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周末：方舟子涉嫌抄袭总调查（二）

——《西洋参的历史与现实》剽窃嫌疑考证

法治周末特约记者葛莘，法治周末记者李秀卿

2011-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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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实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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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月17日，《环球时报》刊登方舟子的文章：《西洋参的历史与现实》。随后，这篇文章又先后发表在新语丝网站(未删节的原文)和《科学世界》(题目：《人参与西洋参：历史与现实，神话与事实》，2003年第2期)，2007年分别被收入《科学成就健康》和《批评中医》这两本书中。

　　经过仔细考证后发现，方舟子的上述文章与1999年第8期《民族团结》杂志发表的作者易华的《人参崇拜》一文相比，除了文字具有剽窃嫌疑外，还出现了至少8处相同的“技术性错误”。易华文章约3000字，方舟子涉嫌从中剽窃了1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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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书》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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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易华《人参崇拜》的第一段：“先秦著述和前四史中未见有关人参的明确记载；人参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代纬书和本草。《春秋纬·运斗枢》：‘摇光星散而为人参，人君废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礼纬·斗威仪》：‘君乘木而王有人参生，下有人参上有紫气’。人参是吉祥的象征，并与君王有关。《神农本草经》：‘人参味甘，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这是对人参药理作用的经典表述，一直影响到当代。”

　　再看方舟子《人参与西洋参：历史与现实，神话与事实》的第一段：“有人说中国人服用人参(Panaxginseng)已有四千年的历史。但是在先秦文献和西汉史书中并无关于人参的记载。人参的最早记载见于两汉期间大量出现的用神学附会儒家教义的纬书这类荒诞不经的迷信著作中，如‘摇光星散而为人参，人君废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春秋纬》)、‘君乘木而王有人参生，下有人参上有紫气’(《礼纬·斗威仪》)，这显然是由于人参像人形而引起神秘的联想，把它当成神草。稍后，中国第一部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首次将人参当成药物收入。此书托名‘神农’，成书时间大约在东汉中期(公元100年左右)，在唐朝时候已失传，现存版本是后人从其他著作的转载中收集起来的所谓辑佚本。在《神农本草经》中，人参被列为‘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上品‘君’药之一，其药理则是‘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

　　显然，方舟子的文字就是易华文字的翻版，不过加上一点儿他自己的发挥而已。也许有人会说，关于人参的早期历史，史书中的记载就那么几条，易华能总结归纳，方舟子这个著名的语文状元、美国博士怎么就不能总结归纳？

　　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方舟子所引的两部“纬书”的书名《春秋纬》和《礼纬·斗威仪》与易华文章完全相同，方不过是把易文的《春秋纬·运斗枢》省略成了《春秋纬》。

　　据考证，所谓的“纬书”，是一类书的通称，“纬”字相对于“经”字而言，一般认为是为儒家六“经”做注解的———“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这些书的名字，有的在经书之后附有“纬”字，如“易纬”诸书，但是，其他“经书”的“纬书”，多不加这个“纬”字。因此，易华引的这两部书，本名应该分别是《春秋·运斗枢》(或《春秋运斗枢》)和《礼·斗威仪》(或《礼斗威仪》)。(见图二)

　　《春秋》的“纬书”至少有29部(见《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其中一部恰恰就叫做《春秋纬》。而在《太平御览》中，它也是与《运斗枢》并列的一部书(见图二星号标记)。所以，方舟子把易华的“《春秋纬·运斗枢》”改成“《春秋纬》”，并不仅仅是“改错”，而且是错上加错，属于“张冠李戴”———真正的《春秋纬》中，根本就没有方舟子引用的那句话，更与“人参”无关(见《纬书集成》901-942页)。

　　方舟子本想表明引书为据，但却把书名都搞错了，这就足以证明他没有看过这两本书。同时，方不仅是把书名抄错了，而且连易华引文中的错误也一股脑地抄了过来。

　　据日本学者中村璋八、安居香山汇辑的《纬书集成》记载，在《春秋运斗枢》下(717页)，明明写着：“摇光星散而为人参，废江淮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并且，无论是日人辑者，还是华人校者，都没有注明此处有方舟子所说的“人君”二字(见图一。

　　除此之外，方舟子的引文与易华的引文在标点断句上的错误也完全相同，如“摇光不明”与“人参不生”之间的顿号(人君废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

　　再细查《纬书集成》，易华所引用的《礼斗威仪》原文本应该是“君乘木而王，有人参生”、“下有人参，上有紫气”(见521页)。也就是说，这17个字本来是两个独立的条目，是两句话，而不是一句话。易华把它们合成了一个句子“君乘木而王有人参生，下有人参上有紫气”，与史料相比出现了明显的断句错误，而方舟子却把这样的“技术性错误”也全盘移植过来。

　　商务印书馆1939年“丛书集成初编”版《古微书》为未标点本，这两句话是连在一起的。该书此处注明系引自《太平御览》99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太平御览》据宋刊本为底本，该书991卷引《礼斗威仪》只有“君乘木而王，有人参生”。这可以看作易华、方舟子引文应该断为两句的又一个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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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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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参崇拜》一文中，易华摘自《神农本草经·人参》的文字说：“人参味甘，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方舟子在文章中对人参的描述是：“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

　　而“开心，益智”之间的那个逗号，就是方舟子抄袭易华的嫌疑。

　　原来，在古代汉语中，“开心益智”本来是一个连动词组，颇像人们今天说“登堂入室”、“穿针引线”一样，其中的两个动宾结构是不能分开的，这在众多的古文献中都有记载。

　　经过查证清人吴大椿著《神农本草经百种录》(《钦定四库全书》版，无页码)、清人陈修园著《神农本草经读》(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版773页)、马继兴主编的《神农本草经辑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版45页)、黄志杰等主编的《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中藏经、脉经、难经精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438页)，“开心益智”这四个字都是连在一起的，没有任何一家把它们分成“开心，益智”。就连一本网络文本《神农本草经》，也是“开心益智”。

　　方舟子既然说《神农本草经》“成书时间大约在东汉中期”，其中的文字当然也应该按照“东汉中期”的汉语来表达。易华将其写成“开心、益智”自然是错误的。方舟子不过是把易华使用的顿号改成逗号，从而把“开心益智”断成“开心，益智”，属于同样的错误。这如果不是抄袭，又该如何解释这样的“巧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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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票出现雷同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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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华在《人参崇拜》的文章中说：“为了控制采参的混乱局面，康熙三十八年下令‘一律停采’，实行放票采参，但是冒死违规采参的人仍不在少数。《大清会典·工部》记述了许多惩罚私自采参细则，狂采滥刨之风并没有有效控制。一棵成参，至少三年；而采参年甚一年，人参灭绝，势在必然。采参业每况愈下，乾隆二十五年印参票10000张，实发6000张；咸丰二年印参票753张，实发632张。清朝末年野参采集业已接近尾声。”

　　再看方舟子的文章：“到了清朝，国人对人参的狂热有增无减，每年有数万人到长白山采参，东北人参也面临着灭绝的命运。为了制止这股滥采之风，保护满人发祥地，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清廷下令禁止私自采参，实行放票采参。但这并不能有效地制止冒死私采。人参的产量一年比一年少。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还印了参票1万张，实发6千张，近百年后，咸丰二年(1852年)所印参票已减少到753张，实发632张，野生人参在清末已难得一见。”

　　在史料的引用上，易华与方舟子的文章完全相同。易华在文章中提到了《大清会典·工部》，理论上，存在着两人在写作时均参考了《大清会典·工部》，从而出现所引用的数据相同的可能性。但实际上却不是这么回事。

　　《大清会典》又称“五朝会典”，共有1600余卷书构成，记载了当时的国家行政事务等，其中，《大清会典·工部》共有5套，并无人参事务的记载。关于“参务”的记载隶属于《大清会典事例·户部·参务》，在第232-233卷，但在这两卷书中恰恰没有易华所提到的那几个事例。

　　有趣的是，在《批评中医》的《参的神话与现实》一文中，方舟子特意加了这样一个注：“关于清代禁止采参的情况，参见：李澍田主编《清代东北参务清代吉林盐政》，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

　　这似乎是在说，方舟子文中的数据来自《清代东北参务清代吉林盐政》。但是，翻遍这本只印了500册的书，没有找到易华和方舟子文章中所指的康熙三十八年、乾隆二十五年、咸丰二年“参务”的任何记载，更不要说相关的数据了。相反，记者却从这本书中找到了大量的关于参票的数据———

　　“吉林行省参票，亦呈越来越难发放状。乾隆五十九年(1794)，福康安赴吉林查办参务案时奏报：‘督同局员，妥协放票。察看此次情形，似能比上年实放二百余张之数加倍多放。总可及五百张上下。’嘉庆二十四年(1819)，吉林额放参票465张；至道光五年(1825)，吉林仅放360张，其实放参票仅195张，另有烧锅票50张，未能进山之卧票115张。”

　　“雍正元年共发票一万二千张；雍正八年发票一万张；乾隆四年发票八千张；乾隆二十四年，发票四千张；嘉庆年间，平均每年约发票三千张；道光二十六年则仅发票二千张。”

　　根据查证资料对比，《清代东北参务》是关于清代参务资料最全的书，对清代参务政策变化的叙述是正确的，易华的文章出现了错误。可是，要读者“参见”《清代东北参务》的方舟子，却放着这些数据不引，而专门引用这本书中根本就不存在的数据，与易华犯了相同的错误。

　　另一方面，要论证清代人参资源的日益枯竭，用发放参票的数据来说明问题是不准确的，那么，为什么方舟子和易华都想到要用参票的变化来当作证据呢？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两人都用了不合理的思维，在资料的引用上犯了相同的错误，方舟子如果没有剽窃易华的文章，就应该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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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处“技术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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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考证，方舟子在他的“人参文章”中，犯下了至少以下8处与易华相同或相似的“技术性错误”：

　　第一，方舟子把《春秋运斗枢》写成了《春秋纬》，与易华相似；

　　第二，方舟子把《春秋运斗枢》的句子“摇光星散而为人参，废江淮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写成“摇光星散而为人参，人君废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与易华完全相同；

　　第三，方舟子把《礼斗威仪》写成了《礼纬·斗威仪》，与易华相同；

　　第四，方舟子把《礼斗威仪》的两句话“君乘木而王，有人参生”、“下有人参，上有紫气”，合并成了一句话“君乘木而王有人参生，下有人参上有紫气”，与易华的错误并无二致；

　　第五，方舟子上述引文的断句、标点也与易华相同，而易华的断句、标点显然不如《纬书集成》准确；

　　第六，方舟子把《神农本草经》的“开心益智”断成了“开心，益智”，与易华的“开心、益智”神似；

　　第七，方舟子把康熙四十八年参务政策发生变革说成是康熙三十八年，与易华相同；

　　第八，方舟子利用参票数量的变化———且不论数据来源为何———，来说明清代人参资源的萎缩，却不了解参票的演变历史，与易华犯了同样的错误。

　　这些原本不该出现的“技术性错误”，却一再出现，难道还不能证明方舟子对易华的文章存在剽窃的嫌疑吗？

　　4月10日，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易华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说：“当时想从民族植物学的角度写一篇正式论文，收集了不少资料，后来《民族团结》杂志约我写一些通俗文章，没有来得及仔细考证，也没有写成正式论文。”

　　对于资料的来源，易华表示并非来自《大清会典》，具体来自何处记不清了。至于资料中的错误，他只是说当时做了很多资料卡片，但稿子是手写的，是不是因此出现错误，由于没有留下底稿，已经无法查证。

来源：[法治周末] 责任编辑：[吕亚林]

http://www.legalweekly.cn/content.jsp?id=166671&lm=%E7%89%B9%E5%88%AB%E8%B0%83%E6%9F%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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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春秋》的纬书至少有29部（见《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其中一部恰恰就叫做《春秋纬》（见《纬书集成》901-942页）。而在《太平御览》中，它也是与《运斗枢》并列的一部书。（见上图星号标记）。所以，方舟子把“《春秋纬•运斗枢》”改成“《春秋纬》”，并不单单是“改错”，而是错上加错，属于“张冠李戴”——《春秋纬》中，不仅没有方舟子引用的那句话，它实际上连“人参”二字都没有提。

也就是说，方舟子引书为据，但却把书名都搞错了。这还不能证明他没有看过这两本书吗？既然没有看过这两本书，他的引文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其次，方舟子不仅把书名抄错了，他实际上连易华引文中的错误也一股脑地抄了过来。据日本学者中村璋八、安居香山汇辑的《纬书集成》，在《春秋运斗枢》下（717页），明明写着：“摇光星散而为人参，废江淮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并且，无论是日人辑者，还是华人校者，都没有注明此处有异文。那么，方舟子所说的“人君废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中的“人君”二字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除此之外，方舟子的引文与易华的引文在标点断句上也完全相同，如“摇光不明”后面的顿号。（注：明人卢之颐的《本草乘雅半偈》卷一有这样一段话：“人参，一名人 、人衔、人微、黄参、地精、土精、神草、海腴，皱面还丹，摇光星所散也。运斗枢云：人君废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见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年版10页。显然，不论是易华还是方舟子的引文，都不是来自这里。）

还是根据《纬书集成》，易华所引用的《礼斗威仪》文字本应该是“君乘木而王，有人参生” 、“下有人参，上有紫气。”（见521页）。也就是说，这17个字本来是两个独立的条目，是两句话，而不是一句话。易华把它们合成了一个句子，“君乘木而王有人参生，下有人参上有紫气”，错误在先；没有正确断句，失误在后。而方舟子却把这样两个错误也全盘承袭了过去。

（注：商务印书馆1939年“丛书集成初编”版《古微书》为未标点本，这两句话是连在一起的。据该书此处说，引自《太平御览》99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太平御览》据宋刊本为底本，该书991卷引《礼斗威仪》只有“君乘木而王，有人参生。”这可以看作易华、方舟子引文应该断为两句的又一个证据。）

二、一个逗号露出的马脚

纬书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被禁，属于偏书、僻书，所以中国人今天还要出版日本人的 “辑佚”。因此，方舟子照抄易华，虽然“于理不合” ，但“于情可恕”。可是，方舟子把易华文章中下面这个错误也照抄了过去，这就于情于理都难以解释了。

原来，易华在第一段中抄录的《神农本草经•人参》文字是：“人参味甘，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方舟子在《人参与西洋参：历史与现实，神话与事实》的第一段中的抄录是：“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而“开心，益智”之间的那个逗号，就是方舟子抄袭易华的证据。

原来，在古代汉语中，“开心益智”本来是一个连动词组，颇像人们今天说“登堂入室”、“穿针引线”一样，其中的两个动宾结构是不能分开的，分开就不成话了。据《辞源》，“开心”的本意是“开启心窍”，比如东汉人王充在《论衡》中说：“开心通意，晓解觉悟。”只是到了唐宋之间，“开心”才有了现代汉语中的意思，即内心舒畅。如李白说“使我不得开心颜”，苏轼说“开心暖胃门东饮”。方舟子既然说《神农本草经》“成书时间大约在东汉中期”，其中的文字当然也应该按照“东汉中期”的汉语来读。那么，他为什么要把“开心益智”断成“开心，益智”呢？

查清人吴大椿著《神农本草经百种录》（《钦定四库全书》版，无页码）、清人陈修园著《神农本草经读》（见《陈修园医学全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版773页）、马继兴主编的《神农本草经辑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版45页）、黄志杰等主编的《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中藏经、脉经、难经精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438页），“开心益智”这四个字都是连在一起的，没有任何一家把它们分成“开心，益智”。就连一本网络文本《神农本草经》，也是写作“开心益智”。只有易华的《人参崇拜》把它写成“开心、益智”。所以说，方舟子的“开心，益智”，肯定是抄袭易华——只不过是，他把易华的顿号“改编”成了逗号。

三、参票露出的马脚

除了在第一段文字中抄袭易华的文章露出了马脚之外，方舟子抄袭易华还有其他证据。且看他在《西洋参的历史与现实》中说的这段话：

“到了清朝，国人对人参的狂热有增无减，每年有数万人到长白山采参，东北人参也面临着灭绝的命运。为了制止这股滥采之风，保护满人发祥地，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清廷下令禁止私自采参，实行放票采参。但这并不能有效地制止冒死私采。人参的产量一年比一年少。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还印了参票1万张，实发6千张，近百年后，咸丰二年（1852年）所印参票已减少到753张，实发632张，野生人参在清末已难得一见。”

再看看易华在《人参崇拜》中说的这段话：

“为了控制采参的混乱局面，康熙三十八年下令‘一律停采’，实行放票采参，但是冒死违规采参的人仍不在少数。《大清会典•工部》记述了许多惩罚私自采参细则，狂采滥刨之风并没有有效控制。一棵成参，至少三年；而采参年甚一年，人参灭绝，势在必然。采参业每况愈下，乾隆二十五年印参票10000张，实发6000张；咸丰二年印参票753张，实发632张。清朝末年野参采集业已接近尾声。”

看到方舟子叙述的“史实”与易华的文章一模一样了吗？除了抄袭之外，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巧合？

也许有人会说：难道方舟子不能看《大清会典》，找出这些数字？答曰：根本就不可能。

原来，所谓的《大清会典》，又称“五朝会典”，乃是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代王朝政府各部的政事汇总，篇帙浩瀚，总计1599卷。想要从这样的书中随便找出一个数据，当然并不困难，因为这套书中的数据多如牛毛。但是，要从这套书中找出一个特定的数据或者史实，却非常困难。而要两个人各自独立找出三个完全相同的数据来证明同一个问题，其几率几乎接近中彩票大奖。事实是，笔者查遍了光绪朝修订的《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的《参务》卷（232、233卷），想要看看易华、方舟子提到的康熙三十八年、乾隆二十五年、咸丰二年这三个“事例”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最终却是两手空空。那么，方舟子的那些数据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事实是，要论证清代人参资源的日益枯竭，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比如列举人参价格的变化（从康熙朝到嘉庆朝一百多年间，参价上涨了大约十倍。见，李澍田主编《清代东北参务 清代吉林盐政》，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29页）；比如叙述野参、秧参、园参比例的消长，等等。用参票发放数量来证明这个问题，当然也可以，但其前提是必须了解参票的沿革历史。比如，据《大清会典事例》232卷记载，乾隆十年，“又奏准：奉天地方刨夫领票刨参，向系一票一人，交参十六两。今请酌改一票三人，收参十三两。”也就是说，在乾隆十年以前，一张参票只相当于16两人参。但到了乾隆十年之后，一张参票却相当于13两人参。实际上，到了乾隆三十二年，因为“参场渐远，产参稀少”，盛京参场又改回一票一人，每票交参五钱。也就是因为如此，到了乾隆三十五年，清廷才发放了三万张参票（见《大清会典事例》232卷）。如果仅仅比较参票的变化，岂非从乾隆二十五年的一万张参票（实发六千张）到三十五年的三万张参票，表明人参资源剧增？

那么，为什么方舟子和易华都想到要用参票数量的变化来当作人参资源日益减少的证据？唯一合理的答案就是，方舟子抄袭了易华。

有趣的是，在《批评中医》的《参的神话与现实》一文中，方舟子特意加了这样一个注：

“关于清代禁止采参的情况，参见：李澍田主编《清代东北参务 清代吉林盐政》，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见《批评中医》128页）。

这似乎是在说，方舟子的数据是来自《清代东北参务 清代吉林盐政》。事实到底怎样呢？笔者翻遍这本只印了500册的书，没有找到康熙三十八年、乾隆二十五年、咸丰二年“参务”的任何记载，更不要提相关的数据了。相反，笔者却在书中找到了大量的关于参票的数据。如： “吉林行省参票，亦呈越来越难发放状。乾隆五十九年（1794），福康安赴吉林查办参务案时奏报：‘督同局员，妥协放票。察看此次情形，似能比上年实放二百余张之数加倍多放。总可及五百张上下。’嘉庆二十四年（1819），吉林额放参票465张；至道光五年（1825），吉林仅放360张，其实放参票仅195张，另有烧锅票50张，未能进山之卧票115张。”（第8页）。

“雍正元年共发票一万二千张；雍正八年发票一万张；乾隆四年发票八千张；乾隆二十四年，发票四千张；嘉庆年间，平均每年约发票三千张；道光二十六年则仅发票二千张。”（第45页）。

假如方舟子写文章参考的是《清代东北参务》，他为什么放着这些数据不引，却专门引用这本书中根本就不存在的数据呢？更有趣的是，《清代东北参务》是这样叙述清代东北参务政策演变的：

“纵观清代东北参务，可分为三大阶段：初有八旗分山制，继有打牲系统制和将军衙门参局制，后由采参专制转向自由刨采收税制。……至康熙四十八年发放‘参引’，旗办采参制最后废除，八旗分山制遂告解体。”（3-4页）。

如前所述，在《大清会典事例•参务》中，确实没有“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清廷下令禁止私自采参，实行放票采参”这样的话。事实是，在232卷明明有这样的话：

“顺治五年议定，停止大臣采参。康熙二十三年奏定，旧例亲王壮丁一百四十名，郡王壮丁一百名……共给票三千一十九张。三十六年议准，八旗王贝勒贝子公等领票采参，咨送山海关秤量参数，计定额之外，所得之参，该监督照例收税。……四十年议定，开采参山，刨取人参，交内务府办理。四十八年奉旨，令乌拉打牲满洲等采参，每年交送一千斤，其余作价。”（6-8页）。

而233卷《户部•参务》的开篇，就是这样一段话：

“康熙四十八年议定，盛京采参满洲兵，每人予给盘费银五两。宁古塔满洲兵、乌拉打牲满洲兵，每人予给银四两，所得之参，分别美恶折给银两。有不获参者，将盘费银两，交该管官追取。”

也就是说，关于清代参务政策的变化，《清代东北参务》的叙述是正确的，易华的文章是错误的。可是，要读者“参见”《清代东北参务》的方舟子，却放着正确的说法不去引用，而是与易华犯相同的错误。这又是为什么？

四、结论

1999年4月，方舟子在《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中曾说：

“美国法庭，在认定抄袭时，使用一条铁证：原作有技术性错误的地方（比如引文错误、错别字等），抄袭者也一一跟着犯错。”（见：《书屋》1999年第5期）。

2000年4月，方舟子在《多维新闻网剽窃的铁证》一文中说：

“在美国法庭上，抄袭者没有意识到的‘技术性错误’乃是抄袭的铁证。”（见新语丝2000年4月10日新到资料）。

应该承认，方舟子的上述论述是正确的。

在本文中，笔者指出了方舟子在他的“人参文章”中，犯下了至少以下八条“技术性错误”：

第一，方舟子把《春秋运斗枢》写成了《春秋纬》，与易华的《春秋纬•运斗枢》相似；

第二，方舟子把《春秋运斗枢》的句子，“摇光星散而为人参，废江淮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写成“摇光星散而为人参，人君废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与易华同；

第三，方舟子把《礼斗威仪》写成了《礼纬•斗威仪》，与易华同；

第四，方舟子把《礼斗威仪》的两句话，“君乘木而王，有人参生” 、“下有人参，上有紫气”，合并成了一句话，“君乘木而王有人参生，下有人参上有紫气”，与易华同；

第五，方舟子上述引文的断句、标点也与易华完全相同，而易华的断句、标点显然不如《纬书集成》通顺；

第六，方舟子把《神农本草经》的“开心益智”断成了“开心，益智”，与易华的“开心、益智”神似；

第七，方舟子把康熙四十八年参务政策发生变革说成是康熙三十八年，与易华同；

第八，方舟子利用参票数量的变化——且不论数据来源为何——，来说明清代人参资源的萎缩，却不了解参票的演变历史，与易华同。

这么多“技术性错误”，这么多“铁证”，难道还不能说方舟子抄袭易华吗？

实际上，如果我们假设两个人独立犯一个同样错误的几率是10%，则两个人独立犯两个同样错误的几率就是各自几率的乘积（10% X 10%=1%）。依此类推，方舟子与易华各自独立犯八个完全相同错误的几率就是八个0.1的乘积，等于0.00000001，即一亿分之一。这么小的概率，在统计学上，属于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件。

总之，不论是根据方舟子自己的“铁证”说，还是根据常识，我们都只能说，方舟子的“人参”文章，抄袭了易华的《人参崇拜》。（注：本文作者对文章的内容承担全部责任。）



附录：易华《人参崇拜》与方舟子人参文章的比较

【注：易华文章被抄袭部分、方舟子的抄袭文字分别列在文章标题之后。方舟子文章的来源：《西洋参的历史与现实》，见新语丝2003年1月17日新到资料，[www.xys.org]；《人参与西洋参：历史与现实，神话与事实》，简称《人参与西洋参》，见新语丝2003年2月3日新到资料，[www.xys.org]。易华的文章发表在《民族团结》1999年第8期，笔者引用文字来自“中国农业历史与文化”网站：[www.agri-history.net]。】


《人参崇拜》：先秦著述和前四史中未见有关人参的明确记载；人参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代纬书和本草。《春秋纬•运斗枢》：“摇光星散而为人参，人君废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礼纬•斗威仪》：“君乘木而王有人参生，下有人参上有紫气”。人参是吉祥的象征，并与君王有关。《神农本草经》：“人参味甘，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这是对人参药理作用的经典表述，一直影响到当代。

《西洋参的历史与现实》：人参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代的纬书（用神学附会儒家教义的书）和《神农本草经》，这显然是由于人参像人形而引起神秘的联想，把它当成神草，进而以为它是一种“久服轻身延年”的保健品。

《人参与西洋参》：有人说中国人服用人参（Panax ginseng）已有四千年的历史。但是在先秦文献和西汉史书中并无关于人参的记载。人参的最早记载见于两汉期间大量出现的用神学附会儒家教义的纬书这类荒诞不经的迷信著作中，如“摇光星散而为人参，人君废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春秋纬》）、“君乘木而王有人参生，下有人参上有紫气”（《礼纬•斗威仪》），这显然是由于人参像人形而引起神秘的联想，把它当成神草。稍后，中国第一部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首次将人参当成药物收入。此书托名“神农”，成书时间大约在东汉中期（公元100年左右），在唐朝时候已失传，现存版本是后人从其他著作的转载中收集起来的所谓辑佚本。在《神农本草经》中，人参被列为“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上品“君”药之一，其药理则是“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

《人参崇拜》：到了唐代，人参和茶一样成了时尚饮品。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太原府、辽州、路州、泽州、幽州、平州、檀州、营州均将人参作土特产进贡。士大夫和文人们亦以人参作为礼品赠送友人，并留下了美妙的诗篇。皮日休《友人以人参见惠因以诗谢之》：“神奇延年出道家，是谁披露记三桠。开时的定涵云液，刷后不应带石花。名士寄来消酒渴，野人煎处撇泉华。从今汤剂如相续，不用金山焙上茶”。

《人参与西洋参》：例如，唐末并称“皮陆”的著名诗人皮日休和陆龟蒙都有以感谢友人惠赠人参为题的诗。皮日休的诗最后说“从今汤剂如相续，不用金山焙上茶”，似乎也只是把人参当成好茶的代用品。

《人参崇拜》：宋人继承了唐人的这一爱好，亦将人参当作表情达意的佳品。人参真假好次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情真意切。在苏轼等看来人参与干果同类，在与友人的信中云：“只多寄好干枣人参为望!如无的便亦不须差人，岂可以口腹万里劳人哉?”王安石对人参的药理作用亦大表怀疑。《梦溪笔谈》载，王安石病喘，时人认为非人参不治；正好友人赠人参，王安石却不受：“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

《人参与西洋参》：宋时的风气仍然如此，苏轼有一封向友人讨土特产的信称：“只多寄好干枣人参为望！如无的便亦不须差人，岂可以口腹万里劳人哉？”人参的地位，也不过和干枣一样属于解馋的食品。

《人参崇拜》：明代初期人参的地位亦不十分突出。《明史》中只一次提到人参。但明朝后期国人对人参崇拜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李时珍《本草纲目》认为人参“治男女一切虚证、发热、自汗、眩晕、头痛、反胃、吐食、痎疟、滑泻久痢、小便频数淋沥、劳倦内伤、中风、中暑、痿痹、吐血、嗽血、下血、血淋、血崩、胎前产后诸病”。人参被认为能包治百病直接导致了中原人参的灭绝，而国人对人参的需求仍在增涨。

《西洋参的历史与现实》：此后的一千年间，人参虽也充当药用，但其地位基本上相当于一种供送礼、进贡的土特产。直到晚明，人参才突然获得了“百草之王”、“众药之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按《本草纲目》的说法，人参几乎就是一种包治百病的神药。人参由此身价百倍，在中原地带很快就被挖得绝种，

《人参与西洋参》：直到晚明，人参才突然获得了“百草之王”、“众药之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收录了其父李言闻撰写的《人参传》，首次对人参做了详细论述，按其说法，人参几乎就是一种包治百病的神药，“能治男女一切虚症”。人参由此身价百倍，在中原地带很快就被挖得绝种，

《人参崇拜》：明朝末年中原汉人对人参的需要量越来越大，诱发了东北女真人参采集业的产生。辽东地区长白山和鸭绿江一带森林茂密、盛产人参，明末清初之际人参采集业成了女真“赖以为生者”，是其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女真人采集人参并不是自己消费，而是通过马市、互市当作商品出售，或者作为方物向明朝进贡。据明档记载，仅万历十一年至十二年在广顺、镇北二关交易中，人参一项即达3619斤，计值白银三万余两。1628年，女真人同朝鲜人互市，一次派差“出给人参四百八十余斤，责换毛青布一万九千余疋”。万历三十五年明廷暂停辽东马市，两年之内女真人参不能出售，竟腐烂了十余万斤。后者改进了制作方法，便于保存，待机发售，竟得厚利。

《人参与西洋参》：明末汉人对人参的狂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东北女真族的兴起，人参采集成了女真族的一大经济来源。女真人自己并不消费人参，而是通过马市出售给中原汉人，以致万历三十五年明廷暂停辽东马市，导致女真人参积压，两年之内竟腐烂了十余万斤，逼迫他们改进制作方法以长期保存，待价而沽。

《人参崇拜》：清统一全国之初仍沿袭八旗分山采参制，不久采参的特权由清皇室独享。乌苏里大参场的发现为人参采集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基地。“去宁古塔、吉林等处采参之人，一年岁不下三、四万”。为了控制采参的混乱局面，康熙三十八年下令“一律停采”，实行放票采参，但是冒死违规采参的人仍不在少数。《大清会典•工部》记述了许多惩罚私自采参细则，狂采滥刨之风并没有有效控制。一棵成参，至少三年；而采参年甚一年，人参灭绝，势在必然。采参业每况愈下，乾隆二十五年印参票10000张，实发6000张；咸丰二年印参票753张，实发632张。清朝末年野参采集业已接近尾声。

《西洋参的历史与现实》：为了制止这股滥采之风，保护满人发祥地，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清廷下令禁止私自采参，实行放票采参。但这并不能有效地制止冒死私采。人参的产量一年比一年少。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还印了参票1万张，实发6千张，近百年后，咸丰二年（1852年）所印参票已减少到753张，实发632张，野生人参在清末已难得一见。

《人参与西洋参》：到了清朝，国人对人参的狂热有增无减，每年有数万人到长白山采参，东北人参也面临着灭绝的命运。为了制止这股滥采之风，保护满人发祥地，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清廷下令实行放票采参，严禁私采。但这并不能有效地制止冒死私采。人参的产量一年比一年少。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还印了参票1万张，实发6千张，近百年后，咸丰二年（1852年）所印参票已减少到753张，实发632张，野生人参在清末已难得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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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抄袭剽窃数据库》点击附件下载：Fang\\\'s plagiarism.xls (136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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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评价网“方舟子真相”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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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导演方舟子团伙毁华三大战役（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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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转基因、揭露祸国贼博文专辑（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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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网刊《绝顶阅世》第一至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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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吃大豆油，抵制转基因，不当小白鼠】

【反转基因大本营：http://www.wyzxsx.com/】

【转基因专题网站：http://www.zhuanj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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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资料：什么是转基因食品？】

转基因，就是把A生物比如昆虫、动物、细菌的一部分基因，转移到B生物比如蔬菜、水果、粮食中去，改变B生物的自然特性，达到人的要求。例如，科学家将北极鱼体内某个有防冻作用的基因抽出来植入西红柿里，制造出耐寒西红柿，就是一种“转基因食品”。例如，把细菌中的有毒基因植入水稻中，水稻就能产生抗虫毒素，杀死水稻害虫。对人有剧毒的转基因食品三大危害：一代致病，二代致傻，三代绝育。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928ef80100jk9g.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