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文：《“纽约v特朗普”诉状的事实依据(1)》

        （21）10月26 日左右，在与被告通电话后不久，“律师A”以《Essential Consultants LLC》公司的名义在曼哈顿开设了一个银行账户，这是他为完成付款而创建的一家新空壳公司。然后，他将13万1000美元从他的个人房屋净值信贷额度 (“HELOC”) 转入该账户。大约在10月27日，“律师A” 从他在纽约的 《Essential Consultants LLC》 账户向“律师B”电汇 13万美元，以压制“女士2”的爆料。

        （22）2016年11月8日，被告赢得了总统选举，成为“待任总统”。 此后，《AMI》解除了和“门卫”与“女士1”的保密协议。

        （23）被告于2017年1月20日就任总统。在选举日和就职日之间，在被告向总统过渡期间，被告在曼哈顿特朗普大厦私下会见了《AMI》首席执行官。被告感谢《AMI》CEO处理“门卫”和“女士1”的爆料，并邀请《AMI》CEO 参加就职典礼。2017年夏天，被告邀请《AMI》首席执行官到白宫共进晚餐，以感谢他在竞选期间的帮助。

       （24）不久后，被告安排偿还“律师A”为被告办事的回报。2017年1月左右，“首席财务官”和“律师 A” 会面讨论如何报销“律师 A” 为确保“女士2” 保持沉默而支付的钱。“首席财务官”要求“律师 A” 提供一份显示 13万 美元付款的《Essential Consultants》公司账户的银行对账单副本。

       （25）“首席财务官“和“律师 A” 同意总还款额为42万美元。即13万美元加上另外一笔“律师A”要求报销的5万美元，共计18万美元，“总财务官”将它加倍到36万美元，这样“律师A”在申报个人所得税并缴纳50%税款后，仍能净得18万美元。最后，“首席财务官”又追加了6万美元作为年终奖金。这些金额加起来总计42万美元。“首席财务官”在“律师 A” 提供的银行对账单副本上用手写笔记记录了这些计算。

       （26）被告、《特朗普集团》“首席财务官”和“律师 A” 随后同意，“律师 A”将在2017年期间通过十二个月每月支付 35,000 美元的方式获得 42万 美元。每个月，“律师 A” 通过《特朗普集团》的雇员向被告送上要求付款的发票，根据聘用协议，虚假地要求为2017年某月提供的法律服务支付 35,000 美元，而“律师 A” 从未与被告或特朗普组织签订该聘用协议。

       （27）2017年2月上旬，被告人与“律师A”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面，确认了此次还款安排。

       （28）2017 年 2 月 14 日前后，“律师A“通过电子邮件向《特朗普集团》的财务总监（“首席财务官”）发送了第一张月度发票，其中写道：“根据聘用协议，请汇出该月所提供服务的费用2017 年 1 月和 2 月。” 发票要求为这两个月每月支付 35,000 美元。“首席财务官”批准了付款，然后，《特朗普集团》控制员将发票发送给集团的应付账款主管（以下简称“应付账款主管”），并附上以下说明：“入帐到法律费用，在摘要中列入‘2017 年 1 月和 2 月的聘请费’。”

       （29）“律师 A” 在 2017 年剩余月份通过电子邮件向特朗普组织提交了 10 份类似的月度发票。每张发票都虚假地表明它是“根据聘用协议”提交的，并虚假地要求“支付服务费用2017 年一个月提供”。事实上，没有这样的聘用协议，“律师 A” 在 2017 年任何一个月都没有因提供服务而得到报酬。

       （30）《特朗普集团》控制员将每张发票转发给集团的“应付账款主管”。按照集团控制员的初始指示，集团“应付账款主管”打印出每张发票，并在上面加盖应付账款印章和法律费用总账代码“51505”。《特朗普集团》将发票作为支付费用的记录。

       （31）按照指示，《特朗普集团》“应付账款主管”在集团的电子会计系统中记录了每笔付款，根据 2017 年一个月的聘用协议，虚假地将其描述为“法律费用”。《特朗普集团》为每笔费用保留了一个数字条目，称为“入账传票”，这些传票和其他费用的传票一样，成为特朗普集团总账的一部分。

       （32）《特朗普集团》应付账款主管随后准备了附有支票存根的支票以供批准和签名。第一张支票由被告的信托基金支付，并由《特朗普集团》首席财务官和被告的儿子作为受托人签署。支票存根将付款虚假地记录为“1/1-1/31/17 的预付金”和“2/1-2/28/17 的预付金”。第二张支票是 2017 年 3 月的，也是由信托基金支付并由两名受托人签署的。支票存根将付款虚假地记录为“2017 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的预付金”。

       （33）其余九张支票，对应于 2017 年 4 月至 12 月，由被告个人支付。每张支票都是从被告的银行账户，连同“律师 A“ 的相应发票，从纽约市的《特朗普集团》发送给华盛顿特区的被告。带有虚假陈述的支票和存根被装订到同样带有虚假陈述的发票上。被告亲自签署了每张支票，并将它们送回纽约市的《特朗普集团》。在那里，支票、存根和发票被扫描并保存在特朗普组织的数据系统中，然后支票本身被邮寄给”律师 A“ 进行付款。

       （34）35,000 美元的付款在 2017 年 12 月付款后停止。

       （35）2018 年 4 月 9 日前后，FBI 对“律师 A“ 的住所和办公室执行了搜查令。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被告和其他人公开和私下施压，以确保“律师 A” 在联邦调查中不与执法部门合作。

       （36）在 FBI 搜查当天，“律师 A“ 打电话与被告交谈，让他知道发生了什么。在回电中，被告告诉“律师A”要坚强”。

       （37）2018 年 4 月 21 日前后，被告在推特上发表公开评论，鼓励“律师 A” 不要“翻转”，称“如果他们为了摆脱政府的麻烦，大多数人都会翻转，即使 . . . 这意味着撒谎或编造故事。抱歉，我没看到 [律师 A] 这样做。. . ”

       （38）2018 年 4 月中旬，一名律师（以下简称“律师 C”）也联系了“律师 A”，他提出代表他，以便与被告保持“反向沟通渠道”。2018 年 4 月 21 日前后，“律师 C” 给“律师 A” 发送电子邮件，强调他与被告的私人律师（以下简称“律师 D”）关系密切，并表示，“情况对总统或你都有利”。 那天晚些时候，“律师 C”再次给“律师 A” 发邮件，写道：“我和 [律师 D] 谈过。非常非常正面。大家都爱你。' . . . 【D律师】说这个沟通渠道必须要维持。. . . 今晚睡个好觉，你在高处有朋友。”

       （39）2018 年 6 月 14 日前后，“律师C“通过电子邮件向“律师A“发送了一段新闻片段，讨论“律师 A” 可能与执法部门合作的可能性，并继续敦促他不要与执法部门合作。他写道：“[联邦检察官] 要在情感上和经济上耗尽你的精力，直到你达到一个地步，使你认为他们是你唯一的救赎手段。” 在同一封电子邮件中，“律师 C” 写道：“如果你相信这些‘记者’所写的关于你的故事，那你就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他们想让你屈服。他们希望你失败。他们不希望你坚持下去并取得成功。”

       （40）2018年8月21日，”律师A“在联邦调查中认罪。第二天，大约在 2018 年 8 月 22 日左右，被告在推特上评论说：“如果有人正在寻找一位好律师，我强烈建议您不要聘用[律师 A] 的服务！” 当天晚些时候，被告再次在推特上发帖称，“我为”一位被刑事指控的前竞选经理“感到非常难过”，他说，“但他不像 [律师 A]，他拒绝‘屈服’ – 编造故事以获得'交换'。”  

       （41）最终，该密谋的其他参与者承认这些付款是非法的。

       （42）2018 年 9 月左右，《AMI》与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达成“不起诉协议”， 承认它付款给“女士1”是为了确保她“在 2016 年总统大选之前”“没有公开对被告的破坏性指控”，从而影响选举。

       （43）2018 年 8 月 21 日，“律师 A”承认犯有与他在《AMI》向“女士1”支付款项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关的重罪，并在认罪中承认他是在被告的指示下这样做的。“律师A”承认： “2016年夏天，在一位联邦职位候选人的协调和指示下，我和一家媒体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应候选人的要求，共同努力阻止公开披露某人掌握对候选人有害的信息。经过多次讨论，我们最终实现了媒体公司与某人签订合同的目标，据此她获得了 150,000 美元的补偿。我参与了这次在曼哈顿发生的行为，主要目的是影响选举。”

       （44）“律师 A” 也承认犯有一项重罪，涉及他向“女士2”支付报酬以确保她保持沉默，这也是在被告的指示下进行的。作为认罪的一部分，律师 A 承认：“2016 年 10 月左右，在同一位候选人的协调下，并在其指示下，我安排向第二个人付款，并提供有害信息给候选人和竞选活动，以防止个人泄露信息。为了做到这一点，我通过我控制的一家公司支付了 130,000 美元的款项。我通过公司垫付的钱后来被还给我了。我参与了这次在曼哈顿发生的行为，主要目的是影响选举。“

       脚注：本事实陈述包含与此处描述的事件相关的某些信息，但不包含与指控行为相关的所有事实。

纽约县地方检察官ALVIN L. BRAGG, JR

纽约2023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