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蝶评析《柯蓝文集》第六卷 散文诗

题记：评析《柯蓝文集》第六卷散文诗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柯老的散文诗是他从事文学事业的丰碑，我跟随柯老工作近十年来，深知“柯蓝散文诗”的魅力无穷，我想我有义务把柯老的这些优美的散文诗评析给喜爱柯老散文诗的文朋诗友们，特别是柯老晚期的作品，可以说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最高境界，定要解读品评。

第六卷出版说明

此卷为《柯蓝文集》第六卷散文诗卷。时间跨度从1946年至1995年。我开始写散文诗是1946年在延安。写的第一首散文诗是《千年松》，第二首是《梅花》，而这两首散文诗直到1954年才在上海《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此集收有按时间先后编集出版的散文诗集：《早霞短笛》、《果园集》、《迟开的玫瑰》、《拾到的纪念册》、《爱情哲理散文诗五十首》、《踏着星光远行》、《爱情·人生·命运》等七本。之后，约近八年时间，我发表在全国报刊上的散文诗，又有上百首没有编印成集，现一并收入。

我在六十岁之后，花去大量精力写作散文诗，后又兼任中国散文诗学会第一任会长至今，创办了中国第一张对开大报《散文诗报》，在广州、珠海出版。担任总编达两年九个月之久。1993年又创办《中国散文诗》丛刊，在北京出版，担任主编至今。中国散文诗运动，占去我不少时间精力。许多人不理解，家中人也不大支持我。我也只是似乎在完成一种使命，是被逼出来的，连自己也说不清。先是出版《早霞短笛》散文诗集之后，差一点打成反革命。自己不肯打倒自己，便加紧写散文诗。后来，成立中国散文诗学会，在十分艰难中挣扎，稍稍有一点生机，便又有某些投机者，插手摘桃子，多加破坏，使我产生一种逆反心理，倒要看看投机者的嘴脸。终于坚持下来，好容易把中国散文诗学会办了十年。眼下，我真希望有人出来接班，把中国散文诗重新兴旺起来，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我已尽了我微薄的力量，也完成了我的历史使命。愿我的有关中国散文诗的创作、理论和组织工作，能作为路基的沙石，让后来人踏着前进。/柯蓝1995年3月16日于北京

第一辑

风雨灯下琐忆

此辑收入散文诗集《早霞短笛》，该诗集于1958年1月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1981年4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再次重印，由作者加了重印序言。此散文诗集在五十年代青年中曾引起过强烈反响，不少人抄录。也有人因抄写遭牵连，文革黑暗时期被打成毒草，不少人冒险将此书埋藏，事迹令我感动。我十分清醒，不是我的散文诗达到了什么境界，它只是符合了那一代青年某些心态，而被接受。但有一点我敢斗胆说《早霞短笛》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用各种形式、运用题材最广泛的散文诗集。正因为它具有这个“第一”，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它也无可避免地带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和不成熟。所以，在我几十年后写散文诗时尽力想突破它、超过它，但它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这是应该肯定的。历史无法按照个人意志去修改和否定。/1995年作者

补记

迟开的玫瑰

——《早霞短笛》重版前言

我从一九五九年在上海报刊上发表短小的散文诗算起，到现在也有二十三年了。自然，我习作散文诗的时间，比这还要更长。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为这么一种微不足道的小东西（一种文学样式），倾注过自己的心血，而且是如此坚持不懈。这，也许是愚蠢的，至少是不明智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可悲的。

不是吗？远在一九五七年，当我的散文诗集要出版，狗头军师张春桥就从我写的出版后记里，察觉到有严重问题，要把我打成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批判。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气愤。当《早霞短笛》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再版时，我想，他们在我其他作品中，找不出问题，却在我写长篇小说之余，写的这一两百字一首的散文诗中，找出了政治问题，并由此要定成分子。一股怨气和怒气便在我写的再版后记里冒了出来。并且宣称我这散文诗是写定了，而且还要不断的写下去。我这一来，事情自然有些僵了。狗头军师也自然更恨了。但毕竟我只是写了这么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又没有更多的证据。要公开批判的事情，只好无形中拖延下来。有一次，我遇到熟识的新到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管文艺的副部长周而复同志，我问他：还要批判《早霞短笛》吗？他说不批了。但批是不批了。文痞姚文元却拿着棍子登台了。这位不可一世的理论家，居然也不惜下顾，写了一篇《评早霞短笛》。他打着幌子，说《早霞短笛》受到广大青年读者欢迎，而且发生了影响，不少业余作者模仿着写了这种散文诗，向报刊投稿，但他却马上又用传教士的口吻开导青年们，千万不可用这种形式写作，理由却是十分滑稽的，“你们不容易学会呵……”，至于评到作品，他也装出貌似公允的样子，先举出他认为好的几首。但马上笔锋一转，存在着严重的小资产阶级悲观颓废思想，便一棍子把《早霞短笛》打死了。

这篇“雄文”为后来的《早霞短笛》被打成大毒草埋下了杀机。那时我向“四人帮”走卒的文人学士提出来说，你们的姚文元评过，也肯定过《早霞短笛》的呵。文人学士听了，训斥我道：“你仔细看看，是肯定《早霞短笛》吗？！”我当时确实太天真，但经他们点明白了，我几次还想利用这篇“雄文”的外衣，去抵挡对《早霞短笛》的批判。这，自然是没有用的。试验之下，使我更看清了姚文元这根用纸包着的棍子，是一根铁棍。这不是从愚蠢到不明智到可悲么？

个人的遭遇是渺小的，不足提及的。但我想，大概就是由于我写了这么一点小东西，写了大人先生们看不上眼的散文诗，我就要被处罚强迫劳动，去倒痰盂打扫厕所，以至还要挂上白布条，在人格上被侮辱，因而才使我对这些小文章产生了特殊的感情，才更加热爱它们的吧！不过，也不尽然。当我收到边疆的战士，和外地青年一封一封的来信，当我在灯下，一页一页地读着这些火热的字句，当我静静地一个人流下热泪的时候，我不也是更加热爱我自己这些小东西，这些微不足道的小文章了么！所以，我有时想，这些“四人帮”走卒的文人学士，真是愚蠢极了。如果他们不是那么大声疾呼的围剿《早霞短笛》使被摧残者要求生存，要求战斗，也许我早就中止《早霞短笛》的写作了。如果不是这些“四人帮”的文人学士，拿国库的钱，把绝版了的《早霞短笛》翻出来，又重新收到所谓我的毒草中去，使我又能够看到这些小东西；肯定我也不会再有兴趣去写这些散文诗了。这是因为一个被侮辱者必然要用行动反击；是无尽的迫害，迫我走向战斗。

“四人帮”终于被粉碎了。在一九七八年的冬天，我在北京修改长篇，一天从湖南转来一封陌生人的信，写信人是湖北某县中学一位数学老师。这位老师给中国青年出版社写了封信，向他们打问柯蓝现在何处。因为他抄过柯蓝写的一篇哲学论文。（抄上了一段原文）但不知叫什么题目？也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出版的？接着他讲了他要打听这些的原因。由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从学校一位同事的笔记本上，看到了他抄下柯蓝的这一段话，他很喜欢，便也转抄了，结果就由于他抄了柯蓝的这一段话，是大毒草，不能结案。他心情十分痛苦地要求中国青年出版社为他解决这个问题。他在信中写道：我算不得什么？但抄柯蓝同志的一段论文，却在我的档案里成为罪行，这是不能不搞清楚的……

信经过辗转，来到我的客寓，捧读之下，不胜骇异。他所抄写的这一段话，并非我写的哲学论文，我也未曾写过什么哲学论文，仔细一看，原来是我写的一首散文诗，被他抄下了。我望着这几页信纸，真觉得字字重千斤。古代死过多少人的文字狱，毕竟是发生在封建社会，而且自己只是从书本上知道，并未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虽然亲身经历了，但在这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中，始终有一股力量留在我身上，使我能够横眉冷对。以至到了“四人帮”势力血腥摧残的时刻，我便挺身弃家出走，这是在当时唯一可以采取的最大的反抗。在那种时候，单身出走是随时随处都有被打死的可能的。这话也许过高的估计了那班文人学士的力量。但不也同时表明了自己的决心么？所以，我的心肠一般说还是硬的。可是，现在，我看到这位在乡村中的一位数学老师的来信，我的心却一阵阵缩紧。这种文字狱就发生在今天，而且是我自己牵连了这一位无辜者，真是祸从天降：一位本来与文艺无缘的数学老师，他本可以安稳地过他的日子，却不幸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在别人的笔记本上，更不加小心，又被“四人帮”文人学士们发现了，便惹下了这一场弥天大祸。小则批判坐牛棚，大则武斗打死。即使今天，“四人帮”打倒了，但“四人帮”残余势力，却仍要在这位数学老师的档案里留下这一罪证，以便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所幸者，这位有头脑的数学老师，却记住了大毒草的作者，于是把姓名写出来，四处打听，冤有头，债有主，你们找我，我去找他……于是这封信从荒僻的乡下转寄来了。血泪斑斑，冤情难诉……

当然，事实很明白。数学老师无辜！抄下这一段散文诗更无辜！即使档案里就留下这一段散文诗，又何罪于天下？！可是，事实又同样明白：他和我偏偏要为这四处呼喊……

想着想着，我的心更加沉重了。我停下笔来。我写《早霞短笛》重版前言，为什么回忆起这些来了呢？我知道回忆的海洋是波涛汹涌，海啸连天的，如果你没有勇气和力量向前冲去，你就会被回忆的海浪淹没。所以我总是在回忆的海岸徘徊，不愿进入往事。

于是，我抬起头来，望望窗外，深夜的窗外一片明亮的月光，七月的上海，静夜却是如此充满生活的魅力。二十三年前我在上海报刊发表我的第一首散文诗。二十三年后，我却千万没有料到，又会在上海，为给我带来灾害的散文诗集《早霞短笛》写重版前言。尽管我很感慨，但我看，对于给我力量的敬爱的读者们，或是对于“四人帮”的残余势力和“四人帮”的残余影响，我的话，概括起来只能是：我要不停地写。写我能写的，写别的，也还要写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散文诗。我把这几句话，写在自己的心上，也写在亲爱的读者心上。因为许多读者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过我不断的关怀与力量的。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不知为什么，我忽然记起了我窗前栽在盆里的一株玫瑰，今年迟开了。迟开的玫瑰，并不因为迟开，而推迟凋谢。但记忆里迟开的玫瑰，是不会凋谢的。对于我写的散文诗来说，散文诗并非玫瑰，但却是迟开，经历风霜之后而迟开的。就祝愿这迟开的玫瑰，不要凋谢吧。这也算是一点纪念。此外，在《早霞短笛》重版的时候，我又把近几年新写的几十首散文诗增编进去。其他基本未动，以保持本来面目。/1979年7月写于上海太原路16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