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3年7月的一个早晨，瑞典王后乌尔里卡接过一把金光灿灿的钥匙，惊喜万分。那是国王送给她的生日贺礼，一座藏在林中的中国宫殿。

　　据说，当时的工匠们仿照王后哥哥普鲁士国王的中国式楼阁，建造了这座宫殿。10多年前，当记者走近这座看上去更像蒙古包的建筑时，瞧着屋檐下镶嵌的那些有着黑八字胡的小人头，不禁觉得有点儿可笑。这就是欧洲人最初对中国印象的真实写照。

　　精美而充满了神奇色彩的瓷器、传教士的书简和夹杂着道听途说的《马可·波罗游记》，18世纪中期以前三四百年间的欧洲人就是从这些途径来了解中国的。当从中国回来的传教士们受到精英们的热捧，他们的书简也被视为经典。传教士眼中那个“酷似古罗马帝国的中国”走进了欧洲人的脑海。当时一些欧洲学者甚至认为，发现中国可与15世纪发现美洲大陆媲美。

　　但是，欧洲精英们发现的中国不是一个真实的中国，而是一个神话的中国。中国这个词儿，对启蒙运动的精英来说，是一种力量，是“旧秩序的卫道士和蔑视者之间的赌注”。当东印度公司把订制好的精美瓷器运回欧洲大陆时，法国思想家伏尔泰也在感叹：“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一个被乌托邦化了的中国成了欧洲知识界借来反封建和反宗教专制的利器。

　　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实用色彩，也恰恰是因为这种实用色彩，使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永远的误读”之中，在非好即坏、非爱即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

　　18世纪中叶，英国人终于找到了解决对华贸易逆差的“方式”。从此驶进中国港口的西方货船上卸下的银元和货物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整箱的鸦片。当启蒙运动中觉醒而起的西方开始新一轮扩张时，中国形象也变得黯淡了。此时的欧洲不再需要一个乌托邦式的中国。1792年，英国外交官马戛尔尼携带英王信件出使中国，把一个行将覆灭的中国形象带回了西方。40多年后，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形象一落千丈。自那时起到20世纪初，西方学者将中西关系史上的这个时期称为“轻蔑的时代”。英国诗人丁尼生说：“欧洲的50年，胜过了中国的一甲子。”一个当年被描述成花园的王国变成了“满街是开口粪池和垃圾”的肮脏之国，而穿着丝绸、捧着青花碗的中国人也变得贫穷、猥琐和丑陋不堪。

　　爱与恨的综合征

　　记者曾在美国的华人历史博物馆里看到过一幅漫画：来自中国的移民手举大刀砍向正在做工的美国人，刀上写着“廉价劳力”。这幅画描绘了100多年前美国曾出现过的大规模排华浪潮，也使人容易联想到另一幅在巴黎装饰博物馆里的图画，那幅画以《圣经》中所说的上帝的天使米迦勒象征西方，以浓烟卷成的巨龙、佛陀象征东方的威胁，米迦勒邀请所有基督教民众团结起来战胜来自中国的风暴。这两幅画是当时西方出现的“黄祸论”的真实写照，背后透射出的是极其强烈的种族歧视。从那时到现在，中西交流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症结都在于，一些西方人总是以一种高人一等的种族优越感来俯视东方和中国。

　　直到二战时期，即便中国那时已成为盟国的一员，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的形象仍是个“跟在西方后面乞求施舍和怜悯的穷鬼”。1958年，美国学者伊萨克斯曾对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做出一番调查，他在书中写道：“以美国人在对美国本土的中国人感受为基础的印象，几乎都是把中国人看作是劣等民族的。”

　　尽管“红色中国”也曾随着斯诺、史沫特莱等人的著述，让一些西方民众眼中的中国形象少了一些灰暗色调，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朝鲜战争和冷战，却又一次将中国的形象推向了阴暗的极端。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斯坦利·卡诺认为，在历史上，美国人对中国的感情是一种“爱与恨的综合征”。1949年以来，这种“综合征”的表现是，中国的形象一直处于一种似敌非敌的状态中。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是恐怖与邪恶的象征。记者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当年有位华人的家住在华盛顿的郊区，她家周围大多居民是在美国国防部和中情局工作的，只有他们一家是亚裔。一天，学校放了一部讲冷战威胁的电影，片中的共产党全是中国人。电影放完了，老师说，如果发现附近有可疑的人，就一定要尽快向联邦调查局报告。当灯光打开，她身边的同学都迅速把椅子挪开。

　　当美国人在用恐惧的眼光注视着中国时，大西洋的另一岸又一次出现了“乌托邦中国”的幻想。在欧洲，左派知识分子们再一次用中国来表明他们对平等与公正的追求，从遥远的中国寻找反思资本主义的动力。

　　“瑞典人对中国的印象是在理想化与理想化的破除之间摆动的。”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的罗多弼教授曾对记者做过这样的解释。他认为，在越南战争的背景下，目睹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一些问题，瑞典及一些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开始以批判的眼光重新考察西方民主观念，在这样的一种心理气氛下，中国再次被“摆回”到理想化一面。

　　孔夫子+餐馆

　　这些年记者去过不少欧美城市，稍大点的城市里都会发现名叫“孔夫子”的中餐馆。孔夫子与中餐馆的“完美结合”，传递出的当然不只是餐馆的信息。

　　近百年来，成千上万走出国门的中国人所从事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到中餐馆打工。而成千上万的西方人就是从中餐馆开始认识中国的。在很多外国人看来，到中餐馆吃顿饭或逛逛唐人街与去一趟中国似乎没有太大差别。

　　普通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就这样简单，就像他们总想用一个符号、一个替代物来象征中国，单调与符号化也使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停滞不前。1942年的一项调查表明，60%的美国人不知道中国在世界地图上的位置。50多年后几乎没什么变化，1997年，美国有媒体作了调查，结果表明，100个学生中只有4个知道邓小平是谁，居然没人知道中国的国家主席是谁。

　　2001年春南海撞机事件发生，记者从美国报纸上看到了这样一幅漫画，一个长相丑陋的华裔餐馆工人，把一盘炒面倒在了上门用餐的“山姆大叔”身上，反而要求“山姆大叔”道歉。当时，某些美国媒体甚至号召大家都不去中餐馆。居然还有一位美国妇女公开质疑，中国是不是一直想攻占美国？

　　从第一艘美国货轮抵达广州算起，差不多已经经历了两个多世纪，但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依然没有走出非友即敌的怪圈。这些年来，记者在西方国家工作，常常会听到一些中国留学人员抱怨，说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百年未变，说明西方人对中国远不如中国人对西方了解。其实，他们应当反向设问才对：西方人凭什么要对了解中国有兴趣？凭什么会改变他们脑海中深藏的中国形象呢？现在，变化终于开始出现了。

　　3年前在美国新泽西大陆航空体育馆出现的那个场景让许多旅美华人难以忘怀。“姚明，你同意和我结婚吗？”当看台上几个金发女郎拉出了一个大横幅，整个体育场都沸腾了！敬佩、爱慕、惊奇……姚明的不同在于，他来自中国。中国人不仅会打篮球，而且打得和美国篮球明星一样棒！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形象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2005年，法国里昂证券亚洲分部推出了一份有关中国发展的报告，其封面画不无渲染之意：中国巨龙正在吞噬地球。从报告的数据看，中国2004年已成为世界钢铁、铜、燃煤、铁矿等原料最大的消费国。

　　的确，现代中国让西方人产生了很多的疑问：为什么中国经济会突飞猛进？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姚明那样球打得像NBA球员一样好的明星？中国会不会把全球的石油用光？中国有朝一日会不会在经济实力上超过美国……这当中有好奇、羡慕，也夹杂着猜疑与不安，但所有这些问题都与现代中国的形象息息相关。中国的形象正因此而变得更加复杂、多元、丰富，不像中有相似，相似中有不像，西方人再也无法用非好即坏的标尺或简单的符号来看待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