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布斯评价中国人的税负痛苦指数高居世界第二，但中国政府喉舌《人民日报》则高调辩解，似要将中国人民的疮疤捂上。

所谓税负痛苦指数，其实只是从主观感受出发进行的分析。而《人民日报》刻意安排采访的所谓专家，竟然用以中国的“税负不高”来证明中国人民的税负痛苦指数不高，完全是在偷换概念，自欺欺人。

税负痛苦，自然与税负有关，但税负不是决定这个概念高低的唯一因素。有不少因素，都会引起税收的痛苦感受。那么，到底是那些因素造成人们的税负痛感，中国人的税负痛点，到底在什么地方？

首先，税负痛苦指数与税负水平有关。“御用”专家认定中国宏观税负不高，仅有21%，是使用最小的统计口径，也就是税收占GDP比重的口径。但这些“专家”不想提及的是，中国政府不止有税收，还有巨额的收费和调解基金，甚至有各种说不清的收入，包括但不限于：土地出让金，强制捐款，公路收费，罚款等等，都是强制地将百姓的财富向政府转移。在外国，税收是政府最主要的收入；而在中国，税收与其它收费平分秋色。至于叫做税还是叫做费，都是政府向百姓的强制征收，难道这不是税负？！如果将这些负担计算进去，中国人民的宏观税负超过40%。“御用”专家们拿着高薪俸禄在空口说白话，他们应该听听那些经商做买卖的中小企业主们是怎么说的。他们因为重负而痛苦不堪，在沉重的税负面前，他们不得不做假账，偷税漏税，行贿税吏，被高税负环境逼良为娼。

其次，中国纳税人的税负痛苦还在于：绝大多数税种从决定征收的那刻起，就没有得到纳税人的赞同。在英国，从相当于中国的南宋时期开始，《大宪章》就规定没有贵族纳税人同意，政府不得开征新税，这是纳税人的赞同权，此后又形成纳税人的代表权，参与权等等权利。目前中国二十种左右的税种，只有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车船税是由人大立法的，是听取了人大代表或常委的意见的，其他所有的税种都是国务院的暂行条例。最重要的税种如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政府单方面制定实施，纳税人自始至终未有参与立法，表达意愿的机会。不明不白之中，纳税人头上就强加了必须缴纳十多种税收的义务。纳税人没有被尊重，其意见和愿望没有被听取，纳税人当然有意见，有痛苦。

第三、纳税人既然出了钱，税金用于什么地方，用于什么目的，纳税人是不是应该有发言权？是不是有知情权？是不是有监督权？但这些只是西方民主社会不言而喻的常识。但在中国，国家财政预算的编制、审批和执行，都没有纳税人知情权的份。所谓人大审批预算，匆匆走个过场，而预算的详细内容，这个“橡皮图章”根本无从知晓。全国每年有巨额财政资金用于“三公”消费，但是，纳税人既无从知晓详情，也无从监督问责。今年国务院部委“三公”账目公开，一些部委虚与委蛇，应付差事，而外交部根本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纳税人也拿他没有什么办法。连起码的知情都谈不到，还谈什么监督？纳税人能不痛苦吗？

本质来说，税收是公民购买公共服务的价格。 公民缴纳了税金，就有权享受公共服务。这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一种交易，一种买卖，一种契约。交易是否公平，买卖是否合理，完全看双方权利义务是否对等。按照这种常识，人们纳税，就应该得到公共服务的回报。但是，我国税收近些年大幅增长，而民生事业却停滞不前。税收成本达到税收总额的8%，行政管理成本高达财政支出的18%以上，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官。官员高昂的职务消费骇人听闻，豪华办公楼，豪华轿车，公款吃喝，公款旅游，消耗大量民脂民膏。前些日子偶然曝光的湖北巡视组8官员20天80万元的花费，让纳税人见识了公款消费的疯狂。但老百姓的医疗，教育，社保等仍然处于低水平状态，计划在上世纪就实现的教育支出占GDP4%的目标，至今仍然是遥远的梦想。这些对比无不在撩拨纳税人的神经，刺痛纳税人的心。

在中国目前的现实中，纳税人基本就是国家的提款机，既无生命也无人格因而也就没有痛苦可言，无论新税的开征，还是税金的使用，都不必顾虑纳税人能力也不必在意他们的感受，视纳税人权利与感受如无物。

改变世界历史的，无论是英国革命、法国革命还是美国革命，其导火索都是不公正不合理的税负，中国历史不少改朝换代的大事，也起源于不胜负担的苛捐杂税。毕竟，人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