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动覆灭记

永远战士

    一、都是"对联"惹的祸

    “拿起纸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扫黑帮”，文革初期，许多高干子弟连谁是黑帮都搞不清楚就起来瞎折腾，就如同今天很多年青人连什么是“牛棚”都搞不明白就妄加评论文革一样。但时间会告诉人们一切。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学生部的干部子女，贴出一幅引人注目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二、一石激起千层浪

    对联一出现，就像滚烫的油锅里撒进了生水，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它发表不同看法。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辩论围绕对联展开了。

    1966年8月1日，创作对联的北航附属中学学生把对联贴到北大、清华、人大等到北京主要高校，于是，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基础的“血统论”对联在北京迅速传播开来。凡是对联出现过的地方，无不发生激烈的辩论，这种辩论往往通宵达旦，有些人甚至累晕过去。但即使这样，学生们的热情丝毫不减，青春的燥动与传统封建礼念的浸润促使着他们采取更加激烈的措施。8月6日，受对联影响的北京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大会，正式将对联推向了社会。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对联：从因果关系来看，对联是对子女高低贵贱的比较，但彰显的是英雄子女。在当时，谁自诩为英雄？自然是共和国的功臣，昔日的老革命，今日的当权派。当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被打倒或即将被打倒。这些人的子女，眼看着世袭罔替的殊荣脱手而去，又不甘心像工农子弟一样做个普通红卫兵，于是十五、六岁的孩子们替他们境遇悲惨的老爹老妈喊出了压抑已久的声音：共和国应对功臣们封妻荫子！这声音如此强大，以至于社会上引起普遍共鸣，从中央到地方，从孩子到大人，牛棚里的和牛棚外的，拿枪的、拿刀的、拿笔的、拿暗器的无不跃跃欲试，都想从这幅对联中争取到自已的未来。普通学生们管这幅对联叫“鬼见愁”，确实是鬼见愁，因为对方的辩论根本不是严肃认真的讨论问题，只是要你表明支持还是反对的态度，对反对者的处理也很简单，一个字——打！

    三、中央文革试图将争论纳入正轨

    由于文革的即定目标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鬼见愁”对联宣扬的血统论无疑是干扰了这一目标的继续执行，它自然受到中央文革的坚决反对。

    1966年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接见了辩论双方的代表，指出对联“不全面”，“我们没有必要再打已经倒在地上的死老虎”，“老子反动，只要儿子是革命的就要团结他”，他建议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

    陈伯达讲话不久，8月2日下午，北航附中学生组织了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游行，不停地高呼“鬼见愁”对联，从而引起更大躁乱。他们还开始酝酿成立工农革干子弟协会，后改称“贫协”，清华、北大等校立即响应，以出身为标准将人群分成两大派别。这就是我们后来熟悉的红五类和黑五类，红五类自来红，黑五类自来黑，但请注意，两者也并不是绝对对立，以后我们会提到。

    陈伯达不管用，中央文革又请出两尊更大的神。8月4日，江青在北大讲话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她要大家团结起来，把斗争目标锁定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8月5日凌晨，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指出：“'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

    四、八旗子弟很疯狂

    温和的劝导压制不住极端的热情，经过天桥剧场大辩论后，对联思想在社会上泛滥成灾，很多红卫兵组织甚至将对联思想做为一种指导思想。在这种大背景下，将老爹的旧军装与红卫兵的红袖章配在一起招摇过市蔚然成风，这不仅是一种服饰特征，更是一种能彰显红色贵族高贵血统的标志。这些稚气未退的娃娃们穿着并不合体的大人衣服，腰束宽皮带，脚登大皮靴，高挽袖口，满嘴的“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等污言秽语，一时间，竟成为青年们竟相模仿的偶像。

    可红色贵族并不好当，他们选择成员的唯一标准就是“纯”。什么意思？当时中国行政级别共有24级，父母行政级别在13级以下的统统不要。他们认为，唯有如此显赫的出身才能做到“自来红”。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他们组织内部也是按各自老爹的官职大小来安排职务，他们成了一群名符其实的“八旗子弟”。如此森严的等级不仅把大批工农子弟排除在外，甚至连一般基层干部的子女都高攀不上。

    五、一个并不可笑的笑话

    红五类们对佩戴主席像章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既然能够在第一时间从老爹老妈及掌握大权的叔叔阿姨那里获得大批像章，自然也就有了特殊的“资源。”

    与此相对应的是，许多出身“黑五类”的学生明明被骂为“混蛋、狗崽子”却并没有失去像章的佩戴权。

    六、出了个领军人物

    天桥剧场的一场大辩论，带来了“血统论”在社会上的大传播，引起一个小人物的强烈共鸣。相似的出身，共同的遭遇，无论是出于封妻荫子的潜意识，还是即将由红变黑的残酷现实，他和同类们都不得不拼死一博。请记住这个名字，当时全国有很多人被他的讲话迷了心窍，纷纷改成他的名字，以至于开放改革后他不得不改头换面，用另一个名字驰骋政坛。他就是当时北京工业大学三系三年级学生谭力夫。

    1966年8月12日，谭力夫与别人联名贴出了“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提出要把对联当做“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把他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条条本本。”大字报一贴出，如同今天网上突然出现一个酷贴，立即有人响应。当日，北京各高校纷纷出现了只字不差的大字报，传播的速度是相当地快，新一轮大辩论又开始了。是日，仅到北京大学观看大字报的人就达17.9万人。

    中央文革感觉到势头不对，他们组织力量到各高校张贴《江青在天桥剧场对红卫兵的讲话》，希望把势头压下去。但刚刚在破四旧中取得辉煌战果的红五类们此时已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北工大连续两天发生了强撕江青大字报事件，并引致了校园内宣传“血统论”的又一次高潮。8月20日，能言善辩的谭力夫在全校集会上口若悬河，一气呵成了闻名全国的讲话。这篇讲话在大力宣扬“血统论”的同时，尖锐指出“批斗各级干部是难以容忍的事情。”

    谭力夫的讲话一出笼，不但很快风靡北京，同时被长途电话和航空信件传递到全国各地。这并不庄严的宣告，这并不雄伟的声音，通过各种现代化工具，一样传遍白山黑水，黄河长江。各省市负责人都认为讲话好得很，应大力宣扬。个别省份在省委指使下，很快复制了几十万份“讲话”，以新华书店等主渠道迅速发行到工厂村庄。有些单位还规定每天学习讨论四个半小时“讲话”。但他们对同时期下发的、中央一再要求严格执行的“十六条”却丝毫不感兴趣。他们大力推广谭力夫讲话的直接效果是：谭力夫在群众中获得巨大声望，仅在福州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就有5人更名为“力夫”。这还不算，在当时全国各大城市，先后刮起了一股“报出身”风。比方说你要上公共汽车，售票员就会让你报一下出身：红五类，您上座；黑五类，站着，有座也不许坐。

    七、元帅的愤怒

    一天，一封四川省红卫兵串连接待站的公函寄到了一位共和国元帅家中。公函上端写着一行“最高指示”：“要节约闹革命。”正文中这般写道：“陈毅同志，今有您的儿子陈小虎，某月某日在我处借款人民币二百元整，望尽快归还。”信的末尾，盖有一枚大红的公章。

    展读此信，陈毅勃然大怒：“啥子陈小虎？我家根本没有陈小虎嘛！二百元？二分钱我也不给他！”陈毅元帅有四个孩子。老大陈昊苏，老二陈丹维，老三陈晓鲁，老四陈姗姗。

    被讹传为“陈小虎”的陈晓鲁的确是他的宝贝儿子，当时是北京市八中高中学生。只是被文化大革命搞得焦头烂额的元帅此时根本想像不到他家老三在社会上有多大能量。为了显示红色贵族的与众不同，在谭力夫讲话的影响下，他们相继成立了西纠、东纠、海纠等组织。后来的“联动”就是以这三个组织为核心组织起来的，笔者很想把这些组织的创始人一一列出，可惜惭愧得很，费了很大劲只能找到西纠的一些材料，除了那个陈晓鲁外，还有个孔丹，原国务院外事办主任。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他的成立和活动，受到陶铸、王任重、廖承志等许多老革命的支持，就连周恩来都曾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许明指导他们的活动。“西纠”成立后，陆续发布了13道通令，内容庞杂，涉及中央党政机关、革命干部、国家机密、首都秩序、以至对资产阶级政策和外宾接待政策等许多方面，但核心只有一条-----保护老爹。8月27日，“西纠”发出第三号通令规定：“任何和个人都无权随便宣布戒严，绝对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

    八、揭发的真相

    回首文革，我们会发现许多难以理解的事情，比如说儿女揭发父母，这一奇怪现象常被改革者用来论证文革对人性的扭曲。在这方面，他们似乎很同意孔夫子的观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

    笔者最近听到一个当年在批斗会上主动揭发母亲的人坦露心声：“那都是我妈让我干的，我们是黑五类，不这样能把自已洗干净吗？讲几句话，我参军、找工作、以至将来提干就不会受影响了。”

    原来是苦肉计！这怎么会是文革对人性的扭曲，翻开史书看看，类似的办法数不胜数。这不但不是反封建的文革对人性的扭曲，恰恰相反，是它的敌人----封建主义遗毒在作怪。

    那个全国最大走资派对这一手玩的更是得心应手。在工作组受到主席的批评后，原来强烈支持工作组的儿子不但迅速改变立场，还有声有色地揭发起老爹来。大义灭亲的立场得到大多数人的欣赏，他不但未受到清算，反倒成了学生领袖，组织起一伙人来反攻倒算。

    1966年8月24日，就是西纠正式成立的前一天，刘涛、贺鹏飞（贺龙子）同清华附中一些人制订行动计划，赶制了西纠专用符号，组织北京12个学校保皇军企图武装占领清华园。真不愧是将门虎子，他们的行动还是像模像样的：先在清华附中操场集结队伍，贺鹏飞作战前动员，指责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同时派人占领校广播台，控制了宣传机构。下午4:00这两位当然的领袖带领12校联军冲进清华园，立刻包围了大字报区，先是宣读最后通谍，然后殴打看大字报的群众，不但撕去揭批刘、邓、薄等的人大字报，还特别认真地用相机拍下了大字报的作者，准备进行秋后算帐。最后，他们捣毁了以批判刘邓为已任的“第一红岩”战斗组的家，并在校园游行一周示威。

    据悉，刘涛事后向王任重打电话汇报了情况，王任重表示：“'八.二四’没什么问题。”

    九、令人费解的死因

    老舍之死的确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悲剧。----本着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应该先把直接责任人揪出来示众，然后深挖幕后黑手，甭管涉及到什么人，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批判的批判，总要给死者一个公道，给人民一个交代。这样做很难吗？----毛泽东不在了，可当时老舍挨打的见证人都在；文革已遭到官方的彻底否定，开放了、自由了、可以畅所欲言了；红卫兵已退出历史舞台，再也不用怕什么皮带铁拳了。这种时候，正是为死者申冤的最佳时机，怎么知情人都缄口不言，好像在怕得罪什么人呢？

    “老舍（1899～1966）现、当代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另有笔名絮青，鸿来、非我等。满族，北京人。出生于一个贫民家庭。”这是达成共识的老舍简历，看看，人家老舍可是根红苗正，正宗的无产阶级出身。他不但跟文革的斗争对象-----走资派沾不上什么边，甚至连黑五类都算不上。60年代初，毛主席在同老舍的一次谈话中特别提到清朝的几个有作为皇帝，对清朝的历史贡献给予肯定。这在当时相当于一次政治摘帽。因为自辛亥革命以来人们对清王朝的印象就是腐败透顶、丧权辱国，这使得相当多的满族人抬不起头来，他们不敢承认自已是满族人，这中间当然也包括老舍。他在1950年前是不敢承认是满族人的，但有了这次谈话后，他不但勇敢承认，还根据自已的生活经历创造了《正红旗下》这部优秀作品。能够得到领袖的如此垂青，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口含天宪的人物，一般人谁敢到太岁头上动土呢？令人费解！

    老舍是个文人不假，可并不是所有文人都反文革。文化革命前老舍正在北京郊区体验生活，文革开始后他任文联的革委会主任，对文革他是以一种积极心态参加的，其思想的进步程度绝不在郭沫若之下，怎么老郭没事他却一命呜呼呢？令人费解！

    在老舍出事前的1966年8月23日，他“像往常一样，从容自若地坐在会议室沙发上。他怀着满腔热情参加运动来了，怀着对党的信赖来了。他对同志们说：'我昨天刚刚出院，身体不成喽，老爱闹病。康生同志捎话让我来参加运动，感受一下这次政治斗争的气氛，所以我就来了。’”这是目前流行的老舍投湖前发言，如果仅凭这点点回忆就认定是中央文革指使红卫兵干的，那就太小儿科了。人家老康打年青时起就搞中央特科，如果整人就这水平，那他早就甭混了。现在有些死因揭密总是含沙射影地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支持的红卫兵，动机何在？令人费解！

    在特殊时期，有些人对死人总比对活人的兴趣大，因为一个死人是不会说出真相的，所以我们只能采取排除法窥视一点真相。可以断言，中央文革不会干这类傻事。当时刘、邓都没正式倒台呢，光走资派就斗不过来，哪有功夫捅这娄子。除了这股势力外，敢对老舍动手、能对老舍动手的就只有那些持血统论的红色贵族们。据批斗老舍的主力军------北京女八中部分红卫兵回忆，他们当时是在学校文革领导小组的带领下冲进文联的。请注意这个“校文革领导小组”，在1966年“八.一八”前后，这些公开组织基本被红色贵族控制，否则刘涛、贺鹏飞也不可能短时间组织起12校联军。再有，从老舍后来在国子监挨打的惨烈程度看，手段与西纠极像。更重要的是，这批人文革后大都黄袍加身，掌管着各各要害部门，其威力足以让任何人三缄其口。

    十、“红八月”大事记，流水帐：

    1、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指责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干尽了坏事，随后致信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支持；当晚，“鬼见愁”对联贴到北京各大高校.(反毛反文革)。

    2、8月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继续讨论工作组问题，部分中央领导做检讨；同时，对联在北京引发大辩论，陈伯达改联灭火。

    3、8月3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分组讨论“十六条”，部分中央领导到北京建工学院做学生工作。

    4、8月4日，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做检讨，毛泽东指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江青反对成立“贫协”。

    5、8月5日，毛泽东发表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指责“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

    6、8月6日，天桥剧场辩论，江青、康生劝止不住持“血统论”的学生；林彪回京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陈云致信毛泽东并中央，表示“完全拥护毛主席和中央采取的方针。”

    7、8月8日，新华社播发“十六条”；血统论在社会上大传播，高校陆续成立学生组织。

    8、8月9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继续揭发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贺鹏飞、刘涛等人成立清华大学“八九派”串连会，只批“黑帮”，不批工作组。(反毛反文革)。

    9、8月12日，刘少奇职务不再被提起，叶群组织人员整理刘少奇材料；社会上谭力夫主张将“血统论”作为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引发更大辩论。(反毛反文革)
    10、8月18日，毛泽东大规模接见红卫兵；王震等老干部遭受批判，社会上打砸打日渐增多("西纠"有意制造混乱破坏文革)。

    11、8月19日，新华社播发18日接见红卫兵时，天安门城楼上领导人的排名顺序，引起震动。

红卫兵开始大规模抄家，殴打“有问题”的人员("西纠"有意制造混乱破坏文革)。

    12、8月20日，谭力夫发表演讲，认为批斗各级干部是难以容忍的事；同时北京30万红卫兵上街破四旧("西纠"有意制造混乱破坏文革)。

    13、8月23日，红卫兵运动进入狂热化程度，达到最高潮。毛泽东及时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

    14、8月24日，“西、东、海纠”成立，老舍投太平湖自尽。

    15、8月28日，中央正组织红卫兵大串联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

    分析:中央存在两种声音社会上存在两股势力.毛泽东凭借高超的政治才干把中央的反对派压了下去但社会上的反抗势力却日趋壮大起来。

    十一、探讨文革的派性问题

    一问起文革中派别，有些人总会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造反派、保皇派”。每次听到这样的回答，心里总会生出一种疑问：他们当初真这么叫吗？要知道，自称“造反派”倒也罢了，因为毕竟有“造反有理”的理论支撑，可“保皇”一词明明是带有贬义的，就是在法国大革命中也不例外，这代表的是封建、落后，谁会用这样的词来标榜自已呢？

    还有一些人一提起这两派就联想到红卫兵，联想到造反派的破四旧、毁文物、批斗老干部，可就是不肯想一想保皇派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当时怎样保皇？

    文革初起，大批造反组织应运而生，其实这些毫无政治经验的年青娃娃哪斗得过那些久经战阵的老油条。他们一方面丢下手头工作，指责红卫兵们破坏生产，即“用生产压革命、狂刮经济主义妖风”，另一方面他们也组织自已的红卫兵，即“拉一派打一派、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对立的双方都戴红兵标志，都自称造反派，指责对方是保皇派。比较典型的是江苏的红卫兵，他们被老百姓戏称为“好派”和“屁派”，原因是在造省委的反时，一派表态说：“好得很！”，另一派说：“好个屁！”

    保皇派由于有官方背景，自然势力大些。文革从开始到结束，很多省份其实一直是保皇派在把持，只有上海是造反派完全夺取了政权。

    十四、秘密成立“联动”

    据小说家言，清朝乾隆皇帝继位之初，有几个王室成员不服气，想把他搞下台或者架空，于是他们精心谋划了一场政变：先联络一些平日合得来的宗室子弟，凭着这些人天大的“面子”先向兵部借兵器，然后占领大内，继而控制京城九门，最后掌控全国……

    每当我读到这里，总禁不住哑然失笑：这些只会提笼架鸟的公子哥搞这杀头的玩意也这么浪漫！不过话说回来了，在现实生活中，有面子确实很重要。比方说让我花钱联系个小剧场搞个演出什么的或许能搞定，可要搞到中南海政治局礼堂简值是天方夜谭，非得有天大“面子”不可。

    1966年10月1日，手眼通天的老红卫兵们在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联动”组织，这个组织当时并不叫“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它戴的是一顶更大的帽：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

    他实际上是以“东、西、海纠”为核心，联合北京各高校干部子弟组织的一个联合体，其核心任务是“保爹”，路线是各省市干部子弟大联合。有了谭力夫讲话的理论支持，有了各级干部挨整挨批斗的政治需求，还真别说，几个毛娃娃过家家似的组织居然在全国有了大批支持者。

    需要澄清的是，“联动”成员实际上是以中学生为主，如谭力夫等大学生在里面更多地是起到理论指导作用。不过，青春期燥动的少年更可怕，我们叙述过的北京六中就是一例。青春期萌动是生理现象，但让青春萌动到犯罪状态却是社会现象。是什么社会现象造成的呢？相信不少人想脱口而出是文革，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事实上，文革只是提供了一个社会机会，也并不是所有处于青春期的人在文革中都疯狂，真相被掩盖在迷雾中。在弄清真相前，先讲一个小故事：

    出生于70年代的人不知是否还记得小学课本里有一篇题为《秘密学习》的文章，讲的是几个小学生在日伪不断扫荡的战争环境中坚持学习的事，敌人来了将课本埋起来，敌人走后在露天教室里坚持上课。这是一个真实的学校，当时叫“荣臻小学”，原本是收留战争中烈士子弟的，后来进城后改为“八一学校”，60年代，这里成了一所著名的干部子弟学校。各级干部对自已孩子的爱是不言而喻的，他们不惜血本对这里进行投入：统一的校服，漂亮的教学楼，校园内到处绿树成荫，鲜花遍地，的确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可教育方针却只限于教学生们温文尔雅，追求名利。（投入就是盖校舍，这路子好像有点熟）这样做的结果是，一个小学生在描述未来理想时写到：“职务：坦克兵元帅，工资：每月700（当时超高）”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长大后的八旗子弟们就是怀着这样的理念冲向社会的，当他们优越感忽然被剥夺后，犯罪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养不教，父之过；徒不严，师之惰。”连私熟先生们都懂的道理却有人装做不懂。

    十五、逮捕谭力夫

    “联动”成立后，更加疯狂地抄家打人制造混乱，甚至有人昼伏夜出杀害对立面的人，引起了社会治安的严重动荡。本来抄家这一行径是有严格组织程序的，一般说只抄书籍日记等文字性东西，而且还要打借条。这是基于“四清”运动中从地主家抄出“子孙万代要报仇”等反动诗而采取的一种强制检查措施。后来检查扩展到“四旧”等生活实物，抄家者也还算守规矩，文革结束后有人从堆积如山的仓库中拣出自家物品就是实例。可这些好的做法到了“联动”这里就统统废除了，他们不但把抄家当成赤裸裸的抢劫，还中饱私囊，尽一切可能搜集自已需要的东西。他们在向“黑五类”们勒索钱财的同时，发现这些人家里有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书籍，不由分说拿了回去，可他们当时没有时间看----都忙着夺权呢！

    “联动”的异常活动引起中央高层的密切关注，此时文革已全面展开的，运动的重点也已明确，几个小屁孩“保爹”的举动自然难逃他们法眼。擒贼先擒王，他们不约而同地将注意力集中到血统论骁将谭力夫身上。1966年10月9日，周恩来否定了谭力夫提出的“黑七类”的说法，说“谭力夫讲话是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对谭力夫的观点大加挞伐。10月24日，毛主席亲自出面了。他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犹如三记重拳，一次比一次狠，红五类们顶不住了。

    1966年11月的一天晚上，一个电话打到谭力夫家，中央文革的关锋、戚本禹约他中南海谈一谈。谭力夫又惊又喜：终于有了一个为血统论辩解的机会了。他要在中央领导面前“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系统阐述血统论的正确性。可当他那滔滔不绝的辩解没进行几分钟，戚本禹就厉声喝问他同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的子女有无瓜葛，关锋则在一旁敲边鼓，不断地追问他们家同林枫、李雪峰的关系。自已的老爹干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能同这些人无关吗！谭力夫终于明白，对方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谈话当然是不欢而散。事隔不久，谭力夫被逮捕投入监狱，中央文革成立了”谭力夫专案小组“，不断追问谭力夫的后台问题，想以此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借以除掉政治对手。可谭力夫毕竟不是普通人，他在狱中清醒地认识到中央文革“打孩子是为了整老子”的企图，学着革命先辈的样，咬紧牙关硬是一句不话，非常投入地表演了一翻。为了证明“血统论”的正确，他还在狱中写下了一首《铁窗歌》：“铁窗孤影对，深夜寒风吹。生当共产党，死作革命鬼。纵死亦含笑，问心无大愧。敬爱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诗有好坏之分，写诗人的境遇却各不相同。“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让作者“咔嚓”一声人头落地，可这首歌不像歌诗不像诗的东西却为作者日后飞黄腾达埋下了伏笔。

    十八、灭顶之灾

    12月26日，就是“联动”开大会的当天，两名“联动”分子在偷摩托车时被老对头“北航红旗”的人逮个正着，他们不但不认错，还动手打人。可这时“联动”成员都在开会呢，寡不敌众下，被扭送公安部，这就是“联动”一冲公安部所要解救的“落难兄弟”。当晚，他们不但打伤了公安部的工作人员，连一位赶来调解的副部长都挨了打。无奈，公安部只好把闹得最凶的几个人抓起来，但学习过几段语录后立即就放了。可这几个人出来后却反咬一口，大骂公安部乱抓人----一冲。

    12月28日到29日，“联动”调来几百名暴徒，强占公安部接待室，不断殴打工作人员，并高呼“打倒公安部！”“公安部权力下放”，不但成功地将两名“落难兄弟”抢走，而且将三名公安人员绑到礼堂围攻谩骂，直到周围有群众赶来声援才撤退---二冲；

    12月31日到1月1日，调集百人再次冲击公安部，打伤二人-----三冲；

    1967年1月6日到7日，纠集100人公然从公安部大门冲入，撒传单、贴标语，砸烂礼堂，闹腾饿了，就跑进公安部食堂，将那里的四五十斤粉肠和熟猪肉一扫而光，还恬不知耻地到处宣扬“公安部的猪肉真他妈好吃！”。但公安部此次将他们的暴行广播了出去，大批群众前来声援，“联动”一看形势不好，夺路而逃---四冲；，

    一天以后，他们纠集五六百人带着菜刀、匕首等凶器，一路高呼“打倒'红三司’！”“打倒江青！”再冲公安部，用装上铁钉的“二踢脚”攻击负责守卫的解放军，造成多人受伤----五冲；

    1967年1月11日，“联动”再次纠集五六百名暴徒第六次冲击公安部。由于这次自动前来保卫公安部的群众达十万之众，他们没有冲成，只好气势汹汹地向公安部提出了所谓权力下放的“最后通牒”，并高喊“油煎江青！”、“打倒陈伯达！“打倒谢富治！”，最后甚至喊出“打倒周恩来！”的口号。别人倒也罢了，周恩来可是一直在护着他们，只不过不满意他们胡乱打人杀人最近没有明确表示支持而已。“上帝要使人灭亡，必先使人疯狂”，“联动”越疯狂也就越接近死亡。

    “六冲公安部”非但没有改变他们即将灭亡的命运，反倒火上浇油，惹恼了文革中一位重量级人物-----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并由起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1月17日，谢富治讲话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

    1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指出：“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

    同时，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给“三司”红卫兵负责人打电话：“在'联动’问题上，你们是不是手太软了？连个'联动’都对付不了，今后还想当左派？”

    铰杀令一下，“联动”的未日也就到了。

    先是以首都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号召广大中学生同“联动”划清界线，从内部瓦解“联动”组织。接着，由公安局的人领队，“红三司”的人动手，几万人在全市进行了犁庭扫穴式的大围剿。在中学里，新的平民红卫兵组织不断涌现，对他们发动了“中心开花”式的进攻；在大学里，“联动”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社会上，浪迹街头的“联动”小流氓更是无处藏身。一天之内，“联动”各个据点纷纷被摧毁，大部分头头被抓。“联动”心里这个憋屈呀！想当年在大兴县灭“四类分子”时是警察给他们带队，怎么一转眼全变过来了！他们想骂、想打、想闹，可人家“红三司”跟他们耍的根本就不是一路拳，三四个对一个，像拎小鸡仔一样抓过来丢进囚车。此时他们倒真有几分“十二月党人”的血性：在冰凉的囚车里，稀稀落落地响起了《国际歌》声。

    十九、将军们“绑子上殿”

    当大多数监牢里的“联动”还在做“十二月党人”的美梦时，他们并不知道，此时在他们曾经的老巢里正在举行着揭发他们罪行的展览。展览地点虽各不相同，但主题却是一样的，都把“联动”罪行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系在一起，主题是“让我们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砸烂！”

    之所以这样联系，是因为从种种揭发材料来看，这些人之所以在文革初期带头造反，同他们老爹的特殊身份是分不开的，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依靠近水楼台的优势，较早摸清了中央高层的意图，于是这些毫无造反动机的人率先造起反来，他们是希望尽早获得“左派”头衔，以便从中渔利。他们成功了。他们中最早的红卫兵组织几乎是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组织前后脚成立的，巨大的历史惯性迅速把他们推向风口浪尖，着实风光了一把，但渣滓终究是渣滓，还不到一年，一个个就原形毕露了。

    一桩桩一件件，让参观者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黑暗的旧社会。人们很难理解，怎么解放翻身这么多年，在中国的土地上还会出现这种罪恶。无产阶级既然已经取得了政权，按照某些人的说法，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了，阶级斗争不存在了，国内的主要矛盾也变了，按说该太平了吧，可怎么一转眼旧中国的东西又回潮了？看来他们的生命力还很顽强，顽强到超乎我们的想象。

    展览获得空前的成功，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参观，这中间包括共和国的一些开国功臣们。当他们看到自已家宝贝在外面干的这些事后，从心底生出阵阵凉气：这不就是国民党吗！这不就是法西斯吗！自已把脑袋别在裤脚带上干了大半辈子革命，不就是为了推翻这些吗？怎么这些东西又从自已儿子身上出现了？大半辈子的辛苦，无数战友流血牺牲换来的红色江山，难道要由这群小兔崽子来执掌？过去是国民党祸害老百姓，难道以后要换成他们来祸害？那自已革命还有什么意义！并不是每个功臣都没有觉悟，更不是谁都护犊子。“爱孩子，是老母鸡都会做的事，可要懂得教育他们，那就是国家大事了。”经过深思熟虑，他们终于做出了正确的决策。在陈士榘将军的带动下，一些将军们纷纷带着自已孩子去自首。
    (后来在元老们大闹怀仁堂之后迫于压力毛主席从全局考虑只好……)

    二十、政治上彻底清醒了

    1967年4月22日，关押“联动“的红卫兵监狱中涌动起一阵小小的骚动。几辆大轿车开过来了，一百多名“小政治犯”排队上车，在车上，他们仍在心里猜测未卜的前程。“不会拉出去枪毙吧？”“不会，最多是开批判会！”他们这样互相打着气。

    没想到汽车却直开人民大会堂，在东大厅的会议室里，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鱼贯走出。“联动”们一下子愣住了，悔恨、愤怒、恐慌、内疚各种感情交织在一起，他们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曾经天天盼望同中央首长见面，可万没想到是在这种情形下，更没想到一下子见这么多。“你们受委屈了”，江青一语出口，下面立起波澜。先是小声抽泣，接着是放声大哭，会场乱做一团。接下来的谈话就不那么顺利了。只要江青一开口，他们就齐声高诵“我失骄杨君失柳……”

    五十年代，毛主席前妻杨开慧闺中密友李淑一来信索取主席年青时赠送杨开慧的一首词，毛主席说当年那首写得不好，提笔挥就这首《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宵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服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里的“骄杨”指杨开慧，“柳”指李淑一爱人柳直荀，革命烈士。在这首词里，毛主席对前妻的怀念是无疑的，可并没有对江青否定的内容。有些人总拿这个说事，用意纯在诗词之外，否则的话，为什么他们不编排贺子珍呢？还不是因为当时贺子珍健在，有些谎话容易被戳穿。事实上，毛主席也给江青写过一道：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题为“为李进同志题庐山仙人洞”，“李进”是江青曾用名，“李”指江青原名李云鹤，“进”是进步的意思，加起来表示“李云鹤进步了”）

    “联动”们人小鬼大，当众这么做无疑是在指着江青鼻子骂：“你是小老婆！”这简直就是面对面的人身攻击。

    当中央文革其他人讲话时，他们就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

    被放出来的“联动”非但没有丝毫悔改，反倒变本加厉起来。鉴于没有枪杆就没有一切的教训，他们不但四处搜罗枪枝弹药，还利用大串联时在全国各地撒下的“火种”号召成立“铁血队”“红旗队”“红旗军”等武装力量做他们的保皇派。他们尚未被打倒的叔叔阿姨们更是别有用心地提出“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口号。

    可历史规律决定了，这一切不过是螳臂当车。经过新一轮的抓、关、放后，他们残存的力量也被消灭殚尽，“联动”做为一个组织正式灭亡了。

    二十一、照片的秘密

    “联动”做为一个组织已经被消灭了，但他的指导思想还在，在党内、军内仍有大批支持者。在“二月逆流”时就有某位党内大佬叫嚣：“‘联动’怎么会是反动组织，十五、六的孩子，能惹什么事！”与此相呼应，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各式各样的保皇组织，名称五花八门，以“铁血队”“红旗军”等最为著名，这当然不是完全响应“联动”的号召，更多的是受冲击的各级党政负责人组织的宪兵队。于是，1967年成为文革史上最为混乱的一年，全国武斗成风。我们今天见到的“红卫兵公墓群”大半形成于那个时期。然而当我细细考证这些公墓群时就会发现：他们大多数是当年的保皇派。怀着对党的忠诚，他们把青春奉献给了他们心目中的“党代表”。可这些人有朝一日翻过身后，却异口同声地指责起两派的无知与狂热，躺在冰凉墓穴中的逝者哟，倘使有来生，你们还是否愿意为他们流尽最后一滴血！

    后记

    进入1968年以后，文革越来越是大人们的事了，“联动”的老红卫兵们一下子由“革命小将”又变成了半大孩子。这时期他们自称“顽主”，意思是顽劣之主，我们后来熟悉的那句“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气死公安，难死法院”就是从这时开始流行。其实让我看，他们更像“玩儿主”，玩乐之主。

    首先是他们学会了“玩情调”。政治上的受压，使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过起了“逍遥派”“颓废派”的生活。他们常常聚在一起游山玩水、聚餐、交流书籍、传唱外国歌曲，并且学写新旧体诗，这就成了文艺沙龙的雏形。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他们钱从哪来？实事求是地讲，还真不都是非法所得。当时国家有一项救济制度，什么意思？简单说，当时小青年刚上班一般是从18元工资拿起，以后逐步提高。假如有一老工人月工资40元，这在当时算相当高了。可他家里养六口人，一平均，他又成了困难户。这时他就可以享受国家的救济：从他年龄最大的子女中选一人，根据具体情况不同从15、16、17三个工资档中选一，当子女成年参加工作后再按24级工资制走。“联动”老红卫兵的父母此时大部分被打倒，家里是指望不上了，但国家对他们也按救济制度走。每月15元的工资吃饭倒没问题，可这些少爷们没事爱去趟“老莫”（莫斯科餐厅），这区区救济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不过好在有以前抄家的存货，倒也勉强过日子。他们当年抄家还抄来了不少“资产阶级腐朽的、没落的精神垃圾”，此时倒成了他们宝贵的精神食粮。看黄书、听黄色歌曲成了他们的主要娱乐活动，80年代开放初期国内就黄书泛滥，那主要不是外来的精神污染，更多的是老红卫兵手里“存货”的传播。

    其次他们学会了“玩浪漫”。俄国的“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后有美丽娇妻陪着，这让中国的“十二月党人”心里多少有些酸楚的感觉，尽管他们的“流放”环境比对方不知强多少倍。没人跟，自已主动出击总成了吧！于是北京城大街小巷总能见到不三不四的人围着年轻姑娘们转，警察问就说学雷锋做好事，送姑娘回家。可人家雷锋同志是帮助老大娘，可他们却只爱帮助大姑娘。不过那时年轻姑娘们的防御手段要比现在强，逼急了骂一句“臭流氓”对方一般会落荒而逃，否则就会被革命群众扭送公安局接受警察叔叔的问话。

    但他们最主要的社会活动是打群架。“联动”的组织机构没了，但老红卫兵们的架子可没放下。此时他们的扮相更进一步，和“红八月”时大不相同：一身将校呢军装，脚蹬将官靴，头戴呢子军帽，只是臂上没有了“联动”的红袖章。（参见《血色浪漫》钟跃民的扮相）这些都是老爹当年的军礼服，穿在身上仍能显示血统的高贵。可他们这身绿军装再也镇唬不住“黑五类”的狗崽子们了。最让他们郁闷的是，连一直贴在身边的“白乌鸦”们也造反，纷纷飞回自已的阵营中去了。他们想不明白：想当年“红八月”时，自已一顿大嘴巴抽过去，对方连眼都不敢瞪，怎么现如今就敢菜刀、板砖地跟自已干！挨了几顿暴打后，他们终于明白：当年自已之所以能横扫街头，完全是狐假虎威！

    “上山下乡”运动开展以后，他们被历史的洪流挟裹着，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令人奇怪的是，这些自诩为“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人大多数并没有接老爹的班走从政之路。80年代，当他们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控诉完文革的“血腥”与“罪恶”后，这些当年打、砸、抢的闯将几乎清一色地投身商海。从此，“官倒”成为中国政治辞海里特有的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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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夜星辰昨夜风——北京四中的红卫兵往事

    刘辉宣

    刘辉宣，笔名礼平，北京四中六八届高一（五）班学生。一九四八年九月生于张家口，一九五一年随部队进驻北京。一九六五年考入北京四中。一九六九年入伍，当过炮手、侦察兵、炊事员、报道员，历任班长、排长、宣传干事。一九八零年在北海舰队某部任职期间发表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引起争议与批评，翌年因之转业。回到北京，先后在市政府、工人日报社、光明日报社工作，当过教员、编辑、主编，获副编审职称。二零零八年从鲁迅文学院退休。  

    文化大革命中曾狂热流行过一个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还有一首关于这“血统论”口号的歌曲，唱遍了全国。这首著名的红卫兵 “战歌”就是我谱写的。

    我可不想夸大我的作用，但那歌还是难辞其咎的。说起来还是有点儿偶然。我校一个同学的哥哥在轻工学院被对立派围攻，我们赶去支援。当时这类争论很多，支持谁反对谁没什么理由，完全是瞎起哄。当时到底辩论什么连我们也没搞清，似乎并没有涉及出身问题，对立的两边不是以“红五类”和“黑五类”划分的。为了造声势，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给对方扣个帽子，骂他们出身不好，混淆视听，先声夺人，这一招往往很奏效，让对方一下乱了阵脚。战略方针定下来，大家想找个歌到会场上造声势，一时找不到，就撺掇我瞎编一个。我连词带曲，一挥而就，大家还七改八改，有意弄得更难听些。谁也没料到，在会场上一唱就轰动了。各路红卫兵不听辩论了，纷纷过来抄谱。那年头和现在一样，出洋相的玩意儿说不定就成了流行艺术。这首歌唱遍了全国。我到贵州“串联”，甚至还听过铜管乐队演奏。

    这恶作剧的意外效果，让我既错愕又得意，到后来就不可笑了。批判“血统论”时，各路红卫兵追着我屁股后面打，把我从家里拎出来批斗。有一阵，连我也做好被枪毙的准备。据说江青说过着这样的话：“他们不是有一个歌子吗？血统论，血统论啊！那个人坏透了，应该枪毙。”我听了吓得腿都软了。我甚至像阿Ｑ那样想象自己上刑场时的表现，以免死得很没面子。后来没找到江青此话的出处，显然是人家吓唬我的。

    一九六六年年底，我从外地“串联”回来，在“革委会”遇见秦晓，他满脸无奈地说：“你们搞的那个破玩意儿尽添乱，现在红卫兵彻底完了。”我惊问怎么回事，他说：“血统论呗，中央文革要批红卫兵了，现在我们什么事也做不成了。”不久就开始了对红卫兵的清算，把“血统论”归罪于刘少奇。“血统论”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对红卫兵特别是“西纠”的清算，是因为我们自身的种种劣迹而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先把打死人的那几个纠察队员抓起来，紧接着是对“血统论”的公开批判，最后与刘少奇挂上钩，称之为“刘少奇的反动血统论”。

    我们的丧钟就是这样敲响的。

    红卫兵在溃散前完全失控了，他们呼啸成群，惹事生非，特别是在群众面前瞎折腾，展示优越感，引起极大的社会反感。他们一边与“中央文革”对抗，一边和普通群众叫板，丧失了最起码的纪律性。红卫兵的行头也是从那时开始变味的。当初穿军装是为了表示向解放军学习，可到了后来，帽子要呢子的，军装要料子的，鞋子要皮子的，什么三接头，将校呢，将军帽，成了时装秀。风气就这样败坏了。更甚的是，红卫兵和“西纠”中的很多人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又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理智派还想力挽狂澜，但已经没有人再听他们的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联动”选在毛主席生日那天举行成立大会。我去了，那是一个狂热的誓师大会。我校的李三友，戴小明和张小刚代表“西纠”发言，主张不管运动如何发展，都要首先承认我们自己的错误。而大部分人作了相反的选择。北大附中有个我的初中同学叫项东平，原来是一个很腼腆的人，却成了“联动”的首领。“联动”的核心成员有“三平一刚”四人，他是“三平”之一。他指着正在发言的戴小明对我说：“你们学校是怎么搞的？江青连刘主席都要打倒了，还检讨我们的错误？我们没有错误，是毛主席犯了错误。我们要彻底批判毛主席的错误路线！”我吓坏了，这是我在“文革”中听到的最放肆也是最勇敢的言论，其实也正是“联动”的内部口号之一。我知道红卫兵在劫难逃，那天开完大会我就溜号了。接着几千个“联动分子”去冲击公安部，被干警打得屁滚尿流，他们重新纠集，前后六次冲击公安部。

    听说正是这事让老人家震怒了。于是从海淀的红卫兵到城区的“纠察队”，所有首领一网打尽，孔丹、董良翮、宫小吉等被抓了三百多。第二年，公安机关似乎又想起“血统论”，把我也抓进去。那时监狱已人满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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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四中文革专辑
    北京市第四中学在文革前是干部子弟集中的重点中学。文革中，该校以倡议废除高考和组建“西纠”而名噪一时。进入新世纪以来，这所中学的学生在年轻教师的带领下，开展了文革口述史的采访与相关课题的研究。这一可贵的努力，为本期增加了两篇出自“90后” 高中学生之手的文字。这无论对于本刊还是对于文革研究，都是值得庆幸的事。新生代的思考，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也意识到了肩上的担子——述往事，思来者，探索真相，反思历史，文革亲历者责无旁贷。


    北京四中红卫兵的小报    
    胡庄子

    红卫兵运动中，北京四中颇有影响。1966年6月，四中的学生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废除高考升学制度；四中的刘辉宣创作的《红卫兵战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 妈的蛋！）闻名全国；专供“牛鬼蛇神”唱的《嚎歌》（又叫《牛鬼蛇神歌》），歌词也出自四中红卫兵之手；四中还是名声赫赫的“西纠”的发起者之一，四中的孔丹担任“西纠”负责人，李三友是“西纠”13道“通令”的起草者；四中的秦晓、马凯、戴小明、周坚、赵胜利等都是红卫兵运动中的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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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晓简介】
    秦晓，1947 年生，2岁时秦晓之父秦力生随贺龙一野南下进军川北，秦晓在当时的西康省生活三年，他后又随北调的父母来到北京，从六一幼儿园到育才学校再到北京四中，在北京四中时，与一群高干子弟都是红卫兵时期亲密同学加战友，是当时北京四中的几位风云人物之一，组织成立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为提出“血统论”的红卫兵组织“联动”重要成员。

    秦晓之父秦力生（1915－1993），为山西孝义人，1935年到陕甘苏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央少数民族委员会回民部部长（请问，他是回民吗？）、中共陕甘宁三边特委白区部部长、陕甘宁边区富县县委书记、洛川特委书记、陕甘宁边区延属地委秘书长、晋绥三地委书记兼第三军分区政委。建国后，历任中共西康区委副书记，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副秘书长、主席团成员，联合国教科文中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野生运动保护协会副主席。是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秦力生在文革中被定为走资派，在专政队关押时间两年，夫妇二人均至五七干校，工资冻结，并被勒令搬家，“由原来单独的四合院搬到西单附近一个住着十几户人家的三进大杂院，仅分给两间半房子。”

    秦晓大哥为秦晋（北京四中毕业，曾出国留学，文革中被分配到武汉钢铁公司炼钢厂，文革后为原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两次在中央党校进修，其妻郑某位中央党校德语教授），姐姐为秦昭（为六十年代主要接收高干子女的北京工商管理专科学院学生，文革中在山西部队农场劳动锻炼两年后，分配在一轻局所属工厂，后又经陈毅妻子张茜活动上中医学院，成为医师），姐夫为陈昊苏（陈毅之子，曾任北京市副市长、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现为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秦晓育有一女，秦晓因忧虑自己侵吞巨额国有资产犯罪行为事发，故狡兔三窟，裸官上场，提前安排妻子与女儿均长居澳大利亚。

    秦晓1968年底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插队，1972 年以“工农兵大学生”身份被招收进山西矿业学院机械工程系，学习工农兵课程，1975年毕业，1976年起在煤炭部国际司工作，1980 年，秦晓考入中国矿业大学攻读企管研究生，1983年毕业，随后担任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宋任穷的秘书，后至石油部国际司任副司长。

    秦晓在事业方面主要是在中信起家，得到王震儿子王军的大力提携，在中信十五年，秦晓对王军几乎 “亦步亦趋”。 王军每一次升迁，都是由秦晓接替其位置，直到秦晓接任中信公司总经理。秦晓1986年加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95年4月至2000年7月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期间曾去中央党校学习），1997年开始在职读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2002 年通过答辩；其间还担任中信实业银行董事长、亚洲卫星公司董事长，2000年7月任中信公司副董事长。

    2001年任香港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和招商银行董事长，在香港招商局期间，秦晓突然知道“八十年代曾经发生过一场启蒙运动”，并从新权威主义转向吴敬琏等鼓吹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及西奴普世主义，这种思想倾向变化，加上秦晓经济上侵吞国有资产，迫切想通过推动彻底颠覆制度，将自己的行为脱罪，最终导致秦晓成为颇为高调的西奴。

    2007年10月，秦晓参与了在香港正式注册的博源基金会，担任理事长，聚集了一群“学术界和商界的精英”，开始“致力于研究当代中国问题”，探讨“未来30年中国的走向和路径”。更标志性的事件是秦晓2010年离职和系列讲演，开始转行以“公共知识分子”标榜，现在主要通过主持博源基金会，资助各种西奴、汉奸个人和机构，并得到胡舒立的财新传媒等西奴机构大力吹捧，以及国内外财经圈内重量级人物大力支持。

    秦晓其它社会职务：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管理学院和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兼职教授。日本丰田公司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

    秦晓个人理念受金观涛影响较深。金观涛是《河 殇》总顾问，88事件中与方 励 之、李 泽 厚、温 元 凯合称青年的四大思想导师，秦晓在文革中就读过金观涛夫妇的书信体小说《公开的情书》，八十年代认识了金 观 涛夫妇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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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评秦晓】    西奴媒体开始集火猛推秦晓，摆出一幅不把秦晓打造为知名“公共知识分子”绝不罢休的姿势了。

    秦晓任职国企高管期间，输送数百亿利益，为自己积累了一两百亿的延期支付回扣。

    为安全拿到回扣，秦晓退休，以顺利收款，虽然就认为自己能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继续用钱来夺权，于是在香港成立博源基金会，先是在清华大学发表了自己的“宣言书”，随后开始在各研讨会等公众场合宣传自己的普世主张，于是自然引来西奴媒体的应和，南方系、下面的新世纪，都开始纷纷选择对应体位，迎了上去，二话不说，先捧成“公共知识分子”再说。

    老实说，我们对此并无意见。我们已经见了太多对普世的投机者，也见了太多按捺不住的体制内鼹鼠，多一个秦晓，并不算什么。

    我们惟一的惊讶就是，拜托了，在所谓启蒙已经日暮西沙的时候，秦晓您这时候才跳出来“重新启航”，是不是效忠表态的晚了点，也很不适时宜。就此来看，这个秦晓的情商和智商很不乐观。 有人如此评述秦晓：“秦先生的演讲毫无新意，只是西方价值观的传声筒而已。秦晓先生人文科学知识的如此匮乏，却去高校演讲，以己之昏昏使人昭昭，岂不误人子弟？这也是人性的弱点使然。”

    南方系相必沾沾自喜手头又多了件可控的人形工具，过去还算有头有脸，似乎能给自己阵营增加点社会资本，更能够作为自己的武器来使用。我们其实也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猪一样的笨蛋变成了我们的敌人，而非我们的队友。连那些神一样的敌人，我们都不怕，更何况猪一样的敌人呢？

    惟一真正值得关注的议题是，体制内隐藏的那些仍未像秦晓这样愚蠢的公开表态的人还有多少，那些隐藏的鼹鼠，才是最有危害的力量。

    闲言：秦晓的蹊跷    2011-1-28

    退休后比在位时更风光的国企负责人，秦晓是独一人。

    秦晓领衔的博源基金会，囊括了瑞银投资银行副主席何迪，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高西庆，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汪建熙，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美国斯考克罗夫特集团主席、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瑞银副主席、前欧盟副主席列昂．布列坦（Leon Brittan），前瑞银亚太地区主席谭信乐（Rory Tapner），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委员会成员、丰投资亚洲控股有限公司非执行主席史美伦（Laura Cha），顾问委员会成员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陈小鲁，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衣锡群，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王波明，前瑞银投资银行亚洲区主席贺利华（Rodney Ward），银监会首席顾问、前香港证监会主席沈联涛，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前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袁明，新世界中国实业专案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纪文凤，学术委员会成员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任周其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金观涛，复旦大学新经济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中欧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许小年，瑞银全球新兴市场研究部主管乔纳森•安德逊（Jonathan Anderson），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等众多“大腕”。其中有些人的地位、名望之高，即使秦晓国企大权在握时，也不可能将他们纳于帐下。

    为什么退休后的秦晓比在位时更牛叉？原因只可能是两点：一，秦晓的身份不简单，并不仅仅只是“前招商局董事长”，背景深不可测；二，秦晓背后的人出手了。或许是为了奖励秦晓在“平安上市案”和“永隆收购案”（一个是以超低价卖出，一个是以超高价买进，都是堪上教科书的鲸吞国有资产之典范杰作）上鞍前马后的辛劳，或许是秦晓在上述两案中不惧“千夫所指”的表现为主子所看重，认为“才堪大用”，所以在他退休后还为他打造了另一个舞台，让他在另一条战线上继续冲锋陷阵、保驾护航。

    秦晓折腾的博源基金会，虽未必像张宏良先生所说的那样已构成政党雏形，但确实也闹出不小动静，聚集了一帮自称为“新右派”的力量和众多资源，致力于影响国家的政策，左右社会的变化。其目的，一是要将此前“化公为私”的成果合法性，去风险化；二是要为进一步的“化公为私”、掠夺全社会财富铺平道路，要点是在制度上使道路更畅通，同时将通道牢牢把持在“自己人”手上。由于他们掌控的资源之多、势力之强，他们所代表的方向，已经在体制内外形成一种“大势”。要阻止这列车轮碾压而来，体制内的唯一契机是：正义感尚存的知情者能够挺身而出，实名举报——类似“平安上市”、“永隆收购”这样的惊天弊案，知情者当不在少数，利益也未必能完全摆平。今天已经不是2003年了，力量对比和社会环境都已有所不同。揭穿它，就能够打击它，甚至有可能以某案为切入点，促使社会力量和走向重新整合。

    从秦晓和博源基金会的发迹，不难看出我们这个社会最庞大的恶性肿瘤是怎么成形的，以及它的运行轨迹。这个肿瘤的名字叫“权钱共同体”，特征是“权即是钱，钱即是权；有权即有钱，有钱即有权”。秦晓虽然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但绝不是唯一；这个肿瘤也并非只有博源基金会一个载体。例如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休了原中组部部长安子文的女儿安黎，娶了中国光彩事业国际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王豫颖（ 胡本人兼任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然后就四处奔波，大声疾呼：谁追究资本家的“原罪”，谁就是“反改革开放”。甚至还把他老爸扯出来，利用只言片语作为背书，真是不让九泉之下的老爷子安生。

    权、钱这两种最重要的资源，都在流入同一个口袋；中国社会最强势的两群人，已经在合流。其他人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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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晓口述：走出烏托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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