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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民主派的声音（第2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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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民主派的声音（第24辑）
编者按：《党内民主派的声音》是思宁编选的中共党内民主派人士的文选，供中共党内外关心民主的人士参考。文选的作者主要是中共党员，其次是与中共党内民主派观点相近的党外人士。对原文中明显的错别字和错标点，思宁进行了订正。编选的标准由思宁自行判断，但文选中他人文章的内容不代表思宁个人的观点。今日编选的是第24辑，以后还将不定期编选。
目录
一 乔石：一定要把民主的旗帜牢牢掌握在我们手里
二 汪洋：要切实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
三 崔武年：我对政治改革的十三点看法
四 张天潘：维权才能走出维稳怪圈
一
乔石：一定要把民主的旗帜牢牢掌握在我们手里
摘自田纪云《回忆与乔石同志相处的岁月》一文关于民主法治部分：
我在八届人大常委会与乔石同志共事的五年，心情十分愉快、工作得心应手，与乔石同志也形成了深厚的友谊。
乔石同志认为：“法律制定后，还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如果我们制定的法律得不到实施，实际上等于没有法。”为此，他强调，八届人大常委会要强化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宪法的尊严和法制的统一；要下大力气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不允许任何组织或个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要加强对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工作监督，建立起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机制；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是国家监督中最具有权威的有法律效力的监督，在加快改革开放、实现由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更需要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
乔石同志对人大制度和人大工作有许多深刻阐述。他认为，如何真正按照宪法规定对待人大和人大工作，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1993年7月，乔石同志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座谈会上讲话说：“如何看待人大和人大工作，这个问题应该说早已从法律上解决了。从第一部宪法颁布到现在，关于人大的地位、性质和作用的规定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人们的思想认识未必都解决了，因为实际工作中总是碰到人大没有被充分认识和尊重的现象，党内、党外还有一些同志对人大有各种议论。怎样解决这些问题，今天我不说别的，只想强调两条：一是用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人大地位、性质和作用的认识；二是要结合实际不断地进行宣传教育。”他说，“首先要从我们在人大工作的同志做起”，“如果我们自己就认为到人大工作没有什么事啦，是退居‘二线’啦，或者是什么‘一线’工作‘二线’干部啦，抱着这样的认识，就不容易把人大工作搞好”。同时，党内要统一认识。乔石同志1994年6月在贵州省考察时说：“大家都得依法办事。宪法和党章都规定了，党也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共产党领导制定的法律，党不遵守谁遵守？你如果不把法律当一回事，还能叫老百姓遵守法律吗？在进一步深入改革的过程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是很重要的。人大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乔石同志认为，要十分注意研究怎样把人大搞得更民主一些，法制更完备一些。他指出：“过去，我们对法制讲得比较多，对民主讲得少一些。我们一些同志习惯于用简单的办法处理问题，一讲民主就怕麻烦。要认真总结这次换届选举的经验，研究怎样使选举更民主一些，程序更完备一些。”“人大工作要密切联系群众，越搞越民主，越搞越生动活泼、生机勃勃，千万不要把人大搞成‘长者的机关’。”他语重心长地说：“关于民主问题，多年来无论在什么场合，我始终认为一定要把民主的旗帜牢牢掌握在我们手里。建国前28年的斗争，我们党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斗，有时甚至很残酷、很不容易，牺牲了几千万人，我们党一直高举起民主的旗帜，现在我们党执政了，更应该注意这个问题。说到底，民主问题是人民当家做主的问题。”
乔石同志由衷地希望，我国民主法制和人大制度建设，能有一个较大的发展。1992年12月5日，他在首都纪念当时的现行宪法颁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贯彻实施宪法，就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他强调：“要切实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各项权利和自由，继续完善保护公民权利的各项法律，从制度上物质上为公民行使权利提供保证。对于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和制裁。”1994年9月15日，乔石同志在首都纪念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指出：“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必须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按照宪法规定，加强国家权力机关建设，使人大及其常委会成为有权威的国家权力机关，成为能够担负起宪法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成为联系群众反映民意、解决矛盾的为人民所充分依赖的代表机关。”这些论述，仍有现实意义。
全文见2011年12月9日《南方周末》http://nf.nfdaily.cn/nfzm/content/2011-12/09/content_34694297.htm
题图为田纪云和乔石，出处为
二
汪洋：要切实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
广东省政协工作会议29-30日在广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分析了新形势下政协工作对科学发展和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对广东政协先行先试，创新发展寄予厚望。省长黄华华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欧广源，省政协主席黄龙云出席会议。
会议将研究出台《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加强新形势下政协工作的决定》，试行一年的《广东省政治协商规程》也将在这次会上“转正”。省政协主席黄龙云在昨天的会上发表讲话，全面介绍了我省的政协工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在会上作了《决定》的起草说明。
汪洋在昨天的讲话中，特别提到了自己对讲话稿中“建言献策”的“献”字的改动。他说：“我把‘献’字都改成了‘谋’字。建言谋策，而不是献策，我查了字典，献字是恭敬而庄严地送，作为执政党来讲，不应该在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上用这样的词汇，建言谋策可能比较准确。”
汪洋称，政协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形式，各级政协是科学发展的重要智库。汪洋还表示，广东政协为广东当好科学发展排头兵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代表省委对广东省政协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时，还特意起立鞠躬致意。
汪洋在讲话中指出，各级党委政府要充分利用人民政协的政治资源优势，切实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在重大决策的谋划、调研、咨询论证阶段，要把听取政协的意见和建议作为重要的环节；在重大决策的讨论、研究、决定阶段，要把政协的意见和建议作为重要的参考；在重大决策的贯彻、实施阶段，要把政协的意见和建议作为丰富完善决策的重要依据，不断提高决策的科学、民主化水平，有效推动各项工作的落实。
“为什么我们要搞政治协商？就是为了保障决策结果的科学，就是为了落实工作更加有效。”汪洋说，因为涉及大政方针和重要的工作举措，一党长期执政，确实容易形成一种思维方式，一个话语体系。“如果没有社会各界政治协商这个平台对决策的介入和对实施过程的监督，很难保证决策的科学和落实的有效。所以我们建立健全人民政协参政议政，成果采纳、落实和反馈机制，切实提高人民政协参政议政实效。”
汪洋还谈到，作为我国政治体制中唯一有界别组织的政治组织，人民政协是党委政府了解民意的独特渠道。他说：“当前我省社会结构日趋多元化，利益诉求日益复杂，价值取向日益多元，群众工作对象越发多样化，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更加繁重。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一方面要了解民意，做到下情上达，使党委政府的决策有广泛、真实的民意基础，减少和避免因决策失误而损害群众利益，危害社会稳定；另一方面要做好群众教育引导，解疑释惑工作，做到上情下达，使党委政府的决策得到全面、完整的贯彻落实。”
他认为，人民政协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和平台。他希望通过人民政协这一制度化渠道，对各界利益诉求进行协商讨论和协调综合，引导公民提高政治参与自觉性和政治参与水平，同时把党的主张传递到社会各界，增进社会共识，凝聚各方力量，“人民政协要主动地走下去，真诚地请上来，积极拓展群众有序政治参与渠道。”
转摘自2011年8月30日《南方都市报》报道《汪洋：要切实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原文见http://gcontent.oeeee.com/2/a5/2a50e9c2d6b89b95/blog/a74/a2768c.html
三
崔武年：我对政治改革的十三点看法
前缀
10月6日下午，我按手机短信的通知参加了名为《人民的胜利——庆祝粉碎“四人帮”三十五周年座谈会》。“通知”告诉我，这个会是“受叶帅后人委托，由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主办”的。会开得挺好。这么些年了，难得还有人记得在三十五年前，中国还发生过这么一件惊天动地、人心大快的大事件！难得还能在它的纪念日的时候，开会座谈一下（当然，纪念这个伟大事件，对叶帅的后人们更是有着特殊的意义）！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上发生的“政治事件”多若繁星，但是，像粉碎“四人帮”这样真正令全中国人民都发自内心的拥护、庆祝、高呼万岁的真的是寥寥无几！粉碎“四人帮”，在当年被评价为使“中国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个事件更是使后来的一切变化都成为可能的黄钟大吕！对于我个人来说，粉碎“四人帮”也算是“挽救”了我的“政治生命”——当时，我正处于因为“天安门事件”（是“四五”那一次）被“隔离审查”，写“交代”、追“后台”，天天大会批、小会斗，被搞得“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时候！
哦，话说远了——我是说，那天的上午，会议的主办者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是“下午的会安排你一个发言”，我挺意外，犹豫了一下，也同意了。之所以同意，是因为最近我正好有一个稿子，是呼吁和探讨政治改革的，虽不很成熟，也算一家之言吧，拣其要点，在这个会上讲讲，也应该是“纪念”的题中之意。但是，很可惜，到了下午，“因为时间关系”（规定每人只有十五分钟的发言时间）——为什么我对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打了引号？是因为后来也有没有“因为时间关系”而讲了三十多分钟的——没有讲完，“十三点”只来得及讲了“九点半”。会后，很多朋友希望了解剩下的“三点半”是什么内容。我想，既然说了大半，索性就都披露出来，以供当政者参阅，也供关心者讨论。是啊，这些话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嘛，公开说说又有何妨！半个多世纪过去，中国的人口增加了近十个亿，财富增加了数千倍，当政者的雅量当然也早已非梁漱溟时候所能想象了。
以下为全文。
崔武年于2011年10月8日
正文
粉碎“四人帮”对中国发展的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因为在此之前就是那个人类历史上超级荒诞的“文化大革命”！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说破了天，善良的中国人也不会想到，“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会忍心把他们带入到如此灭绝人的本性的长达十年的灾难之中而“运动”得如此疯狂颠痴，如此高潮迭起！
所以，如何避免此类一定会留给万代后人耻笑的悲剧加闹剧，理所当然地就应该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应尽义务——所以，中国这个“老大帝国”的政治进步问题，理所当然地就应该成为我们这一代人所必须要关心的问题。
记得1986年，中央组织部曾经成功地召开了一次“第三梯队建设理论讨论会”，那是中央工作部门有史以来召开的第一个“理论讨论”性质的大型会议。这个会讨论的主题实际上是政治体制改革。当年参加这个会的今天在座的就有若干人。现在，二十四年过去了。大家都垂垂老矣！深深困惑中国的，依然是政治体制改革！今天，既然有机会，就说一些看法，作为思想资料提供出来。数了一下，一共十三点——唉，其实说也无用。可是无用还是得说。
一、中国两千多年迄今的主要时间，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或者说，是一个“中央专制”的大一统国家，文明传统延绵五千年而百折不绝，人口繁衍世界第一而无可动摇；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又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民生产总值每年以接近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长，税收和财政收入增长高达两位数的年份更是超过了十余年！可是，境内外的思想理论界对这个庞然大物的前景却普遍不看好，认为它可能在某一个早上会轰然倒下，而后便“烽烟七十二，反王三十六”，不知有几人称“孤”、几人道“寡”，“藏独”、“疆独”等等揭竿而起，内乱，内战，社会失序，百姓遭难，国也不国，党更不党，从而一发不可收拾。我觉得这个看法有道理。
二、为什么它可能“轰然倒下”？是因为它坚持了一个没有前途的制度，它排斥普适价值观。
三、前些时候，有些热心人开了个纪念《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十周年的座谈会，我有幸聆听了，挺好的。中共历史上有两个决议，第一个在1945年，距建党二十四年，第二个在1981年，距第一个三十六年。我心存疑惑的是，又一个三十年过去了，中国旧貌换新颜了，可是还有条件再形成一个或名为“改革开放以来若干现实问题的决议”吗？政治上有这种权威吗？思想上有这种共识吗？理论上有这种指导吗？甚至，经济上有这种基础吗？再往前追溯到上世纪这个时候，正是清末民初，风起云涌，改朝换代的时候，是“立宪”还是“共和”，好象也比一百年之后的现在好掰扯。一百年过去了，“革命党”携带着他们的激情远去了，“保皇党”也不“恭请圣安”了，但是，选择中间的选项还是这么多。可是，选择任何选项的成本却都是大得吓死人！所以，还有基础吗？
四、没有基础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以为，是当政者，以及相当一批党政干部，以及以各种面目出现的很多“智囊”、 “精英” 和“企业家”们基本上已经“进化“成了既得利益的占有者——形成了一个“特殊利益集团”。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奥尔森1982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国家的兴起和衰落》。这本书的要点是：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资源配置、利益分配、政治机器，包括行政和法律，越来越知道该怎样操纵，懂得在操纵时怎样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加以调整。它们会变得越来越精明、成熟、有技巧，它们获得的利益也就越来越持续、越来越丰厚；同时，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各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也越来越符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进而，使得这个国家发展的新动力越来越被抑制，政府部门越来越僵化，社会矛盾越来越积蓄和尖锐；最终，导致国家和这个特殊利益集团同归于尽。奥尔森说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包括那些多党的、三权分立的、法制健全的欧美国家都在里面，所以它肯定不是针对中国的。但是中国一定是这个“奥氏理论”的典型标本！中国当前是“稳定第一”，而且这个方针已经实行二十多年了，而且中国共产党已经“领导”了一个甲子了，你不让他生成“特殊利益集团”都难！
五、毋庸置言，中国的国内问题很多，很严重，所以很多人认为它最大的危机来自于国内。可是，我倒是不这么看。我以为，中国当前的危机主要的是来自于国际，而且越往后越是如此。依据嘛，大略有四：一是世界已经是“地球村”——并且越发是“地球村”了，在中国发生的事都是“村”里的事——并且越发是“村”里的事了；二是以欧美为首的“国际社会”，也就是“地球村”的“村委会”经过了二战，经过了冷战，再经过了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二十年“乱战”，对中国当政者在政治进步上顽固的抱残守缺已经不抱希望；三是那个“村委会”所倡导的普适价值观与人的天性相符，具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魅力，对中国当政者所坚持的主流意识形态年年月月日日时时地产生着既铺天盖地又细润无声的冲击和侵蚀作用；四是“村”里诸事都难为你，什么政治歧视、经济陷阱、贸易摩擦、科技封锁、人权抨击、军事戒备，无所不包。所有的游戏规则都不是你制定的，而你要与那个“村委会”制定的所有的规则“接轨”！除此之外，在打了十年的“反恐”之后，美国正在高调返回亚洲，俄罗斯则一心融入欧洲，南海各国对你的“搁置争议”不屑一顾，还有一个台湾问题、朝鲜问题、钓鱼岛问题、中印边界问题，等等！看起来大家都和你结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实际上“村”里人没有谁可以算做你的“铁哥们”，你的那些老问题，没有一个真正得到了解决！我说，在度过了江泽民的十三年（其中三年是续赵 紫 阳的未了任期）和马上就要度过的胡锦涛的十年之后，对于习近平来说，恐怕不会有第三个太平十年了！
六、即便如此，众所周知的，中国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国家安全战略的大国。毛泽东时代，它的国家安全战略先是“一边倒”，接着就是毛的“世界革命中心”或“世界革命领袖”“战略”；1989年“六四”以前，国内百废待理，国际雾里看花，国家安全战略实际上处于混沌时期；从那时至今又是二十二年了，在国家安全上，大概还是没有脱出邓小平“韬光养晦”那四字真言的桎梏。原因何在？我以为，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国家安全始终是意识形态驾驭之下的骡子。这个“骡子”累啊！它被罩着眼睛，压在它身上的是那个“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意识形态！它的依据经常只是最高领导人的只言片语，而后就是在这些只言片语划出的圈圈里作道场，并且很难越出雷池一步！它没有独立思考，没有科学论证，缺少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基本依托。作为大国，中国的国际环境是最恶劣的！这么多“研究室”、“研究院”、“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又是“部级”、“副部级”、“司局级”，可是谁又能跨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骏马纵横捭阖一番呢？可怜啊！悲哀啊！
七、总之毛病都归到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上。中国的政治制度叫“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一党制”。我以为，这个“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是个“形而上”的问题——绝大多数中国人搞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也搞不清现在搞的是什么“主义”，更没有兴趣去搞清它们——只要能过上好日子，什么“主义”都是可以接受的；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个“一党制”。“一党制”起源于前苏联，搞了七十三年，垮掉了。到现在还原汁原味地搞的，只有中国、朝鲜和古巴。对于这个“一党制”，我们这个“地球村”的“村委会”肯定是认为不好。但是中国还是坚持。中国坚持当然有它的道理，因为在这个体制下，中国取得了辉煌的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这一点的确是事实，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但是，很遗憾，人们同时还看到了普遍存在的社会不公、以党代政、机构庞大、官僚特权、腐败遍地、贫富悬殊等等；还总是记得曾经发生过的暴力土改、五七“反右”、三年饥荒、“革”文化大革命、“六四”开枪等等！只一个党，风险太大了！好起来还可以，万一坏起来，那可怎么得了！就跟投资不能把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一样，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总不会就心甘于——或者说，就愚蠢到——把自己的全部幸福都托付给一个政治团体的“英明”、“正确”上去吧！更何况实践已经证明，它的确不是经常地“英明”、“正确”的。所以，“一党制”不行，并且是肯定不行。
八、中国是需要政治改革的。这一点，现在连胡锦涛总书记也不否认了。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改什么？在中国，这是个十分古旧的问题。我说它古旧，是因为至少在一个世纪之前，就由辛亥革命用实践提出来了。开始时我说，一百年过去了，这个“选择中间的选项还是这么多”：是“立宪”还是“共和”？意即是“专制”还是“民主”？现在我发现了，其实我说得不大严谨——“立宪”是“君主立宪”的简称；应该说，这个“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本质上都是要民主而不是要专制，“君主立宪”也是君主虚位、议会立法、内阁行政；至于“民主共和”就更不用说了——我的意思是说，在一个世纪以前，我们的辛亥革命的“革命党”老祖宗们和辛亥“被”革命的前清的亲贵王爷们实际上就都摈弃了“专制”——不管它是“皇权专制” 还是“政党专制”，也不管这个“摈弃”是自发的还是被迫的。总之，在辛亥年间，这个“专制”就已经被排斥在革命的“选项”之外了！可是，我们搞了一百年，一百年之后，当我们再次推进政治改革（一百年之前叫“革命”）的时候，这个“专制”却堂而皇之地成了我们选择中间的一个“选项”——是继续坚持“专制”，还是逐步实行“民主”？痛苦。荒唐。无奈。
九、刚才我说了“一党制”和“专制”。这里再专门加上两句话以强调我的看法：第一句话，“一党制”和“专制”的内涵不完全一样，在理论上“专制”不等于 “一党制”，在操作上“一党制”绝对等于“专制”。第二句话，中国是需要政治改革的，政治改革的对象主要是“专制”或曰“一党制”。
十、可是在今年的“两会”闭幕式上，吴邦国还是高调讲了“六个不搞”。当然，国内国外有相当多的人都认为他讲得唐突了。地球天天在旋转，社会天天在进步，人类天天在接受新事物反思旧事物，那六个声明说“不搞”的东西，“村”里的很多人都在搞嘛！而且搞的时间都很长了嘛！而且搞得都还不错嘛！怎么就不可以有一点借鉴意义呢！这“六不搞”实在是有问题，而且实在是在常识上都有些说不过去，所以不必我在这里饶舌批评。但是，积极地看，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吴邦国的高调讲话，虽然不是解决了什么问题，但是却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是啊，既然规定了国家是“六不搞”，那么中国的政治改革怎么改？答案就只能有一个了：只能眼睛向内——向党内，作党内的文章了！就是说，“村”里人搞的东西，国家不能搞，党内还是可以搞搞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三个代表”，当然具备这个素质。我觉得，这倒是也符合我们历届党的领导人关于“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是搞好我们这个党”的一贯思想精髓的。方向很明确：中国的政治改革，要面向党内，要从党内开始。
十一、我生而逢时，幸而是中国人，又幸而是中国共产党人，而且到我是三代共产党人——我的外婆、外公和父亲、母亲以及岳父、岳母两代人都“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我自己也有了三十八年的党龄，年过花甲，也快“一生”了，所以，我又幸而是“救党派”。我以为，虽然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不搞政治改革是等死，搞政治改革是找死”——“选择任何选项的成本都是大得吓死人”；但是，政治改革还是要搞，好的选项还是要选。中国的当政者一定要确立这个基本态度。
十二、这一条原本是我对“从党内开始的政治改革”的若干具体建议，这里就省掉了。在这个场合，我想说的是，我想起了蒋经国。是的，想起了蒋经国！我们几个朋友聊天的时候，有一位女性朋友说：大陆为什么就不能出一个蒋经国！一言一出，举座默然。都知道历史是不能复制的，也都知道全世界找不到两个完全一样的人物，可是我真的希望中国能再出一个蒋经国！台湾的民主改革，是蒋经国生前伟大的政治举措。蒋经国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毅然决定放开党禁、报禁，解除“戒严”，他不畏惧国民党内的反对势力，不担心新闻自由后国民党会遭到清算，不担心放开党禁后会天下大乱，乃至不担心国民党会丢掉政权！当国民党大佬、“国策顾问”沈昌焕对蒋经国说：“这样做，国民党可能失去政权的！” 蒋经国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他的声音不大，语气轻微，但这一句话，如同万钧雷霆，振聋发聩！ 后来有人评论，“有的政治家，生前大权在握、唯我独尊，死后却身败名裂、万夫所指；有的政治家，生前仿佛是缔造历史的伟人，死后其头上的光环却日渐暗淡；有的政治家，在台上之时风光无限，其实只不过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而有的政治家，生前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死后其历史作用日益彰显，是当之无愧的历史伟人。蒋经国，应该就是这样一个伟大人物。”国民党是个“百年老党”，历史旧账不胜枚举，蒋经国又是靠蒋介石一步一步走上权力顶峰，是个标准的“世袭”的“蓝二代”，可是国民党就出了个蒋经国！中国共产党有八千万党员，有九十年的奋斗历史，出类拔萃之辈聚若河汉——又一位女性朋友说：“不信就出不了个共产党的蒋经国！”我深以为然。
十三、对于中国，的确是没有第三个太平十年了！对于中国的当政者，的确是没有第三个太平十年了！政治改革的紧迫性空前地严重！中国共产党的前总书记赵 紫 阳说过：“我们现在不培植反对党，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的，这是最危险的。现中央不考虑这一点，不愿看到这一点。”（引自2001年11月11日的《杜导正日记》）赵 紫 阳真是高瞻远瞩！真是深谋远虑！真是忧国忧民！真是爱党爱国！根据中国国情，我再补充一句：中国培植反对党，从党内开始。至于现有的那几个“民主党派”，本来就是由统战部安排的，在一个相对不长的时期内，就由统战部继续安排，继续“风雨同舟、荣辱与共”也罢，以后会怎样，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年。一百多年前，满清王朝有选择“君主立宪”的机会，可是那些皇亲国戚们为私利所累，愚顽不化，最终失去了这个机会，求“立宪”而不可得！孙中山先生有言：“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顺昌逆亡，中外历史上已经有太多的先例。我希望历史不要重演——正面反面都不要重演。
草于2011年10月初
原文见http://aisixiang.com/data/45308.html
四
张天潘：维权才能走出维稳怪圈
9月15日，河南洛阳一名叫赵志斐的男子到北京旅游，住进西城区四路通附近一家小旅馆的四人间。当时，他不知道房间里此前住下的三个人中有的是进京上访的。第二天凌晨，赵志斐也被误为上访者一并带走，并在遣返洛阳途中被打伤，致昏迷不醒。洛阳当地派出所称：“可能是抓错了。”
这再一次把截访与维稳推上了风口浪尖。事实上，“可能是抓错了”这样的案例，并不是头一遭。2010年7月20日，湖北省委政法委维稳办副主任黄仕明之妻被当做上访者（事实上她和其他访民最明显的区别———她是一个有“身份”的人，可以直接约见高级干部）遭6名警察殴打16分钟，武昌公安分局道歉称“误会”，“没想到打了这个大领导的夫人”。这些都让人不得不质问：抓游客错了，抓上访者就对？领导夫人不可以打，那上访者就可以打了？现在的维稳，为何常常反而成了制造社会不稳定、社会问题的因子了呢？
维稳目的被利益所异化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矛盾的增多，信访活动也随之增多，以至于有了退休信访办主任上访、法官穿法袍上访这等荒诞的事件发生。而在现行的行政体制下，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一方稳定已经成为头等大事，严重地影响到官员仕途的发展。因此，减少或消灭上访等行为，维持哪怕是表面上的稳定，就成为利益攸关的大事。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必然会不惜代价来实现这个目标。在维稳成本上，2010年5月27日出版的《社会科学报》公布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数据：2009年度全国维稳经费达到5140亿元，中央政府公共安全支出增长幅度达47.5%.随后有学者公开评价：该数字已逼近全年军费开支，完全可以用“天价维稳”来形容（《南风窗》2010年第15期）。
此外，为了维稳，还普遍使用法外手段、非法手段，严重侵害公民自由，践踏法律尊严。这体现在截访、处理社会矛盾等方面使用的手段，几乎无所不用其极，被精神病、被劳教、被关进“黑监狱”（像北京“安元鼎”）等惨无人道令人触目惊心。自然，这样的维稳，已失民心，《人民论坛》杂志社的一项调查显示，79%的受调查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借“维稳”名义不作为或乱作为现象“较严重”。70%的受调查者认为“维稳目的异化，只保自己官帽，不管群众疾苦”。
去年，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发布了《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的研究报告，指出：“近些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显而易见，这就是当下维稳的现状，维稳目的被利益所异化。
这样的维稳怪圈，往往是各级政府没有看到上访以及各类社会案件背后的真正原因。正是因为在某些地方正义不彰、法制不灵、权力无恐、权利无恃，才源源不断地造就上访队伍与社会矛盾。如果没有清晰认识到这个原因，没有从源头去解决问题，反而投入大量精力去截访维稳，无疑是本末倒置。如果仍要固执地强调这种粗暴的维稳，以野蛮的高压的方式去维稳，其负面效应，只会让维稳连掩盖表面的社会矛盾的作用都丧失，愈加暴露了更深刻的社会矛盾与政治矛盾。
变刚性维稳为韧性维稳
毋庸置疑，社会没有一个稳定的大环境，则没有发展与建设，更不会有人民的幸福生活。但是，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将这种稳定上升为绝对主导性原则，这只会导致表面的稳定，无疑是一种典型的刚性稳定，并没有真正地解决和消化问题，只是暂时将问题掩盖罢了，治标不治本。这样的维稳，让整个社会付出各种巨大的显性和隐性代价，比如维稳的巨大开支就是一种显性代价，被精神病、被劳教、被关进“黑监狱”等则是更为严重的社会隐性代价。
事实上，刚性维稳的背后是一个刚性社会结构的存在。社会学知识告诉我们，刚性社会结构是一种极具脆性的冲突性结构，各阶层之间的社会整合度很低。刚性之下的社会，潜伏着各种潜在的矛盾和紧张，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则容易喷发。而与刚性社会对应的则是弹性社会，它则可以分解这样的刚性板块，大大缓解和分散了社会冲突的能量和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因此才提出了要将刚性维稳变为韧性维稳，再变“维稳”为“创稳”，这样的转变，突破简单理解“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式。所谓“创稳”，在于建嵘看来，就是政府官员在对待涉及群众切实利益的重大问题时，一定要公平公正、及时合理地解决，坚决杜绝敷衍塞责、滥用职权等不当行政行为，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和不稳定因素，达到主动“创稳”的效果。(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不过，这样的“创稳”概括起来，仅仅是呼吁公权力要自我约束。这在当下，无疑有些缘木求鱼，因为如果权力能自我约束的话，也就没有如今这么多社会矛盾了。其实，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维权，就是让公众能够有好的渠道，或以好的方式去伸张自身的权益，公众能够更好地实现维权，使权利保障之力不断强化，从外界反向对权力形成一种制约，或者倒逼权力不得不自我收敛。正如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的报告提出：维稳不是要消除利益冲突，而是要设立规则；准确评估社会形势才能从容应对；有权利的保障才有社会的稳定；建立利益均衡机制，实现利益表达制度化；容纳冲突，用制度解决问题。
当然，维持社会稳定的最终出路，还在于公众能够通过民主选择、监督等行使公民权利的方式，实现自下而上的对于权力的真正约束。
原文见2011年10月9日《南方都市报》http://gcontent.oeeee.com/2/71/271117ee875c80c7/blog/f13/2899f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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