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 诚 可 爱 的 夏 志 清 先 生

                                                 汤     振     海

       夏志清先生个儿虽不高大，却是位美男子。他的鼻子笔挺端重，双目俊美，略带铲形的下巴更富轮廓感地衬托出他的瓜子脸形。他是华人中少有的帅哥，其成就出类拔萃，其个性也是独具魅力。

       他出生于东去的长江口，有着豪放爽直、一倾千里的性格以及乐于助人的侠义心肠。对于后进后学，总是不乏援手；接受过他各方面帮助的年轻后辈难以计数，很多时候他都是来者不拒。十二年前，我刚到纽约不久，在一次画展开幕的招待会上邂逅夏先生。当他得知我是他的老乡后，便更为亲热近人。他把地址电话给了我，邀我上家作客。

   夏先生和他太太王洞女士住在离哥伦比亚大学不远的公寓里，接近天花板的书架中堆满了许多书籍。每次去总是先喝茶聊天，然后去附近的中餐馆、意大利餐馆或法国餐馆吃饭。有两次我怕夏先生受寒、劳累而极力劝阻外出就餐，但好客的他执意要尽主人的美意；结果还是拗不过夏先生，我们三人去了就近的一家希腊餐馆。夏先生和他太太是这些餐馆的老主顾，他一到便和企台、服务员打招呼，人们和他显得都很亲近。

   自从结识夏先生后，我常请他和夫人前来参加美国苏州同乡会的活动。夏先生只要能抽得出身，总是兴致勃勃地来。他一到，周围即刻便聚集了一圈人，欢声笑语不断，气氛变得犹如一家人围炉夜话唠家常。有时我们不得不因为夏先生的在场而变通一下预定的活动议程；其实，可爱的夏先生拥有的还不只是惊人的凝聚力和亲和力。         

   我还清晰地记得十年前苏州同乡会的一场活动。那一次纽约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其实纽约的冬天经常有雪，况且交通基本不受影响，道路畅通，巴士、地铁照开不误。可是对于树叶落下来也怕打破头的苏州人来说，似乎格外严重。这个打电话来说，驾车路难行，不想来了；那个说因乘车不方便，也作罢了。一场好端端的经过几个月苦心筹备的辞旧迎新晚会眼看就要开不成了。可是，夏志清先生却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我们眼前；那天晚上，他和夫人从曼哈顿的上城家出发，搭车穿越一百多条街，踏着皑皑大雪，谈笑风声地来到晚会现场。这位八十三岁的不老松的出席为活动捧了场，令人欢欣鼓舞，他真是好样的！同时也使我替那些望而生畏、裹足不前的苏州人感到汗颜。           

夏志清先生说起话来虽然带有浓重的吴中乡音，可是，我们已经很难在他身上找到苏州人的“毛毛雨”性格。他快人快语，开朗豪爽。这些恐怕与夏先生青少年时期就离开故乡，走南闯北，海外生涯七十年的阅历及其生活的环境密切相关。他敢爱敢恨，说话毫无顾忌，无论是对所评论的对象，还是本人；他无所畏惧地解剖别人，同时也不遮遮掩掩个人的隐私。他坦诚由于自己的多情曾经对太太造成过伤害，我总是感觉到他有点像《红高粱》里的“我爷爷”。

我最早听到夏志清的姓名是在三十多年前，我上大学的时期。那也是中国大陆刚打开门窗的时候，人们如饥似渴地吸收各种海外的信息。当时我因准备报考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而接触了夏先生的大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他对张爱玲、沈从文、张天翼等一些在内地非但没有受到重视反遭冷落批判的作家，给予极高的评价；从而引发了国内学界对他们关注研究的热潮，弥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某些空白，纠正了审视评论中的缪误。可以认为，夏先生仗义执言的史论对于当时传统陈旧的左倾观念还没有破除的大陆学术界来说，确实产生了一种振聋发聩、拨乱反正的作用。我们倍感新鲜和别开生面，顿时觉得打开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广阔新天地。

而重大的意义还在于，夏先生的史论大著是用英文写作出版的。因而，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小说也是通过夏先生的著作；夏先生实在是把中国小说的概况介绍给欧美社会的得力推手，他功不可没，是应载入史册的。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原由，风趣幽默的夏先生常常半开玩笑地说自己：“我真聪明，我真伟大。”聪明自不待言，伟大也是人们可以赋予夏志清教授所做出的学术贡献的桂冠。

不光对文学，夏先生对电影也极为熟悉与精通。他对上世纪二十、三十、四十年代的中国电影和以往的欧洲经典名片、当今的美国时尚新片，都烂熟于心。有一次，我应国际笔会的邀请做电影讲座，夏先生也来参加。过后中外电影也就成了我俩交谈的一大话题。即使到了高龄年段，夏先生仍旧经常去林肯中心等影院看电影。他还应诺为我的拙著《中国电影景观荟萃》写篇评论，但因健康方面的障碍一直拖了下来。

半个月前，我刚从大陆回纽约，正打算新年期间去看他，却传来了他走了的消息。我一下子呆住了，怎么这样突然，一阵风似的。再一想，这不正是夏先生的风格吗？可亲可爱的夏志清先生，走也走得那么洒脱；而我似乎从遥远的苍穹听到他从天堂里传来的爽朗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