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否孕育社会主义体制新模式

编剧赵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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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中国当局怎样淡化意识形态之争，意识形态之争都是难以避免的。因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不同阶级、阶层对于各自经济利益和福利的追求，然后形成不同的政治权利诉求，必然要反映到意识形态之争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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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初延续至今，人类最大的意识形态之争，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或“价值观”之争。人类数千年不断进步的历史表明，无论奴隶主贵族阶级、地主贵族阶级还是资本权贵阶级的统治，都是“少数人”对于“多数人”的统治，极力维护的都是“少数人”的利益，尽管这种“少数人”的统治越来越文明、越来越向“多数人”让利，越来越具有“全民”和普及性“人权”色彩。就此而言，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维护“多数人”利益为意识形态“价值诉求”及“政治合法性”来源的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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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进步的必然，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在20世纪的横空出世，表明了不甘于长期被“少数人”盘剥、欺压的“多数人”尽力维护自身权益意识的觉醒，对于数千年“少数人”的统治是个巨大的颠覆性冲击，必然要引起各国“少数人”权贵统治阶级的恐惧、仇视、破坏乃至颠覆。前苏联和中国所经受的仇视、破坏和颠覆就是实例。可以断言，今后中国仍将继续经受来自“少数人”统治的发达国家的仇视、破坏和颠覆。一向被统治的“多数人”穷鬼“泥腿子”想“翻天”？没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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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维护“多数人”利益的意识形态“价值诉求”及“政治合法性”宣言是一回事，能否改变“少数人”对于“多数人”的统治是另一回事。人类历史的进步不可能“大跃进”。哪怕8000万中共党员全属“统治阶级”，对于13亿中国人来说仍然是“少数人”。因而，中国仍未在事实上改变“少数人”对于“多数人”的统治。“人民当家作主”只停留在“宪法文本”上。替代奴隶主贵族阶级、地主贵族阶级和资本权贵阶级的，是大大少于党员人数的执政党权贵阶级。相比于越来越具有“全民”和普及性“人权”色彩的西方发达国家，反而更显得专制和落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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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强盛一时的社会主义前苏联被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功颠覆和肢解，以大衰的二流国力重返资本主义大家庭。社会主义的中国也由市场经济的确立重走资本主义道路，甚至比北欧、日本等国“更像”缺乏公众福利保障的资本主义社会。于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被福山正式宣布“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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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美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容忍“形式上社会主义、实质上资本主义”的中国，凭借与国际接轨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迅速复兴，甚至后来居上，重回千余年“世界老大”的地位。必欲重演前苏联故事，颠覆形式上社会主义的中国政治体制，并肢解中国，使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大家庭的二流跟班“地区大国”。这就太霸道，不仅欺负了中国的执政党权贵阶级，也激起了广大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义愤。于是，中国又开始向左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重新抬头。福山的“社会主义终结论”也黯然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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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已处于“向何处去”的双叉路口。以“有尊严”的方式重返世界资本主义大家庭？很难。前苏联的前车之鉴就明摆在那里，除非低三下四出让国家主权。走向“多数人权益优先”的实质上的社会主义？综合国力尚弱。那么，能不能在上述两条道路之间开辟一条“中国新路”，经由“实质上资本主义、形式上社会主义”的过渡，逐步走向实质上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即真正排除垄断资本权贵操控，使民众真正享有足以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社会主义宪政”，一举超越仍被垄断资本操控的美欧“少数人”统治的“好战模式”，引领全人类走向真正的“千年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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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媒体发表的古巴哈瓦那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学者巴斯克斯的文章《中国，另一种社会主义模式？》（见附录）认为，中国有此“经由实质性资本主义走向实质性社会主义”的潜力。并断言，“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基础，中国正在酝酿一个新的社会经济模式”。还预言，“在21世纪上半叶，世界将见证一个新社会主义模式在中国诞生”。我并不认为古巴学者巴斯克斯的观点只是对中国的一个良好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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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旁观者清。在代表人类不甘于长期被“少数人”盘剥、欺压的“多数人”尽力维护自身权益意识之觉醒的广大中国民众之中，维护“多数人”利益的意识形态“价值诉求”以及对这个“政治合法性”源泉的完全认同由来已久，扎根不浅，重庆的探索就是实例。与此同时，美欧列强及其在华“鹦鹉”们在“马加爵”、“杨佳”、“药家鑫”、“李庄”等案中“屁股坐在哪一边”的充分表演，也在逼迫和警醒广大中国公众进一步认清，美欧列强的那些“普世价值”，仍然不过是披上了“民主”外衣的垄断资本权贵统治阶级“少数人”的私利价值，根本就救不了中国，更救不了广大中国民众。中国人是聪明的、有追求的。中国广大公众是有力量的。因此，“一个新社会主义模式在中国诞生”并非天方夜谭，只是其实现还需要时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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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西媒：社会主义新模式将在中国诞生》

2011年05月03日 10:28:48 　

来源： 新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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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5月1日文章：

中国：另一种社会主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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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仍属于社会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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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都有了大的飞跃，经历了无与伦比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没有人怀疑21世纪会打下中国龙苏醒的烙印。但是值得关注的是，那些为邓小平的务实主义而带来的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杰出成就而喝彩的专家、社会学家和学者，都没有质疑过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可以大胆地想像，从自由主义者、左派和新自由主义者的角度来说．他们相信，市场机制的自然发展最终会创造出推行欧美民主价值观所需要的关键的大多数。那么，改革进程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中国社会在自由主义模式下的民主化。在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年均5000美元；或者出于经济现代化本身的需要，如信息自由流动；所有公民都以法律为上的法治社会的形成；中产阶层的壮大，以及民间社会的崛起和全面发展等情况下，是可能发生这样的飞跃的。

另一方面，也有少数理论家、学者将中国发生的—切归结为放弃社会主义理想，回归资本主义道路。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这种评价主要存在于在社会思想上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左翼流派中。批评的焦点集中于市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所提出的诸多论据包括，本希望中国政府实行的市场改革计划能够为社会主义带来新的活力，最终却将国家引向了相反的道路，日益加快向资本主义下滑的速度，并受到外国资本的束缚。同样，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左派认为，中国的改革推动了市场的力量和资本主义固有的社会关系。

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固有的弊病在改革过程中浮出水面，左派力量对中国进步的热情也有所下降。但中国出口的成就、变身世界工厂和经济增长率等事实使人们将中国看做发展政策正面典型成为可能，尽管资本主义的回归也很明显。

批评者反对将市场社会主义看做资本主义的适当而有效的替代模式。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他们强调的是财富带来的贪婪和欲望，同时损害了人们的真实需求。此外，产生了一支庞大的低收入工业劳动者储备大军，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等现象日益加剧。总之，批评者否认市场道路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途径，认为这条道路将人们最迫切的需求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公正抛诸脑后。

认为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模式的观点对于中国30年来的历程也有一些有趣的理解。首先，需要强调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现代化进程的延续性。没有上世纪50年代的±改、土地所有制结构的改革、预期寿命的延长，以及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国内市场等方面的重要投入，是不可能有当前的革新阶段的。

此外，中国出现了富人阶层，财富超过百万美元的人已经达到近50万，世界最富的人当中有近50人是中国人。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30%的富豪企业家是共产党员，有近40名实力最强的企业家是人大代表。40%的私人企业主加入了共产党。这一趋势被解释为国家基础和所有制成分代表性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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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模式的历史文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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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具有其历史和文化根源。在当今中国，市场经济、富裕阶层和自由市场等因素并存，却没有资本主义的整体关系。在这方面，以市场为基础的发展并没有遵循资本主义的规章制度，而是由政府保

持对资本的控制来决定的。我们有理由断言，只要政府不屈服于巨头的利益，市场经济有可能呈现资本主义的形式和特点，但不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明清时期就已经存在高于欧洲水平的发达市场模式，有商人、商会、银行和放贷机构等。但政治并没有从属于经济力量。换句话说，需要强调的是市场经济从属于政府的关系，这是政治绝对凌驾于经济之上的模式的产物。此外，中国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能够以平等方式获得土地。很多研究人士认为，这一点与政府的地位一样，是评价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关键点。

另一方面，不能忽略1978年以来实行的改革的合法性是革命本身赋予的。无论它具有什么样的色彩，这一革命根基依然存在于政治和社会模式中。共产党、政府和国家领导人所取得的成就包括让农民拥有土地、将妇女从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埋葬了外国统治。

革命传统和特性不仅存在于国内领域，在对外关系中也带有革命的印记，特别是在谴责和拒绝帝国主义做法、谴责执行殖民主义政策的做法时。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坚持捍卫主权、不干涉内政、互惠共赢政策，中国欢迎外国直接投资是出于现代化的需要。

需要强调的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革新进程使198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0年后翻了一番，解决了人民的基本生存问题，到2000年，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2002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大确认了这一目标的实现。

与此同时，政治领域内存在着不足。很多人指出，中国在行使权力过程中有很多滥用和粗暴行为，包括死刑、审查、酷刑和人权组织报告中大量出现的其他情况。此外，中国的腐败现象有增无减。但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与众不同。虽然承认它是专制政权，但可以将之定性为开放的专制政权。

中国官方承认在政治领域内的欠缺，以及完善和实行民主化的必要性。还不应忘记，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几千年来形成的，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等级制社会，位于塔顶的是皇帝，职权是以垂直方式执行的，都是奉皇帝之命。1911-1949年的民主共和浪潮也没能为这—体制带来根本变化。

新中国也继承了这一遗产。此外，中国还吸收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经验，共产党对社会事务实行垂直管理，尽管现在被称为民主集中制，但其历史内容更多的是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实际上，上级党政机构对下级具有优势地位。

与此同时，工会、专业协会、环境保护组织等组成民间社会的机构也是以下级服从上级的形式组建起来的，目的是执行上级的指令。在这一千年文化遗产中，苏联社会主义试验模式作出了最大的贡献。中国承认其不完善性，以及改革或推行第五大现代化，即政治现代化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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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酝酿新的社会经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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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说中国是开放的专制模式时，应该承认，中国正在计划、实行和研究建设法治社会的方式和机制。放弃依靠个人权威和领导人个人魅力来执政的做法，规定党和国家重要职务最多只能担任两届，每届5年。

看似矛盾的一个现象是，在已知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只有在中国，公民可以起诉政府。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官司都打赢了。极具争议的人权问题被纳入2004 年的宪法修正案，并强调，没有经济安全和独立是不可能有真正的个人自由的。中国改革进程的成就包括创造了个人能力发展的条件，所有公民都能充分享有施展个人创造才能、行使权利并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机会。

中国开放专制模式的另一个特点是腐败现象。中国承认腐败现象的存在，但包括重判甚至死刑在内的反腐措施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但不应忘记的是，在对中国的历史记忆中，这一社会顽疾从帝国成立之初就存在了。新鲜之处在于中国打击腐败的政策和腐败现象在全社会遭到的排斥。

虽然中国的专制主义化身为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但这一形象同样与实践相结合，它在决策过程中向集体讨论开放，在讨论具体问题时也考虑社会科学院和工程院、大学、政府专业机构和党校等方面的意见和研究成果。

使中国在政治领域内与众不同的另一个因素是中国共产党与列宁关于党的理论的疏远。“三个代表”思想加入推动经济革新的理论体系，这使得共产党不仅进入工人和农民阶层，还打入最具活力的人群。对夺取政治权力、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建设的草命斗争的领导，使共产党成为弓}导人民承担起这一权力，并在行使过程中积累经验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从在外国封锁和中央计划经济模式条件下领导国家的政党，转变为在对外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引导社会目标的政党。在这一情况下，“三个代表”思想出现在党的行动平台中，成为推动生产力增长和发展，以及先进科技发展的源泉，扩大了党员和全体人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和思想眼光。

2010年底，中国共产党拥有近8000万党员，其中工人所占比例在12%左右，29%是政府官员、国有企业和机构的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32%是农民，其余27%是军人、学生和退休人员。这些数据表明了列宁关于党的概念中的金字塔构成的转变。这一切似乎表明了，实际中国及其模式是不同于已知的社会主义模式的。

我们有理由断言，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基础，中国正在酝酿一个新的社会经济模式，目前为止这一模式的各个方面并没有最终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最确切的描述表明，今天中国广袤的土地似乎成为一个非凡的政治、经济、社会实验室。但可以说这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现实社会主义”，其特点也不同于“国家社会主义”，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是一个道渡过程，将铸就为酝酿中的社会主义模式提供养分的基本环境。从承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形式将长期并存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形式将长期并存的角度上来说，将这种模式定性为资本主义的观点和分析是客观的。

最后，在21世纪上半叶，世界将见证一个新社会主义模式在中国的诞生。可以说在谈论这个亚洲大国的时候，我们面对的事实是，这是一个在落后了两个多世纪之后，注定要在保持主权的条件下回归世界经济中心的大国。这是一个强大、繁荣和“大同”的中国。也许放弃所有“主义”，回到过去的千年，只将中国看做一个“中心国家”来研究当代中国发生的一切会更客观一些。（古巴哈瓦那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胡利奥．A．迪亚斯·巴斯克斯）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5/03/c_12137183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