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4月下旬，是我的母校《清华大学》的校庆日期，今年又是入学60周年纪念，同班同学将从全国各地汇集到北京，参加一系列精彩活动。每年这个时候，如果我在北京，一定会宴请在北京的老同学，大家叙叙旧。今年我决定不去参加，但是知道他们缺少活动经费，自愿赞助人民币一万元，今天早上电汇给负责组织活动的同学。

1956-1961，是我记忆中无法抹去的五年。1957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了“大鸣大放”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我一个不到20岁的少年，跟着“鸣放”，又跟着“被斗”，这一切就好像是一场噩梦。1959年后伟大领袖又带领我们进入“三年困难时期”，我生平第一次尝试到了“挨饿”的滋味，又第一次尝试到在吃不饱的情况下，到农村参加体力劳动，“接受劳动人民的再教育”。当年北京修建十三陵水库，有我的一份汗马功劳。

当时因为年轻，肉体上的折磨，因为大家都如此遭遇，反而比较容易接受，但是精神上的折磨，挨斗的“右派分子”要在群众中受到“孤立”的对待，这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本来很亲密的同学和朋友，忽然都变成仇敌，怒目相视，恶言相向，这是最难令人忍受的。

作为“右派”，必须“低头认罪”，必须不断写“检讨”，反省自己。“检讨”写多了，我自己也认为自己“罪孽深重”，认为需要“接受改造”。什么叫“洗脑”？也许这就是。

但是我都忍受下来了。今天回过头来看看，我不得不感谢我的母校给我的这种金钱买不到的特殊“磨练”。大学毕业后我进入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困难、挫折和痛苦，和我大学五年的经历相比，对我来说都不算什么。

1962年我离开中国大陆，到香港、泰国、美国等地发展。1982年以后，我以“海外华侨”和“外资”的身份，从国外带着港币、美元回到国内投资办企业，当年的清华校党委副书记何东昌已经升为“高教部长”，当年的同班同学已经升为清华校党委领导，如校党委书记贺美英女士，就是当年领导同班同学对我进行“批斗”的“反右积极份子”。我曾经开玩笑地对他们说：“你们是踩着我的肩膀上去的......" 老同学中还有些人后来在“文革”中的遭遇非常惨，和我当年的遭遇相比，只能说是“彼此、彼此”了。

我在国内北京、天津等地办企业，办工厂，需要用人，曾经聘请过好几个当年的同班老同学来公司担任主要职务。我作为当年班上的“右派分子”，曾经受到他们的凌辱和敌视，但是25年后他们又成为我属下的雇员，帮我赚钱。“命运之神”是何等作弄人啊！

我没有“记仇”，也没有对他们进行“报复”，一切都不是他们的过错，这笔账不能算在他们头上。如今，我们都是快80的老头老太太了，只想开开心心度过晚年，没有人去算那笔旧账了。

至于那笔旧账应该找谁算，我看只能交给上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