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宿景祥

        春节过后,东南沿海一些城市又传闹“民工荒”。有媒体称,许多企业自动提高工资,但还是找不到足够的工人。事实上,近年来频频上演的“民工荒”,只不过是“廉价劳动力荒”,并不意味着中国真的缺少劳动力,而仅仅是过低的工资对农民工的吸引力越来越小了。很多迹象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廉价民工时代”维持不了多久。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与社会财富之所以能够长期、稳定、快速地增长,庞大而廉价的“农民工”群体无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这种情况不该是“中国模式”的应有之义,这个时代的结束,应被视为中国经济与社会的一个进步。“民工荒”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涉及一些最基本的经济概念、经济原理和经济政策。
　　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提到,第一个写出了有关经济原理和经济政策论著的人,是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塞拉(Antonio Serra),其著作《论金银矿匮乏的国家财富之源》,于1613年在那不勒斯刊印。后人对于塞拉的生平,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他的论著是在那不勒斯的一所监狱里写的,题献给了西班牙总督。从15世纪到18世纪,那不勒斯和威尼斯、帕多瓦等城市一样,都是意大利的学术重镇,在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自然科学领域,曾出现过很多高水平的成果。
　　塞拉在他的论著中,将一个国家的财富来源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先天性”财富,包括:矿藏资源,如金矿和银矿;土地资源,如特别丰饶的农地;贸易要冲,如威尼斯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欧亚大陆的贸易中心。塞拉指出,从这些“先天性”财富来源中,并不能得出一个统一的财富概念,因为只有很少的国家能拥有这样的特殊条件。因而,塞拉又讨论了第二类财富来源,即“社会性”财富,包括:工艺和制造业;人口的质量;国家的政策特征。塞拉分析说,工艺和制造业是最重要的财富源泉,高于农业,因为它们只依赖于人,不像农业那样要依赖于自然因素。此外,工艺和制造业的扩展几乎没有界限,产品也可以被运送到很远的地方,因而每个国家都应鼓励和促进工艺和制造业,为此必须提高人口的质量,使人民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提升学习和进步的能力。塞拉由此得出结论:一个国家最终繁荣与否,归根结蒂取决于是否遵循一种对人民有益的教育政策。
　　熊彼特认为,在经济学思想史上,就政策成就而论,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自当得到荣誉,他们引领了经济自由主义学说的兴起。但就思想性而论,最高荣誉则应归于塞拉,这不仅是因为塞拉的论著比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要早160多年,是近代经济学的前驱,更重要的是,他对经济原理、实际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的理解更得当,论述得也更清晰。
　　斯密的《国富论》强调一个国家的财富主要源自国际分工、自由贸易、自由放任和殖民政策等。今天西方政治经济学界人士在分析国家财富的来源时,大多仍停留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思维里,既不易向前看,也不易向后看。像保罗•克鲁格曼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一方面坚称秉持亚当•斯密倡导的“绝对自由原则”,认为国家的财富取决于国民的思想自由与否,表面上仍属于自由派经济学家,但在经济政策上却转向保守主义,公然倡议对中国实行“贸易战”,思想混乱,进退失据。
　　塞拉则没有止步于国际收支问题,而是进一步对决定一国经济状况的各种条件做了一般性分析,并将“先天性”财富与“社会性”财富区分开来,且着重强调后者,尤其是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政策。
　　塞拉的分析方法对于解释国家财富的来源无疑是有说服力的。中国 “先天性”财富原本不差,资源和物产都很丰富,地理位置优越,身处亚洲的中心,东南西北都有外部经济力量相联结。中国过去积弱不堪,首要因素在于“社会性”财富匮乏,国民所受到的教育水平过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教育方面取得了最了不起的成就。近二三十年来,尤其是互联网普及之后,中国国民的学习渠道大开,无论是城市人口还是农村人口,整体的教育水准和文化素质均有很大的提升。中国之所以能够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取得前所未见的成功,可能首先要从这个方面来看,因为这是工艺和制造业的基础,是一切“社会性”财富最重要的源泉。
　　自18、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兴起后,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实际上都很少再出现过类似于塞拉那样的著作,以至于现在的经济学理论去古甚远,对“先天性”财富与“社会性”财富并不加以区别。但如果认识到国民质量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财富之源,我们也就会对“民工荒”有一个正确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