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兰案不应缺失的被告：中国国家体育总局

笔者非法律人士，对桑兰诉讼无法提出更专业看法和建议。但是，自从桑兰发起这场可能索赔标的创下世纪之高（至少国内如此）的司法诉讼伊始，一个疑惑始终萦绕脑间挥之不去：中国国家体育总局为什么能够安然坐在旁听席上？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直奉行牺牲全民健身的举国体制体育国策的，这一国策的主要理论基础是“集中力量办实事”、“好钢用在刀刃上”等一系列不计过程，只重“效果”的机会主义与形式主义苟且方法追求国家“荣誉”最大化的。

这种观念形成国家意志，纳税人的钱大量砸往极少数运动员，政府以赌注方式冲击体育金牌，以金牌数量泡沫化“助长”国民实力。某种程度上，这并非不能理解，毕竟中国富有荣誉感传统，而体育荣誉与国家形象紧密相关。对一个国际声誉不曾获得过广泛认可的准超级大国来说，形式主义和机会主义共同成为中国博得珍稀赞誉的重要体制传统，应该是种事半功倍的选择。

它符合中国人特有的，以钻营行为创造市场暴利的商人型功利心理。

当然，它所能产生的客观效果也是不言而喻的。这个庞大帝国的每一个子民，期待着国际赛场上出现国人的身影，他们被长期干燥了的爱国主义热情，随时准备为国际颁奖台上接受桂冠的每一个国人点燃，即使他们自己或许因为缺乏场地、器材和起码的健身锻炼条件而体质孱弱。

比如笔者本人，就依靠在不宽敞的家中屋顶砸了根膨胀罗钉，挂上沙包，保证健身之需。我也会为李娜姚明刘翔们获得的体育成绩心情激动，当然，与此同时，我不免会为之思索，他们所获成绩的科学性、可行性。

桑兰小小年纪就得益于中国举国体制，创造了不菲的运动成绩。一次意外受伤，致使她胸以下半身瘫痪，她必须在生命余年依靠轮椅前行。

当桑兰几乎淡出人们记忆的时候，她不由分说地再一次占据了中文舆论。这次，她是以一场跨国诉讼和天文索赔的原告身份取代昔日的体育明星身份进入人们视线的。此事一经公开，桑兰及其代表人立即陷入中国舆论的道德漩涡。我一反常态地没有卷入这场网络论争，但我欣喜地注意到，一个身体不断萎缩人格却不断强大的桑兰，以无法撼动的姿态站立于世人。

中国是个喜欢拿道德说事的国度，形成戏剧性对比的是，中国正遭受着历史空前的道德危机。我冷眼旁观着国人气极败坏的道德表演，我知道，桑兰有权借助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且，她颇有见地的选择美国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

在跟踪桑兰维权一案期间，我一直不解为什么中国体育总局可以置身局外，随着对案件分析的深入，这个问号已经获解：这或许构成一个诉讼策略，即便原告还没能意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