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内民主派的声音》是思宁编选的中共党内民主派人士的文选，供中共党内外关心民主的人士参考。文选的作者主要是中共党员，其次是与中共党内民主派观点相近的党外人士。对原文中明显的错别字和错标点，思宁进行了订正。编选的标准由思宁自行判断，但文选中他人文章的内容不代表思宁个人的观点。今日编选的是第23辑，以后还将不定期编选。

　　　　　　　目录

　　一　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会发言摘要
　　二　杜导正：我对中国的前途持乐观态度
　　三　何方：一定要解决好民主化问题
　　四　曹思源：推进党内分权制衡的方案 

　　　　　　　　　　一　
　　　　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会发言摘要

 　　35年前的10月6日，党中央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这是人民的胜利，是民心所向。粉碎“四人帮”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是现代中国历史的新起点、新纪元。为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35周年，进一步认清坚持改革开放的重要性，2011年10月6日，叶剑英等老同志的后人在京举办了“人民的胜利――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纪念活动。
　　参加纪念活动的有：叶帅、胡耀邦、华国锋、彭真、习仲勋、陆定一、王若飞、黄炎培、肖劲光、张爱萍、纪登奎、耿彪、苏振华、张鼎丞、谭震林、杨成武、张廷发、马文瑞、彭冲、江华、罗华生、彭富九、陈开枝、严佑民、赵行志、王林、程世才、周希汉、贺炳炎、肖向荣、王铮、于桑、史进前、严庆堤、李琪、包惠僧、齐燕铭、李鑫、张耀祠、王志民、崔建等老同志的子女们，以及周恩来总理的秘书高振普、季东和叶帅办公室主任王守江、秘书张廷栋、王文理、李俊山，当年执行逮捕“四人帮”命令的英雄滕和松、徐金升、康海群、马盼秋、毛敬泽，以及文革史专家张天荣等近三百人参加了纪念活动。
　　在纪念活动之前，还举办了“人民的胜利――庆祝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会，近百位来自理论界、学术界人士参加了这次座谈会。财新《中国改革》独家刊登本次座谈会的发言摘要。

　　伟大胜利　伟大转折

　　叶选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我们这一代经历了这场浩劫的人们的共识。解决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给全党和全国人民带来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解放了思想，解放了生产力。邓小平再次复出，提出了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政治上，把我党从教条主义、极左思想以及封建思想残余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在经济上，打破单一经济结构，注入了经济多元化发展和市场经济模式。就是这些政治与经济的解放，使我国这些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经济建设成果。这难道不应当首先归功于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所实现的伟大历史转折吗？
　　胡德平：1976年，35年前的今天，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动集团，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党和人民事业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做出大无畏的抉择，此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全国范围内的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错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开放大业，莫不以此为出发点。
　　李海文：为什么粉碎“四人帮”能够这么顺利？为什么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国家能够这么平稳地过渡，而且能够这么稳定?就是因为“四人帮”太不得人心了，我觉得应该强调一点，就是张春桥提过一个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如果社会主义地里头长的都是草的话，那我们老百姓能吃什么，穿什么，能住什么样的房子？能穿什么样的衣服？他们实在太不得人心了。
　　沈宝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就是说，粉碎“四人帮”使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标志。
　　这样说的依据是什么呢？第一，它从根本上摧毁了“文革”政治路线；第二，为拨乱反正提供了历史条件；第三，党因此可以重新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承认了历史转折，但是历史转折不是几天就能够实现的，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以粉碎“四人帮”为起点，经过两年的努力才实现的。粉碎“四人帮”既是终结前一段历史时期的标志，也是开启新的历史时期的标志。
　　王贵秀：1976年10月，华国锋同志作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顺应党心民意，在叶剑英等老同志的支持下，果断粉碎“四人帮”。事件就使得党、国家、人民的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变。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使人民得到“第二次解放”。
　　在某种意义上，它的意义可以与打败国民党反动派，使人民得到第一次解放相比拟。一举粉碎“四人帮”，从根本上结束了“文革”的十年内乱，这个历史意义是不可低估的。没有粉碎“四人帮”，就没有党的十一大，就没有中央工作会议，就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也谈不上，所以，它的意义是划时代的。
　　纪坡民：这件事情纠正了毛泽东的错误，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就是它最重要的基本内涵和基本意义。这件事情意义非常重大。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是我们党、国家、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但是，即使他做错事情了，违背了人民的利益，违背了人民的愿望，也是可以被批评，也是可以被纠正的，这就开了一个先例。如果毛主席的错误也是可以被批评，可以被纠正的，那么，其他任何一位领导人，他的错误也都可以被批评，可以被纠正。这对于解放思想具有重大的意义。尽管将来对这个事件，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我认为粉碎“四人帮”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不会随着时间而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一个历史评价问题。
　　苏承业：当“四人帮”一伙被粉碎的消息传出来以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那种发自内心的快乐，真不是哪一个党或者哪一个人可以操纵的，完全是人民的自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伟大的胜利，完全代表了人民的新生。
　　赵霄洛：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隆重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首先要感谢当年为粉碎“四人帮”做出伟大贡献的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我们也要感谢直接逮捕“四人帮”的老战士，正是当年他们的英明决策和果敢行动，实现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意愿，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为后来35年的经济发展、社会繁荣创造了前提。

　　铭记决策者的历史功绩

　　李海文：毛泽东逝世后，对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意见不一，有的说开会解决，有的说区别对待。区别对待主要是如何处置江青。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当时毛泽东仍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华国锋审时度势，认为这两种方法都不成，因为“四人帮”在各省各部门都有爪牙，还掌握着舆论工具。开全会，会开出乱子，开政治局会也不行，“四人帮”捣乱，会公开分裂，不可收拾。只抓三个人不行，必须把江青也抓起来，否则无济于事。华国锋下定决心，为人民除去“四害”。
　　毛泽东丧事结束，叶剑英来看华国锋。华国锋后来回忆说：“我首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因为这句话，别人不好先讲，必须由我亮明态度。他见我态度坚决，很高兴，完全赞成这个办法。”正是由于他决心下得早、下得好，所以，在毛主席逝世后不到一个月，就将“四人帮”隔离审查。挽狂澜于既倒。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结束了十年动乱。
　　沈宝祥：胡耀邦同志曾经对我们讲，华国锋同他谈话时讲了一段非常生动的话：主席去世，这些东西就被他们断送了吗？毛主席的嘱托，让我几天几夜睡不着觉，想采取什么办法，开全会不行，舆论工具掌握在他们手上，还有上海、辽宁不够稳定。当然，他们不会成功，但放任自流一定要打内战，损失太大。只有把他们抓起来，但要考虑时机问题。可见在毛泽东逝世后，面对“四人帮”猖狂的情况，华国锋很忧虑，为了党、国家和人民，他对个人的命运没有多想。
　　叶向真：在抓“四人帮”之前，叶帅作为军委负责人，在毛主席病重的时候，他已经把陆海空三军及各总部的领导人，全都叫到他那里单独谈过话，已经预防在毛主席有不测的情况下，军队怎么稳定。如果军队稳定，国家可以安；如果军队不稳定，就很难说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了。我们的陆海空三军领导和指挥员那么立场坚定，服从命令，早就做好相应的准备和部署了。
　　叶选基：粉碎“四人帮”是在华国锋的领导下，叶帅、李先念、汪东兴等同志，在党和国家处于危难之际，临危受命，肩负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托，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解决了“四人帮”，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浩劫。
　　当然，最重要的是华国锋本人。华国锋下决心果断解决“四人帮”问题，派李先念去拜访叶帅，征询采取什么措施解决“四人帮”。由此可以说明，他们此前已经有了要解决“四人帮“的共识了。随后，叶帅与华国锋多次交换意见，又会同汪东兴制定了抓捕“四人帮”的方案，上报华国锋。抓捕“四人帮”的具体实施时间和地点，只有华、叶、汪三个人知道，是严格保守机密的。叶帅在军队系统方面也做了相应的举措。他让王守江秘书向空军政委张廷发面授指示：如病情允许，即从医院回空军。张廷发当天下午就回空军。同时让杨成武守在总参作战部，以策应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
　　马晓力：粉碎“四人帮”是向毛泽东身边亲近的人开战，这点我觉得特别了不起。这仗打得特别精彩和漂亮，没有流一滴血。要没有叶帅这样老成谋国、在长期斗争中力经磨难的人，恐怕完不成这个大业了！能够一举粉碎“四人帮”，做出这样重大的决策，除了当时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这些关键人物，叶老帅真是功不可没。在这个历史拐点上，他起了特别决定性的作用。

　　扭转乾坤的两年

　　沈宝祥：怎样看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年的历史，有一个提法，扭转乾坤的两年，这是胡耀邦同志的提法。我觉得这个提法比较好。
　　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两年中，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罪行，取得了很大成绩。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部分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走向正常，这说明这两年的工作，进展相当快，成绩很大，很难用“徘徊中前进”来概括。
　　王贵秀：把这两年的工作称做“徘徊中前进”是不对的，是自相矛盾的。更主要的，它跟基本事实不相符合。十一大也有意义，它不可能把多年积累的问题一下子解决了，但是，十一大重申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对“四人帮”的一系列谬论展开了系统的批判，实际上指向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在当时的情况下，“两个凡是”的问题，不能转得太快。
　　现在我们冷静地来看，当时出现这个现象并不奇怪。如果把这两年还叫做徘徊，反过来讲，不徘徊又怎么样?这两年应该称做“突飞猛进的两年”。

　　必须守住彻底否定“文革”的底线

　　叶选基：我们党结束了十年“文革”，迎来了改革开放。极“左”思想曾给党和国家带来一场劫难。这个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叶向真：“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动，具备一定的思想基础，与当时的政治社会体制也有很大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们党没有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也没有办法阻拦。在那个时候，哪里还有党内讨论？没有了，领袖怎么说就怎么干吧。
　　胡德平：毛泽东发动“文革”，原因还是很复杂的。当时国内不是没有矛盾，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也不是完全和谐的，阴暗面也是非常多的。怎么解决积累了17年的矛盾？毛泽东用了“文革”这种极“左”的方法。
　　陆德：如果能够强调党的民主集中制，不是毛泽东一个人永远正确，不是个人崇拜在我们党头上笼罩着的话，“文化大革命”很可能不至于发生。家长制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还有很严重的封建残余，在我们党内并没有被完全克服。
　　马晓力：“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特别崇拜毛主席，不过，到后期，也有点质疑了：他怎么能把身边这么多爱将，这么多开国元勋给打倒了呢?原因不清楚，不过，连我们这些共产党的后代也觉得毛主席头脑昏了。在讨论“历史问题决议”的时候，全党比较清醒，李维汉就敲着拐杖说，我们这个党反封建的任务太重了，是第一位的。不过，后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政治问题给忽略了，一直到现在没有解决。黄炎培老先生提出的周期律问题还没有解决。
　　马立诚：“文革”是不是一个民主运动呢？不是，充其量是一种专制操纵下的民主运动。你必须按照最高权威意志来活动，只有最高权威所不满意的，所不喜欢的，你才能够质疑他，批判他，比如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这种按照最高权威的指挥棒来运动，不能称做民主，更不能称做大民主。

　　以民主和法治解决问题

　　叶选基：今天，要坚持在党的领导之下，完善党的领导，继续完善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同时，构建汇聚各阶层代表的一个决策机制，继续推进深化改革开放。
　　叶向真：习近平同志在党校提到领导干部要学习历史，这个问题太重要了。现在，全国人民都应该很好地认识到这一点，从历史中汲取养分，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实施民主集中制。
　　习近平同志提出来，除了健全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之外，还要完善法治，我们党和国家才能够真正地走上更健康的道路。
　　胡德平：应该更主动地推进我们的民主法治建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个问题上要多主动，不再用“文革”的方法来处理现在的矛盾，而是要更主动地用民主法治的办法，用政治体制改革的办法来解决矛盾。只有这样，在改革开放30年后，还会有更大的进步。
　　陆德：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要提高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能力，社会保障的能力。在当今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党派能够替代共产党。共产党自己解决了自己的问题，才能表明我们是伟大的党，是成熟的党。
　　苏承业：人民对于我们党是拥护的，当然，现在我们党也有很多问题。我们党可以通过不断惩治腐败分子，不断地清洗自己的肌体，在人民的监督下，不断向前走。
　　马立诚：今年9月9号，在毛泽东的忌日这一天，在大约20个省份，举行了人数不等的一些活动，以悼念毛泽东为名，抒发心中的块垒。这些地方喊起了口号，如“打倒走资派”，这是“文革”标志性口号。
　　这些动向提醒我们，在我们庆祝人民的胜利之时，要思索一下当前中国面临的极为严峻的局面。如果毛泽东晚年的一些错误主张，和当前中国社会中的民粹主义结合起来，中国可能会再次出现动乱。
　　我们一定要认清现在的形势，只有走宪政的路，发展民主和法治，才是解决种种问题的不二法门。我们不可能急迫地要求党下周就如何，而是希望能够有这个共识。
　　真正防止“文革”重演的办法，就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彻底摆脱文革阴影的惟一正确的道路。
　　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必须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局面，绝不容许再倒退到“文革”年代。
　　当前，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配套改革的滞后，使得我们党面临着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四种考验”、“四种危险”，权力腐败、人民的权利被漠视和侵害，经济发展方式扭曲等问题，正在挑战着党和国家的执政能力。
　　因此，落实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改善党的领导，推进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已经成为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当务之急。
　　（本文由历史学家程敏、建军整理）
　　见《中国改革》2011年第11期，网址为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zonghe/zuixinshiliao/2011-11-02/27385.html

　　题图为吴稼祥在出席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会当天通过新浪微博发布的图片。

 　　　　　　　　　　二 
　　　　杜导正：我对中国的前途持乐观态度

 　　人物周刊：你把中国的政局形容为一口高压锅，这口锅里的人应该做些什么？
　　杜导正：高压锅有个气阀，如果越拧越紧，有一天要爆炸的。一爆炸大家都倒霉，谁也占不了便宜。所以，我很希望走改良主义的道路。
　　中国当前的矛盾是16个字：官场腐败，贫富悬殊，道德滑坡，治安不好。中国人现在有饭吃、有房子住，不打仗，觉得还过得去，但腐败太厉害了，贫富差距拉得越来越开，老百姓对政府的恼火程度越来越高，很危险。
　　人物周刊：最近刚好是辛亥革命100年，你如何评价这100年？
　　杜导正：孙中山在中国、在共产党内、在几代知识分子当中的影响是深远的。辛亥革命是一面旗帜，在台湾，连民进党也不敢否认。现在内地没有主动利用辛亥百年这个时机推动民主进程，可惜了。
　　我们回头去看“三民主义”，还是对的。毛泽东错误很多，但他在解决国家独立这个问题上，历史地看，他所代表的集体是有功劳的。我们小时候，看报纸的感觉就是整个国家要灭亡了，今天东三省丢了，接着察哈尔、热河丢了。国家要独立，在国际上取得平等地位，孙中山先提出来了，蒋介石也想解决，最后解决的是在毛泽东时代。
　　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靠的是“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两条，但现在腐败、贫富悬殊成这个样子，就要解决“民权主义”的问题。权力必须受到制衡，不能靠道德来制衡，我们现在表扬几个道德模范，没有用啊。内部的腐败靠自己很难根治，你左手生个大疮，用右手开刀来挖，下不了手。
　　目前应该做的是3条。第一条就是党内民主，第二条就是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三条就是把舆论放开。
　　人物周刊：你听到过当政者内部不同的声音吗？
　　杜导正：现在官场里也有好人。一位退下来的中央领导跟我说，他有一次到一个省，省委书记公开地跟他介绍情况是一套，会后两个人悄悄谈，那个省委书记说，我刚才说的那些话是不得不说的。
　　我总结这辈子的经验教训，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政党、一个事件，情况往往是非常复杂、微妙、多变的，所以认识分析处理问题的时候，绝对不可以简单化、绝对化，我觉得这适用所有问题。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自辛亥革命开始的暴力革命，造成了中国100年来的动荡，清末如果改良成功，成立君主立宪制国家，中国会是另一番局面。
　　杜导正：光绪皇帝想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如果成功了，对中国非常好，中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会是一个很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但他失败了嘛，慈禧把他镇压下去了。慈禧死之前又想改革，当时清廷内部力量起来了，很多大臣很多省份都有不同想法，不改不行啊。她允许私人办报，上海一下子办了一百多家报刊。但是晚了，同盟会已经起来，要革命了。中国现在就担心这个。历史教训太多，都是血和泪的。
　　人物周刊：美国现在掀起“占领华尔街”运动，一些中国人为此而欢呼，认为西方正在衰落，东方正在崛起。
　　杜导正：西方民主国家的问题比起中国来，绝对不是大问题。他们再闹也不会搞到陈胜吴广的武装暴动，因为他们的民主制度决定了人民有权选择和罢免政府，可以在民主的社会制度下不断改革不断修正错误，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是稳定的，内在比外在看到的表象要稳定得多。
　　人物周刊：如今最令中国各级政府紧张的一个词是：维稳。你觉得社会怎样才会稳定？
　　杜导正：现在大的革命在中国搞不起来，小小的动乱少不了。我认为，最好就是在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维护现在的政权、维护现在的社会结构的大前提下，碎步前进。
　　最近一些老干部子女提出，除了真正推进党内民主外，还要赶快推进人大制度改革，如在现人大代表名额以外，再增加20%的人大代表名额给老百姓。我觉得这个意见不错。
　　人物周刊：《炎黄春秋》这批人有着怎样的理念？
　　杜导正：围绕着《炎黄春秋》的这个团队代表着中国当代社会思想潮流中的一种主张、一种力量。我们这里面，大主张一样，小主张不一样，有比较激进的，也有乐观一点的，基本上可称作体制内的改良主义者。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经不起战乱了。鸦片战争以后一个劲地在打仗，国家搞得稀巴烂。中共夺取政权以后那么好的形势，老老实实搞建设多好，却一个劲地搞政治运动。现在不管怎么样，有个和平环境，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再怎么困难，也有白面馒头吃、有衣服穿。中国人本来是最好统治的人民，他不愿意闹。所以我觉得，中国共产党现在还有时间和空间主动地改革，办法就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主要是自下而上，靠网络、报刊、民间知识分子这个力量为主体，上级要呼应。
　　人物周刊：新民主主义的话题最近讨论得很热，有人觉得这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可以采用的理论资源，你怎么看？
　　杜导正：我在《炎黄春秋》写过一篇文章叫《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回归”就是回到《共同纲领》，回归到延安时期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
　　《共同纲领》是比较全面地对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从方针上的一种规范，所以现在要非常重视《共同纲领》。我后面又讲到“发展”，当时的新民主主义是抗战时期中国党内进步力量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主张，有局限性。这六十多年来，有很多新的东西，本身也需要发展。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的东西，无产阶级把它拿过来，所谓的“新”，我认为就是它更注意人民性，更注意广大人民的这一面。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是从资产阶级这个阶层、集团的利益出发。
　　只要是好东西，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嘛。这叫个什么主义呢，用邓小平的话说，叫什么主义都可以。我看过邓小平与非洲执政党青年领袖的谈话记录。非洲执政党的青年领袖都是留学生，不了解国内的情况，回去都搞社会主义，搞了个稀巴烂。后来又派代表来北京，向邓小平请教。邓小平就说了几句话。第一句，我劝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第二句，你们现在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第三句，只要经济搞上去了，老百姓生活好了，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
　　人物周刊：围绕着《炎黄春秋》的这拨老同志，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观点又是怎样的？
　　杜导正：我们理解的“新”的任务是两条。第一条，彻底解决主仆关系，还权于民，搞民主法治，走宪政的道路。第二条，有差别的共同富裕。我不同意蒋经国那个口号――“均富”，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均富在中国历史上有传统，不患贫而患不均，“平均主义”有几千年的社会基础，最爱这个口号的是村庄里的流氓。总之，我要强调一下，有差别的共同富裕，因为如果消灭了差别，人类追求物质利益的动力和创造力就消失了。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也会有人过得好一点，有人过得差一点。
　　人物周刊：你觉得共产主义能实现吗？
　　杜导正：我们现在不想那么多了，想的是未来一二百年的事情，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走北欧的道路，芬兰、瑞典、挪威这些国家，基本上是这个道路。但这些都是小国，大国不好搞。
　　人物周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用什么样的步伐往前走才是合适的？
　　杜导正：政治上，我和周围朋友同意中央的口号：循序渐进。因为中国一整套儒家传统文化，天地君亲师，从小就灌输这个；加上我们后来又从苏联搞来斯大林的一套，也灌输了几十年，这套思想已经变成一种惯性。有了惯性，你就止不住。所以，中国搞民主宪政一定是个长期的渐进过程。
　　先搞党内民主，这很稳妥的，党内搞你还是共产党嘛。
　　不管怎么说，共产党还是进步了、宽容了。你看我在大的问题上提了那么多和现在党中央不同的意见，如果是过去，早被抓起来了。
　　人物周刊：有人会觉得，随着你们这批老人的离去，体制内推动改革的力量会削弱，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杜导正：当然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现在中年人起来了，问题是他们的影响没有我们的影响大。
　　人物周刊：你对中国的未来持何种态度？
　　杜导正：我对这个国家的前途还是乐观的。
　　人物周刊：为什么？
　　杜导正：有两条理由。第一，中华民族是优秀的民族，无论如何一定会好起来。另一个，世界进步的潮流浩浩荡荡，逆者亡，顺者昌。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变了，经济已经上来了，国民整体文化程度高了。网络非常厉害，网络的力量会推动政治上的改变。一个网络平台就是一个维护公民权益的机构，可以发出声音。
　　人物周刊：你如何总结自己的人生？对错各占几分？
　　杜导正：我是共产党从小抱大的娃娃党员，读了点书，有成功有失败。之后不断地思考学习，放开思想，不被框框束缚。对共产党的东西我采取公平客观科学的态度，不要情绪化。对自己也采取科学态度，哪些是对，哪些是错。我自己是六 四开，六成是正确的，四成是错误的。相对来说，对这20年做的事情比较满意。
　　我很幸运，有像杜润生、任仲夷、萧洪达、李锐、杜瑞芝、曾彦修、吴象、李普、林若、朱厚泽、冯健这样一大批好朋友，互相启迪、互相鼓舞、互相提高，这个力量很大，一个人搞不行的。后来我交了很多中青年朋友，像吴思、杨继绳、徐庆全、资中筠、展江、雷颐这批人。如果说我有一点小小的成就，不是我一个人的，是这个群体的。
　　另外就是家庭环境和谐。我和老伴结婚六十多年，没吵过一次架，只红过两次脸，子女们也不错，小有所成。
　　去年那场大病，我在医院住了85天，最严重的时候，我已经想过遗嘱了。一个是有关家庭的，一个是有关国家的。
　　给子女的部分就是说，我走了以后，第一条是要照顾好妈妈，这比什么都重要。要靠自己，做个正派的人，学会吃苦，兄弟姐妹要互相照应。
　　关于国家的部分，就是希望我们党能够与时俱进，由一个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再慢慢变成宪政党，跟上潮流，不要逆潮流而动。我有些具体想法，好几条。那时候觉得都无所谓，走就走了吧，我对得起共产党，对得起这个民族，也对得起我老伴和孩子。
　　（实习记者乔芊对本文亦有贡献）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38期记者卫毅的专访，原题《我对中国的前途持乐观态度――对话杜导正》，全文见http://news.sina.com.cn/c/sd/2011-11-04/102523414304.shtml

　　　　　　　　　　三
　　　　何方：一定要解决好民主化问题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开始的1942年说过，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两个生动活泼时期，一个是五四运动到大革命，一个是遵义会议到现在。他说的生动活泼局面，主要就是指有一定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
　　第一个时期的总书记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他严格遵守每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制度。按党章规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有权制定党的政策路线，改选党的中央领导。不仅在大会期间，就是平时，党也让党员享受到应有的知情权、发言权和选举权，可以公开讨论党的方针政策，批评党的各级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约束和干涉，这一时期的民主制度与民主生活还会更加健康和更加活跃。
　　第二个时期的总书记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张闻天。他更是尽最大力气发扬党内民主。虽然在他的任内因故没能开成党的七大，但他却以分别召开苏区和白区党的代表大会作了弥补。特别是在实际工作中，他坚持真正民主的集体领导，一切重要问题由会议讨论决定，绝不个人说了算。所以在他履行总书记职责的四年（1935-1938）中，中央各种形式的会议就开了137次。
　　此后，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党中央的会议就大为减少了，以致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召开的党的七大，1939年各地已陆续选出代表（这也是我入党73年来唯一一次参加直接选举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但却没有按期开会，而是让聚集延安的代表进党校，参加整风，又开了近一年的七中全会，直到1945年才开成七大。这已多少有点不正常。而七大后过了11年（七大党章规定为3年），直到1956年才开八大。八大到九大，又隔了11年。只是九大到十大却只隔4年。那是因为这两次会的重点都是要在党章中确定林彪的地位。九大党章规定林彪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但是，这种提法在林彪出逃后不能不从党章中去掉了。所以才不得不破例（因九大通过的党章规定每5年举行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十大。对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代表大会尚且如此随意，其他各种会议就更不在话下了。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向全国人民做出了实行民主的承诺。人们都记得，1945年毛泽东和黄炎培有著名的延安“窑洞对”。毛主席答应，执政后要走民主的道路，让人民监督政府。同年他在答复路透社记者甘贝尔的提问时说得更明确。他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按即：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我们党一直批评国民党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专制制度。抗战期间我们要求国民党实行宪政，并于1940年2月成立了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我就亲耳听到毛泽东在会上批评蒋介石是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还说国民党顽固派是《封神演义》上的申公豹，走路只知道后退，所以我们要促进他向前走。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年周年纪念，明年又要召开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由党中央带头，发动全党同志，认真总结一下党在民主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履行以往在实行民主宪政问题上的承诺，把真正的党内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建立起来。
　　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提出了许多正确主张，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也有不少沉痛教训。而最大的教训，就是没有解决好党的民主化问题。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源有两个。
　　一是没有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这里说的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指它的后期。因为按照恩格斯的说明，马克思主义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共产党宣言》、《法兰西阶级斗争》、《哥达纲领批判》三大名篇为代表，坚持共产主义理念，主张暴力夺取政权。对于这样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用一句著名的话给否定掉了，这就是他说的，“我只知道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另据恩格斯的解释，后期的马克思主义不再坚持共产主义理念与目标，主张和平过渡和实行社会民主主义。欧洲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就是根据这一理论建立起来的。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是恩格斯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其中明确宣示放弃共产主义理念。可惜列宁生前没能看到这一重要文献。）。后来以列宁为代表的“左”派从第二国际分裂出来，恢复了共产主义的理念和目标，组建了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马、恩的建党思想和列宁的建党思想的最大区别，不仅表现在放弃还是坚持共产主义理念，更重要的还是马、恩主张民主；列宁强调集中。延安整风文献中，有一篇得到毛泽东高度赞赏的刘少奇《论党内斗争》，在强调中国建党特点时也正好说明了这两个问题。他说的第一个特点是，中国党“从一开始就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之下，照着列宁的原则去进行建设”的；“第二，中国党从开始到现在，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没有受到欧洲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影响。”
　　中国党没能解决好民主问题的第二个原因，是受两千年皇权专制主义传统的影响。从建党一直到取得政权，中国都处在农业社会，党的基础在农村，绝大多数党员也是农民。而中国的农民，同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描写的法国农民一样：他们的生产落后，思想保守，留恋过去，缺乏自信，崇拜英雄，寄希望于清官和好皇帝。这些特点正好成了制造个人崇拜和实行专制主义的基础。1942年开展的整风运动，不再强调党内民主，只有“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书记处实行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党内干部的任免，基本上也由上级党委决定，既不经过民主手续产生候选人和实行真正的差额选举，更没有自由讨论和个人竞选，即使举行选举也只能流于形式。
　　时间过去了好几十年，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完成，经验教训已经清楚，现在应该是我们兑现民主承诺，认真实行宪政的时候了。为此，在当前就要先做一些实事，如：提高普通党员的权利；降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权力；实现十三大提出的党政分开；禁止个人崇拜和肃清其以往的流毒；党的各级干部每年向各自任职范围（区向全区，县向全县，省向全省，中央向全国）公布拥有的财产和家庭情况；制定法规和采取行政措施，有效地抑制成为当前民主化最大障碍的权贵阶层和利益集团，严禁其滋长，等等。不采取实际行动落实对民主问题的承诺，讲的再多再好也都是空话，只能损害和丧失党在群众中的诚信。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原文见2011年第7期《炎黄春秋》杂志。

　　　　　　　　四　
　　　　曹思源：推进党内分权制衡的方案

 　　中国共产党自从“十二大”以来，尤其是十七届四中全会以来，在改进党的建设中已经取得很大成就。面对即将召开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使党少犯错误、不辱使命，我们需要在系统总结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党内分权制衡的改革。为此，特提出以下改革方案，供研究参考。
　　建议县级以上（包括县，下同）各级党代表大会分别选举产生三个级别相同的机构：党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党的执行委员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它们各自的职责简述如下：
　　（一）决策权　　县以上各级党代表大会实行党代表常任制（每届任期五年）和专职专薪制。党代表的薪金由相应一级党的组织发给。为了提高效率减少支出，党代表人数要大幅减少。全国党代表大会代表为300人左右，县党代表30人左右，省、市依此类推。
　　各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代会常务委员会，为党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负责筹备和召集党代会）；其人数为党代会代表人数的1/10，并设常务主席1人、副主席1人，处理常委会日常事务和组织调查研究。
　　各级党代表大会职责与现行党章规定大体相同，但要增加一项：每年举行一次大会，审议同级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工作，督其严格执行党代会的决策。遇有紧急情况，由党代会常务委员会召集党的非常代表大会。
　　（二）执行权　　各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7～9名委员，组成同级党的执行委员会，设书记1人、副书记1人。县以上各级党的执行委员会在人数和职权上大体相当于目前各级党委常委。目前各级党委的领导权实际上就是由常委掌握，普通的党委委员很长时间才参加一次全会，成了党内花瓶，不必再虚设了。
　　各级党的执行委员会对党代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审议。执行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必须及时向同级党代会常务委员会通报备案。
　　（三）纪律检查权　　各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同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由5～7名纪检委员组成，设主任1人、副主任1人。
　　纪检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对同级党的领导干部（包括党代表大会代表、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进行纪律检查；同时领导属下各级党的纪检委员会的工作。
　　各级纪检委员会向同级党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重大问题可以向上级直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告。
　　现实生活告诉人们，执行权往往权力最大，滥用的可能性和危害性也最大。因此，改革的重点目标应是监督和制约党务工作的执行权。在我们的改革方案中，由于党的决策机构由虚变实，党的纪检机构升格独立，便有利于上述改革重点的实现。
　　三种权力既然要分立和互相制衡，那么，三个机构的成员就不得互相兼职，这是不言而喻的。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如果有人被选入党的执行机构、纪检机构任职，在其任职期间，则应辞去代表职务，以免角色冲突。在过去的体制下，代表只是五年开一次会的虚职，搞点兼职似乎并无矛盾；但在党内领导制度改革之后，党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分立制衡，党代表大会代表专职专薪，他再去兼任执委或纪检委，就很不合适了。
　　党的纪检机构有权对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进行纪律检查，但无权干预其日常工作。党代会代表按一定程序对执行机构和纪检机构的主要领导干部有选举权和罢免权，但也无权插手其具体业务活动，同时他们还受全体党员投票者的制约。这样的分权制衡恰恰有利于增强党的生命力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
　　此外，党的执行机构也并非单方面接受决策机构的监督和制约。它在执行工作中如果发现决策有误或不甚完善，可以对决策机构提出抗辩，并提请下一次党代表大会重新审议。这就使党的重大决策有了修改和完善的余地。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当年中共“八大”落实了党代会常任制以及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立，毛泽东只能在中央决策机构或执行机构二者之中担任一个机构的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必须每年一次接受全国党代会和地方各级党代会审议的话，那场空前浩劫还能够持续那么漫长的岁月么？
　　以上关于党内分权制衡的改革方案只是一个基本轮廓，比较简略。为了抛砖引玉，先提出来供有兴趣的朋友批评指正，然后再逐步细化。方案接近成熟之时，还有待于中共中央启动党章修改程序。
　　选自曹思源2011年6月5日的文稿《论党内分权制衡》的第五部分“推进党内分权制衡的方案”，文稿全文见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08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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