湾搞了民主。我们以为我们的邻国搞不了民主，穷得像要饭似的，结果泰国搞了民主，缅甸也在动荡中走向民主。我们以为社会主义国家搞不了民主，结果越南把民主搞得也不错。
　　从古到今的统治者都以为人民素质低，都搞不了民主，结果却是民主形成了世界潮流，大有滚滚向前之势。
　　那么低素质的人在做什么呢？低素质的人在维权，在搞民主，在实行自治。各种各样的群体性事件有低素质的人在抗争，有低素质的人在捍卫着宪法的权利，在担卫自己的权益。实行民主的不是素质，而是利益。乌坎事件再一次表明，低素质的人完全可以搞民主。搞了民主不但不会降低素质，反而会不断提高素质。民主成了培养公民的大学校。就是承认素质不行，那也得提高素质吧，就是按着邓小平说的本世纪中叶搞民主，小学也得有公民课本，对小学生进行公民教育了，三十年之后他们得搞选举了。按着中国人现代的水平，搞选举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开始时有贿选，范围一大，规模一大，贿选很难成功。有人说辛亥革命后的小学课本就有公民教育，现代人的公民知识都不如那个时期的小学生。
　　说实在的，幸亏有台湾，我们才知道中国人会选举，选举也做得很好，如果没有台湾，我还真以为中国人不行，是劣等人呢，还真以为中国人素质很低呢。有了台湾，我才知道，中国人什么都很行，搞民主一定行。选举不是素质，选举是选票。有了选票，中国哪个地方都可以搞民主。
　　目前在中国周围已经形成了民主的包围圈，惟一的出口就是朝鲜，朝鲜再往前走，也是民主的海洋，中国不能绕道朝鲜再走向民主。民主的包围圈不能突围，只能入围，入场券不是素质，而是选票。       
　　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原文见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1342

　　　　　　　　　　五
　　　　程敏：中国改革论坛会议综述

　　2011年12月3日，在邓小平为推动陷入停滞的改革发表南方讲话二十周年来临之际，为探讨深化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问题，由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和经济观察报社共同主办的“2011中国改革论坛”在北京举行……国内思想界、学术界专家学者50余人参加了论坛。与会者围绕“现状与未来——探究建设性改革路径”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下面是部分与会者的发言摘录。
　　一、对改革开放的回顾与反思
　　朱学勤（上海大学教授）：中国共产党是在苏共影响下发展壮大的，一般来说，在苏共发生的事情，总是要二十年以后，才能在中国发生。但是唯独上世纪70年代的这场改革，我们提前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发生了“文革”。激发中共改革一个关键性的要素是什么呢？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设想，自始至终是要整党内走资派。所以十年“文革”准确地说，是官不聊生的十年。正是由于“文革”极端的刺激，安子文出监狱第一句话就问，谁来监督毛泽东？如果没有“文革”，安子文这些人，不可能问出这些问题，是毛逼官反，十年官不聊生，产生了改革的动力，改革的愿望。
　　胡德平（全国政协常委、经委会副主任）：肯定毛泽东推动历史前进的功绩，否定他思想中的封建意识，空想社会主义的糟粕，才是客观的唯物主义态度。比如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是按照“文革”以来的既定方针办呢，还是依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走一条新路，而且对此新路也需不断严肃认真地检验呢？我的观点是选择后者。不取后者，就没有今天的成绩。即使对今天发生的问题也可以及时改正。
　　王海光（中央党校教授）：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没被城市所接纳。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有个和过去农村境遇的比较，能够安于城市的底层生活，那么第二代农民工，他们是在城市里面生长起来的，已经回不去农村了，但是他们也不能真正进入到城市主流中去。如果处理不好农民工二代的问题，很可能就是造成以后社会崩溃的社会力量。
　　与失地农民相对应的，是高等教育的“大跃进”。我们的大学生们，大批找不到工作。他们有一定文化程度，又没有工作，这对于任何社会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在这种激进的城镇化过程中间所造就的问题，恐怕会造成下一步的社会爆炸。
　　王占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当前的政治危机的最大焦点实际是官民矛盾。导致这种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官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官方再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旗号下实施高压维稳，尽管也能收到一时之功效，但终究会因缺乏正义性而使官民矛盾更加激化，导致更大的动荡。
　　何兵（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目前改革的压力是维稳，背后原因是失控。失控表现在：第一，中央对地方的失控。比如中央的法令地方不执行，比如拆迁。第二是党组织对党员失控。比如出事的官员都腐化。第三，是人民对官府的失控。小事没人和你讨论，大事不让你讨论，说是政治，只有政治家讨论。第四，是道德对人心的失控。四种失控不断强化，最后必然导致社会的动乱，原因在这里。
　　鄢烈山（《南方周末》评论员）：当年搞改革开放，就是出于民间的压力。现在，人们的权利意识提高了，压力来自权利意识。这种要求民主宪政法治的压力，是对公平正义的渴望，是更高层次的，是正当的、有益的。这些压力都是改革的动力。
　　于建嵘（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没有压力，就没有改革。中国改革的压力到底在什么地方？
　　这十年来中国的法制出现了退步，社会最基本的规则发生了变化。所以带来了民众与执政的、中央与地方多层关系的利益博弈，越来越多民众的利益受到了侵害，所以民众的所谓抗争越来越强。众多的一票否决，是政府为了应对这种压力，采取各种方法来消减中央压力，所以我认为这三个政治板块，中央、执政政府和民众，中间的空隙是我们要探讨的。
　　二、当前政治经济面临的困局
　　江平（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党政不分是我们政治体制里面长期的一个弊端，这是当前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党权和政权，应该说在我们国家长期以来是分不清的，党权也就是政权，政权也是党权，因为政权是党打下来的。
　　王长江（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教授，书面发言）：西方各国政党对官员任用权的控制之所以被人们普遍接受，因为无论它们的控制多么紧，都始终给公众留下了选择的权利。而我们的问题在于把“党管干部”简单理解为党委、组织部门甚至书记说了算，这就把“党管干部”的原则和公众的选择权对立起来了。
　　郭道晖（《中国法学》原主编，法学家）：中央提出的理念或口号，从字面上看来是美好的、必要的，但在落实上经常遇到某些主管部门和地方当局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诸多阻力，导致落在枝干，而回避了根本，甚或偏离、扭曲了这些口号的本义。
　　陈小鲁（政治学家）：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怎么样？我认为应该变成上下互动，现在这个局面我觉得很好，学术界、思想界都生动活泼，有左派，也有右派，这样一个矛盾交锋的结果，也可能把中国的改革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2001年以后，我感到改革仍在继续，但面临的问题也多了，主要是以权力为中心，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它们取得国家或各方面资源的支配权，要固化这些利益，这样激化了多数弱势群体和少数强势集团之间的矛盾，官民矛盾突出，各种群体事件爆发性增长即为证明。
　　第一个十年，是上下结合搞改革，老百姓有要求，领导层也支持，当然也有矛盾，包括反精神污染等，但总的趋向还是上下结合搞改革，社会多数人认同改革，包括党内高层、中层和基层老百姓。后来十年，强势集团利用权力，攫取改革成果，甚至以维稳为借口，封杀反对意见，把持话语权，引起社会不满，对改革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大了。
　　孙立平（清华大学教授）：改革开放三十年中间是有两个非常不同的阶段。一个大规模的改革过程，总要包括两个过程，一个是体制变革的过程，一个是结构变迁的过程。体制变革是指一套制度的转变，结构变迁是指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前半段是体制变革推动结构变迁，体制变革造就了新的社会力量，到了后半段，实际上是在体制变革当中形成的社会力量定型了，它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开始左右体制变革的过程。这个转型陷阱的逻辑就是这么发生的。谁在定型这个东西？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三大既得利益集团、权贵集团、垄断国企集团、金融-虚拟经济集团，这是最主要的三股力量。定型下来的是什么东西？最简单地说，就是权力加市场的体制。然后这个体制将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我概括成三个东西：一个叫畸形发展；第二是定型的结构；第三是溃败的社会。
　　汪玉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我们长期以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下端改革推进，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端，一直没有实际的推进。我把中国政治体制分为上端下端，下端是行政体制改革，上端还有更核心的要素：第一，宪政体制；第二，政党政治；第三，社会主义民主。第四，社会主义法制。在政治体制上端的四个层面，更具有决定意义，恰恰这四方面我们提出的仍然不够。
　　周为民（中共中央党校理论部主任、教授）：中国这样的一种改革，它的方式是渐进的方式，渐进改革的方式，它本身也是有局限性的，它的局限性有这样几点：
　　第一，因为采取渐进改革的方式，所以改革当中的每一步推进，包括每一个改革措施，往往都是与旧体制妥协的结果。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和旧体制的妥协，可能是妥协过大。第二，我们在渐进改革当中，往往容易导致一种倾向，就是始终回避、绕过实质性的改革。第三，就是改革当中的机会主义的倾向。第四，就是在这个渐进过程当中，旧体制的控制方式、控制因素，乃至于一些控制机关，它的权力，它的控制方式迅速地进入刚刚形成的新的市场关系当中。
　　陈坡（政治学家）：现在应该要提出非常具体的落实1982年宪法关于公民权利的主张。为了落实公民权利，有三个法律急待制定和出台，这就是出版法、新闻法和结社法，如果没有这三个法律，中国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产生。我觉得这三个法律的推出和制定，可能是开启今天和明天宪政改革道路，是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既正当又合法的一个非常根本的保证。
　　李楯（清华大学教授）：法学界在90年代初就提出，最可担心的，是有法律，无法治；有宪法，无宪政。　
　　王海光：从2000年以后，城市化的进程骤然加快。这种激进的城市化进程，实际上是国家用行政权力，强制实现的发展。各地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所谓“经营城市”的方式，是低价从农民手里把土地套过来，高价卖给开发商，政府拿中间差价。许多地方政府的城市化是盲目开发，负债经营，搞了许多华而不实的建设，政府的楼最高，广场最大。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柱是卖地，依靠土地财政维持政府的运转，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如果说过去国家对农民的政策是剥夺他们的粮食的话，现在是借城市化的名义，剥夺农民的土地。因拆迁征地激起民怨，维护土地权益的群体性抗争事件层出不穷。在造成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同时，也给干部的腐败提供了机会。
　　童之伟（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经济问题的病根往往在政治。政治资源由极少数人垄断，而且是按计划分配，是经济上分配贫富差距过大且趋于固定化极为重要的原因。没有政治资源的市场化及民主化分配，就必然形成新阶级或者既得利益集团，而且这个新阶级它的阶层和成员会趋于固定化。新阶级之外的，或者既得利益集团之外的人，无法进入那个圈子，他们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会运用一切手段反对改革或改变利益分配格局。这样一来的话，所有的走向共同富裕的改革方案，都不大可能获得通过，通过了也难以真正实施。
　　蔡霞（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从社会关系上讲，我觉得非常紧张，现在的情况是权力通吃贫富，穷人富人一块儿吃。有钱的人，有本事的人，趁着钱没有被吃完，自己还能够出逃的时候，已经走了。这两年的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给我们显示的信号，是对中国的前景不看好。
　　周天勇（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我们国家现在存在的麻烦是什么呢？第一，不允许贫民窟存在。第二，城中村又给拆了。第三，小产权房又不允许，商品房又买不起。那么这以后城市陆续增加的几亿人住哪儿？这个问题是最关键的一个事，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引起重视。政府各个部门没有用未来眼光来考虑这个事，保障房是肯定解决不了的，所有的路子堵死了最后怎么办？一个是就业，一个是居住，这两个东西你怎么办？城市化这么迅猛地推进，你让他回去种地不可能。我这几年一直在注意这个问题，这是最大的问题，我们都没给出答案。
　　吴思（《炎黄春秋》杂志总编辑）：不稳定因素究竟有多大力量？2011年的公共安全预算为6244亿元人民币，比前一年增长13.8%，确实超过了军费开支。这可以作为不稳定因素的度量。维持均衡状态的代价越来越大，也就是稳定性越来越差。任何社会都有公共安全问题，都要支付相应的开支。但我们知道一些现有体制特有的不稳定因素。
　　每年十几万起群体事件，这是一大类，背后牵涉到公民权利的保护，还有不健全的司法制度。土地问题牵涉到土地产权制度，还有土地财政以及财政制度这一系列的事。
　　另一大类，包括对各种公民社会组织的防范。还有对媒体的控制，从报刊出版到网站和微博，这方面也是耗资巨大。
　　这些东西的背后，又涉及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涉及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自主，涉及传媒和文化产业的控制，涉及全社会的道德重建。这是一些隐性的成本。更进一步，还涉及所谓的软实力问题。中国在这些领域里不能取得应有的成就，其实就是变相支付成本。
　　所以，这个体制虽然基本稳定，但前景并不那么乐观，当然也不那么悲观。继续坚持下去，集中资源，大笔投入，稳定十年八年未必办不到。有的老师说，新一代农民工，失业大学生，可能是乱源。这是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解决的问题。目前正在扩大社会保障体系，再把“非公36条”多落实几条，增加就业机会，不见得就乱得起来。政治体制依然可以不动。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
　　江平：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党政分开。第一个原则就是党权和政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绝对不能混淆。政权是公权力，而党权是领导权。第二个原则，就是政府和国家的权力，必须有人民授权作为基础，这个权力的合法来源来自哪里，应当明确。第三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什么地方有权力，什么地方就要有责任，权力和责任是应当一致的，应该有监督的机制和责任的机制。
　　郭道晖：作为执政党，最迫切的改革任务是由搞阶级斗争的革命党、专政党，转型为实行宪政民主的执政党，依宪执政。
　　保育钧（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说到底，中国的事，这个改革，那个改革，不解决什么叫党的领导问题，解决不了。党的领导，第一是政权，第二是军权，第三是人事权，第四是思想权，第五是财权。现在只能抓住具体的问题，党的五个领导权一个一个来落实。把党的领导分解一下，一个一个地来往前突破、渐进式地一步步往前推进。
　　我从财权入手，写了一篇《加快财政体制透明化的改革》，希望财政透明。财政问题是政府在抓的，但财政领导小组都是党而不是财政部抓的。现在是进了一步了，透明一点儿，尽管还不满意，报流水账。但是还有三个部委，外交部、侨办等，到现在不公开。财权现在还可以掀开盖头布来看一看，掀开一点点难度就相当大，公共财政全公开很难。
　　华炳啸（西北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目前，可供选择的政改路径主要有四大类，即财政公开化路径、社会自由化路径、基层民主化路径与宪政制度化路径。财政公开化、社会自由化、基层民主化的积极推进，能够推动实现局部的“增量民主”，为宪政制度改革积累有利条件，但政改的成败最终还是要看系统性的“存量民主改革”——即国家宪政制度改革。
　　积极稳健的正确选择也许是，优先推行经济改革，再推行社会改革，最后水到渠成地推行政治改革，并要保证使宪政制度改革走在自发成长的社会动员与政治参与的“高热期”前面。
　　秦晖（清华大学教授）：历史上所有的财务公开，都是老百姓要他花钱，但是他又不能任意收钱，导致财政承受不了，出现很多赤字的条件下，他才会有动力，到了那个时候，他就会亮账本说，你看我这个账上只有这么多钱，你们要求我承担的，我承担不了，到底是让我多收点钱，还是让我少办点事呢，如果到了这一步，财政公开就有了，宪政也就有了，这两者就是一回事。
　　王长江：我们可以设想把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套在一起开，这类似于每年二、三月间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交错进行的方式。具体的交错形式，可以采取党代会稍先、人代会稍后的做法。党代会和人代会套开，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它可以把党的决策和人大的决策很好地结合起来。党的纲领在讨论过程中实际上能不断从人代会那里得到反馈，便于及时调整和修正，人代会上关注的热点问题，也同时会成为党的代表大会关注的问题。不仅如此，什么内容应当写在党代会的决议中，什么内容应当由人大出面决定，过去常常会发生一些混乱，要么相互打架，要么相互推诿出现空白点。现在则由于两个大会都仍在进行中，实际上为相互之间就上述问题进行交流和协商提供了一个足够的时间和平台，这就有效避免了党代会越俎代庖、人代会权力被架空的情况的出现。
　　第二，它可以把党推荐人才和人大选举很好地结合起来。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党代表的产生和人民代表的产生可以更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二是把党委会的选举和政府机关领导人的选举更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党代会和人代会套开还有助于解决其他可能发生的问题。例如，当某个政府岗位应选人数为一人，而人民代表推举出的候选人不是中共党员时，党代表大会可随时推出一名本党候选人参与竞选。
　　我们党应该选派自己最有能力的骨干参与公共权力的竞争，而不是把他们留在公共权力之外，处于一种从体系外不合法理地干预公共权力运作的状态。实行竞争性选举和党代会、人代会套开，为此提供了可能。在党代表大会上推举出的候选人，既是党的委员会的候选人，也是人大、政府职位的候选人，均实行差额推荐和选举。
　　于建嵘：县级政权改革可能才是今后中国的方向，县级政权改革要从人大制度开始，从司法相对独立开始。在今天的中国，中央要控制地方最好的方法，就是司法。怎么使司法脱离地方的控制，可能是中国改革的第一步，中央怎么使地方的司法脱离地方，我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县级法院，中级法院的人财物完全脱离地方，中央对法官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法官实行高薪，法官实行流动，使司法能够去监督地方，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认为要做的，应该就是开放人大，真正实现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第三，在行政改革方面，真正培养地方政治家是将来要做的工作。
　　陈小鲁：改革，要坚持普世价值，要坚持宪政民主的思想理念。在启蒙阶段，在民主、普世价值比较深入人心的情况下，我们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分权阶段，党政分开，立法和行政分开，现在很多人大代表都是政府官员。落实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比如新闻、出版、言论、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逐渐地宽松一点，放开一点，当然是不同层级。到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进入宪政阶段，就是比较完善了，形成了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当然这是理想的。
　　马立诚（《人民日报》前评论员）：村委会选举已经20多年，该往前走了。1998年以来，已经有三个省进行选举乡镇长的试验，取得了经验。其中一个是四川遂宁市步云乡乡长直选，我参与了这件事，选得很成功。新的领导班子应该在全国推进乡镇长选举，取得民主建设的突破。　　
　　李丹钢（政治学家）：需要有一个改革路线图。第一步是由以党治国向宪政治国来发展。第二步就是宪政文化环境形成后，再迈向宪政民主。
　　王占阳：针对不稳、对抗与动荡，真正切合实际的良方实际只能是官方通过改革实施对于全国人民的“让步政策”，从而从根本上缓解积怨已久的官民矛盾。
　　政治体制改革核心是什么？是建立民权中心，这个民权中心就是建立真正的人民代表大会，必须要把选举搞起来，我主张在今后十年时间把县级和县区级的竞选搞起来，下一个任期再一个十年，把间接选举的竞选搞起来，然后是党政分开的问题。
　　何兵：很多人只看到选举制的民主，没看到陪审制民主的重要性。陪审制全世界都在搞，只有中国不搞。这是人民有秩序的民主的最好形式。西方人将陪审制比喻为自由的明灯，宪法的车轮。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制度。
　　唐欣（政治学家）：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呢？第一件事，政府要摆正位置。把它看成是决定中国共产党命运的政治大问题，我们应该敬畏人民对我们的服从和尊重，要抓紧时间转换。第二，变国有制为公有制。公有制是大伙儿的，但是公有制有个问题，如何防止内部人侵害股东的利益，这可是大问题。第三，加强社会管理，由社会团体自己管理自己。
　　蔡霞（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人口结构的转变，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变而引发人口结构的转变。农民工转变的问题，又和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刚好冲突叠合在一块儿，我们现在的所有代价都让农民自己来承担。政府收了这么多钱，能不能专门拿出一部分资金来，专门用于人口结构的转移，人口结构的安置，对他们实行市民保障待遇，而不要让农民自己通过所谓被迫地卖掉什么东西来获得他自己的权利保障。
　　王长江：党在干部的培养、使用、任免等各个环节都可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影响，但不能架空、取消甚至侵犯公众的选择权。这应当作为“党管干部”原则的底线。超越了这条底线，就违背了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
　　唐欣：未来能做的事，第一件大事就是一定要提倡启蒙运动，要把思想启蒙运动当成一个长征来看待。第二个要做的，就是变我们党的集中民主制为民主集中制。列宁党的特点叫集中民主制，是先集中，后民主。最后就变成个人专制了。我们党五年或者十年以后，能不能考虑实行民主集中制，就是政治局服从党中央，党中央服从党代会，党代会服从全党。　　
　　鄢烈山：未来的改革路径，应该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民间应该通过各种渠道，来施加压力，我们希望上层能够更开明。再就是各行各业各界的精英要允许竞争，这个竞争现在有一点点，但是很少，这种竞争是良性的竞争，党内有竞争才有民主。
　　汪玉凯：最近有调研说，90%的中国老百姓都希望民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我们下一步的关键，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就是最高权力交替机制的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关键是要启动解决最高层的权力交替，不是要靠人，要靠机制，靠制度，靠这个制度通过选举，扩大差额选举。首先通过党内扩大差额选举，包括政治局委员，扩大差额选举以后，包括最高领导人都可以采取竞争式的产生办法，只有把最高层级制度理顺以后，才能谈其他的。
　　马晓力（中央统战部原四局副局长）：1980年8月18号，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那篇讲话，太精彩了。他说之所以能导致“文化大革命”，让我们在十年当中陷进去出不来，就是权力过于集中。我听刘澜涛说：“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善男信女，不停地给他烧香，把他都熏黑了，我们还要烧。”有什么样的臣民，就有什么样的君主。中国要进步，必须把臣民变成公民。
　　1987年，我曾经给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提了一个建议，政治体制改革只能是先中央，后地方，先党内，后党外，搞一个很大的路线图。中央设立三个委员会，先把自己的权力制约一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绝对是不能有升迁需求的人来担当。
　　李永忠（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现在无论是左还是右，都需要达成一个共识，这个共识都在反腐败上，就必然形成对权力的分解。
　　上世纪末，湖南有一批学者，他们主张用廉政账户来化解腐败，主动退赃以后不影响什么东西。这个建议当时准备抛出来，结果有的民众不干了，民众不干，上面领导也不敢干了。其实这些钱一旦退出来以后，工人农民的问题可以得到一些解决，其他一些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
　　吴思：1992年1月份，邓小平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说当年改革怎么难，我们的办法，就是三句话：允许看、大胆试、不争论。允许看，就把反对者稳住了。大胆试，可以把积极因素给调动起来。当时一争论就问姓社姓资，一句不争论，就把这个稳住了。这三句话，在顶层设计的意义上，完成了一个授权，对于第一线的改革者的授权，当事人可见机行事，伺机突破。
　　现在的舆论环境跟过去大不一样，不争论应该改成可讨论。如果模仿邓小平当年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式，建设性的改革路径是现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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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炎黄春秋》2012年第1期，原文见http://www.yhcqw.com/html/qyt/2012/16/121612329AA4K38614EJ5682I4E7KBJ2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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