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5月6日，由国家计委和国家体改委合并而成的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挂牌。这个不动声色的挂牌仪式，同时标志着两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是从1949年开始的计划经济时代，另一个则是从1978年开始的延续了25年的改革时代。

对于带有“命令和强制”色彩的计划时代的消失，人们可能不会感到意外，但对于一个被经济增长渲染得如日中天的改革时代的淡出，人们则多少会有些突兀。不过，新机构的名称已经明确无误的将这种时代切换昭显出来。虽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名称上还保留着改革的字样，但秩序已经颠倒。“发展”在前，“改革” 在后。联想到“计委”和“体改委”在自己的时代呼风唤雨的日子，这个名称上的变化显然不是“不经意”的。对于体改委的隐退，非常了解中国改革的经济学家石小敏这样评论到：“迄今中国的20多年发展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前十多年是改革，后十年是转型。前一段，改革基本上是自上而下推动的，需要有一个宏观调控部门来指导和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而在后十年，改革呈现多元动力推进的局面。体改委能起到的作用自然越来越小。”

然而对于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来说，在“发改委”这个名称背后，显然还隐藏着他们对中国改革形势更加乐观的理解。在他们那里，经过十年的时间，中国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已经基本搭建完毕，接下来的就是不断完善的技术性修补工作。对时代的这种判断，充分体现在了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中。从十四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仅有一字之差，即由“建立”变为 “完善”。在体现执政连续性的同时，也充分表达了新一代领导人对现有体制基础的信赖。这个被简称为“新五十条”（对应于10 年前的老“五十条”）的《决定》中罗列详尽、条分缕析的专业表达，更彰显了新一代领导人越来越浓厚的技术官僚色彩。一位海外的评论家也注意到了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这个特点，他说，“24年前的'三中全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这次的意义恐怕更多的在于技术层面、经济与社会层面，可能没有太多很深刻的政治意义；不过没有太多政治含义与影响对中国来说或许是一桩好事。”

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位评论员是在批评中国引为传统的“泛政治化”倾向。不过，这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传统印象仍然停留在20多年以前，与中国今天的现实颇多不符，甚至刚好相反。实际上，自从 1978年之后，中国现实政治中存在的恰恰是“泛经济化”的倾向，或者更加准确的描述是：公权的商品化潮流。中国政治对经济的控制不是消失了，而是以一种更加隐秘、更加有力的方式存在着。它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比传统的计划经济更加难以溶解的体制形式。与“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建立”的乐观判断相比，这可能更加接近问题的真相。而这种具有自我加强能力的“权力经济”体制，就是为雄心勃勃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准备的舞台。如果不改造这个舞台，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审慎、渐进、温和等等技术官僚与生俱来的性格优势就可能反过来成为束缚他们的致命弱点。这种命运，在他们的令人尊敬的前任朱骁基那里已经被悄悄的证明。

与外界普遍的印象相反，具有超凡魅力的朱骁基先生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技术官僚。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事务性”官员。这并非朱的过谦之词，而是十分清醒的自我评价。纵观朱在90年代初期主政中国经济以来的表现，朱扮演的实际上是一个“救火队员”，从“清理三角债”，到“经济软着陆”；从 “整顿金融秩序”到“分税制”，朱骁基的英雄时代始终被局限在一个既定的体制舞台上。只不过，体制舞台的局促被朱骁基的个人光芒掩盖了。朱骁基的个人魄力、智慧、信仰以及超群的行政管理能力是如此迷人，以至于一位外国政要干脆撇开所有带有主观色彩的形容词，以不容置疑的客观标准评论朱：智商200以上。

在共产党的领袖中出现这样一位个性鲜明的人物是非常罕见的，这不仅让西方人感到惊异，更使已经对政治人物形成了刻板印象的中国人欣喜。如果在整个90年代中国政治中有什么明星的话，那就非朱骁基莫属。但可能正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英雄期待，导致了我们对体制和时代的错觉。这种错觉由于 90年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变得十分“真实和可信”。不过，错觉毕竟是错觉，朱骁基最终还是亲自证实了这一点，虽然他表达得很委婉。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注意到，这位最接近西方民选政治家的领袖，在他作为总理的第三次记者招待会上，已经变成了一位“不了解情况、自我祝贺的总理”，这与他刚刚出任总理时发誓要“闯地雷阵”的政治豪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说，在听过他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后，连“最玩世不恭的北京出租车司机”都感动了。

不过这家富有盛名的西方报纸忽视了另外一个寓意更加深刻的细节。早在前一年（2000年）的记者招待会上，这位总理就已经露骨的抒发了他的无力感，他说，“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之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骁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在一如既往的幽默与谦虚中，朱显然没有克制住他对体制的无奈。一位现代中国的总理，最高的自我期许仅仅是“作一个清官”，足以反衬中国政治的真实现状。朱的这段自白，一方面流露出他的无能为力，另一方面也证实了他与体制的依存关系。中文里“清官”的意思其实可以翻译为“依靠坏体制作好事”的官员。以这样一个古老的标准的来衡量，朱无疑是现体制中最杰出的“清官”，但清官一词本身的含义则界定了朱在行政上的最大边界。换句话说，朱并不是以体制本身作为改革目标，而是以体制赋予他的权力作为凭借，在现有格局中最大限度进行资源调整，以维持经济平衡和经济增长。

90年代中期，朱骁基通过金融、财政权力的上收成功的调整了中央与地方严重失衡的关系模式，就是朱式执政思路的一个典型范例。事实上，这也是朱骁基任内最为大胆的一次体制改造行动。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朱骁基虽然暂时控制了泛滥的分权模式，但却没有能够稍微改变传统政治权力本身。这就是为什么在90年代末期，中央政府以及各类金融、工业利益集团取代地方政府而成为盲目投资的主角的真正原因。准确的说，朱骁基在整整十年中所作的全部工作，都是在开掘现有体制的资源，以全力维持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平衡。就这个有限的目标而论，朱无疑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因为他毕竟将中国的经济增长维持十年之久，并基本保持了中国社会的稳定。朱骁基唯一一次触及政治体制边界的改革，是他发誓要完成的机构改革任务（这实际上仍然一次意义有限的具有传统特色的“精兵简政）。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即便是这样一个单纯的“事务性目标”，朱骁基也只能铩羽而归。显然，不管朱骁基具备如何卓越的个人才能，但在现存的政治体系中，他都不具备改造官僚体制的足够权力资源。从这个角度观察，朱骁基将自己自限为一名“事务性官员”，并将自己的目标完全设定在经济领域，的确是非常“聪明”的谋略。然而一个严酷的事实是，朱已经按照一个清官的理想将现有的体制资源挖掘到了极限，后来者如果萧规曹随，依样画葫芦，恐怕就只能南辕北辙。事实上，在主管中国经济的最后岁月中，就连朱骁基本人也已经无法按照原有的路径继续前进了。

关注中国问题的人都会注意到，在朱骁基掌管中国经济的最后几年中，在中国 GDP完美保持前20年增长姿态的同时，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以发散性的方式开始蔓延。严重的失业、让人气馁的贫富分化、完全失控的腐败、农民的绝对贫困化如此等等，都在中国经济奇迹的背景上投下了巨大而又黯淡的阴影。虽然这些社会问题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经初露端倪，但其不可遏制的顽强性格直到90年代末期才似乎被中国人突然发现。以中国的舆论管制程度，如果某个问题被允许在公开媒体上讨论，就意味着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不过，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这些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而是在于它是不是可以在短期内消除，在于它是不是可以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加以改良，在于目前的这种体制是不是本身就是制造社会问题的根源。虽然朱骁基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维持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上，但说他没有注意到并采取措施改进这些问题显然是不准确的。在朱骁基内阁的最后一段时间中，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发生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国有股减持事件。对于很少教条思想并经常对经济学家冷嘲热讽的朱骁基来说，他推动国有股减持并不象经济学家“窃”以为的那样是为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而是有着十分实用的目的：为社会保障资金筹集资金。

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热心及坚决表态上看，朱骁基显然已经意识到了中国社会保障问题紧迫性。但这个过程在中国股市中激起了巨大的反弹。仅仅半年之后，朱就以 “本届政府任期已经有限“为由，决定将国有股减持问题留给下一届政府。如果说90年代中期朱骁基的政策还是在下面遇到抵制的话，那么在他任期的最后阶段，他的政策似乎已经很难走出中南海了。这无异于表明，一个不断制造社会问题的体制正在不由分说的剥夺中国领导人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改革的方向盘已经易手。无论他们多么出类拔萃，也无论他们在民间享有多么巨大的声望。而对于持续了将近25年的中国改革来说，这实际上是一声正式终结的下课铃声。因为一个被悄悄培育了20多年的体制已经长大并站立起来，从此之后，它将按照自己的意志和逻辑改造这个国家，再也不会理会个别领导人善良的道德意愿。那么，这个体制究竟是什么呢？它是我们誓言要建立的那个市场经济吗？是我们在20多年之前期望的那个民主自由、繁荣均富的彼岸之国吗？

在一次纪念“南巡谈话”十周年的专访中，一位在近十年来爆得大名的经济学家，以他一贯的自信对记者谈到了腐败：“腐败增多的原因不是搞了新体制，而是因为有旧体制；而要想改革旧体制，在过程中不出点问题才叫'见了鬼’。在转轨过程中，尤其两种体制交叉换位时，或在新体制不成熟的时候，腐败可能还会加剧。但不能因为有腐败，就停滞改革，往回走绝对不是出路。要让水不断的流动，腐败不制度化，不固化。”

这段谈话如果放在10年之前，或许是正确的，但如果在改革 20多年之后，我们仍然将问题推给旧体制，那就只能证明我们对现实的麻木。事实上，这段“标准”的解释反映了中国主流精英一种普遍流行着的时代错觉。在这种错觉中，中国目前仍在存在着新旧两种截然不同体制的对立，我们仍然在按部就班的走向一个新的体制。但事实却是，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已经很难分辨什么是新体制，什么是旧体制。两种体制经过25年的磨合，已经被完全融合在一起，浑然一体，天衣无缝。两种体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仅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配合，相互巩固。换言之，中国人今天面对的是一种完全成熟了的体制，它既不是我们深恶痛绝的旧体制，更不是我们多年以身相许的新体制，而是一种被官僚体系操纵得游刃有余的，完全足以自我循环和自我加强的畸形体制。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什么“走回头路”的问题（我们早就回不去了），而是走上了歧路的问题，不是什么 “不制度化、不固化”的问题，而是已经完全被锁定在歧路上的问题。当大多数人（像那位经济学家一样）仍然沉浸在未来的想象之中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不知不觉地到达了终点。

不幸的是，我们经过20多年辛苦跋涉所到达的这个终点，并不是什么美丽的“新世界”，而是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旧朝代的翻版。王亚南先生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在它那部研究中国官僚体系的开山之作中提醒我们，中国源远流长的官僚政治体系有着神奇的亲和力，它可以与任何体制相互融合。它既可以与古老的小农经济，也可以与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市场或者国家资本主义相结合；它既能够将儒释道汇于一炉，也能够将现代三民主义、法西斯主义杂糅并蓄之后，自成一体。而当今世界的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自然同样不在话下。这或许正是中国官僚政治自秦以降，能够绵绵延续2000年的关键原因。正所谓“2000 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我们一直强调，中国这一轮迄今为止延续了25年的改革，是一个以旧的官僚体系为推动手段，因而在逻辑上也就必然是指向官僚体系利益最大化的改革。这一点，从1978年到1984年的改革第一阶段表现得并不明显。由于这一阶段官僚体系对改革可能产生的利益调整看得并不清楚，他们对民间（主要是农民）的自发革命采取了某种观望的态度，所以这一阶段更准确的定义应该是“官僚默许”的改革。也正是由于这一阶段改革的特点，导致许多人将中国改革定义为所谓“增量改革”，但这种定义在1984年尤其是1992年之后，逐渐失去了解释力。实际上，经过将近 10多年的改革实践，尤其是在90年代初期的“南巡” 讲话之后，中国官僚体系已经完全明白了自己在改革中的利益所在。他们开始以各种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投身“改革”、改造改革，并最终将改革的主导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90年代之后，中国官僚体系凭借完全不受约束（注意：不受约束的最强有力的理由是稳定）的垄断政治权力作为资本，以个人经济利益为导向，肆无忌惮的参与他们心目的“改革”。显然，这对于中国改革来说，更多的只能是一种本质上的败坏。这种完全失去了约束的改革，在中国农村被称为“干部资本主义 ”，而在中国城市则被称为“权力资本主义”，事实上，有一个更加恰切的术语可以描述中国的改革特征，那就是上一代人耳熟能详的“官僚资本主义”。

只不过，这个术语可能唤起某种讽刺的回忆，而只能偶尔在私下中被人们提及。中国官僚体系在中国改革中的“自我觉醒”，在90年代中期之后演变成一种巨大的体制性力量，将触角伸展到中国经济的每一个领域，并按照自己的逻辑建构“新”的体制。在中国的中介组织的建设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旧灵魂是如何借助新 “肉身” 而复活并繁殖的。

90年代初期之后，中国政府出于财政压力开始裁减官僚规模，开始鼓励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于是，林林总总脱胎于官僚体系的政府机构变成了面目全新的社会中介组织。财政部门变出了会计师、审计师事务所、司法部门变出了律师事务所、税务部门变出了税务师事务所、工商行政部门变出了各类咨询部门。而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各种“市场中介组织”本质上仍然是国家权力机关。其权力的垄断性和利益的封闭性以一种新的形势被延续下来。江苏某个城市的一位税务师事务所的董事长曾经向我夸耀，他那只有几十号人员的事务所一年的纯利润达到2000万元。此人原来是该城市某税务分局的一名即将退休的官员，在刹那间变成了董事长的同时，也刹那间拥有了巨额个人资产。这让我们联想到了中国历朝历代以专以苛捐杂税为能事的役吏形象。这种真相告诉我们，中国传统官僚权力在90年代中期之后，是如何以一种新的面相在中国社会中繁衍复制的。在旧的官僚权力没有得到丝毫改变的同时，国家官僚权力通过新的面相向社会各个领域延伸、渗透，并寄生在新的宿主之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一脉相承的旧式官僚体系具有多么惊人的适应性。

我 们这一代人曾亲眼目睹并欢呼过中国“官本位” 的式微，但在90年代中期之后，我们惊讶的发现这个古老的怪物带着嘲讽的笑容回来了。这个怪物的凯旋是完美的，它不仅自己完好无损的回来了，而且带回了它丰盛的战利品：“官商”本位和“官学”本位。其所到之处，几乎攻无不克。我们不是回到了1978年之前，我们是回到1949年之前。最为要紧的，可能不是中国的官僚体系及其合谋者以改革的名义攫取了多少利益，也不在于他们是否已经完成带有抢劫性质的“原始积累”，而在于在盗取了改革合法性的同时，“新”的旧体制的意志已经完全取代了改革的意志。如果这种意志是体制性的，那么，以少数精英构成的上层分利集团对中国社会的抽取就是无止境的。

90 年代后期，尤其是新千年开始之后的几年中，我们发现中国官僚体系在中国的“存量”改革中表现出了与他们的职能极不相称的“积极角色”，从房地产开发到国有资产改革，一个本应保持中立甚至保守立场的官僚体系，却一跃变成了最活跃、最积极的“改革”动力。除了看得见的财政压力之外，看不见的应该是官僚体系巨大的利益冲动。中国官僚体系这个越来越反常举动表明，中国改革不是进入了什么“存量”阶段，而是进入了“瓜分阶段”。一个“新”的旧体制正静悄悄但却疯狂地运转着。然而，只要中国以官僚利益为核心的这个体制存在一天，官僚及其同谋者的最大限度攫取就不会止息，直到这个社会没有资源可供继续剥夺为止，到此，中国历史也将完成又一次可悲的循环。以现代标准衡量，作为一个社会结构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官僚体系形成一个具有自利倾向的利益集团并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问题的危险性在于，我们正在面临这样一种前途，那就是中国的官僚们将这个国家变成“官僚的中国”。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该是我们第N次面临同样的历史处境了。

毛泽东对中国官僚体制的腐蚀和吞噬能力是非常警觉的。“文化大革命”中所包含的一个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限制当时正在逐渐膨胀的官僚特权。虽然毛的鲁莽和浪漫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将文化革命仅仅归结为权力斗争的产物，却是对中国历史的另一种无知。从某种意义上讲，毛的革命是针对中国城市特权阶级的一次农民革命。或许正是因为对旧体制的荼毒记忆犹新，他才会在仅仅17年之后就接着发动又一场伤筋动骨的“革命”。显然，毛泽东并没有找到正确的办法，悲剧和灾难在所难免。匪夷所思的是，作为毛的后来人，邓小平也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来约束官僚体系。或许，创深痛巨的“文化革命”使邓从另一方面吸取了相反的教训，于是，他将历史的钟摆狠狠的拨向了另一面。

有敏锐的论者提示我们注意当今中国的“重新民国化”，也有论者以更加晚近的事实警告说：中国正在拉美化。但无论是民国化，还是拉美化，他们想指出的大致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城市精英集团（他们即便在城市中也只占人口的极小部分）完全垄断了从政治权力、到经济权力、到文化权力的社会总体性资源，社会的绝大部分资源都在这个狭小的圈子里私相授受。而与此同时，大部分人口却被排拒在这个圈子之外，只能完全被动的承受这个圈子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输出结果。这种畸形格局由于有越来越现代化因而也越来越具有效力的军事权力和警察权力而得以维持。

但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却是，一个制度上的“流动性陷阱”出现了。也就是说，这个制度将完全失去自我创新和自我改革的动机和能力，而在一个坏的“制度陷阱”中不能自拔。那么这种前景离当今中国究竟有多远呢？拆除那些遮蔽我们目光的时代景观，将互联网、私人汽车、豪华别墅等等时代标志从我们的眼前挪开，一个旧式的官僚王朝就会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

这是一个被现代技术武装起来的官僚体制，附着在这个官僚体制之上并与它紧密结合为一体的，是各种经济，文化的分利集团。这个庞大的上层结构除了维持统治之外，剩下的冲动就是无孔不入的参与各种经济活动，与民争利，而对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鲜有兴趣。中国目前的官僚体系在产权保障、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动机低落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即便他们勉强提供这些服务，也多半是出于某种牟利冲动。在这个庞大的架构之下，是以十亿计的毫无组织的原子化个体，他们被强大的力量控制在食物链的最下端，极少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如果时世平顺、经济繁荣，这些数量庞大被拥塞在社会底层的原子化个人可能还会表现出一如既往的驯顺，温和，上层官僚体系也多半会显示其亲民，爱民的民本风范。但倘若遇到急景灾年或者剥夺太甚，无力维持最低限度的温饱，平时沉默、温顺的底层民众就可能呈现暴民化趋势，而底层的这种骚动，也将把上层结构推向冷酷的极化形态。这种极化形态的晚近版本就是极右的专制政权。

从这个抽象的事实中，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了一个旧式官僚国家的现代影子。所以，对当今中国更加准确的描述可能是，“重新中国化”。控制着社会总体性资本的官僚国家，有超强的调动资源的能力（就像它调动资源维持高速增长的 GDP一样），因而也就具有超强的自我维持能力，这种自我肯定和自我维持能力经常被研究中国历史的人迷惑不解的称之为“超稳定社会”。这个术语预示：中国社会经过了25年之后，可能又一次被锁定在一条惯性强大的历史轨道之中。所谓锁定，指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境遇：没有外部强力，路径将很难被轻易改变。

实际上，深入中国社会内部，我们就能够发现，今天中国已经在诸多面向上有被锁死的迹象。这首先表现在利益表达和利益分配模式上。

2003 年8月22日中午11点，南京居民翁彪由于拆迁问题引火自焚。这起惨剧被称为“8・22”事件。不过，发生在南京的“8・22”惨剧仅仅是一个全国性自杀抗议运动的开头。不到一个月之后的9月15日，安徽人朱正亮将这一把火烧到了北京。同样是拆迁问题，但朱正亮的自焚显然比翁彪具有更加强烈的抗议色彩。他不仅选择了北京，而且选择了最具宣示意义的天安门金水桥。

在接下来的整个十月，几乎天天有人将天安门作为他们表达绝望的场所，他们或自焚，或跳水。天安门变成了中国自杀抗议的圣地。以至于北京警方不得不以严厉口吻警告，不得将“天安门作为制造事端、报复社会、发泄私愤之地”。100多年来，天安门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表达他们社会理想的传统场所，100多年之后，知识分子不见了，尾随而至的是中国的底层民众。不过，中国底层阶级来这里可不是为了表达什么理想和信念，他们要表达的，是对这个社会的绝弃，其中暴力与血腥气氛隐约可闻。虽然这一次他们的暴力是指向自己的，但谁也不知道他们下一次会指向谁。

在2003年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表明，中国社会的利益表达通道已经完全被阻塞，于是人们只好诉诸于这种极端方式。我们很难想象，如果这些人还有其他的表达方式，他们怎么会选择以生命为赌注。这一次抗议的主角虽然普遍是中国的下层民众，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其他阶层就有更畅通、更有效的表达方式。更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中国的其他阶层境况稍好，有更多的本钱恪守中国人的隐忍“美德”。这是中国传统和现行体制的“阴险”之处。

中国政治体系中向来就缺乏正常的利益表达机制，而在1989年之后，各阶层利益表达的空间更被压缩到了极限。

由于中国改革模式中对社会稳定程度的极端高要求，任何带有抗议色彩的利益表达都可能被视为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因而也构成了对中国改革的威胁。零散的个人抗议如此，有组织的抗议形式则更是变成了 “洪水猛兽”。

改革一方面将越来越多的人驱离了传统的共同体，（在城市主要表现为“单位”，在农村则表现为村社，这种共同体对个人的保护作用虽然有限，但仍然不失为一种有组织的压力集团），另一方面却没有为这些分散的、离开了体制内合法团体的个人开辟新的利益表达渠道。中国领导人早在改革之初就已经深刻的认识到，改革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但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似乎从来就不想为这种利益调整设置一个安全阀。相反，由于社会稳定从上到下都被作为官员们的重要政绩指标，这种表达遭到了比以往更加严厉、更加普遍的压制。所谓“将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变成了各级行政部门普遍的行事准则。于是，一个弹簧被史无前例的压紧了：改革越是剧烈、被抛离分配游戏的局外人就越是多，利益表达的意愿就越是强烈，反过来，表达意愿越是强烈、压制这种表达的力量也就越是具有强迫性。

对于这种情形，任何具备正常思维的头脑都会做出判断：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恶性循环。进入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各级政府大门外如家常便饭的小规模静坐抗议，几乎已经成为中国改革时代的一道标志性风景，而政府处理这种问题的办法却仍然是让人疲于奔命的一对一谈判。当然，更经常的情况是，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而更多的抗议和更强烈的不满则在不断酝酿着，生长着。如此循环，直到压制成本变为政府一个不堪忍受的财政负担，或者不满情绪不能被进一步压制，真正汇成领导人头脑中那种骇人的洪流。这颇有一点“自我证实的预言”意味。

近几年来，在中国社会浮现出的越来越广泛的抗议活动，虽然是零散的，无组织的，但并不意味着它们永远不可能汇集，而这种零散的、无组织的特点，正是这类抗议活动最值的担心的地方，因为这种仅仅由极端不满情绪构成的抗议洪流一旦形成，就很可能失去最初的有限目标，所指之处，任何建设性都可能顷刻化为齑粉。2003年自焚浪潮之中所隐含的“玉石俱焚”的破坏性有力的揭示了这一点。而这种前景越是逼近，当局对利益表达的容忍度就可能越低，北京公安当局对天安们系列自杀事件的严厉态度证实了这个判断。起码在目前，我们还看不到解开这个死结的任何希望。

一位学者在回顾中国25年的改革时，满足的总结到，“'八九’之后，共产党不但没有垮台，80年代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在90年代反倒消失了……市场化改革确实剥夺了集权主义体制的经济基础，而且造就了新的强有力的社会集团。但是，通过建立精英联盟，共产党与新精英达成默契。如今共产党的社会基础不再是工农大众，反而是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

为了顺利论证其“中国特殊论”的主题，这位学者使用了许多操之过急的结论，但必须承认，他对中国社会新的结盟趋势的描述大致是中肯的。不过，这位学者可能没有意识到，80年代的学生运动在当时实质上起到了一个平衡利益表达的作用，起到了某种类似于民主国家在野党的舆论组织功能。

所以在90年代之后，中国学生运动的沉寂可能并不是什么良性的发展。学生运动的消失恰恰使中国社会失去了最后一个公共政策的辩论平台，中国社会各阶层在改革中表达自己利益的最后一个机会被剥夺了。正如这位学者所看到的那样，一个以传统政治精英，新的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所构成的新的联盟出现了。这个联盟能不能成为未来中国执政者的社会基础我们不敢轻易判断，但这个联盟垄断了中国改革中的利益表达则是一个越来越彰显的事实。一个涉及亿万人利益的改革却将大多数人排斥在合法利益表达之外，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一种进步，对比中国80年代，中国社会的利益表达渠道不是放宽了，而是显著地收窄了。

中国的改革决策变成了强势利益集团狭小圈子中越来越神秘的讨价还价，公共政策的制定被私人化了。这种发展带来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后果就是：中国改革中的利益分配模式也逐渐趋于锁定状态。

90 年代中期之后，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所谓的内需不足。这尤其体现在消费需求的不足上。这个严重困扰延续的时间是如此之长，以至于“提振内需”变成了各级政府官员常年挂在嘴边的一个政治口号。那么，在国民财富增长“一支独秀”的同时，中国内部的消费意愿以及消费能力为什么反而会变得如此低下呢？

对这个问题，许多人都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但“有消费能力的缺乏消费意愿，有消费意愿的却缺乏消费能力”恐怕是对这个悖论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显然，这个事实所透露出的信息已经远远不像“内需不足”这个术语那么中性了。

这实际上在暗示，中国社会经过25年的改革，已经出现严重的分配失衡。而这种失衡的持续之长及扩展之快都显示，中国的分配模式已经在相当高的可能性被锁定，一个久别了的词汇――马太效应，正在回到中国人的生活当中。

当然，在中国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马太效应”被注入了典型中国式的内涵：被权力为分配轴心的模式不是将少数人，而是将大多数人趋入贫困的深渊。数据显示，中国城市与农村收入差距在1984年由改革前的2.5倍显著缩小到1.8倍之后，开始不断扩大，到新世纪开始的时候，这个数字达到了3倍。而最极端的估计则是6倍，而就我们个人的生活经验而言，这个“极端的估计”可能一点都不极端。

考虑到中国农村庞大的人口基数，我们很容易想见中国贫富分化的严重程度。更让人担心的是，中国城市人口本身也同时发生着越来越剧烈的收入分化问题。

在中国城市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两个普通人之间的差距经常可以达到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之多，以任何标准衡量这都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社会中的正常现象。不过，这个问题的可怕之处在于：这些表面上的收入差距并不是什么偶然的个人因素所导致的，而是隐藏在其背后日趋固化的分配模式所引发的。

排除那些由于外部资本的进入所引起内部收入分化的表象，这个核心的分配模式实际上呈现着其鲜明的权力性格，离权力核心越近，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分额就越大。其外部化的形式则是，首都远远优于省会城市、省会城市远远优于中小城市；城市远远优于农村；官员远远优于群众。

这等于是在说，政治权力中心就是资源中心，就是分配中心。在我们自豪地宣称我们已经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的时候，我们的分配模式却仍然是带有强烈等级色彩的封建模式。

这当然不仅仅是一种嘲讽，而是一种强有力的象征。它告诉我们，中国离现代市场经济还有多么遥远的距离。一个经济体系的健康与否从来就不是只看它的GDP总量，而是必然的包括它的分配；合理的分配也从来不像某些故弄玄虚的理论所说的那样，会影响经济体系的效率。相反，常识告诉我们，合理的分配只会提高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那些对中国GDP成就津津乐道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似乎“忘记”了这个简单的常识。对于现行分配模式所引起的愤怒情绪，一位在中国改革之初有着鲜明改革形象的著名经济学家不屑一顾的说：“结果平等是不合理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

这句回答在傲慢之外显示了中国精英意识中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这种完全歪曲现代市场经济基本精神的倾向如果真正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那么它将不是推动而是毁灭中国仍然非常稚弱的市场经济。具有警醒意义的是，这位经济学家是中国最高民意机构中的民意代表。中国当今最引人入胜的思想家秦晖先生曾经雄辩的论述过，中国改革最初在农村的成功，最重要的精髓就是起点平等。这一点，似乎特别容易被人们忘记。这种“健忘症”不仅遮蔽了我们的常识，更遮蔽了中国社会已经趋于极端的分配现实。

中国以权力等级为依据的分配模式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政治权力牢牢控制着经济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