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立果到崔健：名利场上的北京大院子弟

来源:《明周刊》第54期作者:花满楼

  
  　　中国最早听披头士乐队的是林彪的公子林立果。他曾经说道：如果有机会去掌握大权，一定让全国人民听摇滚音乐，而不是样板戏。而帮他实现这个愿望的正是他的大院小弟崔健。
 
　　“我记得那是读初中的时候，我们空政文工团的家属坐着大卡车，所有人坐在卡车上去军乐团看参考片，当时看的是披头士。”
 
　　10月17日，中国摇滚“教父”崔健的第一部长篇电影《蓝色骨头》上映。为配合电影宣传，近年来颇为低调的崔健频频接受杂志、电视台专访，聊音乐、聊生活、聊电影创作以及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大院子弟。
 
　　在《蓝色骨头》关于摇滚女青年施堰萍的故事中，部队大院、一水儿穿着军装的大院子弟们，在明晃晃的阳光下，带着崔健特有的一种狠劲，直扑观众的眼帘。
 
　　在那个时代，部队是最阳光灿烂最开放最跟未来与世界接轨的花果山，部队文工团是花果山水帘洞，摇滚乐、随身听、国外进口的舞鞋都可以有，简直是世界透过迷雾照进中国的一束激光，部队大院子弟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完胜今天的富二代，这些背景不晓得就没法看《蓝色骨头》。　　是的，跟姜文一样，同是大院子弟的崔健也在自己的第一部电影里，再次拥抱了那些属于他们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尽管大众视崔健为反叛英雄，但不可否认的是大院生活给予了崔健很多，这是崔健们以后在名利场里拼杀旁人难以企及的优势。
 
 
　　大院子弟的文艺生活
 
　　多年以后，冯小刚在他那本起名无比风骚的自传《我把青春献给你》中这样深情写道：“那是一个星期六，我们在党校的大门外聚齐，然后洋洋洒洒几十人走进党校的大院，绕过主楼，不约而同地向我们的礼堂走去。那一刻，我产生了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好像我们没有长大，好像我们依然是约好了一个时间，到了点，先下楼的就站在楼下扯着脖子一个一个地往下喊，凑齐了一起去礼堂看电影。”
 
　　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大院”特指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军队大院或国家机关大院(主要集中在北京)，而不是平民百姓生活其中的逼仄院子、院落。
 
　　它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而且也是一个文化空间，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式的政治文化空间。大院里警备森严，高干云集，功能齐全：工作区、家属区、体育及娱乐区、医院，一应俱全。加上高高的围墙和威严的警卫，大院几乎成了一个独立王国。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大院不是租界胜似租界。
 
　　王朔就曾经这样描写北京复兴门外的部队大院：“这一带过去叫‘新北京’，孤悬于北京旧城之西……我叫这一带‘大院文化割据区’。”
 
　　而在大院内生活的孩子，理所当然地跟大院外的孩子不一样。诗人尹丽川曾有过很直观的描写：我年少的时候路过那些朱红色的门、白底黑字的门牌和绿军衣笔直的守门的士兵，那些戒备森严的大院以及被它包围起来的神秘莫测的生活，以为那是我永远无法深入之地。初中时有个海军大院的女孩跟我要好，她穿香港买回的衣服，讲述在电视里露面的歌手的私事(与她同属一个大院)，带外国巧克力给我吃。那个时候，最基本的物质满足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都是一种奢华，更妄言物质享受;电视明星更是我们无法接近的外星客。
 
　　更重要的是，在那个禁闭的年代，大院子弟享有的特权不仅体现为物质特权，更体现为精神特权和文化特权。他们能读到、看到、听到的远超于生活在大院外的人。
 
　　曾大受欢迎的电视剧《血色浪漫》里，提到过在大院子弟间广为流传的小说包括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以及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这些书都不是公开出版的，只有供高级干部出入的内部书店才有，据说是供高干们“学习批判”用的，书的封面是灰色或黄色的，俗称“黄皮书”、“灰皮书”。
 
　　还有——现在这已不是秘密——中国最早听披头士乐队的是林彪的公子林立果。他还曾经在一篇自传体文章中说道：如果有机会去掌握大权，一定让全国人民听摇滚音乐，而不是样板戏。而帮他实现这个愿望的正是他的大院小弟崔健。
 
　　特殊的家庭背景让大院子弟们比一般人更能领略外面的世界，能接触到内部书籍、电影以及音乐，这是当时的人不敢想象的，这也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他们能引领风骚的原因，因为他们醒得比别人早。
 
　　红色情结与优越感
 
　　当然，这个清醒的过程也伴随着痛苦与割裂。
 
　　作为寄生于大院和大院文化的特殊群体，老一代革命家的后代，大院子弟很早就树立了远大的政治志向，有接班人的抱负。
 
　　大院附近或市区某些重点中学常常集中了比较多的大院子弟。一位过来人这样描述当时这些“贵族”学校里的情况：由于“红色贵族”相对集中，这些中学里的学生对政治的关心达到了狂热程度。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中国政坛风云变化无常，在老师们乃至校长还一头雾水时，学生们已经准确地知道了中央的人事变动和中央领导的各种讲话，我行我素，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
 
　　北京女作家张聂尔是将门之后，她在小说《将门男女》中记述：身为司令员的父亲柳洞天总要把许多文件带回家给子女看，除了最机密的文件以外，他要让子女和他一起享受军以上干部的待遇，“这是爸爸在政治上培养你们，让你们多懂一点”。
 
　　这种滋养，使大院子弟们自命不凡——“我们坚信自己与众不同，坚信世界会因我而改变”。用著名导演陈凯歌的话讲，这些“文革”前大院子弟的心态是这样的：“他们大多为父辈的业绩感到骄傲，以天生的革命者自居，自以为血统高贵，思想纯洁，堪当国家大任，热烈地向往辉煌的业绩。”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让这样的理想主义瞬间幻灭。他们开始淡出政治运动，变成了玩世不恭的“玩主”，拿着板砖、菜刀，骑着自行车，狼群般出没于影剧院、溜冰场，过上了“阳光灿烂的日子”——打架群殴、溜门撬锁、“拍婆子”。
 
　　这样一种身份定位至关重要：有特权，但是暂时被悬置。一方面，被悬置是暂时的，不同于真正被逐出权力中心的边缘群体。他们的特权意识和实际的特权都被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另一方面，他们短暂的一段痞子生涯为他们披上了一丝潇洒乃至叛逆色彩，使他们显得更加与众不同，获得了附加的文化资本。
 
 
　　在这样的成长过程里，他们中的一些人做了艺术家，也成了一代人心目中的英雄——崔健是反叛英雄，王朔是反文化英雄，姜文是重新解释英雄主义的英雄。
 
　　其中，王朔影响巨大，他的一系列小说让北京城大院子弟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顽主》直接成就了米家山以及后来的冯小刚;《动物凶猛》被姜文拿去拍成了那部经典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叶京则根据他的《玩的就是心跳》拍出了《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王朔们以这种叛逆的或者说“非主流”的方式阐释自己的大院子弟时代成就了英雄的地位。然而，大院子弟的“红色情结”以及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大院子弟优越感是他们怎么也甩不掉的。
 
　　所以冯小刚会成为春节联欢晚会的总导演——按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要报某个对他很好的领导的恩。他甚至还有可能成为国庆70周年阅兵式总导演。而姜文至今还有扮演最高领袖的愿望要去实现。王朔则在多次的文坛骂战中表现出在皇城根下的优越感。至于崔健，他习惯戴的那顶帽子或许不仅仅是一种摇滚叛逆和政治波普，也有潜意识里面大院子弟红色意识的绵延。
 
　　远去的时代
 
　　但是，现在越来越少人想听他们说话了。
 
　　2013年，曾经无往不利的王(朔)冯(小刚)组合再战江湖，在当年年底推出贺岁片《私人订制》。
 
　　虽然有着两块金字招牌加持，但这部电影却收获如潮恶评。著名的《好莱坞报道者》如此评价：“一度身为无人可以挑战的中国喜剧大师，如今贡献出这样一部太俗气不连贯又不好笑的喜剧，刻意的笑点和笨拙的社会评论掩盖了本该发光的一线卡司和高昂的制作成本。第一个贪污的故事把社会的风化沦丧推到百姓身上，将老百姓不是省油的灯作为贪官猖獗的理由之一，价值导向显得简单可笑。”
 
　　对此，冯小刚直接破口大骂，“从《一九四二》到《私人订制》，你们的嘲笑和狂欢恰恰反映了你们的浅薄，我看不起你们，别再腆着脸引领观众了，丢人。”并就此反问影评人：“如果我是一个笑话，你们是什么?”
 
　　一直以草根自居的冯小刚在《私人订制》里“带着简单粗暴的敌意在嘲笑普通民众”。其实并不矛盾，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冯小刚从来就不是草根——他们叫大院子弟。他们一直高高在上俯视众生，所以冯才会脱口而出“我看不起你们”。
 
　　冯小刚们因着祖荫和自己的聪明努力占据最大部分的社会话语权，但人生就是这样，你在这个十年活在时代前列，不代表下一个十年也一样。
 
　　他们的思想资源已经停滞在那个时代里，剩下的只有可怕的重复与日复一日的商业攫取。他们肯定曾经，鄙视当下。他们觉得这个时代缺乏心灵，但他们的心灵，却满是失落，怀疑，鄙视与虚妄。
 
　　正如有人如此评论道：“我们不再稀罕他们的知识他们的经验，我们懂的东西，已经远远超过他们。因为，更好的时代已经扑面而来。”
 
　　空军大院、海军大院、全总文工团……当年庞大院落的神圣诱惑已消失殆尽，如今最惹眼的是豪宅、别墅、私人俱乐部。文化资源的平等，英雄主义的覆没，经济决定一切，网络时代的来临，大院不再构成特殊的文化土壤。
 
　　大院文化及其孕育的大院子弟们的传奇是到了深藏功与名的时候了。试问现在的90、95后，又有多少知晓“大院”何指?
 
　　这是件再好不过的事——所有的院落都有围墙，早就该拆。虽然会听到一些遗老遗少的抱怨。