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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君主到民主，珍惜我们经历过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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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读史书，了解史料，但却不知史实。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可能是读史书的种类比较狭窄。史书有很多类，比如《春秋》、《史记》、《资治通鉴》，以及民间的野史，等等，各不相同。严格说先来，《资治通鉴》不是第一手史料，而是根据史书写的史论。司马光讲得很实在，也很无奈。司马光不相信官修史书上的史料是真实的，比如玄武门之变。司马光不相信李世民说的那些杀兄继位的理由，说李建成与李元吉淫乱后宫是李世民诬陷兄弟。司马光不相信《唐书》上的史料是史实，可他又是根据什么编写的《新唐书》呢？很显然，中国的史书自古就不太真实。历史事实跟历史资料不一定是一回事，史书上记载的事情跟现实中真实发生的事实有时有很大的出入。
近代史学家，尤其是以欧美的权威史学家为代表，在编写史书时，加进了大量的考古与实地考察的证据。就是说，如果没有实物作为证据，即使是有古代的文字记载，也只能认为是传说，而不能被当作史实。这就给中国的史学家造成了巨大的困惑，因为这样就会使《史记》上记载的几千年的历史被称为传说。但也正是因为遵循了考古、考察等取证的严谨手法，当代中国史学家根据对挖掘与研究出土的战国与秦汉时期的文物修正了对那段历史的认识，有些还是颠覆性的修正。可见，今人读古史一定要参考近现代尤其是当代的史学研究成果，这样才能比较全面与正确地了解史实。
有些人对历史的认知有些偏激。比如，把非汉族的民族称为异族，这是一种很古老的民族歧视。汉民族因为这种民族歧视曾经吃过大亏，有过血的教训。而且，这种歧视态度也不符合当今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步潮流。很显然，从这个问题上来看，有些人是很偏激的，而且死不悔改。
其次，玩世不恭，对史实不敬。君主、官主（暂且使用这种称呼）、民主，这是中国也是各国经历过的历史。不管这些社会体制有多大的历史局限性，都是历史阶段进步的标志。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君主制曾经是先进的政体。在另一个历史阶段，君主立宪又是比君主制先进的政体。这些体制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是不可跨越的阶段。只能在现有的阶段上再上进一步，从而建立较高的阶段。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正如同，无论我们现在的学识有多高，科学技术有多发达，探测仪器有多先进，我们仍然不知道比现阶段更高的历史阶段是怎样的。我们只能一步一步的发展，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进步。如果重演当年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那种跨越式的社会大改造，不仅不能促使体制大进步，而且还会造成历史大倒退。那将导致饿死人的大悲剧！从我们经历过的历史中提炼出来的经验与教训，都是我们的历史财富。
从有些人对现阶段以及以前各阶段的嘲讽来看，这些人是很偏激的，缺乏应有的同情心。这说明，这些人的心态与认知水平比他们调侃的对象还要落后。这些人经常利用古史，也就是跟史实有出入的史料来说古论今，其结果却是给人一种牵强附会、偷换概念的感觉。因为这些人引用的史料本身就不真实，跟当代的史学研究成果大不相同、相去甚远。
有些人把君主、官主、民主说成是 “中华三妖”，一是说明这些人对中华，对自己的民族大不敬；二是说明这些人对人类社会，对自己的祖先曾经创造的先进的辉煌历史大不敬。君主、官主、民主都是社会的历史阶段，都是从曾经的先进体制变成后来的落后体制。就如同蒸汽机曾经也是先进的科技成果，但后来也变成了落后的机器设备。因为时代在进步，一切曾经先进的事物都会逐渐变成落后的，被更先进的事物所取代。用 “妖” 来形容自己经历过的历史阶段，其实是反应了这些人自己内心的怨气，甚至是愤怒。
不太理解，到底是什么使得有些人对历史与现状如此不满，甚至如此痛恨？
史学家的一项历史重任就是客观反映历史真相，客观评价历史现象。客观、理智，这是一个喜欢读史的人必备的素养。如果有些人只是喜欢利用史料来宣泄自己内心的郁闷，这不太可能被视为是一种健康的精神与行为。
最要不得的是，把如今人民对政府的服从、对政策的遵行，尤其是对民主法治逐步演进的耐心，说成是国民的奴性。这种说法本身就不是尊重事实的，说这种话的人也不太可能是心理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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