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治之得
　　
　　刘备的思想体系属于儒家，其领导观以仁治为本。他在政治、军事、情感、生活等各方面以儒家思想为宗旨，广结仁义，这使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在三个方面获益匪浅。这首先是使他的政治集团具有明确的目标定向。儒家的仁政思想在我国的封建社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刘备以此作为领导集团军事目标的定向标准，就使自己的军事行动不像吕布、袁术集团那样，以眼前一时的物质利益为转移，而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取合，从而保证了自己良好的政治声誉。
　　同时，儒家仁治观保证了刘备政治集团的稳定性。刘备在领导观上以仁治为本，这就把集团内部的感情联络摆在了首位，保证了集团内部的和谐相处。刘备和关、张一相识，就结为异姓兄弟，使他们间的关系蒙上了浓厚的伦理色彩，生活上与关、张食则同桌，寝则同床。刘备在某些场合就座时'关、张则终日侍立不倦。与关羽有至厚私交的张辽曾问关羽：“兄与玄德交，比弟与兄交如何?”关羽回答说：“我与兄，朋友之交也；我与玄德，是朋友而兄弟，兄弟而主臣者也。"(第二十六回)刘、关、张三人的关系，确是集儒家倡导的朋友间、兄弟间及君臣间的信、悌、忠三层关系于一体的，这种关系的多重性、密切性、无间性及恒久性是不多见的。由于刘、关、张三人是刘备集团的核心人物，因而他们间的密切关系保证了刘备集团的持久稳定性。
　　应该说，由于仁本观的引导，刘备是三国时期最善于联络感情、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领导人，他和赵云的交往就很典型。赵云是当时武艺超群又办事精细的第一流将才，刘备在起兵不久帮助公孙瓒攻袁绍时初次与赵云相见，就甚相敬爱，有不合之心，及与赵云分别时，持手垂泪，不忍相离。当赵云表示他已看出自己认公孙瓒为主是一种错误的选择时，刘备感叹说：“公且屈身事之，相见有日。”(第七回)洒泪而别。虽然公孙瓒数次推荐刘备，有恩于他，但他让赵云“屈身事之’：显然是同意赵云对公孙瓒的看法，认定瓒将来成不了气候，但又不好挖恩人手下的人才，只好与这位少年将才联络感情，等待“相见有日”。刘备在出兵帮助陶谦抵御曹操前，曾去公孙瓒处借兵，当公孙瓒答应借他马步军二千时，刘备进一步要求：“更望借赵子龙一行”。曹操退兵后，赵云辞行，刘备仍是执手挥泪而别。刘备在投曹操期间，听说公孙瓒为袁绍攻破，自缢身亡，他为公孙瓒伤感，同时又惦念着赵云，于是暗自下定了脱身离曹的决心。后来，刘备几经碾转，见到了赵云，赵云见了玄德，滚鞍下马，拜伏道旁。刘备对众人说：“吾初见子龙，便有留恋不合之情，今幸得相遇!”赵云表白心意说：“云奔走四方，择主而事，未有如使君者。今得相随，大称平生，虽肝脑涂地，无恨也，”(第二十八回)后来，赵云成为刘备集团中的骨干，刘备视之为几与关张并列的心腹爱将。刘备临终前，又单独嘱咐赵云说：“朕与卿于患难之中，相从到今，不想于此地分别。卿可想朕故交，早晚看觑吾子，勿负朕言。”赵云则哭拜于地表示说：“臣敢不效犬马之劳!”(第八十五回)刘备在与人交往中的仁者之风，常常能打动对方的心弦，引起对方感情深层的激荡，而这是其他领导人所不可企及的。曾一度投降曹操的关羽，曹撩虽然对他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极力拉拢收留，但关羽一知道刘备的下落，终归拜别曹操，回到刘备身边。和刘备邂逅相遇的徐庶，被曹操诱骗离去，临走前竟向刘备表示：“纵使曹操相逼，庶亦终身不设一谋。”后来徐庶也果然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另外，刘备以仁为本的领导观，还能更多地赢得社会各界、尤其是下层群众的广泛同情与支持，使他能够在下层社会赢得广泛的群众基础。刘备初作定州中山府安喜县尉时，督邮巡视至县，便有五六十个老人在督邮面前替他求情说话。陶谦让徐州，刘备谦意推辞，徐州百姓则拥挤府前哭拜说：“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十二回)刘备被吕布击败投靠曹操途中，投宿于青年猎户刘安之家，刘安一时寻不到野味，乃杀其妻以献食。刘备在曹操的大举进攻面前，从新野、樊城败退。两县之民一同表示：“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即日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江。因曹操追兵将至，众将劝刘备弃却百姓先行撤退时，他道出了心腑之言：“举大事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第四十一回)刘备就是时时以儒家仁的要求来规范自己’从而树立了自己的政治声望。
　　
　　仁治之失 　　
　　儒家的仁治思想虽使刘备在领导工作上受益莫大，但也存在许多明显的局限性。首先，儒家的“仁”是主张爱有差等，这就导致刘备在处理集团内部的关系时，有较明显的亲疏之别。比如刘备在决定自己的王位继承人时，在义子刘封和亲子刘禅之间要选择其一，当他征求军师诸葛亮的意见时，诸葛亮答道：“此家事也，问关、张可矣。”(第七十六回)这样的大事，诸葛亮竟然觉得难于参与，只好投了弃权票。又如刘备自领益州牧时，同时封关羽荡冠将军、汉寿亭候；张飞为征虏将军，新亭候；赵云为征远将军；黄忠为征西将军；魏延为扬武将军。马超为平西将军。六员虎将均封为将军，但其中唯有关羽、张飞另加侯爵，连赵云这样的心腹爱将亦不能与关、张平列，而给官员的赏赐又是按等级差别给予的，这就不难见其亲疏之别。这种不能平等对待部下的领导方式很容易带来消极的后果，仅仅由于刘备在人际关系上的倍加殷勤才侥幸补偿了这一局限。
　　其次，仁治思想在领导工作上的另一种消极影响是，当领导集团变得庞大时，主要领导人不可能和每一成员保持“食则同桌，寝则同床”的交往，感情联络减少，从而，曾经促使集团发展的方式会变成限制集团发展的方式，甚至有些旧部可能会因感情联络变得稀少而产生怨情。比如蜀中豪杰彭漾在刘备攻西蜀途中，进一言救了刘备数万人性命，受到重甩但刘备称帝前，彭竟因刘备待他昔厚今薄而背地辱骂，并企图联络孟达，挑动马超谋反。
　　蜀国政权的上层人物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刘备收川前四方征战所跟随的骨干，其二是收川过程中刘璋手下的降将，除此之外的官员极少。儒家的仁治思想，导致庞大集团内部的封闭性，窒息了领导集团的吸收功能以至使西川内外的再生人才无法挤入领导集团，发生“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可悲情形，这不能不说与刘备贯彻仁治思想有很大关系。
　　最后，仁治观念常常与刘备实现目标的政治手段发生矛盾，使他多次丧失实施目标的机会。他的目标是要占据一方，积蓄力量，伺机统一全国，实现这种目标的政治手段，特别是军事行动是残酷无情的，但在刘备心灵深处，打仗、当皇帝，更多地是从一己之私考虑，在最关键的时候，他并不讲仁慈，甚至会采取异乎寻常的残忍手段，因为仁治并不是他实施政治行为的最终目的。
　　仁治观念却要求以仁爱之心待人，尤其是对刘姓同宗更要以礼相待，慈爱有加，这样，目标要求和手段要求常常把刘备陷于二难的境地。为了目标不择手段，就要残酷无情，不仁不义，这是刘备所不愿意的，而完全选择仁义的手段，又实现不了目标，这也是刘备所不愿意的，每碰到这种情况，他多是采取折衷的方式，以迂回的手段实施目标，但这往往使他失去许多直接达到政治目标的机会，使本集团的发展走着一条异常曲折的道路。比如刘表多次提出自己死后让刘备作荆州之主，但刘备却认为，“景升待我，恩礼交至，安忍乘其危而夺之。”(第三十九回)曹操大举进攻新野小县，孔明建议夺取荆州安身，以拒曹操，刘备又是不忍图之，并声言：“吾宁死，不忍作负义之事。”(第四十回)刘备携民渡江之时，众将一再劝他弃百姓先走，他认为“百姓从新野相随至此，吾安忍弃之?”(第四十一回)结果被曹操追兵打得一败涂地，他的妻小都未能保全。又比如，当刘备攻取西蜀的时机已成熟时，他却一再推托说：“刘季玉与吾同宗，若攻之，恐天下人唾骂。”庞统建议他与刘璋会面时，就筵上杀之，一拥入成都，唾手可得西川，他却认为：“季玉与吾同宗……若行此事，上天不容，下民亦怨。”并指责庞统：“公此谋，虽霸者亦不为也。”(第六十回)他最终虽以军事手段夺取了西蜀，但迁延日月，折兵损将，尤其是副军师庞统阵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刘备夺取汉中后，众将欲推他当皇帝，他认为这太不符合为臣之道，坚持不干，只接受了孔明关于暂时为汉中王的折中方案。及至曹丕篡位，蜀中大小官僚又上表让他即皇帝位，他览表吃惊道：“卿等欲陷孤为不忠不义之人耶?”经众官再三劝说，他才表示：“吾非推阻，恐天下人议论耳。”(第八十回)从这些情况可以明显看到，仁义观念在许多关键时刻常常成为刘备实施政治目标的心理障碍。仁治最终服务于政治
　　刘备的仁慈更多地属于一种手段。他曾对庞统说过：“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第六十回)他的仁治最终是服务于其政治目标的，在特别关键的时候，他根本不讲仁慈。，关羽被东吴攻杀后，刘备一定要出兵东吴，替兄弟报仇，赵云劝阻说：“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刘备答道：“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第八十一回)张飞手下叛将范疆、张达因故刺杀张飞逃人东吴，更坚定了刘备报仇雪恨的决心。进军前期，一路顺利糜芳告诉傅士仁说：“蜀主宽仁厚德，目今阿斗太子是我外甥，彼但念我国戚之情，必不肯加害。”(第八十三回)商议好后，杀了马忠来投刘备，这时，刘备并没有讲仁慈，他在御营设下关羽灵位，令关兴将糜、傅剥去衣服，跪于灵前，亲自用刀剐之以祭关公。孙权有心求和，令人绑缚范疆、张达送至刘备，刘备设下张飞灵位，让张苞自仗利刀将范疆、张达万剐凌迟，祭张飞之灵。可见，在刘备心灵深处，打仗、当皇帝，更多地是从一己之私考虑，在最关键的时候，他并不讲仁慈，甚至会采取异乎寻常的残忍手段，因为仁治并不是他实施政治行为的最终目的。
　　儒家思想有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它相比而言，更适合于靠血缘纽带缔结组织家族伦理观念比较浓厚的古代社会。刘备以仁为本，其政治领导活动中的所得所失，都是儒家政治思想自身特点在当时社会的必然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