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北京：从北平到北京

　　64天的平津战役，以84万多军队、伤亡3.9万人的代价，歼灭和改编了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完成了东起塘沽海滨，西到张家口、绥远约500公里狭长地带的解放战争，解放了除新乡、太原和大同在内的华北地区，使古都北平避免了战火蹂躏。在全国战场上，平津战役创造出城市解放的许多经验。与辽沈和淮海战役不同的是，平津战役是解放军在总兵力和兵器都占绝对优势下的一战。毛泽东不担心最后取胜，更多想的是如何将敌军桎梏于华北，避免其溃逃，然后以最迅速、彻底、最小的伤亡和破坏将其全歼，从而加速全国解放进程。北平和平解放，当北平重新更名为北京之时，新中国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从北平围城到开国大典

　　“是这些破衣烂衫的泥腿子改变了北平，”毛泽东在新政权取得这个古都时也在沉思，“还是北平改变泥腿子呢？”

　　主笔◎朱文轶

　　围城

　　1948年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军事代表团大卫·巴雷特上校和约翰·梅尔比在北平共进午餐，后者来自南京的美国大使馆。这天阳光明媚，和煦的阳光透过柿子树，然而，隆隆的炮声震落了桌上的筷子。人民解放军已经到达西山，从那里可以俯瞰北平全城。炮弹弹片飞落到北平机场。

　　尽管军事形势毫无希望，孤守北平的傅作义仍统率着北平警备司令部70多万军队。傅作义先后放弃长城上的两个关口，北平北面的南口和东北面的古北口，不过他还有一线希望，那就是“力图保证天津通往海上的通道畅通，这是他与国民党控制下的上海和南方各省唯一的一条海上交通线了”。86岁的周之同告诉本刊记者。

　　周之同当年所在的东北野战军121师363团到达这个古都外围指定位置时，接到了新任务。“当时军部驻颐和园以北大有庄，军炮兵团驻青龙桥。”周之同对本刊回忆说，“军部在1949年1月传达新的指令：尽快扫除西北郊外围的敌人据点工事，并完成对阜成门至东直门及城内北半部的侦察工作，做好进攻的准备，由我们师担负攻城任务。”

　　北平西郊被控制后，121师投入了一个营登上一列开往市内并将停在离中华门很近地方的一列火车。这一突袭计划几近成功，只是一个小小的破绽被在西直门车站值班的信号工发现了。“他在列车时刻表上发现那天下午那个时刻没有预定的列车通过西直门，于是发出信号，命令列车停下，然后打电话请示。这样，国民党守城部队就发现这列列车已经被我们控制了，他们下令关闭城门，并且严加守卫。”曾在121师361团担任侦察兵的钱浩兵参加了这次特殊行动，他向本刊回忆说。此时的北平已经完全被古老的城墙彻底隔绝起来，它与外界的一切交通被完全切断了。

　　傅作义刚开始还不打算放弃抵抗，他决定在城墙坚固的北平城内经受一次古老的被围困的考验。

　　在解放大军进城不久后登上城墙的钱浩兵说，他曾被这座前所未见、拥有500年历史的防御工事所震撼。“它是我见过最坚固的城墙了：墙基是夯实的土地面，宽阔的城墙顶可以作为车道，足足有墙基宽度的一半。城门和每个城墙角上，都有3层楼高的城楼守卫，坚固的石头墙壁上都凿有枪眼，弧线性瓦顶比其他城市的城墙都要壮丽。”钱浩兵说，“以城墙为御的象征性反抗，持续了很短的时间，直到傅作义接受联合名义上进行的和平改编。”

　　随后的日子，傅作义在旧北平的天坛公园里修建了一个临时机场。“轻型飞机可以从城墙里的这个机场起飞，也可以降落，不过有点冒险。”1954年至1958年在彭真办公室任秘书的马句解放后是中共北平第八区工作委员会20多名干部之一，他对本刊回忆说：“围城这段时间，不少国民党高官从这个机场起飞往天津，然后抵达上海。这是国民党政权脆弱的生命线，它也是短命的。”由于包围圈从北平外围越来越紧缩，解放军的高射炮布置在离城墙很近的阵地上，因而机场紧急跑道变得十分危险，到围困解除前，普通邮件已经不能由这条通道出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邮件很多积压在停在公海上的各国商船上，等待局势明朗。

　　城外，周之同所在的363团从1949年1月7日起，已经开始部署紧张的攻城和巷战训练。当时身为政委的周之同每天不仅要去圆明园、黑山扈、玉泉山一带察看地形，还要指挥部下，“在圆明园旧址利用被英法联军破坏的楼堂亭台练习攻坚、爬梯、爆破和步炮协同等战术战斗动作”。之所以选择在圆明园演练，周之同回忆说，“主要是想借助实境，研究怎样把敌人打掉又能保护好文物”。

　　周之同说：“战士干部都拆洗了棉衣、棉被，用新的白布做了1丈7尺长半寸宽的背包带，调整了部分装备。后勤供管人员也在全力准备：蒸窝窝头，烙高粱面饼，买菜，打油买盐，准备马草，筹齐进城后的生活用具，备足了进城后3天的粮草。所有人就在等‘攻城令’的下达。”

　　旧北平外围聚集的人马越来越多。除了作战部队，还有等待进驻的各级机关，以及为了在即将解放的北平和天津维护社会治安，由华北军政大学步兵学校改编而成的平津卫戍区纠察总队。后二者大部分都集中在良乡。“我们在1948年12月初接到命令，从晋县出发徒步行军前往良乡，一路上下起了大雪，每天都走80～100公里，抵达良乡县东关外燎石岗驻扎待命。”曾任平津卫戍区纠察总队队员的康彭寿对本刊回忆说，“我们在进城前，主要负责警戒任务。燎石岗高地西邻平汉铁路的良乡站和平石公路，与良乡城相望，形成犄角之势，是设防的重要阵地。高地上有一座古朴的昊天塔，塔内瞭望孔可监控良乡城和铁路、公路上有无异动。”

　　护城

　　1949年初，城内开始流传一则消息，说傅作义试图自杀，但被他的参谋救下来了，伤势不轻。这条完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传言，在当时的背景下，很容易获得民间的认可和传播，很快便闹得满城风雨。直到几天后，傅作义安然无恙出现在美国领事馆一次晚宴上。

　　旧北平城被围困的最后日子里，城内的生活反而出奇平静。“我们等了半个月，攻城令也没有下达，大家相信，这场仗可能会避免了。”周之同说。而城内的人们则发现，这个特殊的军事围困期里，共产党军队并没有进行轰炸，也没有越过城墙发动进攻。到了1949年元月中旬，一些人开始普遍相信，秘密谈判正在进行，谈判的主要牵线人是北平市最后一任市长何思源。

　　围城部队的零星炮击只限于打击国民党秘密警察的总部。由于炮击准确，炮火没有波及特务总部所在的南长安街的居民们。“夜晚，步枪和机关枪的枪声不绝于耳，那是守城的国民党士兵在向他们认为接近城墙的解放军开火。”康彭寿说。国民党空军在丢了南苑机场和西郊机场之后，已经飞到天津，后来又飞到南京。

　　所谓的“守城”显得有些漫不经心。北平的一些国民党中高级军官这个时候热衷于求签问卦，一个叫马龙的江湖术士成为当时北平最炙手可热的人物。“很早在北京大学教英语的中国朋友就告诉我们，有个叫马龙的算命先生非常灵验，很多在华外国人和国民党官员都去问卦。”1949年在北平的汉学家菲茨杰拉尔德在他的回忆录中称，“我们到马龙家时，发现门口停着几辆军用汽车，里面还围着很多人。从他家里走出一位国民党上校，显得极为兴奋。‘太神了’，他连连惊呼，被问及为何这样兴奋时，他回答说，刚才马龙给他算卦，说他马上就会离开北平，而且一去不返。他深知，南苑机场很快就将失守，这个卦荒谬得令人难以置信。可是，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就在他刚要离开马龙家的时候，传令兵递给他一道上级的命令，说是5分钟前收到的。让他立即赶回总部，收好指定文件，赶往南苑机场，从那儿到南京去。”“此后不久，傅作义就下令禁止属下的官员们叫马龙算命了。”

　　足够的军饷是维持局面、稳定军心的唯一保障。守城军队向国民政府索要银元，而且必须是1915年的铸造的“袁大头”。“当初为了推行‘金圆券’而全面禁止流通的银元，在一夜之间就被拿了出来——傅作义部队要求的银元数目相当巨大，可见回收银元也只是些表面功夫。”菲茨杰拉尔德回忆，“在围困的那些日子里，王府井下水沟和马路上到处可见乱扔的‘金圆券’，尽管面额百万，人们却把它们踩在脚下。”

　　对城里的更多老百姓来说，北平城的新鲜蔬菜过去有赖于每天从郊外运输进城，如果这个通道被封闭，城内的粮食和蔬菜很快就会完全断绝。“我们在包围北平前，军部传达的第一出发点，就是‘保护’。”周之同回忆说，“尽可能不去打扰城内百姓的日常生活。”另外，守城的一方也不愿扩大饥民的问题，于是攻守双方达成了某种默契，每天早晨太阳升起，打开北平北城的东大门——朝阳门，在城内的瓮城开辟一个菜市。

　　和所有城墙的构造相同，城墙除内城门外，还有一个大约100平方米的四方形瓮城，瓮城城墙与内城门成直角的地方，修有外城门。这样，在内城门关闭期间，外城门可以打开，允许人们进入瓮城，然后外城门关闭，再打开内城门，以减少伏击攻城的危险。“攻守双方决定将菜市开在瓮城后，北平郊区卖菜的农民每天就推着独轮车和马车进城。”钱浩兵说他有一次曾混在菜农中间进城侦察，他对本刊回忆说，“守城的士兵们对他们逐个检查，没有发现隐藏武器的菜农，才打开内城门。市民们这时候蜂拥入内，购买蔬菜。买菜的人非常多，有时所有蔬菜一小时内便卖光了。瓮城里买菜的顾客成群结队回到城里后，内城关闭，然后才打开外城门，让农民出去。有时，城内守军也在这里采购，菜价涨得很厉害，菜农们除了银元，拒收一切纸币。”“我们得到情报说，为了解决军队的粮食危机，蒋介石派空军往城里空投过几次，因为两个机场都被占领，不能用了，飞机就往结冰的北海上投。可投了几次，砸了不少民房，老百姓闹得吃不消，傅作义说这样不行，添乱，也就不再投了。”

　　除了粮食、蔬菜，围城解放军还给北平的水电燃料留了出路，煤炭都照样往城内送。“过去，煤炭都是由驼队从门头沟煤矿运来了，封城后，我们照旧给驼队放行。不过，因为从事运输生意的驼队商人少了，城里的煤炭还是紧缺。”钱浩兵说，“时值北平的寒冬，市民们一直靠不计其数的小煤炉取暖，那种小煤炉是用煤面和土面掺合在一起做成煤饼为燃料的。外面运输接济不上的时候，城里煤价上涨就比较快了，后来很难买到了。一些国民党士兵也参与到城里煤的黑市买卖里。”

　　由于秘密进行的谈判一直存在不确定性，武力解决北平的可能性直到1949年元月中旬前并没有完全取消。作为重要议题之一：如何在围和攻两种方案里保护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一直在城外平津前线司令部的讨论之中。“为了有效保护文物单位和学校、工厂等重要建筑，北平地下党已专门绘制了详细地图，送交平津前线司令部。地图上清楚标明，哪些地方可以打，应该打，哪些地方不能打，应保护等。”周之同回忆。

　　据菲茨杰拉尔德回忆，他在清华大学的老朋友梁思成告诉他，聂荣臻将军在1949年元月曾向他请教，北平城墙的什么部位可以作为爆破的突破口，既不损坏古老的文物，又对居民的住宅损坏最小。周之同证实了菲茨杰拉尔德回忆录上的这一说法。他回忆说：“解放军的攻城方案，最初打算选南城的西城门作为突破口，那座城门在围城期间只为菜市打开过几次。后来梁教授指出，北平有两三座城门是未曾修复过的纯粹的明代建筑，后来的几个世纪里从来没有改变过，也没有损坏过，南城的西城门就是其中的一座。如果被摧毁，那会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梁教授建议，北城城墙的东部，日本人曾修过一座新城门，城墙里只有一大片空地，是过去科举考试的考场，在义和团运动时已经遭到破坏，这是最佳的一个选择。”

　　进城

　　各种攻城准备和方案没有派上用场，到1949年1月20日，谈判突然加速了，傅作义和北平市长都明白攻守双方的兵力何等悬殊。1月22日10时起，双方进入休战状态，为了保全旧政府最后的面子，“联合公报”的措辞考虑得非常周全。傅作义把士兵从“城里撤出”，到西部驻扎，一个由市长领导的民主人士和社会名流组成的委员会负责接管过渡，人民解放军将进城“维持秩序”。谁都明白，这只是旧政权移交新政府控制的一种象征性程序。

　　“北平国民党军队26万余人分批陆续开出城外进驻指定地点，听候改编。”周之同说，“一天后，我们又接到上级对入城后的5条新规定：外国领事馆人员为侨民，进出大门时不给行军礼；要保护侨民安全；不准进入外国人房间；尊重接管人员；傅作义部人员专由阜成门出入。”

　　围城状态正式宣告结束，而傅作义部队的撤出则一直持续到1月底。“我们两个干事两次换便衣秘密进城。”周之同回忆，“第一次是在1月25日，由军司令部组织七八个人，从西直门进入，傅部派联络官在西直门等候。联络官坐车在前面带路，把我们的人直接引到设在王府井南口原日本大使馆的联谊处，见到四野参谋处处长苏静和傅作义的副官长。副官长出去后，苏静处长对我们的同志说：你们来要注意隐蔽，要装成他们的人，你们的任务是熟悉他们市区内部队的主要防区，以便进来接管。吃完午饭后，傅部派两名军官带我们的人在城内活动，黄昏后送出西直门。第二次是在1月29日，进城的人包括我师3个团的营长，主要任务是划分接防地区，以便部队进城后各营直接到指定防区。”

　　康彭寿所在的平津卫戍区纠察总队接到通知，要求全副武装、进入阵地，监督傅作义部队撤出北平。“我们在1月30日被告知，当晚傅作义部队将通过良乡撤出冀中地区。”康彭寿对本刊回忆说，“我们是黄昏时候进入阵地的，阵地离公路还有一段距离，夜里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人声、马声，好几十万军队呢，整整走了一夜，直到黎明才全部过完我们的监视点。”“1月31日中午12时，解放军在莫文骅将军领导下，从西直门、德胜门、复兴门入城接防。”

　　人民解放军于是进入了中国最有象征意义的一座城市。入城式是在2月3日，军队穿过前门，沿着东交民巷前进，清朝统治时期，除了前门和皇宫本身的南门——天安门之间的广场，东交民巷是唯一一条能够东西通行的街道。毫无疑问，得胜的人民军队之所以选择这条道路入城，是要强调新政权的独立和它拥有的权力。“我们在入城式举行之前一个星期就已经得知，中央军委批准平津总前委关于举行入城仪式的提议。参加的步兵部队有40军的118师和我们121师，摩托化部队有东总警卫团的80辆卡车，机械化部队有坦克和装甲车60辆，炮兵师包括卡车牵引的战防炮、高射炮、化学迫击炮、美式和日式榴弹炮、加农炮，另外还有一个骑兵师也参加仪式。对行军队形序列、装备、着装等都有具体规定。蔡正国师长对我们说，入城式要搞出经验来，不是阅兵式而是示威性质，显示力量，提高群众信心。”周之同回忆。

　　钱浩兵所在部是最先入城接防。“我们在白石桥路集合列队，按照规定检查整理军容风纪，之后走一段路点验一次。师里要求我们每个连指定一个排在枪里压上子弹，重机枪脱掉枪衣由人抬着，以防敌人袭击。队伍转向西直门外大街，我们团的干部骑马在西直门外桥的西端，由作战科科长带着测绘员和警卫营的一个排，在西直门瓮城南边同傅部的一个排相互敬礼交接防务。”钱浩兵对本刊说，“361团团部驻东北大学，363团团部驻仓南胡同5号(又称老段府)。363团二营驻黄化门民生工厂，三营驻东单青年剧院，警卫连一个班警卫驻六国饭店，一个排驻团城，一个排警卫中南海，两个高炮连驻景山公园内北面的平房。”

　　负责维护北平社会治安和保卫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平津卫戍区纠察总队进城后共分4个大队，康彭寿被分在一大队。他说：“我们驻扎在史家胡同，辖内城7个行政区。我当时负责的是东四和崇文门辖区，每天都会在卡车上架着机枪满街巡逻。”

　　接管干部们随后也开进了这座古城。马句对本刊回忆：“我们中共北平第八区工作委员会在1月31日20时被军管会的军用大卡车送进城内，我们从海淀上车，由西直门进城，一直开到前门东珠市口大街原国民党第八区公所的办公地点。当天晚上，我们20多人就在区公所办公室搭了地铺睡觉。”第二天一早，马句到区公所门前，把旧的区公所牌子取下来，换上了一个新制的“北平市第八区人民政府”的新牌子。为了庆祝北平市第八区人民政府的建立，马句在门前放了一挂鞭炮。

     香山

　　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西苑机场检阅部队之后，径直去了香山。

　　进入北平后，新政权有一个迫切的事情，就是中央机关的入城。为此，中央1949年初就成立了“转移委员会”，由周恩来主管，杨尚昆和曾山具体负责，着手筹备。

　　杨尚昆从接替李富春的工作以来，已经历经过中央的两次大搬迁，一次是从延安撤到晋西北，一次是从晋西北进到西柏坡，这一次从西柏坡进北平。“北平虽然解放，但仍不是一个被完全控制的城市。从年初，杨尚昆同志就先后派李克农和范离去北平挑选中央机关地址。中南海是国民党‘华北剿总’的驻地，地处闹市，虽然傅作义部被收编，但城区还有阎锡山的特务系统和两军交接时就地解散的宪兵19团，来不及清理，大家认为安全警戒条件不成熟。”马句介绍说，“他们几人和叶剑英、彭真商量后，建议先以离北平市区20公里的香山为中央机关临时驻地。那里安全，也便于防空。”

　　“中直机关当时共有工作人员5500多人，香山上有一个由原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办的慈幼院，正好有一批现成的房屋可用。毛泽东的临时住处是熊希龄的双清别墅，周恩来夫妇住在原香山饭店右侧的一个小院里。”马句说，“2月底，李克农对香山驻地的安排提出了一个方案：为了保密，对外称‘劳动大学’。第一站称劳大的筹备处，设在市内弓弦胡同15号；第二站称劳大收发处，设在青龙桥；第三站称劳大招待所，为香山驻地。这样，中央机关分驻在香山，军委机关分驻在西山一带，中央警卫和公安部门分驻于西直门、颐和园至香山一带。”

　　安全工作仍是众多保护这个临时中央所在地的机构的头等大事。李瑞祥1948年底从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政治大队二队见习区队长被抽调进“政治保卫队”时，这个隶属中央社会部的全新机构刚刚组建，它的目的就是确保几个月后中央机关转移的安全。

　　“中央机关还在西柏坡时，我们就率先进入北平。”李瑞祥对本刊回忆说，“我们的任务是与吴烈的207师联手，负责从香山、颐和园、白石桥到西直门这条长达20公里范围内的治安警戒，为中央机关进驻开道。我们协助207师在外围便衣行动，在敏感地段布监视点，我这支小队有20多人，每个人都穿着黑色对襟小棉袄，肥大的免裆裤和厚棉窝鞋，衣服里藏着一只左轮枪和20发子弹，这种枪不易走火，不易卡壳。”“吴烈的207师是周恩来同志亲自提出从四野抽调的，四野还派出两个专家，一个是搞扫雷的，一个是搞无线电的，他们和范离等作为先遣人员进入香山，查看环境后，在香山制高点‘鬼见愁’建立了一个高射炮阵地。”

　　香山时期中共中央的工作除了领导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主要集中在两件事上：一是与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谈判，二是筹备即将举行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1949年中共中央很大的精力还在集中解决华南各省的问题，关于建国的筹备最初的打算是要到1950年的元月纳入计划，但苏联方面当时提醒中央防止溃败的国民政府向西方求援，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这样，建国的筹备和开国大典的准备工作才提前了。”马句说。

　　中央机关设在香山的主要不便是交通上的。李克农方案从安全出发，但带来了机关部门的分散，有时跑一个地方就要花费一天时间。而筹划建国工作的主要活动地在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和中南海，那里是民主人士、国民党政府代表进行重要会谈的地点。从香山到中南海，要经过青龙桥、海淀、西直门，路上就需要一小时以上的时间。

　　“从香山进城的唯一交通工具是汽车。当时通信也不方便，香山电话局虽然很快组建，但打不通电话的情况时常出现，最后还是只有依靠汽车。但中央办公厅当时没有汽车，周恩来的一辆车是从天津调来的紫红色科力司牌美国车，很显眼，想换又没有，我们政治保卫队给派了辆随从车作为沿途保护，但这是辆旧吉普，速度慢跟不上，以至于前车要专门停下来等它。”李瑞祥回忆说，“后来杨尚昆找到四野政治部萧向荣秘书长，从他们收缴的200辆车里专门给留了20辆，才缓解了中央机关的用车紧张情况。”

　　北京

　　一件看起来最简单的事在1949年却起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它不仅鼓舞了这座城市的百万民众，让人们体会到身为城市主人的新气象，还充分体现了新政权的效率。

　　1949年2月，沈勃作为中共北平地下党成员刚刚迎接解放军入城几天后，被任命为北平第七区区长，着手接受国民党地方政权。当时第七区的范围，东起东单和崇文门，西到西单和宣武门，南到正阳门，北到长安街，天安门广场刚好处在第七区的中心位置。

　　到东单进行巡查的平津卫戍区纠察总队一分队队长康彭寿对这个旧北平市四大商业中心之一当时的脏乱记忆深刻：“东单广场上垃圾堆成山。泡子河(今崇文门东城角)一带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街上人很少，路灯晃晃悠悠的，能见到拉洋车的，还有破旧的有轨电车。”“北平城的垃圾从日本人占领起，就一直靠着城墙堆积，最后一直堆到天安门，有人估计，当时市内的垃圾不少于60万吨。”

　　到任第三天，沈勃就去了天安门广场，他看到的情景和康彭寿的回忆完全一致，“当时看到的广场是坑坑洼洼的土地，里面杂草丛生，垃圾遍地，中间有些地方的草长得比人还高。正阳门内的顺城街一带，垃圾堆得和城墙一样高。那时候的天安门地区是一个没人管理的地方，许多往城外运垃圾的车走到这儿就倒了”。

　　他们用了3个月时间才清理了垃圾。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开国大典将在这里举行，也还没有定都北平的决议。到了5月，虽然还没有建国，北平就成立了一个“都市计划委员会”，叶剑英兼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1949年8月9日至14日第一届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上，做出了整修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的计划，并要求这项工程务必在9月份完成。

　　都市计划委员会下设清运委员会，由党、政、军、民、学、商各界代表组成，第一个任务就是整理广场。“垃圾被清除出城市，这件事并不困难，但以前的那些政权却没有去做。更重要的是，刚刚解放的城市中的各个阶层通过这场运动进行了一个很有效的交流和沟通。”马句说。

　　在沈勃印象里，当时有上万人次参加了这个工程，参加人来自周围的居民、各机关干部、各学校的学生。那时已经有传闻说开国大典要在广场举行，虽然一直还没有接到正式文件，“建设人民首都”的大横幅已经挂在了广场北侧。

　　作为“迎开国庆典、整修天安门广场”决议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市规划局接到任务，选定第一面国旗旗杆的位置。市政府责成建设局拿出修整天安门工程计划，建设局局长赵鹏飞任总指挥。整修工程具体任务之一是在位于天安门广场北端、天安门城楼与正阳门之间的中轴线上修建国旗杆。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董光器向本刊介绍说：“当时的负责人是陈干，他把旗杆定在南北中轴线与丁字形广场南墙东西相连的交接点上。因为时间仓促，也没有很多方案来比较，旗杆也就是用4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管焊接起来的。本来设计的旗杆高度是35米，与天安门等高，但焊接完后的水管只有22.5米高，他汇报之后，指挥部决定就这么高了，没时间再改了。竖起旗杆后他发现，旗杆与天安门之间将来要过游行队伍的宽度不够了，需要挪动华表和石狮子的位置，这就与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梁思成的思路有矛盾，梁思成要原封不动地保护故宫一砖一瓦。他就查阅《自然辩证法》，以恩格斯关于解析几何坐标中原点地位的观点，解决旗杆与周围建筑物的关系。”

　　“旗杆的结构设计由建设局技术负责人、天安门广场整修工程设计施工负责人林治远完成。”董光器对本刊回忆说，“一个月后，旗杆底座、汉白玉栏杆制作工程完毕，国旗杆也竖了起来。为了毛泽东主席能在天安门城楼上操纵升旗开关，林治远设计从旗杆下引出一条导线，将导线通过修东西长安街道路工程埋设的钢管横穿过长安街，跨越金水河，然后顺着天安门城楼东南角上升至城楼当中，与天安门城楼上安装的开关连接。为防止升旗出现差错，工作人员一丝不苟地检查了升旗的各个部位。他们在旗杆下和天安门城楼上反复不知试验了多少次。当认定自动升降设施运行情况正常，没有问题时，才于9月下旬拆除了旗杆周围的脚手架。”

　　1949年9月27日，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决议，即日起北平改名为北京，并决议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

　　大典

　　开国大典的方案，很快由周恩来为主任、彭真等为副主任的筹委会拿了出来。方案主要内容包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和人民群众游行活动。

　　“筹委会认为，新中国的开国大典，这三项内容都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三者之中，阅兵式怎样举行，尤其是阅兵式在什么地方举行，决定着整个开国大典怎样进行的问题。”马句回忆说，“开国大典筹委会成立不久，就设立了阅兵指挥机构，由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担任阅兵总指挥。”

　　“由阅兵指挥所正副主任杨成武与唐延杰受命主持起草的《阅兵典礼方案》很快被通过了，但阅兵指挥所成员主要围绕阅兵地点进行了讨论。”马句告诉本刊，“阅兵方案提供了两个地点供中央最后确定：一是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二是市郊西苑机场。”

　　当时在“劳大”的钱听涛回忆说：“两种方案各有优劣：天安门周围的街道四通八达，受阅部队和参加庆典的群众容易集中，特别是天安门城楼就是现成的阅兵台，便于检阅。但参加开国大典人员众多，当日城市交通至少要中断4小时，另外长安街不够宽阔，没有经过拓宽，只能横排通过步兵12路纵队，骑兵3路纵队和装甲车2路纵队。西苑机场的优势在于，它有宽阔的机场跑道，没有阻碍交通的后顾之忧，而且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刚进北平时曾在西苑成功地举行过阅兵。”

　　在这两个方案之间反复斟酌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仍然是出于建国之初的安全考虑。“当时国民党空军于5月4日就曾轰炸了北平南苑机场，毁伤飞机4架，烧毁房屋196间，死伤24人。虽然‘野马’和‘蚊式’战机的续航能力小，活动半径一般都不超过陇海线，但因为有过数次被空袭的教训，防空一直是大典的头等大事。”钱浩兵对本刊说，“最初考虑南苑机场方案，最主要就是从防空角度，那里地处郊区，地形开阔，万一遭到国民党空军的袭击也便于疏散和隐蔽。”

　　权衡比较的结果，指挥所倾向于第一种方案。报告送呈中央后，周恩来用毛笔在左上方签署了意见：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刘少奇在自己的名下画了圈。

　　对天安门开国大典的防空准备则从7月就开始布置了。“军委航空局在南苑机场组建了一支飞行中队专门负责北平的防空，在东观礼台上还临时建立了一个通信枢纽，用美式报话机开设了与受阅部队联络的无线电网。在阅兵指挥所开设有线电话总机，与天安门及广场各点通话，与南苑机场有专线电话。在北京饭店楼顶有航空指挥台，在东大桥、通县菜地都设立了防空电台。当时受阅骑兵有1978匹战马，也都采取了特殊措施，要它们万一受惊不乱跑。”钱浩兵介绍说，“军委航空局提前在海州、响水口、睢宁、徐州、商丘设子5个防空站，并在云龙山的鹤亭古寺驻扎了一个通讯班，往南对上海、江苏方向，往北对济南、青岛方向做横向联系，每20分钟呼叫，一旦发现敌机则将数量、类型、飞行方向用密码迅速北传。开国大典当日，改为10分钟呼叫一次。为了应对突然情况，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组织者、原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方槐向聂荣臻建议，受阅的飞机最少有4架带实弹以防止意外，这一建议最终被采纳。”

谋定而后战：平津战役的谋略交锋

　　1948年底到1949年初，历时64天的平津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在华北的最后一个机动兵团。除归绥(今呼和浩特)、太原和新乡等少数几个孤立据点，包括历史古都北平在内的整个华北得以解放。与此前辽沈和淮海战役不同的是，平津战役是解放军在总兵力和兵器都占绝对优势下的一战。由此对于华北国民党重兵集团，毛泽东最紧迫的问题并不在能否战胜，而是如何将敌军桎梏于华北，避免其撤逃，然后以最迅速、彻底、最小的伤亡和破坏将其全歼，从而加速全国解放进程。

　　主笔◎蔡伟

　　蒋介石接受弃撤择守

　　对于华北这个自古必争要地，1948年末的蒋介石在守和撤中犹豫不决。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同样如此，他犹豫的不仅是守和撤，更主要的是战还是和；如战而不胜，则该向何地撤。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刚落幕，数十万国民党精锐部队几乎被林彪的四野消灭殆尽。从路过北平的前东北“剿总”副司令杜聿明那里，傅作义得知，林彪大军已高达百万(此后入关实际作战部队为83万左右)，随时可能入关。四野的装备远超过其他共产党部队，不但拥有包括重炮在内的数千门火炮，还有装甲部队。杜聿明告诉傅作义，共产党统一中国的计划将在一年内实现。

　　傅作义和杜聿明谈话是1948年11月9日，此时淮海战役刚开始3天。5天后，毛泽东以新华社评论员的名义写了《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在文章中证实了杜聿明的判断。毛泽东表示，共产党只需要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政府从根本上打倒。

　　华北的前途可谓过于一目了然，此时即便是蒋介石，也放弃了一直以来寸土不能失的偏执。在11月4日南京召开的国民党高级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曾对前来参加会议的傅作义建议，如果不能确保固守京津塘，则可以从海路退守到江南。

　　“三十六计，走为上”，这也是刚经历了东北之失的杜聿明的意见。杜聿明和傅作义不同，他是个职业军人，他犀利地洞悉到傅作义犹豫所在，建议也更明确。杜聿明对傅作义指出，虽然华北国民党军有两条退路，但退守傅作义起家的老巢绥远是一条绝路。只有守住天津、塘沽的出海口，伺机撤退到南方才有一线希望。

　　但傅作义对此却并没有表态，因为此前他对蒋介石的表态和杜聿明撤退的建议正好相反。在南京的国民党高层会议上，面对蒋介石询问是否应该撤军的建议，傅作义公开表示要坚守华北。他的理由似乎无法辩驳：轻易放弃华北，不但难于对国民解释，也容易导致整个战局崩溃。

　　以傅作义过人的军事素养，这个坚守华北的战略实在缺乏逻辑。蒋介石本来也认为，华北50多万部队，无论如何抵挡不住东北和华北100多万野战军的夹攻，即便是单独对付四野的百万大军也是螳臂当车，但傅作义却轻易说服了蒋介石。

　　表面上看，似乎是傅作义的“盛名”和“决心”给蒋介石带来了新的幻想。傅作义之所以成为民国名将，声名鹊起于民国初年作为阎锡山部将与张作霖部在河北涿州一战。当时傅作义困守张作霖腹地涿州孤城3个月，张学良亲率大军百般围攻竟无可奈何，最终不得不与之谈判议和。涿州一战让傅作义成为“守城名将”，此时他作为蒋介石任命的华北“剿总”司令，不但统帅着自己的绥远老部队，还控制着留在华北的20多万国民党中央军，加上各种保安部队，总兵力有55万之多。傅作义信誓旦旦，京津塘一带，他至少能坚守半年。

　　1948年9月东北国民党军行将败亡时，蒋介石曾在北平圆恩寺行邸召见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副总司令杜聿明和傅作义等。当时在对东北局势的判断中，因杜聿明观点与其相左，蒋介石一时无法判断，遂问傅作义。傅作义当时表示：“我对东北的情况不太了解，但有一句古话，‘上下同欲者胜’，可供参考。”当时蒋介石最终相信了身处华北其境的傅作义，决定弃撤择守。

　　将帅貌合神离

　　显然，当时对于国民党集团来说，让华北傅作义部撤退江南是一个正确的战略。

　　东北失守，淮海鏖战，此时缺兵少将的蒋介石能调动的机动兵力只有西北和华北。可一旦将西北胡宗南部撤离，则川陕门户洞开，解放军将长驱直入四川腹地，包抄国民党的西南大后方。华北无力防卫的现状反倒是清清楚楚，如果此时将华北国民党数十万主力撤退到南方，退可挽救一支机动大军，进或可支援淮海战场，将杜聿明集团从罗网中解救；或可直接拱卫南京，强化长江防线，伺机卷土重来。

　　但傅作义至少可以坚守半年的保证激发了蒋介石的幻想，他认为，如果傅作义再当一次守城良将，不但可以迟滞四野南下，避免华北不战而失，也能给他在江南训练新的部队赢得时间。甚至万一这几十万部队最终被消灭，只要能为他赢得半年时间，以时间换空间和实力也值得。更何况如果更走运，国民党军队在淮海获胜，则更可巩固江淮的局势，与华北连成一片。

　　蒋介石没想到的是，傅作义坚守平津不过是幌子，避免去江南才是最深层目的。虽然是蒋介石任命的华北军政最高统帅，傅作义同时也是一位地方实权人物。他起家于绥远，部下也都是绥远人。一旦脱离根本，不但以后控制部队是个大问题，最终结果也只能是被蒋介石吞并。无论如何权衡，蒋介石提议放弃平津撤退江南的一步是他最要避免的结果。

　　军事上傅作义并没有丝毫放松。他征调大量民工，开始按照给蒋介石提出的设想兴建京津塘防御圈。对于如何坚守华北，傅作义让参谋长李世杰策划了具体作战方案。李世杰等幕僚最终提供了三个方案：其一是适时放弃河北、热河和察哈尔三省，全军转至绥远省附近以便控制西北，边休养生息边准备后战。其二是适时放弃承德、张家口、保定等各大城市，以一部兵力暂控北平，主力集中在天津、塘沽地区，控制华北的出海口，相机行事。第三个方案是必要时将傅作义的嫡系转入绥远省境，而将华北的中央军集中到天津、塘沽地区，分头守备。

　　第三个方案因为分散兵力迅速被傅作义否定，而前两个方案，核心是分别控制东西从海上和绥远的退路。对此傅作义却一直迟疑不决。绥远虽是傅作义起家之地，根基牢靠，但却失之地广人稀，民穷地瘠，容纳不了太多军队，未来生存空间不大。对此杜聿明早就提醒过他。第二个方案则要放弃华北南撤，最终可能失去兵权，就此被架空。最终傅作义只确定了一个大致方针，即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确保平绥线，以观时局变化。至于未来是打、是走还是谈，他其实并无明确态度。

　　傅作义麾下华北50多万国民党部队，除了一个军3个师约4万人在归绥驻守，1个师1万多人在大同，其余主力共4个兵团、12个军、42个师，分别布防在东起山海关，西到张家口的500公里狭长地带。这些部队中，有17个师属于傅作义的部队，其余25个师属于蒋介石的中央军，后者主要在北平和天津一线。这个奇怪的一字长蛇阵且不说布防是否合理，仅从兵力上就有些捉襟见肘。不过，这个部署其实正体现了傅作义当时的犹豫。他的意图是，将国民党中央军主力部署在京津塘一带，一方面让蒋介石的嫡系抵挡第一波从山海关来的四野部队。一旦坚守不住，也可以让这些中央军从塘沽海运撤退。至于傅作义自己嫡系的绥远部队，则被部署在从北平到张家口、绥远的往西一线。如果平津动摇，他则向西撤退到绥远和河套一带。这才是傅作义真正的底牌。

　　傅作义的政治错觉

　　华北守军看似有两条退路，如此实质只有向绥远撤退一途。可杜聿明曾提醒傅作义，共产党不是日本人，共产党早晚要统一全国。既然共产党大军迟早要向西追击，届时从绥远、河套又能再退往哪里？如此坚守平津的战略，不是从一开始就是错误？

　　照此推算，傅作义其实只有两种命运——撤向江南，被蒋介石夺去兵权；或者逃亡绥远，最终也免不了被消灭。但傅作义的最终选择自有他的理由，当时他就试图在坚守平津的过程中，暗中与共产党展开和谈。

　　东北国民党部队崩溃后，国民党内部最早公开提出和谈的，是国民党内公认为最具军事天赋的白崇禧。稍有军事眼光的人都看得清楚，军事上国民党已经无力抵抗共产党的攻势了。白崇禧建议，趁国民党还暂时占据大半个中国，军事上还有几百万军队，以此为资本和共产党和谈，如此尚可能建立联合政府，或者干脆划江而治，没准能保有半壁江山。

　　傅作义和白崇禧都是国民党军内最有天赋的名将，政治上同为实力派军阀，政治眼光也颇有相同处。白崇禧从自身考虑，和谈不但比军事抵抗有前途，也能提高自己的地位，让军事、政治、经济乃至外交上都已经丧失人心的蒋介石下野，自己或可取而代之。从政治构想上，傅作义虽然没有白崇禧那样大的野心，但他的政治思维和白崇禧大体是一个思路，即在自己拥有相当军事实力和底盘的前提下议和，力争成立联合政府，继续拥兵一方，保全实力。

　　傅、白二人试图和谈成立联合政府的前提基础，其实都源自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傅作义知道自己抵抗不了共产党的军力，但多年戎马生涯让他自负地认为，自己的部队也不至于一战即溃。如果在做好坚守准备前提下，他希望能按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的建议，以冀、察、绥三省实力派的资格，与共产党、国民党组织联合政府。其核心内容，就是保留自己的军队，在“联合政府”的名义下继续高度自治。

　　可惜白、傅二人虽然精通军事，政治意识却依旧停留在军阀割据时代，而军阀正是近代中国战乱不断的根本原因，也是共产党着力要彻底铲除的历史顽疾。建立联合政府的提议者虽然是毛泽东，但那是1945年的背景，当时共产党军队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全面围剿之下，实力尚弱。如今3年过去，时局即将是“天翻地覆慨而慷”，傅作义却没能参透本质。

　　他所有的军事战略部署都是在这个政治幻觉前提下完成的。另一方面，蒋介石和傅作义试图坚守华北半年的军事前提，又寄希望于林彪的大军在辽沈战役后3～4个月才能入关。因为傅作义需要这4个月的关键时间经营京津塘防御圈。在他看来，只有建成强大的防御工事，具备坚守半年的实力，才是以抗促和的根本。

　　提前入关的决策

　　对于华北，毛泽东同样想得很多，但他心里又不止华北。1948年11月辽沈战役刚结束，规模更加庞大的淮海战役在他的策划指挥下，已经于11月8日开始。在决定国共命运的淮海决战关头，一时闲下来的林彪百万大军何时调用、如何调用，成为毛泽东思考的关键问题之一。

　　毛泽东要在淮海战役一举歼灭国民党在南方的最后一个重兵集团，但此时的淮海战场，粟裕、陈毅的第三野战军和刘伯承、邓小平的第二野战军总数加起来，还略少于国民党总兵力。此时虽有林彪的百万大军可以机动调用，但大军远在东北，毛泽东没有国民党那样的海空军可以将其直接调往淮海战场。

　　如果此时让林彪大军南下，决心“坚守”华北的傅作义仍可能在四野兵威之下，学杜聿明来个敦刻尔克式的南撤。这几十万国民党军一旦突然运抵淮海战场，不但淮海局面危急，至少国民党将突然拥有数十万兵力拱卫长江防线。这是毛泽东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毛泽东的战略，是要将国民党所有精锐全部消灭在长江以北。在淮海战场，粟裕等将领已经把蒋介石最后一支精锐的机动兵团黏住了。对于华北，毛泽东首先也要把傅作义黏在那里，不使其南下。其次则要避免傅作义部因恐慌而向西撤退，力争将其滞留在平津一带，然后分割包围，集中歼灭。

　　“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虽然作战方案有二，傅作义却在大战在即时迟迟拿不定主意，他所有的部署和犹豫几乎都被共产党所掌控。这不仅因为他女儿是共产党，被称为他“左膀右臂”的上校秘书阎又文，其实是隐蔽北平多年的共产党情报人员，负责起草傅作义的各种重要电报、文件及讲稿。于是从解放战争初期开始，傅作义的军事实力、作战意图，甚至傅作义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对共产党而言几乎都是透明的。

　　在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克农的安排下，阎又文此后被直接划归中共中央情报部。1948年10月林彪大军入关前，阎又文在一个多星期内就把傅作义坚守华北的部署详情传递给了中央军委。辽沈战役结束后，共产党中央再次接到阎又文的情报，得知李世杰为傅作义制定的作战计划中，可能西撤绥远，或由天津、塘沽南下。

　　此时华北并不是没有共产党部队。1948年在华北解放军华北野战军3个兵团，徐向前兵团正包围阎锡山的太原，杨成武兵团在围攻傅作义固守的归绥，另一个机动兵团在太行山一带。不过从兵力上，华北野战军尚无力消灭傅作义部，也很难阻止它向任何一个方向撤退。为了主动将傅作义部控制在华北平津一带，毛泽东必须迅速调用四野这个关键棋子。

　　从平津战局中毛泽东的决策看，阎又文的情报成为毛泽东对平津战役一系列决策中的关键。在得知傅作义仍可能逃跑后，毛泽东最终决心让四野结束休整，提前入关，发动平津战役。他必须让四野切断傅军东西两个方向的退路，确保全歼华北国民党军于京津塘地区。

　　平津战役在天津被俘的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曾表示，没有料到共产党出兵如此神速。陈长捷说，由于大战后要补充伤亡人员和后勤，按国民党军的常规判断，辽沈战役后四野至少需要三四个月方才入关。为此，国民党空军此前在长城喜峰口附近发现四野南下的迹象，却被国民党军高层忽略为零星部队。

　　面对随时可能撤退的傅作义，毛泽东甚至制定出了两个出兵时间点。其一是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结束的当月25日，即休整两周即提前入关。其二，无论华北国民党军如何调动，都休整到12月25日入关。作为统帅的毛泽东自然知道东北野战军大战后的困难，四野虽然消灭了整个东北国民党军，缴获丰富，实力迅速壮大，但大战刚结束，新兵尚未补充，俘虏尚未消化。东北的军事胜利，土改功不可没。但随着东北战事结束，许多东北籍士兵却因为家乡开始分田分地而军心有所动摇。不少人因为战事结束而不愿离开家乡，甚至出现胜利后一些战士逃离部队的现象。从东北野战军看，对部队进行休整是当务之急。但对于力图尽早歼灭国民党所有机动兵力的毛泽东，东北野战军南下则越快越好。

　　毛泽东本来还是将两个出兵时间的选择权留给了东北野战军总部领导，但又一个临时的情报彻底改变了他的决心：傅作义正试图与共产党方面和谈。

　　这个消息是被傅作义早已秘密加入共产党的女儿通过北平城内的共产党人传出的，大军尚未出动，对方主将却试图暗地和谈。在毛泽东看来，如此华北国民党50多万大军很可能从内部就分化了一半。如果要把战机变为战果，必须要依靠军事上的压迫，而不是在等待中幻想，而且如果此时中央军发现傅作义试图和谈，很可能迅速放弃抵抗南逃。

　　毛泽东于是迅速一改此前的出兵方案，在11月18日再次发电报给东北野战军，命令东北野战军各部队至少在一两天内就完成出发准备。具体在11月21日或者22日出发，以最快速度包围部署在天津、唐山和塘沽的国民党中央军。

平津战场的取舍腾挪

　　宋代著名棋手刘仲甫在《棋诀》中说：“取舍者，棋之大计”，“取舍不明，患将及矣”。毛泽东构想的平津战役，首要任务是避免华北国民党军从海路南撤，其次避免傅作义部向西撤退，然而此时还并没有任何共产党部队能在平津阻止国民党军可能的行动。于是毛泽东用电报指挥他的将领，展开了令人眼花缭乱、环环相扣的布局。

　　解决华北国民党军必须出动四野，但四野大军一动，庞大的声势很可能瓦解国民党军低迷的士气，导致后者提前从海路南逃。于是四野出兵在极度秘密的情况下开始。

　　傅作义此前在东北入关必经之处的北宁线—山海关一带部署了一个军，拥有空中优势的国民党部队时刻不忘从空中侦察北宁线共产党军队的军事调动。但毛泽东选择了皇太极进军北京的路线，他命令东野不走山海关，所有部队从热河省，经冷口和喜峰口入关。为了避免国民党空军侦察，所有部队昼伏夜行，而在舆论方面，命令所有舆论机构强化东北野战军在东北地区庆功、练兵的报道。甚至在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离开东北一周后，中央军委还指示《东北日报》登出一条林彪还在沈阳的新闻，经由新华社广播以迷惑傅作义。

　　四野南下入关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迅速控制华北国民党军的出海口——塘沽。但百万大军南下，速度毕竟有限，为了避免这段时间内傅作义有任何逃跑的可能，毛泽东展开了他的连环计。

　　四野南下之时，毛泽东电令华北野战军停止围攻傅作义部所控制的绥远和阎锡山部控制的太原。此举是为避免傅作义因害怕失去绥远这个西撤的退路而提前放弃北平。然后在1948年11月底，华北杨成武兵团突然包围了连接北平和绥远的重镇张家口，切断了张家口和东西两端的联系。

　　在未知东野大军已经开始南下的情况下，傅作义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误以为这不过是华北野战军放弃包围绥远后的又一次局部行动。傅作义调遣最精锐王牌35军救援张家口，他的计划是在四野尚未南下时，首先击破华北野战军，再全力对抗四野。如此一来，傅作义嫡系主力35军被从北平周边诱调向张家口一线，中央军委在12月1日到4日多次指出，“此种形势，对我极为有利”。

　　此时东北野战军部队被发现出现在北平密云附近，让傅作义大为震动。他急忙调集驻扎天津的62、92、94军3个军调北平加强城防，并下令35军回撤北平。此时35军官兵不知道，他们已经成为毛泽东牵制傅作义，构建平津战役作战计划的核心关节。

　　毛泽东的计划，是以华北部队为主力包围张家口和35军，迫使傅作义无法舍弃自己的老部队，下决心从海路南撤。35军是傅作义的起家之本，也是傅作义最精锐的王牌部队。毛泽东命令华北野战军和进入到密云一带的东北野战军先遣部队，放弃一切其他枝节任务，迅速向35军靠拢。毛泽东确信，傅作义绝对不会弃35军而不救，抓住35军，就抓住了傅作义所有的部队。而傅作义的援救会把北平的国民党军向西调动，有利于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切断北平和天津的联系。“只要你们在12月份内能抓住、扭打上述步骑16个师旅于平张线上，并歼其一部，打得该敌不能动弹，不能西逃也不能东窜，那就是极大的战略上的胜利。”

　　新保安战役

　　不过此时一些解放军将领尚未完全吃透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距北平—张家口一线最近的东北先遣兵团早在12月3日就到达密云附近。该部为攻克密云这个并不重要的目标，却令已渡过潮白河的部队回师攻打密云。密云攻克时已经是12月5日黄昏。前一天晚上傅作义已经电令35军在12月6日返回北平。

　　12月4日，毛泽东在19个小时内连续给华北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发了3封电报。凌晨2时，令二兵团“应以最快手段攻占下花园地区一线”；下午16时，令“务以迅速行动，以全力包围宣化、下花园两处之敌”；夜间21时，“务使张家口之敌不能东退”。在毛泽东严厉军令督促下，华北第二兵团和此前贪功的东北先遣兵团以每昼夜100公里的速度翻山越岭，向新保安地区强行军。12月6日清晨3点多，毛泽东再令二兵团“全力在宣化、下花园一线坚决堵击”敌人。杨得志在行进间阅读电报时，作战参谋赶紧报告，35军已经越过下花园，奔向新保安。

　　一旦35军过了新保安，在怀来与敌104军会合，毛泽东部署的战略便落空。然而35军并未抓住这一个求生机会，因为35军军长郭景云同样没有理解主帅的战略意图。撤退途中的郭景云不顾傅作义催促，多次被共产党袭扰部队所激怒，贪功恋战，最终耽误了撤退时机。12月8日，连续六昼夜急行军的二兵团主力终于将35军合围在新保安。

　　对于被围困在新保安小镇内的35军，毛泽东此时却电令暂时围而不歼。

　　共产党部队此时通过对张家口和新保安的合围，彻底断绝了华北国民党军向西撤退的通道。但此时东北野战军距离平津、塘沽还有数天距离，国民党军从海上撤退的通道还未被切断。在毛泽东眼里，不仅有华北傅作义，还有江南和淮海。此时在淮海战场，杜聿明指挥的几个兵团已经被解放军包围。如果杜聿明集团迅速被歼，蒋介石可能迅速舍弃华北而保江南，强行命令傅作义放弃所有被围部队，率其残余部队通过海路南下。同样，如果此时在平张线一带过于迅速地消灭傅作义部的嫡系主力，同样有可能会让平津、塘沽一带的国民党军因恐惧而从海路南逃。

　　毛泽东要的是华北国民党55万部队的全部，而不仅是傅作义的嫡系主力。为此他电令淮海总前委，在包围杜聿明集团后，两个星期不做最后歼灭的部署。同时命令对包围在张家口和新保安的傅作义主力围而不歼。

　　新保安战役让傅作义主力西调，疲于援救35军，给四野主力全部入关赢得了时间。12月13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前锋兵临北平城下。到12月20日，解放军各部已经完成了对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和塘沽5个地区的分割包围。至此，华北国民党军剩余全部主力被合围在这5个孤立的地区，再也没有任何逃窜的可能。

　　“天津方式”促成“北平方式”

　　此时傅作义想到了和谈。

　　遗憾的是，对于和谈的底线，他仍停留在建立华北联合政府的层面。就在双方正式和谈的12月19日清晨，毛泽东给东野总部的电报中明确了与傅作义谈判的基本方针，即彻底解除国民党军的武装，谈判只是达到歼灭他们的一种手段。傅作义的幻想实在与毛泽东的方针相差太远。对共产党的和谈要求，他用拒绝回答来表达否定。12月21日，在林彪的命令下，华野第二兵团开始对新保安的35军发动总攻。次日下午，35军1.9万人被全歼，军长郭景云自杀。

　　第一次和谈中止，战事却未结束。傅作义此时电令孤悬在张家口的部队向位于绥远西部的董其武部撤退，但张家口守军很快在撤退途中被全歼。至此，傅作义的嫡系精锐部队几乎在平张线损失殆尽。

　　对于平津战役的战略进程，毛泽东的战略是先打两头，最后攻取北平。张家口和新保安攻克后，傅作义西逃的可能性已经消失。平津战役的第二步落在天津和塘沽。尤其是塘沽，位于天津东部的海边，驻守着国民党5个师和几十艘军舰，随时准备撤走华北国民党部队。毛泽东将平津战役的最东段节点定在塘沽，试图切断国民党军海上退路。但对于这个决定，林彪的参谋长刘亚楼却有不同的判断。

　　进攻塘沽的四野的一些将领发现，塘沽周边遍布盐田和滩涂，非常不利于大部队作战。这些情况引起了林彪的长时间思考。林彪认为，一旦攻击塘沽不能迅速得手，反而会让平津守军担心后路被切断，倾巢增援塘沽，或者可能分散突围。如此，解放军反而要同时应付北平、天津和塘沽三处敌军。

　　林彪分析，当时塘沽只有5个师守军，并不具备最大战略价值。他在辽沈战役攻克锦州后，就曾放弃首先攻击锦西和葫芦岛港口的国民党军，直扑位于辽西的国民党主力廖耀湘兵团。廖兵团被迅速吃掉，迅速导致东北战局尘埃落定。在平津的战略决策中，林彪再次意识到，拥有大量国民党主力部队的天津比塘沽更具战略价值。林彪最后向中央军委建议，不如集中5个纵队的优势兵力，先攻天津。

　　作为华北第二大城市，天津已经建构了拥有380多座钢筋混凝土碉堡的复杂工事。围绕整个城市，国民党军挖了长达45公里、宽10米、深3～4米的护城河，守卫部队包括10个师共13万人。不过攻城方的四野则集中了5个纵队22个师共34万人，并集中了空前的538门火炮和数十辆装甲车辆。除了没有空军，无论在兵力和火力上，天津守敌都面临空前的优势兵力。

　　一方面北平和谈在进行中，傅作义内心意在和平解放，但又存在诸多客观困难和主观杂念。由于北平城内主要是国民党中央军，傅作义担心引发叛乱，迟迟难以下定和平解放的决心。他3次派人出城与解放军联系，虽然未果，最终被蒋介石有所察觉。

　　蒋介石4次派人来北平拉拢傅作义。第一次令军令部长徐永昌前来，要求傅作义率兵分两路南撤。一路从海上由天津新港撤退到青岛，另一路从陆路经过河北、山东到青岛，两军会合后南撤。这被傅作义以实际形势不可能做到拒绝。此后3次，大同小异，都被傅作义拒绝。另一方面，傅作义又对自身和部属的前途充满担忧，和谈条件也超出共产党的要求。他仍根据经验，试图凭借天津坚固的城防来坚守获得更多的谈判条件。

　　华北国民党军将领普遍估计，天津最少可以坚守3个月之久。反倒是天津守城的国民党中央军将领早已无抵抗之心，认为最多抵抗一个星期。然而此时，攻城方已经通过地下党，获取了陈长捷的守城布防图。

　　刘亚楼回忆说，天津地下党组织提供的敌情资料，连每一座碉堡的位置、形状、守备兵力都有具体交代。天津战役结束后，四野特种兵纵队副司令员苏进手持地下党提供的城防图，乘车对照了实地城防工事，结论是“基本准确”。刘亚楼的攻城计划正是依靠这些情报制定。林彪向中央军委汇报，攻克天津，东野大军只需要30多个小时。

　　虽然如此，一贯谨慎的林彪考虑到平津和塘沽三处敌军可能相互援助，这涉及华北残余30个国民党师的行动，为了形成绝对压倒性优势，他建议毛泽东将包围绥远和大同的杨得志、杨成武兵团调往平津塘战场。

　　林彪的建议，为日后“绥远方式”留下伏笔。因为绥远不在主战场方向，一时对战局无碍。但和谈中的共产党方面提示傅作义方，由于对方拖延，天津城已不在和平解放之列。但作为攻城指挥官，刘亚楼也曾与天津守将陈长捷进行过和谈接触。遗憾的是陈长捷仍坚决服从傅作义的命令，拒不投降。1949年1月14日10点，东野对天津发动总攻，次日5时，东西主攻部队会师金汤桥。15时全歼天津守敌，俘获陈长捷，仅用29个小时解放天津。在与陈长捷用无线电通话时，傅作义竟听到了陈长捷被俘时的惊呼。

　　天津解放，塘沽之敌南逃。此时林彪又电令一个主力纵队分别插入北平南部的南苑机场，切断了国民党空中撤离的通道。另一个纵队迂回突然攻克国民党后勤重镇丰台，不但缴获了大量物资，还切断了守军可能从丰台沿平汉线逃窜的可能。此时在整个华北，北平彻底成为一座孤城。

　　令人震撼的“天津方式”终于迫使傅作义彻底放弃以抵抗提高和谈价码的幻想。1949年1月21日，共产党和傅作义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次日，北平国民党部队残余2个兵团、8个军、25个师共25万部队开始陆续撤出城外，听候改编。1月31日，解放军首先从西直门进驻北平。2月3日，解放军举行入城式。古都北平终于在共产党的最初构想下，以和平的方式解放。

“科技元帅”聂荣臻的非常之路

　　聂荣臻早期的革命生涯与其他的开国元勋无异，也是在九死一生中，经历了从革命萌芽直到胜利的一个曲折历程。在新政权建立后，这位钟情科技的元帅，又为中国发展“两弹一星”倾注了全部心血，从而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影响深远而又难以估量的一笔财富。

　　主笔◎李菁

　　旧都重生

　　1949年1月31日，北平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天——中午12时30分，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部由西直门进入北平城，开始接管防务。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入城时间本来定在1月29日，但这一天恰好是农历春节，为了让老百姓安安静静、痛痛快快地过个传统节日，聂帅提议将进城日期推迟两天。”78岁的周均伦少将告诉本刊记者。1961年，在国防科工委工作的周均伦被调到聂荣臻办公室做秘书工作，一直到1992年聂帅去世，他在这位老帅身边工作长达31年之久。

　　周均伦说，聂荣臻与四野的林彪、罗荣桓是2月1日进的城，他们住在北京饭店。难以抑制心头激动的聂荣臻提议，应该举行一个入城仪式，以扩大人民解放军的影响，为北平增添胜利的气氛。这个提议得到了高层的批准。

　　2月3日上午10时，解放军从永定门进城，最前面是军乐队，接着是装甲车、坦克、炮兵、骑兵、步兵。10时30分，从珠市口进入前门大街。聂荣臻、林彪、罗荣桓、彭真、叶剑英等，在前门箭楼上检阅了参加入城式的部队。走过前门箭楼后，入城部队右转弯拐进东交民巷，从这条记录着半个世纪屈辱的小街上威武昂扬地走，借道东单一直向东四方向走去。入城式历时8小时，当天整个北平城都沸腾了，到处口号声、锣鼓声、歌声响亮，鞭炮齐鸣。北大、清华、燕京、师大的学生纷纷爬上坦克、装甲车，随同解放军一起前进。

　　入城后的聂荣臻身上的担子不断加重，直到身兼六职——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平津卫戍区司令员；1949年9月又接替叶剑英担任了北平市市长、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聂帅长期在华北地区工作，由他出任北京市长，也是顺理成章的结果。当时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新政权定都北平做各项准备工作。”周均伦说。

　　出生于上海的周均伦在新中国成立那年正好18岁，他对当时那种改天换地的狂热气氛记忆犹新：“我们对国民党的统治都非常失望，所以刚解放时，先是对共产党好奇，继而衷心拥护，情绪极端高昂。”而1949年3月在西柏坡的会议上，聂荣臻就适时提出：平津两市的“解放热”要冷下来，应迅速恢复秩序和生产，为新中国定都北平扎实细致地做好各项工作。

　　呈现在聂荣臻面前的，是他在战争年代从未遇到过的局面。“首先就是傅作义的20万起义部队的改编问题，旧军队成分复杂，军风纪律完全不一样；其次，还有土匪、特务、妓女等问题也很棘手。”周均伦说。

　　那时候，北平虽有200多万人口，但天一擦黑，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家家门户紧闭。聂荣臻住在恭王府一带，有一天晚上，警卫员去取药，车刚刚开到北海北门桥头，一个黑衣骑车人窜出来挡住了道路，突然“叭”的一声枪响，一颗子弹打在汽车后座玻璃上。这是一支无声手枪，声音很小。开枪者迅速钻进附近的胡同，骑车人也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所幸子弹没有穿透玻璃，只留下一个乳白色小坑。此后不久，又有一辆与聂荣臻的墨绿色皮尔卡轿车一模一样的汽车从聂荣臻住处出来后，也在老地方挨了一枪。因为北海北门桥头一带小胡同繁多，地形复杂，打黑枪的特务始终没被抓住。

　　“当时聂帅花费精力最多的是北平的治安，他做了大量工作，改编军队、收容散兵游勇、关闭妓院等，社会秩序恢复得比较快，也赢得了高层认可。”周均伦说，当时的北平还有许多外国人，大多生活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附近。聂荣臻有意识挑选大学生出身的军人——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驻美大使的韩叙，组织特别纠察队，在这一带巡逻。一些傲慢的外国人没想到，这些被他们视为“土包子”的解放军，会讲一口流利而标准的英语，一下子被镇住了。“聂帅晚年时一提起这事，还忍不住哈哈大笑”，周均伦回忆。

　　北平社会秩序的迅速好转，为新中国定都提供了重要的社会保障。11月20日至22日，在中山公园的中山堂，北京市召开了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上，聂荣臻成为北京市第一任民选市长。因为军队工作过于繁重，1951年1月底，聂荣臻辞去北京市长一职，由彭真继任。虽然在北京市市长的岗位上只有短暂的一年半时间，但他对北京市的工作仍怀有一份特殊的感情。1991年，他还专门找北京市负责人谈话，请他们注意多修地下铁道。他说：“地铁平时可以缓解地面交通拥挤，战时可用做人民防空。”这一年，他已经92岁。

　　开国大典

　　1949年8月，聂荣臻又有了第七个头衔：开国大典的阅兵总指挥。而此时，距离开国大典只有50天时间。聂荣臻不得不以十二万分的细心和周密对方队的领导语重心长地叮嘱：“别小看这些事，一旦马匹摔在天安门城楼下，装甲车开不动，整个阅兵不就乱了套么？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才迎来这一天，我们要倍加珍惜。”

　　“聂帅想得很细，对各阅兵方队如何组成，装甲车、坦克、汽车如何同步行进，有的车辆万一出现故障时如何补救、晚上怎么放焰火等，都做了周到细致的安排。”有1978匹战马参加检阅，如果这些马乱窜起来，后果将不堪设想，“聂帅指示，要挑最好的、最训练有素的骑师和战马”。

　　曾任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的李健，对聂荣臻的细致记忆犹深。在一次阅兵联席会上，他问李健：“骡马拉炮，那么多匹马，如果拉下粪怎么办？装甲车在天安门前熄火怎么办？在检阅时马失前蹄怎么办？”

　　聂荣臻提出问题后也放心不下，他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商量解决办法。战士们出主意说：马掌用的时间长了，已经磨光，而天安门前又是青条石路，很平，很滑，马掌也就容易打滑，应当给马换上新掌，增加摩擦系数。即使万一打滑，骑在马上的驭手只要赶紧收缰绳，就能帮马脱离失蹄状态。骡马拉粪怎么办？战士们认为只要给骡马安上粪兜子就行了。为了防止坦克熄火，就将坦克安排在队伍的后面接受检阅。结果，开国大典阅兵时，坦克没出问题，马倒是有一匹差点失了前蹄，好在驭手猛拉马缰，顺利通过了天安门。

　　开国大典时的防空问题，是聂荣臻最为关注、重点布置的一项工作。当时国民党的空袭频繁，南苑机场被东北野战军占领后，国民党空军在1949年5月4日，从青岛出动6架B-24轰炸机飞到南苑上空，扔下30枚炸弹。毁伤飞机4架，死伤24人。

　　阅兵筹备工作刚启动时，还闹过一场误会：7月7日，北平市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抗战胜利纪念大会，郭沫若到会讲话。大会进行到一半时，在庆王府值班的华北军区司令部一位参谋接到山海关方向空中监视哨报告，有两架敌机正朝北平方向飞来。这位参谋一边通知监视哨，让他们再仔细确认，一边报告参谋长唐延杰。两人正在商议要不要向上级报告、要不要通知采取措施时，山海关来电话，说刚才空中两个黑点原来是老鹰，已经飞回大海方向了。

　　华北军区司令部电话能直达天安门，如果草率通知会场躲避敌机，那十几万人的大会就会立刻大乱。针对于此，8月15日，周恩来指示中央军委航空局在南苑机场组建一支具有作战能力的飞行中队，担负防空任务。

　　细心的人也许早就注意到：开国大典是在10月1日15点举行的。“这也是聂帅出于防空袭的考虑而定的时间。”周均伦说，因为当时条件简陋，观察飞机敌情还是靠肉眼而不是雷达。“聂帅想到：下午15点，太阳偏西；如果国民党飞机从东边飞来空袭，正好是迎着阳光；我们迎击它，正好是有利的角度。”为了确保阅兵万无一失，聂荣臻考虑得极其周密。他向参加大典的部队全体人员发出一道死命令：如遇空袭，要原地不动，“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动”，保持原队形。

　　空军参加检阅仪式，难度比其他军种更大。当时人民解放军的飞机和飞行员数量极为有限，大多是从国民党军队中起义过来的。起初只决定用9架P-51战斗机，编成3个“品”字队形拉开距离跟进。聂荣臻到南苑机场视察后，觉得9架飞机太少，又凑了2架轰炸机、3架运输机、1架通讯机和两架教练机，一共17架飞机。

　　“为了增加气势，聂帅和周总理商量，提出一个方案：因为领队的战斗机飞行速度快，所以通过了天安门以后，这9架飞机又转回去，接到飞得较慢的教练机和通讯机后边再飞。”周均伦微笑着回忆。结果，开国大典当天，外国记者在发出的报道中声称“一共有26架飞机参加了编队飞行”，并惊呼“中共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

　　南苑飞行队的首要任务是负责防空安全，万一出现在受阅中受到国民党飞机的偷袭怎么办？经过几天的反复研究和推敲，空军方面向聂荣臻提交了一个带弹受阅飞行的方案，并得到了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的认可。按照世界阅兵的惯例，为安全起见，阅兵时任何兵种都不能携带实弹。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聂荣臻亲自来到南苑机场挑选了带弹飞行的飞机和飞行员。受阅前，各级领导专门请苏联专家机务人员检查把关飞机质量。在受阅飞行的前一天，每个受阅飞行人员都立下誓言：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落在城内、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

　　我们今天重听开国大典录音带，会听到开头有一段特别的讲话：“大会全体注意，不要喊！注意！注意！!注意！!!今天首都全体军民各界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现在准备开会，请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同志宣布开会。”周均伦说，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段话是谁说的，邓拓夫人丁一岚也曾询问过周均伦。“我一听这四川口音，没错，肯定是聂帅的声音！”

　　从“实业救国”到“革命救国”

　　有人曾将中国第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划分为两类：一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本土派”，他们在国内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二是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留洋派”。聂荣臻则属于“留洋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1899年，聂荣臻出生在四川省重庆江津县。1919年前后，四川的勤工俭学运动正在迅猛发展，从五四运动到1921年底，四川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达492人，为全国之最；其中又以江津县去的最多，20岁的聂荣臻便是其中一员。

　　年轻时的聂荣臻原本也是“实业救国”的信奉者，而到了法国，他受到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思潮冲击，也结识了周恩来、朱德、陈毅、邓小平等后来成为革命战友的志同道合者。参加了3次学生运动后，在1922年，聂荣臻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救国之路。

　　1924年，聂荣臻经德国到莫斯科，与叶挺等人同在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军事，成为中共早期培养的军事人才。一年后，26岁的聂荣臻回国，不久，被派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

　　聂荣臻年轻时的革命生涯几乎是中共早期革命运动的一个缩影：1927年7月参加南昌起义，聂荣臻是周恩来指定的前敌军委书记；此后参加了广州起义，后来又在上海参加中央特科，经历了顾顺章与向忠发的叛变。1931年，聂荣臻离开上海辗转到达瑞金，中共重新组建红一军团，林彪任总指挥，聂荣臻为政委。从此，他与林彪一起领导这支部队，长达5年半之久，使红一军团成为中央红军的主力。“红一军团直接受毛泽东领导，可以说是他的嫡系部队。长征时最重要、最危险的任务都交给红一军团。”周均伦说。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主力踏上漫漫的长征路。关于长征的落脚点问题，中共高层曾开过8次会议，变动过7次。此时的中央红军尚不知陕北那里还有刘志丹领导的一支红军力量的存在。而最终如何得知这一信息，从而选择北上与其会合，这也是很多历史文章讨论的一个热点。

　　周均伦告诉本刊记者，聂荣臻曾向他回忆：“到达哈达铺后，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我说，赶紧派骑兵通讯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同志送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有趣的是，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时，有记者访问过一位叫杨家华的老红军。那一天就是他给聂荣臻送去了那份关键的报纸，而杨家华对当时的细节还记忆犹新：红二师进入哈达铺后，聂荣臻一放下行李，就喊他：“小鬼，快去买些烧饼回来。”杨家华跑到一个卖烧饼的老乡处，买了4个烧饼。老乡随手拿一张报纸一包，递给了他。杨家华清楚记得包烧饼的报纸是《山西日报》。聂荣臻看得特别认真，忽然，他的嘴不动了，接着，他大声地对杨家华说：“小鬼，快，把通讯员叫来，赶快骑马把这张报纸送给老毛，送给中央。”

　　“这个消息对当时的红军当然很重要，不过，也并不能说聂帅的消息就是唯一消息源。当时毛泽东还有其他途径了解到陕北有红军存在的信息。”周均伦对此很客观。

　　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林彪、聂荣臻出任115师师长、政委。115师在抗战初期便打了场著名的平型关战役。

　　因为早期抗日宣传的需要，平型关战役击毙日军的人数一直是3000多人，这也曾在学界引起一些争议。周均伦回忆，当他与其他工作人员为聂帅写回忆录时，还专门向聂帅求证此事。“他回答说：‘我记得没那么多，你再去查一查。’”周均伦后来向聂帅汇报：当时的中央电报公布的是3000人，但实际内部资料上是1000多人，他问聂帅怎么处理？老帅回答说：“要实事求是，是多少就多少。”周均伦说，聂帅回忆录里纠正了这一数字后，军事科学院的人特别高兴，他们告诉周均伦：以前就想纠正过来，但考虑到中央电报上的数字，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聂帅这么一表态，我们以后就好写了。

　　“模范根据地”

　　1937年10月，115师经历了“五台分家”：考虑到115师等部有被敌人隔断的危险，毛泽东决定，由林彪带领115师主力由五台山南下晋西南，聂荣臻留驻五台山地区，着手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多年来，聂荣臻一直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身边工作，这一次，他要孤悬敌后、独当一面。

　　“五台分家”，留给聂荣臻的是3000人，司令部机关人手更少，大家开玩笑说：“要问司令部有多少人，一盆菜就够吃了，一条炕就够睡了。”晋察冀根据地是敌人后方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根据地。“它处在4条铁路线包围中间，地域大而部队少，聂帅的首先任务便是发展部队。”周均伦介绍。留下来的每一个八路军战士都成为宣传员和组织者，上自司令员，下至赶毛驴的运输战士，都到村里去开展工作，动员有志青年参军。

　　为了扩大宣传，聂荣臻还专程上五台山。五台山寺庙成立了由青年僧人组成的抗日自卫队，其中许多人甚至还拿起枪与日军搏杀，当地群众称赞五台山的和尚为“革命和尚”。晋察冀军区专门把这些僧侣组织起来，建立了一支连队，人称“和尚连”。

　　“我们创建根据地之初，大家常用这样一句话形容杂色武装之多之广：‘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几个人、几条枪聚在一起就可以自称司令。特别是河北省杂色武装很多，仅北平到保定的铁路两侧，就有十几股较大的杂牌军队。我们不是八路军吗？他们也自称是什么‘七路军’、‘九路军’、‘十路军’，招牌比你还大。”聂荣臻曾回忆。他在收编、改造杂色武装方面做出的成绩也被广泛认可。到1939年底，经收编、改造，各路杂色武装基本上都销声匿迹。

　　“在建立晋察冀根据地的过程中，聂帅也非常注重讲究策略。他避免了‘打土豪’这些过‘左’的做法，尽最大努力把各阶层都团结起来。”周均伦说。全边区统一政权实行三三制原则：国、共、当地开明人士共同组成。而在当时，关于五台山的僧侣是否有代表权也曾产生过争执，有人认为和尚是出家人，不应该到政权内部。事情报到聂荣臻那里，他说：出了家并没有出国，不应该把他们排斥在外。在代表大会召开那天，聂荣臻双手合十接见来自五台山的僧侣代表们。

　　在没有大后方接济的情况下，孤悬敌后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在强敌围攻中不断发展壮大，到了1938年底，由原有的3000人发展到4万人。这个发展也得到了中共高层的重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给聂荣臻等发了封慰问电，电文中称：你们“已经创造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

　　晋察冀根据地也吸引了国际人士关注。第一个来这里的，是40岁的美国情报军官、海军陆战队上尉卡尔逊。1937年12月底到1938年，卡尔逊两次来到晋察冀。这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人，对面前的一切，既感到新鲜，又感到疑惑：共产党、八路军究竟凭借什么力量把这样多的民众组织起来了？战争本来是一种军事力量的较量，为什么在紧张的战斗中，还要搞政治、搞经济、搞文化，办报纸办刊物、创办学校、创立剧社？身为司令员兼政委的聂荣臻专门抽出时间接受卡尔逊的采访，回答他的诸多疑问。

　　卡尔逊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把晋察冀作了一个有趣的比喻，“新中国的试管”，他也写下了这样的话：“在看了游击队的活动情况后，我可以肯定地说，由于日本侵略而被割裂的地区，对中国来说并未失去。”“晋察冀边区的新根据地证明自己有能力抵抗大规模的进攻。1937年12月日本人曾派了8路纵队大举进攻，结果全都被迫撤退。这样的人民，日本人是征服不了的。日本人像一个人在大海中挣扎一样。”

　　另一位国际友人，便是最著名的白求恩。聂荣臻先是通过翻译与白求恩谈话，后来有时干脆用英语甚至用法语直接同白求恩交谈。

　　在军事上，1939年，在杨成武的指挥下，晋察冀军区打了著名的黄土岭战役。被日本军界捧为精通山地战的“名将之花”、52岁的旅团长阿部规秀被炮兵连炸死，日本朝野震惊，中国军队的士气为之一震。

战略“配角”

　　1967年因炮轰“文革派”而被打成“二月逆流”之后，聂荣臻写了几次检讨都未获通过。有一次，苦闷的聂荣臻让周均伦打电话给周恩来：“究竟要我怎样检讨才能通过？”不久，周恩来的秘书打电话给周均伦：“要结合历史进行检讨：一、在红一军团时有本位主义错误；二、解放战争初期华北战争没有打好；三、历史上有不适当地突出自己的地方。”

　　关于“本位主义”，聂荣臻告诉周均伦：1936年春，红一军团与十五军团一起东征，因十五军团伤亡大，毛泽东来电报要求一军团拨点兵给十五军团，“但长征以后，红一军团也减员甚多，红一军团刚好扩了5000人，所以林彪不同意，由聂荣臻出面请求免拨或少拨”。东征结束后，1936年5月，红一方面军在延川县大相寺开总结大会。会上，毛泽东点名批评红一军团有本位主义。聂荣臻后来向周均伦回忆：当时林彪不吭声，聂荣臻只好自己站起来检讨。

　　所谓“历史上不适当地突出自己”，周均伦说，1942年的《晋察冀画报》印刷得很精致，创刊号根据聂荣臻指示，用铜版纸印刷，文字说明用中英文对照，画面用简单的彩色套印。首刊号上有一篇邓拓化名写的《晋察冀舵师聂荣臻》一文，画报里面，聂荣臻的照片也比毛泽东的醒目。此外，“晋察冀的文艺人才比较多，编了一些歌，赞颂聂司令”，延安整风时，聂荣臻曾因此受过批评，而他也诚恳地做过检讨。

　　关于第二点，“解放战争初期，华北方面的仗没有打好，中央有看法”。周均伦解释，这包括绥远战役，集宁、大同战役和张家口战役。特别是张家口失守，因为时间仓促，张家口为解放军过冬准备的被子、成衣、棉花、粮食全都来不及带走，很多装得满满的仓库在撤退前也被迫付之一炬。这在聂荣臻晚年的回忆录中也有很悲痛的描述，聂荣臻本人也总结说，战术上犯了很多错误。

　　“从张家口撤退后回到阜平，专门打平汉线，部队又赢得了主动。”聂荣臻晚年回忆，在打赢晋中战役之后，华北形势大好，如果能集中3个军团，“也是可以打大仗的”。但是，“从中央的部署看，华北的3个军团就是作为机动力量来使用的。主要先解放东北，东北与华北结合起来，再解放华北。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华北是作为整个战略布局当中的一粒棋子来使用的，这就使聂荣臻不可能收拢五指，形势需要他做全国棋盘上的配角。所以在解放战争时期，华北方面打的大型战役并不多。”周均伦介绍。在周均伦看来，聂帅最大的特点，便是“忠实执行毛主席的战略意图”。

　　1948年4月，多年坚守陕北的毛泽东和中央来到了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聂荣臻对毛泽东的到来极为重视。在饮食上，也配专人为毛泽东做饭，外人不得参与。作战科长唐永健回忆：“当时没有对毒物的化验手段，聂帅就叫用银筷子先试食品有没有毒。而且，毛泽东、聂荣臻吃的是一种饭菜，聂荣臻先吃，毛泽东后吃，即使有毒，这道关也挡住了。”

　　但当时还是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1948年5月，敌机轰炸城南庄，毛泽东因转移及时没有受到伤害。事后查明是潜入内部的特务给敌人送了情报。1969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当年也在城南庄的江青在会上发了一个简报，称：“这是有人阴谋暗害毛主席，指挥敌机轰炸的特务电台就设在军区司令部，后来又把与此事有关的特务分子处决灭口。”将矛头直指聂荣臻，以至于陈毅都为聂荣臻“捏了一把冷汗”。不过，深深了解聂荣臻的毛泽东并没有回应江青的发难。

　　科技元帅

　　1956年10月的一天，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小平来到聂荣臻家里，就他的工作安排征求聂荣臻意见。“聂帅回忆说，当时小平同志提出三个职务让他选：一是分管科学技术，填补被调去当外长的陈毅留下的空缺；二是还回去当北京市长；三、继续主管军工生产和军队装备工作。聂帅没有任何犹豫地选了科技这一块。”周均伦说，“这个选择与聂帅年轻时的志向有关，也可以说，他完成了年轻时科技救国的夙愿。”

　　1956年11月，聂荣臻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也从此开始了为中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国防科技事业奠基的征程。

　　关于中国科学家如何在那个艰苦的条件下，依靠自己力量，成功研制“两弹一星”的故事，如今已广为人知。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聂荣臻尽自己最大能力保护知识分子，并给他们提供最为稀缺的精神财富——信任，这或许是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时，最值得被提及的一点。

　　受新中国的感召，1949年以后，从国外陆续回来了一批科学家。“当时有条件出国留学的，以新政权的政治标准来看，都属于家庭成分不好的。所以用这些科学家，很多老干部思想里有抵触情绪。聂帅就反复做大家工作。”周均伦回忆，有的知识分子经常发牢骚，有人将此反映到聂荣臻这里，要将其打成“右派”，但都被他挡了回去。

　　1960年，苏联撤走了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全部233名专家后，中国科学家依照图纸，改进了“东风二号”，预计射程1200公里。1962年3月21日上午9时5分53秒，“东风二号”在众人期望中点火升空，结果升空不久就掉下来，火箭坠毁，发射失败，包括钱学森在内的科学家情绪受挫。

　　聂荣臻听了汇报后说：不要追究责任，失败也有经验，失败的经验比成功的经验还重要。不要急，好好分析，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周均伦说，当时拉了3发导弹过去，第一发失败后，还要不要继续打这第二发？“聂帅的意见是不要打，拉回来分析，把技术吃透。”

　　总设计师任新民，这位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博士盯着地面记录的参数发呆，压力极大。第二天，聂帅在送行的领导中看到了任新民，一把握住他的手说：“事物发展是有规律的，到最困难的时候，很可能就快要成功了！充满信心，继续努力吧！”经过一系列地面试验，1964年6月29日上午7时，改进后的“东风二号”中近程导弹在酒泉基地发射成功。此后，又“三发三中”，它标志着中国从此拥有了可以远程打击的导弹盾牌。任新民在回想这段历史时说：“没有聂帅的信任和理解我是顶不住的！”

　　聂荣臻曾下规定：党委不要干涉技术工作，由专家自己解决。在政治挂帅的时代，这样的决策都是需要魄力的。航天部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是钱学森。聂荣臻去世后，很多老科学家都著文回忆在其领导下工作的岁月，在他们的眼中，聂帅是真正了解知识分子的。而钱学森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在今天回顾往事，都十分怀念那个时代，称之为中国科学技术的‘黄金时代’。”

　　为了科学家，聂荣臻还有个著名的“募捐”的故事：1959年到1961年，天灾人祸，中国经济遭遇了最严重的局面。很多科学家因为吃不饱，出现了浮肿、色盲。“聂帅听到这个消息后很着急，他说，这让科学家们怎么再搞科研工作？聂帅当时自己生病在医院里，他把秘书找过去，说用我的名义向海军、广州军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南京军区几个沿海的、条件好的军区发募捐倡议，请求他们援助副食品，来提供给科学家，保证科学家的营养和身体健康。”

　　因为聂荣臻的威望，他“募捐”来的东西，比预料的多很多。海军和北京、广州、济南、沈阳等军区给了一批猪肉、鱼、海带、黄豆等，这在当时，都是无比珍贵的东西。

　　“而且聂帅规定，这些东西要来以后，行政和政工干部一律不准分，统统分给一线的科技人员。所以当时的专家领副食品的时候，真是很多人感动得流泪。东西分完了，他还派人下去检查。五院的政委刘有光说，我没有分一两肉，如果分了就开除我的党籍！”周均伦说。

　　在这个关头，是否要继续发展“两弹”，也开始出现争议。有人认为，现在连肚子都吃不饱，还搞什么“两弹”？争论一直延续到1961年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会议上。“聂帅到了北戴河，听到各种各样的反映，看到了简报，他发觉了问题的严重性。”聂荣臻于是到会上给大家做分析，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应该继续下去；如果我们这样一耽误，再接下去就很困难。“因为聂帅在党内、军内都有很高的威信，所以经他一说后，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也都表示赞成。”

　　聂荣臻还是不放心，回北京之后，他签发了《导弹、原子弹应该坚持攻关的报告》，交给中央。这个报告很快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赞同。最高领导的首肯自然打消了此前的诸多争议。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时隔45年，那一天的细节，周均伦依然印象深刻：“那天聂帅一早就到了办公室，来来回回地走，就在那里守着电话机，听前方的消息。”

　　15点一过，周均伦立即接到了二机部部长刘杰打来的电话，报告试验成功。聂帅非常高兴，他立即要通了周总理的电话，两人在电话里互相祝贺。然后，聂荣臻又让周均伦起草一份贺电，转达给前线的科技人员和指战员表示祝贺。

　　但是，中国官方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向外界公布这个消息。晚上，在陪聂帅散步时，周均伦问：“首长，我们的试验成功了为什么不公布消息？”聂帅回答：毛主席、周总理讲要看西方的反应再公布。

　　没多久，西方各大通讯社对此纷纷做了报道。深夜23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才广播了此讯。《人民日报》随即散发了套红大字的号外。

　　“当天半夜敲锣打鼓，庆祝活动非常热烈。后来我骑着自行车到天安门那里，他们正在发号外。第二天早晨我把报纸给他看，他看了也挺激动的。他说这张号外留下当纪念吧。”周均伦说，这张留作纪念的号外可能还存在解放军的档案馆，上面还留着他的笔迹“首长让号外留作纪念”。

　　1967年6月17日清晨，亲临西北核试验基地的聂荣臻下达了氢弹试验命令。氢弹在预定高度爆炸。68岁的聂荣臻无法像年轻人那样跃出掩蔽壕狂呼，但他手握电话，激动地凝视着天空那朵硕大的蘑菇云。摄影家孟昭瑞，拍下了这个珍贵的历史镜头。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并且赶在了法国之前试验氢弹。中国已被公认进入世界核技术先进国家的行列。

　　“厚道之人”

　　1967年，毛泽东在与杨成武谈及聂荣臻时说：“聂老总是个厚道的人。”这并不是毛泽东第一次这样评价聂荣臻。

　　聂荣臻的女儿聂力在《山高水长——回忆我的父亲聂荣臻》一书中，曾提及这样一件事：50年代初，聂荣臻代理总参谋长时，有一天，毛泽东把他叫了去，一见面就猛批，原因是毛泽东认为一封比较重要的电报，没经他看，总参就以军委名义批发了。毛泽东严厉地说：“以后不能越权，凡是以军委名义发的电报，一律先送给我看以后再发。”

　　聂荣臻当时就知道，毛主席批错人了，但他却没有吭声。后来，工作人员在翻查前一阶段的电报时，发现毛泽东批评的那封电报是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以军委名义下发的，而不是聂荣臻批发的。有人问聂帅：为什么不和毛主席讲清楚，背了黑锅？聂帅说：“讲什么呀？以后都注意点，不再出现这种事就是了。”张经武得知此事后，大为感动。

　　在很多老同志那里，有这样一句非常朴实却又极其难得的评价：聂荣臻不整人。即使在打“AB团”那样的严重形势下，他任政委的一军团也没有错杀过一个干部。聂力说：“1944年，晋察冀开高干会议，进行整风。会上，有人给父亲提了不少意见，这里面有很多是过头话，是不实之词，甚至有些是人身攻击。这给在延安参加整风的父亲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父亲的情绪一度低落。抗战结束，他回到晋察冀，那些说过他坏话的人，诚惶诚恐，生怕挨整。可是父亲一律不计较，该使用就使用，没听说哪个人受到打击排挤。”

　　跟随聂帅31年的周均伦，最大的感受是：这位老帅从不背后议论人，更不随便说别人的坏话。让周均伦印象深刻的，还有聂荣臻的严谨。初到聂荣臻办公室工作时，老帅很严肃地向他交代：“张瑞华同志要看文件，你必须要经过我同意。”周均伦说，聂帅的夫人张瑞华其实也是资历非常老的一名党员，但聂帅还是特地交代文件“不能随便给她看”。

　　“聂帅在‘文革’中相对受冲击较小，一是因为毛泽东，二是因为林彪对他了解，知道他不是玩弄权术之人。”周均伦说。

　　聂荣臻与林彪结识甚早：“我在黄埔军校就认识林彪，北伐到武汉后，林彪由黄埔军校毕业分配到独立团实习就是经过我的手分配的。”聂荣臻在回忆录里说。在聂荣臻看来，林彪“平时就是一个不爱多讲话的人，和他共事，推心置腹地交换一些意见，有时感到困难。往好处想，这个人似乎很深沉，往坏处想他，又觉得他很阴沉又有些阴鸷”。

　　比林彪大6岁的聂荣臻对这位搭档早期的评价还包容一些：“林彪还年轻，世故也比较少一些，虽然气盛，但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团结共事的。”早期的林彪与聂荣臻关系较好。聂荣臻告诉周均伦：平津战役结束后，四野大军南下时，林彪还动员聂荣臻回来和他搭档，到四野来当政委。聂荣臻向林彪表态：华北的干部你要谁我给你谁！林彪遂点了萧克等人。与很多人的看法一样，聂荣臻也认为，林彪都是因为叶群才变坏的。

　　1968年，林彪为了斗倒杨成武，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干部大会上，林彪还特意说明杨成武是晋察冀的，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康生则借题发挥：“杨成武的背后还有后台的，还有黑后台。”

　　周均伦回忆，那段时间聂荣臻因为发过一次严重的心脏病而不得不卧床治疗，之前汪东兴的秘书打电话来通知聂帅来参加这个会，后来是汪东兴直接打来，告之会议非常重要，让聂荣臻参加。在医生的劝阻下，聂荣臻没有参加这次大会。

　　第二天上午，叶剑英散步来到聂荣臻的住处，把前一天晚上开会的经过说了一遍。聂荣臻听罢，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众所周知，杨成武是他长期信任的老部下。不久，聂荣臻打电话给叶群询问此事，叶群回答：大家都炮轰嘛，轰到谁是谁。

　　“过了没多久，我记得周一一上班，聂帅告诉我：昨天(周日)到林彪家里去了。他当面问林彪：杨成武究竟是怎么回事？林彪支吾了半天，说了句：他最近不到我这里来了。聂帅很奇怪：他是你的老部下，你给他打个电话，他不就来了吗？林彪也没有吭声。”周均伦回忆。

　　在周均伦看来，最初林彪的目标还是杨成武本人，但是1968年，林彪在一次讲话中将“二月逆流”定性为“反党事件”，聂荣臻就一夜之间也成了“反党分子”。

　　一夜之间成为“二月逆流”中的“反党分子”，聂荣臻经历了此生最沉重的一次打击。有一天，他把周均伦等几个秘书召集到一起开了个小会，他说：“我主观上是想做好工作的，我的所作所为，你们都很清楚，谁知道会变成‘二月逆流’成员，连累了你们，我心里很难过，向你们表示歉意。”三位秘书潸然泪下。

　　不久，按照中央和军委的规定，家里的工作人员要削减，4个秘书只能保留一个。心生失望的周均伦也想离开北京这个是非之地，报名到新疆建设兵团参加劳动。聂帅挽留了他，从此，他陪着这位老帅一直到其生命终点。

　　聂荣臻的爱干净是出了名的。当年在晋察冀，没人敢在他房间里丢烟头，更没人敢在他的房间里吐痰。即使在硝烟弥漫的峥嵘岁月里，他也一丝不苟地注意着自己的仪表，缀满补丁的旧军服整洁、干净，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神清气爽，儒将气质，武将雄风。他率领的部下无一例外地具有良好的军人素质。部队入城后，中南海的警卫战士一听见聂荣臻咳嗽，就赶紧下意识地整理军装。

　　“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风纪扣任何时候都要扣得严严的。”聂荣臻85岁以后，不能走路了，坐上了邓朴方送的一辆轮椅车。坐在轮椅车上的老帅，仍然仪容严整，风纪扣系得紧紧的，衣服穿得板板正正，哪儿不平整，自己够得着的，自己动手整理；够不着的，就喊别人帮忙抻平。

　　这位老帅自始至终都高度关注社会生活。88岁那年，他给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的信中还提出，希望高级干部对子女要严加管教，“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确有少数干部子弟依仗权势为非作歹，或靠父母之荫升官发财。这些极易引人义愤……群众对这类子弟的义愤是对的。我们一定要秉公处理：提拔不当的，该降就降，该罢就罢；为非作歹的，该关就关，该杀就杀。决不留情”。

　　在西北的戈壁大漠，有一块聂帅永远牵挂的土地。自1967年离开之后，由于“文革”越演越烈，此后，聂荣臻再也没有回到过他如此热爱的导弹和核武器试验基地。1992年，93岁的聂荣臻去世。根据他的遗愿，部分骨灰被安放在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的烈士陵园中，永远守候和庇护着他热爱的那方天地和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