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又是: ...美国打开大门,允许中国将总人口的一半,大约七个亿的人口接来美国分享上帝的恩赐。哈哈哈。说笑而已了。 中国的问题挺复杂的。人口过多要革命的,而革命通常会死人的。”
“梦月者:实际上,你的这种观点还真不是说笑。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有一派理论就是这样说的。从第三世界往发达国家移民,可以帮助消除贫穷人口,解决不发达国家的人口问题。
如果三十年前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有往国外移民的意识,那么完全不需要制定“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要知道,移民也是人口政策。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尤其是小国,都与发达的大国签订了移民协议。
比如,地中海岛国马耳他(Malta)在2004年加入欧盟之前的几十年里,就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签订了移民协议。就拿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数字为例。当时,马耳他本土上只有30多万马耳他人,而移民国外散居在世界各地的马耳他人却有300多万人。
其实,像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曾经与中国政府谈及移民的事情。当然,这些移民国家只需要年轻力壮的中国人。所以,当时的中国决策者回应说,你要我的人可以,但不能只要壮劳动力。你要是要一个人,就要把这个人的全家人都带走。就是说,如果一个二三十岁的中国男子符合移民澳大利亚的资格,那么这个中国男子就得带着全家老少都移民去澳大利亚。这种移民条件无疑是拒绝允许中国人移民国外。
七八十年代正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高涨的时期,急需大量劳工。可当时的中国决策层还没有很强的全球化意识,对移民政策更没有科学的认识与研究。这种情况直到九十年代才开始改变。新一代领导人全面彻底的主持国家政策的研究与制定以后,开始逐渐放开移民政策。向国外移民,无疑也是一种削减国内人口数量的人口政策。
世界上,靠向国外移民而解决国内人口问题的国家还有很多。比如日本,早在二十世纪初就制定了移民政策,鼓励日本国民移民巴西。
中国的人口政策之所以产生如此重大的负面效果,主要原因是决策者没有经过充分论证就制定了影响国家根基的重大人口政策。人口政策、教育政策、医疗政策,这些政策如果有误,可能会影响国家状况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甚至几百年。
现在”单独二胎“虽然出炉,却同时又要抓一个”张艺谋私生子“的案例来警示国人,有条件的生二胎不等于随便乱生。这种知错不改的人口政策,势必要延续三十多年前制定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危害性。彻底取消“计划生育”,从而积极制定移民政策,却可以有效解决人口问题。
移民政策分两部分,一是国内移民,二是国外移民。国内人口分布并不均匀,大量人口拥挤在中原地区与东南省份。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很多方面,比如,自古的农业政策,把农民绑在田地上而限制他们自由择业;现在的户口政策,把人口人为地划分为城乡两部分人口,然后又把各地的人口绑在户口所在地而限制他们自由迁徙。人为造成了人口分布不均,部分地区加大了人口压力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住房、就业、教育、医疗等严峻问题。
保守的外交观念,错失了七八十年代向发达国家移民的历史时机。当时的观念是,只有吃不上饭了,才背井离乡。如果政府把人民送到国外去,国际社会可能会宣传中国养不活自己的人民而不得不向他国移民。这种小农意识决定了人口政策制定只着眼于在国内范围内,并且是在各地就地解决人口问题。因为只有这一条解决人口数量的道路,所以走了极端路线。一胎化的计划生育人口政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极端的国内人口政策。
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学者在二十世纪末发表专著指出,解决世界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把相当数量的人口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移民。这个途径可以立竿见影地解决贫困人口的一些生存问题,比如粮食问题、住房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等等。甚至,还可以解决发达国家的一部分经济问题,比如劳工问题、制造业问题。
由于发达国家大多都基本上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制造业严重萎缩。这个现象造成了很多问题,比如经济增长缓慢、劳工缺少、工资高昂,等等。如果从不发达国家引入相当数量的人口,可以解决发达国家的劳工问题。劳工数量大量增加,工资水平势必会下降,制造成本就会相应下降,制造业就会顺势复活。如此一来,后工业化时代给发达国家造成的经济放缓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这种理论在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学中曾引起讨论。时至今日,美国政府已经就创造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向美国的大企业施加压力。美国产品的创造者们,至少在态度与口头上,都纷纷表示要把制造环节搬回美国本土。这就说明,制造业对国家经济很重要。而维持制造业兴旺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大量的劳工队伍。这些劳工队伍从哪里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学者们表示,可以从不发达国家移民而来。移民不仅可以解决发达国家的经济问题,还可以解决不发达国家的人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