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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新仨大学生回家放羊，只因父亲涉嫌“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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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新仨大学生回家放羊，只因父亲涉嫌“杀人”
文/ 漂泊诗人
宋殿伟近照
大学生宋嘉诚放羊背影……
引 子
宋殿伟和妻子张国群养育一双儿女,女宋丽平（化旬）和儿宋嘉诚。宋丽平大学毕业后,入当地高速公路管理局职员,后与当地电厂职员(大学毕业)孙浩(化名)结婚,组建了美好家庭;儿宋嘉诚系辽宁某大学在校学生。2012年5月16日,阜新市中级法院来电话,称宋家民事官司下判决了,宋殿伟放下家里的农活,便与妻子张国群去了法院,结果,怎么也没想到,在法院某些人的"逼签"下,而拿出刀子,便涉嫌"故意杀人",镗鎯入狱。宋的八十多岁老父,精神错乱,妻子张国群整天以泪洗面,精神临近崩溃；而宋家的女儿和女婿,只得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毅然请假,而儿子宋嘉诚向学校申请辍学,替父放羊……
亲姐妹合伙开歌厅 埋下的祸根
厚实男子宋殿伟何因在法院内“故意杀人”，我们还得从他媳妇张国群与姨妹张晓红合伙开歌厅那旮瘩事说起。1997年夏，张晓红接手一家歌厅经营后很不景气，便想以2.5万元的价转让出去，但没人敢接；于是，张晓红便找到亲姐姐张国群合计，而当时的张国群在阜新车站开了个酒家，生意不错，丈夫宋殿伟买了台“50型”大拖拉机跑完运输也帮忙酒家。当得知媳妇要与姨妹开歌厅，宋是第一个反对。但张国群最终经不起妹妹的磨蹭，答应和妹妹张晓红合伙开歌厅。提及这段伤心往事，张国群无不自责悔恨地告诉笔者，她跟张晓红是亲姐妹，她才六岁时，母亲就死了，她爸身子有病且脾气不好。她读过小学一年级后，就辍学做事，与父亲担起这破碎的家；此后，含辛茹苦地赚钱供妹妹读书至此她中专毕业。也许是患难中相依为命这段情结，张国群特别看重、宠爱这个妹妹。张国群凑足六万元给妹妹，便卖掉酒家投身到歌厅的经营。当时，张晓红跟她说过：咱们合伙开店，所赚得钱俩姐妹二五开。于是，张国群主内，张晓红主外，硬是把“海港歌厅”搞得有声有色。此后壮大的歌厅还买下租用的场地，扩建后又重新装修，一时成为阜新曲指可数的大牌歌厅。
7年的打拚迎来了张国群的女儿宋丽平考上大学，她惦记起妹妹过去说的话：咱们谁家小孩考上大学，都由歌厅供读。张国群找到张晓红，说女儿考上大学，看能否从歌厅拿几万块交学费。张晓红很生硬地回绝了姐姐，要她自己上亲友家去借。张国群当时懵了，便问妹妹：这些年，姐妹从没分过钱，到底赚了多少钱？张晓红也不忌讳，说有二百多万。张国群问那些钱呢？妹妹一句“全（挥）霍了”，把张国群气得五孔流血，一气之下怒抛狠话：你不给钱我告你！
张晓红自知理亏，于是找来宗族亲戚作调解。张国群作出退步说给80万也行，族亲们又劝她，都是从娘肠一起爬出来的姐妹了，张国群只得退步要50万。但当时的张晓红还是不肯给（张晓红最后将歌厅以135万元变卖出去了），在亲戚们的多番劝说下，张晓红（2005年9月）主动跑到姐姐家，打了一张10万元的欠条，张国群文化不高没有细想再也念及姐妹一场，只好作罢。
一波未平又掀一波
两年后，张国群的儿子宋嘉诚又考上大学，张国群又上妹妹家去“讨”钱，但此时的张晓红非常嚣张，说：我不欠你们家钱，再不走我就报警。张国群见张晓红亲情丧尽，万般无奈之下，这才拿起法律武器，将张晓红欠钱起诉到阜新市细河区法院。法院当时以欠条中“精神损失费与劳务费具体多少没说清”为由判张国群败诉。而张晓红更是牛屁轰轰给她发来短信“就是把钱花给法院，也不会给你”。张国群不信邪，把官司打到阜新市中级法院，中院判张晓红支付欠款10万元，但张晓红就是迟迟不付。张国群只得多次向省、市政法委去信申诉，这才把钱给“执行”回来。然而，张国群万万没想到的是，妹妹张晓红不是省油的灯，一纸诉状将持有三证（《房产执照》、《土地使用证》、《临时占地申请》）的张国群告上法庭，指证姐张国群的房产是她的。
法院在这种情况下，一、二审作出张国群败诉的判决。笔者接北京律师的报料，亲赴辽宁阜新走访了张国群及其家人，查看了大量案卷里的证词和证据，其中一张是张国群居住的北苑街道园西社区于2001年5月10日开具的“证明材料”，这份证明是打印体，而且上面的社区公章不清晰；张国群代理律师为此专门走访、调查了当时的社区主任张玉芹，张玉芹的口述录音和证明都表明，那份证明她并不知情，在她印象里那时的证明一般都是手写的。而另一些建房帮工和购材料证明、证词，经律师调查均不属本人签署的。笔者走访了张国群屋后十多年邻里谭明军和殷云喜，两人都证实宋殿伟和张国群属2001年在此建的房，装修好后，并把宋殿伟的老父亲和弟弟宋殿山及其女儿宋佳丽（父女皆是白内障患者）一同接过来住的，如今十多年了，这屋子里七口人三代同堂一直住着。北苑街道园中路这边过去是个河套，如今改造要建新的住宅区，张晓红争此产权显然目的很明确。当问及他们认识张晓红不时，他们均表示，没见她在此居住过。事实上的居住加上张国群的三证，按理官司不应费周折，但张国群说，她的这官司就打得憋气。当张国群上诉到辽宁省高级法院时，院长王振华亲自作出批示“任何证据均不能与房屋产权机关颁布的房屋产权证书的效力相对抗，”“指令阜新市中级法院加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然而，阜新中院再审又作出维持原判的判决。张国群再审诉到辽宁省高院，省高院受理后决定提审此案，但这次提审一等就是500多天……
宋殿伟在法院被激怒，一冲动涉“杀人”
提及丈夫法庭“故意杀人”，张国群和女儿宋丽平、儿子宋嘉诚三人都有着绞心般的痛，个个伤心欲泪，还是在读大学生宋嘉诚含着泪在跟我倾述着：好象是过了一段时间，市中院来电话给我家，说省高院领导来审提这案子了，我爸妈很高兴，便应约去了中院，省高院立案三庭的副庭长郝志贤接待我爸妈，但谈的都善劝单方的话，他跟我妈说：这是亲情帐、良心帐，要是我自己的话，就把房子给妹妹张晓红算了，姐姐就是妈啊（有录音为证）。我妈真气的哭了起来，本来是解决问题的，咋给对方当起说客来了，我妈痛心地陈述观点，我们一家七口人在这房子生活了12年，这是我们家赖以生存的窝，房子不敢给，给了我们住哪？郝志贤见“劝”不出什么名堂，临走时还给我母亲留下话：既然解决不了，你愿意接受法律机关的测谎吗？我母亲说，如果测谎仪是公正的,我愿随时接受测谎。但测谎这一天始终没有到来，我们搞不懂的是，是区政协委员的张晓红在法律上也处处受人偏重……
2012年5月16日这一天，对张国群一家来说是个黑色带刺的日子，下午1时10分，阜新中院打来电话，说，省高院来人了。当时张国群和宋殿伟在心里惦量着，可能是他们的案子有转机了，于是匆忙赶到中院，经过中院大厅时，他们没察觉有十六、七个法警在那候着，其中一个法警说“今天有个宣判，到第五法庭”。张国群、宋殿伟就去了第五法庭，看到省高院的法官王华迪和郝志贤在那，他们喊着张国群的名字，要她在判决书上签字。宋嘉诚提到这十分悲恸地跟我们说：7月3日开庭那天，我们在出事那天的法院监控摄像看到，他们既没穿法官服，也不在审判台上，且用手捂着判决书就让我妈签，我妈不从，他们才把“维持原判”给读出来。我父母听后十分愤慨，说，我们要上北京去告你们。这时法警就说“不签就拘留你”，我爸还说“我是合法公民，凭什么把我有‘三证’的房子判给诈骗犯，我不服这样的枉法判决，我不签”。这时候，有人在后面踢了我爸一脚，我爸一时气愤，就抽出腰间的刀向前挥了一下，而前面正是郝志贤，他一下就窜开了，我爸并没伤及到他，因为我爸后怕就跑出了法院，再后来，我爸被打的头破血流……这是我爸在医院的诊断，是我们想尽办法弄出来的，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流血达七小时’。我觉得我爸这事很蹊跷，当今各个法院戒备森严，为何不对我爸行使安检？那天法警为何那么多，好象是预备抓我爸似的？再者，一个民事案子为何对我父亲采取专门派人追踪暗拍的手段？在刑事庭审上，怎么都是政法人员的指控作证，每一段摄像都具针对性，不利于我爸的都播出来了，而我爸为何被激怒或挨揍的那些都掐了……
此案留给人们的沉思……
笔者通过电话连线了宋殿伟的辩护律师——北京凯泰律师事务所资深蔡律师，他在电话里说：阜新法院给出的“故意杀人”有些夸大其词，充其量只是“故意伤害”；如果考虑到此案的前因后果的话，对他的冲动“伤害”给予“行政拘留”或适量的惩戒就可以了，但用“故意杀人”是过了。北京国权律师事务所刘超主任也就此事发表个人看法，他对宋嘉诚说“你家的案子不是中国最冤的，但确是法院判决错误最明显的”。
宋殿伟在邻里谭明军和殷云喜眼里也一直是“从不与人红脸”的实在人，笔者也仔细听过郝志贤与张国群、宋殿伟在调解时的对话录音，张国群在气愤之余有些愤懑之话，但老宋一直是有理有节在阐述、辩解，不像是个没理智的人，特别是他提到自己姨妹不光彩一面时，还不忘补充一下“这样讲她是不道德”的谦辞。倒是郝志贤在讲出“法律相信证据”定义后，又在张晓红诉张国群的情况下，叫持有“三证”的张国群，“你有证，你可以跟她（指张晓红）打官司”，明显存在逻辑思维混乱。
辽宁阜新属边塞地区，“过路妇女多骑马，嬉笑儿童识射雕，”就是当地民风的真实写照，此地还是汉、蒙古、满、鲜卑、契丹、女真和匈奴等多民族密集区。宋嘉诚一家住在园中路段说白了就是河套边的城乡结合地带，父亲宋殿伟深陷囚禁后，使这位穷人的孩子成熟懂事多了，他每天早晨六点钟就得去后山放羊，然后还得帮父亲喂猪喂鸡鸭，而他的妈妈在凌晨五点钟就得去挤、送新鲜羊奶，而姐姐、姐夫在下午或晚上还得把奶羊牵回来豢养看顾。宋嘉诚很细心地把我领到他家后院，那里圈养了不少狗、猪、鸡、鸭，他还指着空荡荡的鱼缸对我说，我爸爸被关了，那些鱼都死了，我爸很喜欢这些鱼。说完一脸茫然和无奈。一个才二十岁出头的90后小伙，除了肩负起家庭的繁琐重担还得要安抚那快要精神崩溃的母亲，我们不愿看到这辛酸的一幕，只能暗自祈祷他父亲会早日回来。嘉诚见我无语，突然冒出一句话“我爸对家禽都那么好，他咋会是杀人犯呢？”他的一句话，让我们有些悲怜，心酸的泪花快止不住冲出了眼眶。我们没法探究他心底承载着多少父爱情结，我们也无法用言语来安抚这弱小的心灵，我们只感觉到他，一个90后的大学生用自己的行动在承担着家庭的苦与痛。我们惟有能做的是：把他家的不幸告诉更多人，至少让人们来关注他们的辛酸和不幸，借此来期望我们国家的法律能趋向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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